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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衰亡的命题源自于波利比乌斯。在其叙述罗马兴起的名著《通史》中，波利比乌斯提到了有兴必有亡。在庆祝强劲的对手迦太基被攻灭的场合，领导了彻底征服迦太基之战的罗马统帅小西皮阿（Scipio Africanus the Younger，前185—前129）不无慨叹，他预感到罗马也将会有衰亡的那一天。“波利比乌斯，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但是我却有种可怕的预感，某一天，类似的命运也会降临到我的祖国。”
与其说这是小西皮阿的历史预感，还不如说是波利比乌斯的历史洞见。他认为：“所有存在的东西都会经历衰落，这是一个几乎不证自明的命题，因为自然界无法违逆的进程，便足以让我们接受这一原则。我们或许可以说，每种类型的国家都会从两个方面经历衰落，其一是外来因素，另一则是内部的演化。对于第一项我们不能列出任何固定的因素，但是第二项，则是会依循有规律的顺序。我已经指出哪一种国家整体是最先演化出来的，何者会继之而来，以及每一种会如何转化到下一种，所以那些可以将我的论证的首尾综合而观的人，便能够对于未来做出他们自己的预测。”
具体说来，衰落的具体演变过程是：“很清楚，长期的繁荣会使生活越来越奢侈，公民们对荣誉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追求功名、不甘人后的欲望，炫耀和铺张浪费的流行，将会导致普遍衰落期的来临。这些变化的始作俑者将会是群众。他们要么愤愤不平，要么狂妄自大，肆意而为，因此不服从他们的领导人，而要求获得最大的份额。在这个时候，宪政就会变成最为动听的自由和民主政体，其实质则是政体之中最为恶劣的暴民政治。”
波利比乌斯是在讨论罗马宪政的时候，为了解释罗马为什么兴起，引入上述关于政体的讨论。他认为罗马共和国综合了三种政体，执政官代表王政因素，元老院代表贵族因素，而人民代表了民主因素。虽然罗马的混合政体比较好地结合了三种政体的因素，但是罗马的政体是否还会因命运使然，陷入衰落呢？显然罗马也不会例外。政体演变的内在规律使得罗马有朝一日陷入暴民政治，罗马衰落。
在波利比乌斯之后不到百年，罗马共和国陷入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之中，关于罗马衰亡的说法和分析在史学叙事中大量涌现。现存著名的代表性作品是撒路斯提乌斯的《喀提林阴谋》。通过记录这一次历史事件，萨鲁斯特旨在说明罗马的衰落。“既然在这里我谈到了罗马的风气，我回溯到更早的时候，简略地说一下在和平与战争年代我们的祖先生活在怎样的体制之下，他们怎样治理这个共和国，他们把共和国留给我们时，共和国是何等伟大！通过逐步的演变，它怎样不再是最崇高和最公正的城市而变成最坏、最邪恶的城市。”
萨鲁斯特并没有像波利比乌斯那样基于政体理论来解释罗马的兴衰，而是以罗马人民的美德作评判标准。罗马人获得自由、摆脱王政之后，渴望荣誉，吃苦耐劳，以便获得名声。罗马人作战勇敢，司法公正，社会和谐。但是在命运的作用之下，随着罗马城邦的繁荣富强，罗马人不再保守昔日的美德，而是渴求金钱、权力，从而引发了无数的罪恶。贪欲使得罗马人骄纵残忍、虚伪、不敬神明和自私自利，政府因此残暴不堪，罗马也迎来了自身的衰落。
共和国的危机最终是以元首制的方式得以克服。奥古斯都·屋大维保留了共和国的政体形式，但是自称“元首”（Princeps，即第一公民），又接受了尊号“祖国之父”（Pater patriae）和“奥古斯都”（Augustus，即神圣的），行元首专制的政体之实。元首制标志着罗马帝制的开始。罗马帝国的诞生，意味着一次深刻的历史变革。在经历了罗马共和国晚期漫长的内战和纷争之后，通过取元首专制与共和传统二者之长，奥古斯都领导罗马共和国度过了政治危机，步入了长达两个世纪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时代。但是，当时人们并不能像我们这样熟知奥古斯都以后的历史，对于这种折中方案，他们不仅有些无奈，也颇不情愿。在名著《建城以来史》中，历史学家李维明确地表达了这一复杂的情绪。“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应当密切地注意这些问题：曾有过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道德；在和平和战争时期，通过哪些人以及运用哪些才能建立和扩大帝国；然后应注意到纲纪逐渐废弛，道德可以说先是倾斜，继而愈加下滑，最后开始倾覆，直至我们既不能忍受我们的罪过，亦不能忍受补救措施的今日。”
在李维看来，当时的罗马人处在一种非常尴尬的处境，既不愿大刀阔斧地改革，也不想忍受现状。萨鲁斯特和李维都拿道德说事，但是道德其实不能也不应该对历史的兴亡负责。如同随后的史学家塔西佗所言，即使是最为堕落不堪的时代也有道德高尚之士，反之亦然。因此，萨鲁斯特和李维的感伤更多地反映了共和国末期、元首制初期罗马贵族的不适感；至少从共和向元首制的转变激发了部分罗马人尤其是元老精英们的危机意识，也并没有因为随后的罗马和平而有所减少。
到安东尼王朝（96—192）时，帝国的文治武功步入极盛时期。诚如当时的史家阿庇安所言：“在长久和平与安定的时期，一切都已经向持久的繁荣进展。”
在这种空前繁荣的社会经济背景之下，对帝国进行歌颂的史家众多，顺应历史变迁重新总结历史经验的佳作并不鲜见。所谓盛世修史，斯之谓矣。但也就在这个帝国繁盛的时期，历史学家塔西佗却撰写了一系列作品，不仅对皇帝们及其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而且系统地提出了“罗马史学衰落”的命题，作为罗马衰亡的反映。
塔西佗所提出的这一命题，影响深远，至今仍然是罗马史学的盛衰分界线。基于塔西佗的分析，现代史学史教材普遍认为，古典罗马史学的衰落是随着帝国的建立和发展而发生的。到2世纪则进入急剧衰落期；至3世纪以后，就决定性地衰落了；此后百余年，竟然没有一部像样的拉丁文史学作品。在这一经典的史学史叙事中，历史学家塔西佗成为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以他为转折点，古罗马史学史被一分为二，前盛后衰。如美国学者汤普森说：“塔西佗死后，不仅兴旺的历史著作时期宣告结束，而且全部拉丁古典文学也告一段落。”
苏联学者科瓦略夫也认为古典文化在罗马帝制时代还非常繁荣，但是与共和国晚期相比就大为逊色。到塔西佗的时候，罗马史学达到其“最高峰”，此后古典文化就遭遇到全面的危机，走向僵化、形式主义，“颓废的象征最有力地表现在2世纪”，并“准备起了3世纪的危机”。
塔西佗的观点之所以在现代学术界引起回响，是因为现代史家也与他有着同样的政治假定，即元首专制会削弱人民对国家的效忠感和认同归属感。如著名的史学史家布莱扎赫所言：“‘罗马的和平’使得罗马帝国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但是这种满足感甚至是伟大性并没有激起广大人民对罗马历史的巨大自豪或者好奇心。在公元200年之后，最后一部取材广泛的罗马史（狄奥的《罗马史》）被撰写出来……在狄奥之后，历史著作越来越少了。可能抄写传承古典作品者仍然不乏其人，但是所有人都对整个罗马历史丧失了兴趣。”
文明形态史观的代表性人物、英国大史学家汤因比甚至以共和转向帝制作为文明衰落的标志。“大一统国家基本上是消极组织……是曾经具有创造性但已经失去创造能力的少数人的产物……大一统国家显然是社会衰落过程的副产品，而且他们的出生证书已经明确无误地表明，它们是没有创造力的，它们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我国的西方史学史教材也基本上接受这种经典性解释框架，与此同时，还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化。一方面中国史学家认为帝国初期的史学与共和国时期相比仍有进一步的发展，在安东尼王朝时期，甚至还经历了一段“文艺复兴”，涌现出史学大师塔西佗等人，“罗马知识分子有了短暂的发挥创造力的机会”
。虽然这种复兴也只能是将“最后一部分后劲释放出来”，罗马史学衰亡的颓势难挽
，从此陷入危机，江河日下。另一方面，中国史学家也看到了专制君主的统治给史学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古今中外的专制皇帝，最畏惧恼怒的就是史家的不屈之笔，因此对史学的控制也最为严格，如果碰上暴虐无道之徒当了皇帝，史家受到的残酷迫害就更不消说了……特别在尼禄、都密善这类暴君统治（之下），史学受到摧残最为严重，用史家塔西佗的话说，那就完全是‘死气沉沉’的暗无天日之时。”
富有长期反思古代皇帝专制制度经验的中国史家对皇帝专制抱有自觉的批评意识。但是，中国历史的经验表明，皇帝专制对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限制史家的政治表达自由，固然会使得历史写作与帝制之间呈现此消彼长的张力，但中国古代还流行“盛世修史”的传统。这种历史现象提醒我们，关于从共和向帝制的转变导致古典罗马史学衰落的观点，还需更加细致也更加客观的辨析。诚如《剑桥古典文学史》所提醒过的那样：“皇帝们的专制统治可能严重影响到像陆康（Lucan）和塔西佗这样的作家的视野，但是大谈政体危及某种特定的文学体裁和演说风格，也是不太靠谱的。”
历史学家尤其需要重新评价塔西佗所提出的罗马史学衰亡与罗马衰亡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