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全球化的转型研究

古代晚期研究迅速地影响到国内学术界，促使汉语学界重估早期基督教会史。彭小瑜、王晓朝、夏洞奇、吴飞、王涛、包倩怡等学者的研究，将以杰罗姆、奥古斯丁和教宗格雷戈里一世为代表的古代晚期教父置于新的视野下。这些教父不仅在创造思想史上的经典，而且也是在面对现实需要，积极消解当时社会危机给基督教带来的焦虑。 除了回应国际学术潮流，他们的研究也表明，在介绍和学习国际学术的同时，基于非常不同的历史文化体验，基于独特的中国视角，汉语学界的中古早期史研究者可以提出新的研究问题，并参与到古代晚期、中古早期宏大历史叙事的重建之中。

按照黄春高教授的总结，在汉语学界，欧洲中古史研究的第一个阶段是“编译阶段”。 尽管编译的渊源业已不可详考，但明末清初的传教士就带来了一些关于中古欧洲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这些观念只能是当时欧洲流行的观念，是为了从基督教会的角度讲述基督教会信仰的传播史。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时期，又有历史学术的大规模翻译活动。那个时候的欧洲中古史是作为西洋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以满足西洋史教学需要。当时的编译者，带有强烈的启蒙色彩，认为中古欧洲历史作为世界潮流的一个必经阶段，与现代西洋史一道，代表了世界文明演化之正轨，其经验也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之故，他们编译的作品也难免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味道。在那个时候，大学历史教材大多使用英文原版，这不仅有利于学生们对西洋历史获得原汁原味的了解，也为学生们进一步去西方大学留学做准备。所谓与国际接轨是也。

早期的编译活动，使得我们接受了英语世界流行的中古早期史解释范式。这个解释范式认为，中古早期是从古代向中古的过渡时期，蛮族固然提供了新鲜的血液，但也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使得文明出现了严重的倒退，西欧历史暂时陷入黑暗时代。李泰棻所编之《西洋大历史》出版于1924年，作者“所引东西名著凡百余种”，算是全面引入西洋史学的一部早期代表性著作。中古历史部分的参考图书11种，史料一册，即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 《西洋大历史》的“中古编”对中古欧洲历史有较为系统的论述。除了编译史事之外，作者也发表了一些综括性的看法。其论东罗马帝国云：“西罗马亡后，东罗马帝国，维持势力于东方者，殆及千年，然国事不振，官吏婢妾跋扈于上；近卫军队，弄权于下；纲纪颓废，党派轧轹，苟延残喘，仅保命脉而已。” 李泰棻也将中古欧洲历史称为“黑暗时代”，但是，对其评价还是比较积极的，尤其是对教会并无偏见。例如，罗马帝国的灭亡与基督教没有多少干系。

编译活动有利于与国外学术潮流的直接对接，使得中国学人能够了解西方世界流行的中古早期欧洲史观。大量的编译活动都极大地方便了中外学术交流，成为中国读者了解中古早期欧洲的重要渠道，构成了欧洲中古史研究中的长时段性学术史因素。一旦突破对某个语种的研究成果的片面依赖，多渠道、多语种同时推进，编译引介就会极大地开阔中国学者的视野，有开辟学术源流之功。编译作品难免有错漏缺失，令人爱恨交织，但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的编译成果，见证了中国的欧洲中古史研究从无到有，从了解世界到充分了解国际学术以至于今日密切互动。其经历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20世纪三次大规模的翻译引介周期。第一次是清末民初开始的东学与西学翻译。这个时期，大体上存在两种渠道获知英美学界的欧洲中古史知识。一个是“东国”，即日本学术界，如上文所提到的李泰棻；另一个渠道则是直接翻译和引进英语作品，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有何炳松等。1920—1922年间，何炳松先生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中古欧洲史”。为了编写讲义，他以詹姆士·罗宾逊所著教材《西部欧洲史》、詹姆士·罗宾逊和比尔德合著之《欧洲史大纲》为蓝本，加以编译。何炳松先生敏锐地发现，当时的西方学界正在重新评价中古历史，消解其黑暗性。“昔日研究中古欧洲史者，以为自罗马帝国西部瓦解以后，数百年间，文化荡然无存，遂名此期为‘黑暗时代’（Dark Ages）。以为当时之欧洲，民智闭塞，秩序大紊，与古代希腊罗马之文明既异，与近世之开明亦大不相同。然近来研究中古史者，渐知所谓黑暗时代者，亦未尝无文明之进步及产生。实则当时之活动及发达，与其他各时代等；而近世之文明，亦多渊源于中古。” 虽然如此，但他还是承认，中古早期仍然是非常黑暗的。“西部欧洲之文化，暗淡异常。自Theodoric在位时代至Charlemagne在位时代，前后凡三百年间，竟无一人能用拉丁文将当时事实为文以书之者。盖其时事事足以摧残教育而有余。所有巨城——罗马，Carthage, Alexandria, Milan——或为蛮族所蹂躏，或为亚拉伯人所占据。古代图书之藏于神庙中者，基督徒每设法毁灭之以为快。” 虽然如此，族群融合与基督教会也保存了文化，为未来欧洲的发展孕育了新的生机。在第一次编译阶段，中国的欧洲中古史还是以参考各种外文教材为主，主要是为了满足各级教学之需。立足于原始史料开展的研究比较罕见。

第二次大规模的编译阶段，从1949年至“文革”结束，以全面引入苏联、东欧学术为基本特征。这一次与上一次不同，更有政府通过外交方式有组织地全面引入苏联的教育体系，历史学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负责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简史等公共课程的建设。这一时期引进的苏联型中古世界史与第一次编译时期的西洋中古史有着比较大的不同。中古时期是整个世界都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而不仅仅唯西洋史的一部分，亚洲各国也有中古时期，以封建社会为基本特征。其中中古早期“约自公元5世纪末到11世纪，这是封建制度形成和发展的时期” 。其具体内容包括三个部分：罗马帝国的灭亡和“蛮族”诸王国的建立、法兰克王国封建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中古早期的世界其他地区。与西洋中古史相比，一方面世界中古史线索明晰，即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另一方面，因为线索更加单一，所以能够比较轻松地将世界其他地区的5—11世纪的历史都吸纳进来。当时教育部颁行的教学大纲规定的参考书目凡35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20种、必读参考书3册（苏联中古史教材译本）以及补充参考书12种。补充参考书以其他历史教材为主（8种），史料选编为辅（4种）。

与第一个阶段自发地编译英语学界的西洋中古史相比，这一阶段完全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中古史学科。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陆续翻译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古早期历史作品，尤其是社会经济史方面的成名作。如乐文所译皮朗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耿淡如翻译的汤普逊所著《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上、下册）。从苏联传入的世界中古史的普遍性模式也与中国古代史研究模式努力对接。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封建社会模式，中国古代历史以拼合的方式，获得了融入世界历史的便利契机。以这种嵌入的方式，中国历史迅捷地融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之中。在这一框架之下，中国学者开展封建社会类型学的区分和建立，通过比较研究，进一步细化和改良苏联模式，为马克思主义封建社会史学增添了更多的丰富性。

第三次大规模的编译阶段自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迄今仍在蓬勃发展之中。在这一阶段，以陈志强、徐家玲为代表的中国史家大大拓展了从罗马帝国向拜占庭帝国的转型研究。从拜占庭专制皇权、拜占庭文明特征的建设等方面，紧跟国际前沿，编译经典史料和研究成果，与国际学界互动。 戚国淦、寿纪瑜、陈文海、李云飞、瞿旭彤、刘寅、陈莹雪、罗三洋、谢品巍等学者将中古早期史料介绍并翻译成中文。

吸纳最新研究成果，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第三阶段取得的最大成果。马克思主义史家扬弃了传统的断裂论，一方面肯定古代罗马帝国晚期存在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另一方面则试图挖掘同时发生的生产关系和劳动者人身依附状况的改善。这一解释理论也符合源远流长的二元化罗马衰亡史观。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生产方式从奴隶制转变为农奴制，在此基础之上，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这个过程是通过革命来实现的。“在这作为帝国最后几百年的特征的普遍迫害与奴役之中，奴隶和自由贫民之间、奴隶和隶农之间、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之间的旧的区别消失了。所有的人同样地受到压迫，所有的人同样憎恨共同的压迫者和博学者——罗马国家。外面的革命力量——蛮族和内部的革命力量结合起来了。”而罗马帝国“这一次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日益瓦解的奴隶制国家已不能经得住来自内部的革命和来自外部的蛮族压迫的联合打击了。它不得不垮台了”。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更多地注意到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复杂性，通过与中国历史的比较，他们适当地强调了西欧这一历史时期的特殊性。例如，马克垚先生将经济基础的转变与政治变革从时间上进行了区分。“从经济革命，即从经济基础的转变说，罗马帝国晚期、公元3世纪时大约已经完成了，但他的上层建筑的变革，即政治革命，却发生得比较晚，斗争的水平也比较低……没有一个新兴阶级起来领导斗争，只有被压迫群众分散自发的反抗。最后是日耳曼人的到来，才促成了这场转变。” 这种独特的转化使得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相对较为漫长，发展也较为缓慢。

2006年，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魏可汉则集合各种物质文化方面的证据，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对这一过渡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他认为随着罗马帝国的政治衰退，统一的税收和贸易网络逐渐消失，开启了地方化时代，发展出十个不同的经济区域。这十个区域分别是：罗马北非西部、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不列颠腹地、意大利、西班牙、高卢和法兰克尼亚、英格兰和威尔士、爱尔兰，以及丹麦。大体说来，在罗马帝国东部，跨地区的联系残存较多；而在西北部地区，则消失得最为彻底。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东部的贵族还是倾向于在城市定居，得以大体维持其财富。而西部的贵族则转向农村，从而相对贫穷化。但是随着地主阶级直接经营地产的兴趣转淡，农民的状况得到改善，村社形成，农民生产方式登上历史舞台。 魏可汉认为，尽管存在着地方化发展和地区差异，但是也有相对统一的变化趋势，即各种不同类型的农民生产方式的形塑。

但魏可汉遗忘了基督教会及基督教，这个明显的缺憾很快就得到了学术界的弥补。2017年伊恩·伍德教授出版《罗马帝国西部的转型》一书，在彼得·布朗的研究之上，重点回应了罗马帝国衰亡模式中的“教会的胜利”这一观点。他认为衰亡论富有启发，但是远远不足以说明古代晚期的历史变迁。问题在于教会史叙事与社会经济政治史叙事互相有点脱节，而他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就是“把宗教和教会重新整合于迄今为止世俗生活为主的历史叙事话语” 。他认为，到600年的时候，教士和修道士等似乎取代官僚和士兵构成了社会重要的供养问题，社会资源已经明显地向教会倾斜，教会经济取代了罗马帝国的军事经济，西部罗马帝国转型为一个由全面基督教化的王国构成的世界。为了便于开展旧大陆各文明的比较研究，伊恩·伍德将中古早期社会称为“神庙社会” 。

伊恩·伍德的总结提炼了未来中古早期欧洲史研究的学术共识，即将宗教、政治与社会经济紧密结合起来研究。跟国际学术潮流同舞，中国史家业已意识到，转型研究涉及折中衰亡与转型范式，不仅新的时间段、地域范围和历史现象需要我们尽快吸纳 ；而且更多的史料在等待着我们的阅读和分析。我们基础薄弱，积累有限，这是我们亟须弥补的短板；但在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过程中，我们更加容易做到客观、全面地评估史料和研究动态。 潮来潮往之间，中国的中古早期欧洲史研究者们业已与世界同行彼此对话，共同迎接全球化中古早期欧洲史研究，探索从古代向中古欧洲的转型，贡献中国学者的声音。

兴亡乃是政治史的常态。古人云：兴亡本无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我们梳理了中古以降的学术动态，就需要返回到古代晚期和中古早期的历史现场，去探知时人又是如何看待罗马（帝国）衰亡这个话题的。 Dg1qnCWhBqAE5Nakth26Wz/25kixCsygin95nt67ikgDrIkNMWjUsHO+ltm01Iw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