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南宋后期政治中的“双重委托”

笔者曾经探讨过北宋后期君主操控权力的方式，总结为如下几种类型 ：

在这些事例中，在熙宁宰相王安石、元祐垂帘时期的司马光与吕公著、徽宗朝的蔡京身上，都能看到“委托制”的影子，其中蔡京常被视为“权相”。确实，“权相”是观察委托制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当历史进入南宋，“权相”成为政治的关键词之一，故更能看到相当程度委托制的复兴。

关于南宋前期秦桧专权，刘子健认为，宋高宗赵构最大的需要是有一个人帮他决策和议，同时负责去执行、镇压其他的臣僚、担当不利的批评，这人便是秦桧，而高宗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权势；至于高宗禅位为太上皇帝，实际等于他用孝宗做丞相 。因此，由于特殊的立国方式，南宋前期就已经建立起了君相（或太上皇帝—皇帝）的“委托制”。刘子健的分析极好地揭示了南宋“权相”政治的基础，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南宋中后期的权相之性质。

宋宁宗（ 1194—1224在位）朝直到南宋灭亡，又出现了韩侂胄（1152—1207） 、史弥远（1164—1233） 、贾似道（ 1213—1275）长期把持朝政。学界对南宋后期的权臣已有不少研究，尤其对其时政治体制已有较一致的认识。比如，学者注意到了韩侂胄假借御笔、内批以操纵朝政的特点 ，也突出了其作为近习、外戚的身份，或称之为侧近政治 。与韩不同，史弥远专权依赖宰相兼枢密使的政治体制、宰属的壮大 。这些研究提示，史弥远专权同样可以归入“委托制”的范畴。

但仅关注君相之间的委托仍是不够的。南宋长期处于战时状态，特别是13世纪初金衰蒙兴之后，宋朝边境日益陷入危局，愈演愈烈的边患又反过来深刻塑造了内政的形态。为了因应内外形势，南宋后期在君相委托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双重委托”的局面。双重之第一重即“君相委托”，形成所谓“权相政治”，而如上所述，君相委托在南宋初年就已出现。第二重，则是在重大的军事挑战面前，权相史弥远将边事委付给江淮、京湖、四川沿边制置使，令其担负抵御外患之责，形成“相阃委托”。君主—宰相—制阃之间的委信，可以说是南宋后期政治最大的稳定器，也把南宋的内政与对外关系联结了起来。

在这种“双重委托”结构中，“权相”是内政、边事的轴心。那么，如果权相退场，双重委托消失，内外政事会呈现何种局面呢？恰好，自史弥远去世的宋理宗绍定六年（ 1233 ）到贾似道掌权的景定元年（1260）之间，一般认为不存在权相（史嵩之除外，详下文）。这段历史正提供了一个从反面观察南宋“双重委托”的契机。

本章和下章的任务，就是从正反两面去理解“双重委托”之于南宋政治的意义。 yaVPgGo3YntPzSEADbe1dMITIIdrIU2AJg7fx79uG2uSO77ZbMDFmJKTM/9cPTv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