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唐以来的“内职”与王朝结构变化

如果唐宋宰相概念最为基本的要素是“枢机”，则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枢机”作为“近要之官”，并不限于宰相。前引祝总斌所担心的——“举凡皇帝身旁大小臣工、佞幸、宦官、小吏，都有可能随时转化为宰相”——也就不是没有道理。赖瑞和曾把唐中叶以后的宦官、翰林学士承旨视为有实无名的“实际（ defacto）宰相” 。这一说法很有道理，只是“实际宰相”应是指它们都具备“枢机”性格。简而言之，宰相是枢机，而枢机不止宰相。更加明显的例子是宋代的宰辅机构——中书门下、枢密院两府。两府皆是“枢机” ，其中“中书门下”与唐代的继承性比较直接、明显。至于枢密院，学者已详细讨论过唐代的宦官“内枢密使”如何“外朝化”，演变为宋代枢密院 ，基本印证了祝总斌所担心的转化。

故笔者认为，宋代枢密院的形成不能仅仅理解为内朝外朝化的结果，而更应理解为唐宋君主复杂多样的“枢机”创生、演化的结果。这就必须涉及唐至北宋前期非常重要的概念——内职。唐代史籍中所见的“内职”皆指翰林学士。五代、宋初的“内职”范围则已扩展，《旧五代史·职官志》所言“内职”包括枢密使（崇政院使、宣徽使），建昌宫使、三司使（国计使、内勾、租庸使），金銮殿大学士、端明殿学士、翰林学士 。宋代的“内职”概念见《宋史·职官志总序》：“枢密、宣徽、三司使副、学士、诸司而下，谓之‘内职’。” 可见，从唐到宋，“内职”大抵包括了学士、诸司使（原为唐代宦官担任的内诸司使）、财政使职三个部分 。最终成为宋代宰辅机构之一的“枢密院”源自唐代的内诸司使，“内职”中的财政使职则发展为“位亚执政”的“计相”三司使，亦可计入广义的辅政群体，学士的角色则变化不大。

为什么唐五代的内职有些转化成了宰辅，有些则没有？在“枢机”而不是“内朝”概念下去分析这些官职，可以对唐至宋君主支配模式有更深入的认识。

1. “佞幸”与学士

所谓“佞幸”是相当重要的君主近要，也就是枢机，不过其成分比较复杂。史称唐德宗（ 779—804在位）晚年“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县令以上皆自选用，中书行文书而已”，又有一批佞幸如裴延龄、李齐运、王绍、李实、韦执谊、韦渠牟“权倾宰相，趋附盈门” ，而这些人不可一概而论。

裴延龄、王绍、李实皆当时的财政大员。王绍贞元（785—804）中历任仓部员外郎、户部侍郎判度支、又迁户部尚书，表现出不凡的理财之能，“德宗以绍谨密，恩遇特异，凡主重务八年，政之大小，多所访决” 。陆贽劾裴延龄则说：“国家府库，出纳有常，延龄险猾售奸，诡谲求媚，遂于左藏之内，分建六库之名，意在别贮赢余，以奉人主私欲。” 李实则在贞元二十年春夏旱欠之际，不顾民生，“方务聚敛征求，以给进奉” 。可知裴延龄与李实皆因为天子聚敛而深得唐德宗的欣赏、信赖。随着唐朝逐渐面临户口、财政危机，君主信任财政能臣就不罕见。唐玄宗开元（713—741） 、天宝（ 742—755）年间，“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 ，皆开元之幸人也，或以括户取媚，或以漕运承恩，或以聚货得权，或以剥下获宠，负势自用，人莫敢违” 。《旧唐书·韦坚传》云：

（韦坚）姊为赠惠宣太子妃，坚妻又楚国公姜皎女，坚妹又为皇太子妃，中外荣盛，故早从官叙。二十五年，为长安令，以干济闻。与中贵人善，探候主意。见宇文融、杨慎矜父子以勾剥财物争行进奉而致恩顾，坚乃以转运江淮租赋，所在置吏督察，以裨国之仓廪，岁益巨万。玄宗以为能。

王 亦近似：

玄宗在位多载，妃御承恩多赏赐，不欲频于左右藏取之。 探旨意，岁进钱宝百亿万，便贮于内库，以恣主恩锡赉。…… 威权转盛，兼二十余使，近宅为使院，文案堆积，胥吏求押一字，即累日不遂。中使赐遗，不绝于门，虽晋公林甫亦畏避之。 ^[1]

无论是玄宗朝诸人，还是德宗朝的裴延龄、王绍、李实，都是因为敛财得力而深得君主信任。这些人以财政官员充君主枢机，与唐前期以诸司官员身份知政事者，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相比之下，德宗朝的韦执谊与韦渠牟、李齐运有所不同，他们是朝夕侍从皇帝之角色，与皇帝更为亲近。韦执谊“以文章与上唱和，年二十余，自右拾遗召入翰林” 。他于贞元元年为翰林学士，至贞元十二年前后出院，此后仍时被德宗召入禁中 。韦渠牟在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生日的儒释道三教论辩会上“枝词游说，捷口水注”，因口才、诗文深得德宗的赏识，德宗在延英对宰相之后，常常又召韦渠牟论事 。史称“渠牟形神恌躁，尤为上所亲狎，上每对执政，漏不过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语笑款狎往往闻外；所荐引咸不次迁擢，率皆庸鄙之士” 。李齐运则是德宗游赏之侍从：

改宗正卿，兼御史大夫、闲厩宫苑使。改检校礼部尚书，兼殿中监。寻正拜礼部尚书，兼殿中监使如故。其后十余岁，宰臣内殿对后，齐运常次进，贡其计虑，以决群议。

李齐运当是先任闲厩宫苑使，任殿中监、监使后仍兼闲厩宫苑使。案殿中省本为服务皇帝生活的机构，“总尚食、尚药、尚衣、尚乘、尚舍、尚辇六局之官属”，理论上是随时侍从皇帝的人员 。闲厩使则始置于武则天时期，“以殿中监承恩遇者为之”，后兼宫苑之职，掌御马、押“五坊” 。可知李齐运在德宗时掌领暴横之“五坊小儿”，实乃德宗田猎享乐之第一助手。

可见，同为德宗之“佞幸”，裴延龄、王绍、李实是以君主枢机兼行有司（财政）之事，韦执谊、韦渠牟、李齐运则是近侍，一般不能直接指挥有司。

而多数翰林学士与韦执谊一样属此类。“翰林为枢机宥密之地” ，但因其下无有司，故可谓单纯的“枢机”，真正的“内职”。毛蕾指出，翰林学士可在决策的审核、撰制阶段发挥作用 。叶炜指出，唐后期翰林学士与宰相议政方式不同，翰林学士主要是回答皇帝咨访、充当顾问，而宰相则是主动提议 。正因为翰林学士无施行庶事之权，故他们的活动往往与宦官、宰相等人密不可分。观唐代诸学士院记、承旨学士记、院使记，可知在学士院内，宦官翰林院使、学士使与学士乃一合作、不可分离之团体 ，学士与宦官多有合作 。且翰林学士与中书门下宰相亦不得不合作，具体见下案例分析。

唐德宗去世后，顺宗（ 805在位）即位，随之发生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正说明翰林学士为代表的君主侍从在运转庶事方面的困难。此时韦执谊已经由翰林学士升为宰相，但顺宗不能视事，故而只有宦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能贴身服侍皇帝 。王伾、王叔文则稍在外：

（王）伾以侍书幸，寝陋，吴语，上所亵狎。而（王）叔文颇任事自许，微知文义，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无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杮林院，见李忠言、牛昭容等。

可知以顺宗为核心，近要者第一层是李忠言、牛昭容，李忠言当是宦官集团的少数派，否则不至于依赖王伾以结王叔文 。第二层是可入杮林院的王伾、可入翰林院的王叔文，二人皆是侍从。

但王叔文仍然只是翰林学士，不足以运转南衙，故而引韦执谊为宰相，“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宣于中书，俾执谊承奏于外” 。没有宰相的配合，作为学士的王叔文就会陷入窘境。《旧唐书·韦执谊传》云：

执谊既为叔文引用，不敢负情，然迫于公议，时时立异……叔文诟怒，遂成仇怨；执谊既因之得位，亦欲矛盾掩其迹。

例如，羊士谔公开批评王叔文等人，王叔文欲杀之，但韦执谊终以为不可，遂贬 。除了韦执谊，宰相高郢、郑珣瑜亦不配合 。

作为补救措施，王叔文有两个重要的举措。一是担任财政使职：

叔文初入翰林，自苏州司功为起居郎，俄兼充度支、盐铁副使，以杜佑领使，其实成于叔文。数月，转尚书户部侍郎，领使、学士如故。

因此，王叔文的身份有两重，一是身为翰林学士这一“内职”，同时又是户部侍郎，充度支、盐铁副使，即为财政大臣。故而他其实相当于以盐铁副使知政事者，亦可谓“宰相”。此时的盐铁使是宰相杜佑，“不亲事，叔文遂专权”，王叔文败局已定之后，杜佑方与之立异 。

二是，王叔文冒险欲夺神策军的领导权 。正是这一步激怒了一批宦官领袖，永贞元年（805）八月，他们尊顺宗为太上皇，以李纯即皇帝位，是为宪宗（ 805—820在位） 。这次政变的核心人物是宦官刘贞亮，即俱文珍：

知其朋徒炽，虑隳朝政，乃与中官刘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等谋，奏请立广陵王为皇太子，勾当军国大事，顺宗可之。贞亮遂召学士卫次公、郑 、李程、王涯入金銮殿，草立储君诏。及太子受内禅，尽逐叔文之党，政事悉委旧臣，时议嘉贞亮之忠荩。累迁至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

贞元（785—804）年间，刘贞亮（俱文珍） 、薛文珍（ 《顺宗实录》作“薛盈珍”）皆曾为监军 ，故在永贞元年时必已是地位极高之宦官领袖。其中，薛盈珍于贞元十六年入朝“掌机密” ，“贞元末为内侍省内侍，知省事，充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副使” ，为掌神策军之宦官首领之一。此时的左右神策军中尉为杨志廉、孙荣义，大概他们没有主动挺身拥立宪宗，故元和初很快提出了致仕之请 。要注意，宦官领袖招来的是与王叔文身份相同的卫次公、郑 、李程、王涯诸翰林学士。这些人并非临时与宦官合作，而是早就与其联合，抵制王叔文等人 ^[2] 。

可见，“二王八司马”是一个由宦官、美人，侍从、学士，宰相组成的集团，这个集团既有枢机，也可施行庶事，已然构成一个较完整的朝政运营系统。“二王八司马”的对手在组成上是类似的，但由于宦官首领、多数翰林学士和中书门下宰相的支持，他们显然比“二王八司马”更为强大、完整。最终，随着韦执谊的反水、王叔文因母丧去位又起复不成，仅为“枢机”的李忠言、王伾就毫无所用了。

因此，“二王八司马事件”所反映的，正是唐后期皇帝以“枢机”支配天下的政治结构：君主—枢机—有司。其中的关键是，下领有司、能处置庶事的“枢机”才能成为君主持久的、结构性的支配工具。正是这一点，把翰林学士、纯近侍佞幸与宦官首领、中书门下宰相、财政官佞幸区别开来 。

2．南衙与北司

相对于近侍佞幸与学士，宰相、宦官首领是更为重要的枢机成员。但学者在论及唐后期政治时，往往会使用内、外朝的概念，内朝为宦官、翰林学士，外朝是宰相为首的南衙官僚集团。甚至有学者认为，唐后期内朝的翰林、枢密与外朝的中书门下形成了“新三头”，与旧三省类似，分担了草诏、出纳、奉行的职能 。但是，诸多研究已经使内外朝之分的框架无法成立了。

首先，中书门下并不是单纯的“外朝”之首。其理由已见本文上一部分——中书门下是君主之枢机，且宰相虽不能时时至禁中，但仍可频繁与君主接触、议论政事。在唐后期，保证此种君相沟通的机制就是“延英奏对”，它作为“国家最高决策会议”一般间日（只日）举行，除宰相外，宦官枢密使、神策军中尉也可参与议事 。如前述韦渠牟、李齐运事，德宗既对宰相之后才召侍从，正说明宰臣仍是当仁不让的“枢机”成员。

其次，更重要的是，宦官绝不等于内朝。学者常引宋人王旦语：“唐设内诸司使，悉拟尚书省：如京，仓部也；庄宅，屯田也；皇城，司门也；礼宾，主客也。” 唐末翰林学士郑璘于唐昭宗光化二年（ 899）撰《大唐重修内侍省之碑》称：

而况内侍华省，弥纶列曹，庶务政化之源，四方取则之地。制度素广，标式甚崇，厅宇宏多，梁栋斯盛，建葺必归于允当，周旋暗合于规程。

“弥纶列曹，庶务政化之源，四方取则之地”这样的描述，如无语境，会让人误以为是在谈论宰相机构。

近几十年来，以唐长孺、赵雨乐、李锦绣等人的系统梳理为基础，学者们对唐内诸司使的认识有了长足的进步。目前所知宦官为主的内诸司使名有一百五十余种，涉及机要、军事、赋税、礼仪、供御、修造、通进、皇子诸王等各项事务，触角不限于京城，影庇大量民户。简而言之，唐后期的宦官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谋议、军事、财政、行政系统，极大侵夺了原有机构的事权。至唐末，枢密使、宣徽使、神策军左右中尉为该系统之首，其组织化的程度为宦官干政突出的汉、明两朝所未见 。所以有学者认为，唐后期宦官机构遵循了某种“特殊的官僚化道路”在演进 。

总之，宦官系统不仅是居于深宫的枢机，也是一个可以达于四方、处置庶事的完备系统。故宦官所构成的“枢机—有司”系统是唐后期新出现的君主支配的一大支柱，而不仅仅依靠其神策军力而已。它与南衙一起支持着唐后期的君权不坠，其中任一方面崩溃，都将使李唐的统治终结。正因如此，诛杀宦官对于唐皇帝而言亦是自毁长城的行为。所谓：

虽快一时之忿而国随以亡。是犹恶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为害岂不益多哉！

唐朝的灭亡有很复杂的原因，但唐朝统治瓦解的一个重要制度原因是：唐中后期所形成的新的“枢机—有司”系统，即宦官系统的毁灭。

诛宦官可分为两种，一种针对个别宦官，另一种针对宦官群体。一般来说，前者不会带来重大的政治动荡，而后者往往演变成巨大的灾难。

比如唐文宗（ 826—840在位），一开始与翰林学士宋申锡谋诛宦官，宋的建议是“渐除其逼” ，剑指神策军右军中尉王守澄。宋申锡任宰相后，其谋泄露，但结局仅是被贬，事在大和五年（ 831） 。四年之后，大和九年，唐文宗再谋诛杀宦官，遂成“甘露之变” 。此事第一阶段，文宗与因王守澄而进的李训、郑注合作，在其他宦官的配合下鸩杀王守澄，没有引起反弹。但下一步，李训（或许还有文宗本人）意图诛杀宦官群体，失败之后，包括宰相在内的官僚、吏卒、百姓死者千余人，“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 。从宦官的立场说，除了“魁首”李训、郑注，“其余躁竞进取之徒，枝连叶著之党……莫不尽苞恢网，同抵国章” 。

李训兼为宰相、学士，郑注以医术进，亦至翰林侍讲学士，“二人相洽，日侍君侧” ，亦多结外朝臣僚 。因此，他们与宦官之间的争斗，不可视为内外朝之争，而是两个“枢机—有司”系统之间的矛盾。“甘露之变”之所以后果严重，就是因为双方欲除对方而后快。

在整个唐后期，北司与南衙这两个“枢机—有司”系统之间基本能维持较好的平衡，直至最终唐昭宗、崔胤联合朱全忠屠尽宦官。唐昭宗即位（888）后，费尽心机于乾宁元年（894）除掉了“定策国老”、大宦官杨复恭，既损坏了禁军的实力，也给了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可乘之机，吞并了山南西道 。李茂贞跋扈异常，致使多位宰相、宦官首领被杀。乾宁二年李茂贞与邠宁节度使王行瑜、镇国节度使韩建兴兵入朝，杀宰相韦昭度、李谿，又引来河东李克用的问罪之师，以致京城大乱，破坏严重，昭宗出奔。前引郑璘作于光化二年（899）六月的《重修内侍省碑》即述此次乱后重建之事。

内侍省重建之后，恢复了往昔宏壮，“克叶旧规”。碑文还高度表彰了内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二人“再造庙朝”，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刘季述、严遵美“宣力公家，倾心事主”，呈现了在当时君主、部分士大夫眼中宦官机构、宦官首领在支撑唐皇帝统治上不可替代甚至崇高的地位。也说明了对数位宦官首领的杀伐不足以伤害北司系统之根本。

好景不长，一年以后，即光化三年六月，唐昭宗又在宰相崔胤的劝说下杀了宋道弼、景务修二人及另一宰相王抟 。此时的唐昭宗精神状况已不正常，“忽忽不乐，多纵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恐惧情绪在宦官中流行，左军中尉刘季述、右军中尉王仲先、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四位宦官领袖认为“主上轻佻多变诈，难奉事；专听任南司，吾辈终罹其祸”。光化三年十一月某日，昭宗猎后醉酒而归，夜中“手杀黄门、侍女数人。明旦，日加辰巳，宫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左军中尉刘季述、右军中尉王仲先等以宫内有变为由，发动政变，逼迫昭宗退位 。

次年正月，昭宗得以复辟，刘季述、王仲先、王彦范、薛齐偓并其党二十余人皆被诛杀 。昭宗任命了韩全诲、张彦弘为左右中尉，袁易简、周敬容为枢密使，但君主与宦官之间的信任关系已被破坏殆尽。一方面是昭宗认为“敕使中为恶者如林”，崔胤请昭宗“尽诛宦官，但以宫人掌内诸司事”，另一方面是宦官因惧怕诛杀而“谋以兵制上”；故而昭宗虽有时欲与宦官和解，已不能实现，史称：“既而宦官自恃党援已成，稍不遵敕旨；上或出之使监军，或黜守诸陵，皆不行，上无如之何。” 天复元年（ 901）十一月，中尉韩全诲等劫持昭宗往投凤翔李茂贞：

上不许，杖剑登乞巧楼。全诲等逼上下楼，上行才及寿春殿，李彦弼已于御院纵火。是日冬至，上独坐思政殿，翘一足，一足蹋阑干，庭无群臣，旁无侍者。顷之，不得已，与皇后、妃嫔、诸王百余人皆上马，恸哭声不绝，出门，回顾禁中，火已赫然。

昭宗竟要仗剑抵抗宦官的劫持，临行时“庭无群臣，旁无侍者”。宰相崔胤则早就投靠了朱温，他和另一宰相裴枢都没有扈从昭宗，由此造成了“京师无天子，行在无宰相”的局面 。昭宗不得已，先以卢光启“权勾当中书事”，继而命其“参知机务” ，是为临时宰相；至天复二年正月，又以韦贻范为同平章事 。三月，凤翔城中有一次荒诞的酒宴：

上与李茂贞及宰相、学士、中尉、枢密宴，酒酣，茂贞及韩全诲亡去。上问韦贻范：“朕何以巡幸至此？”对曰：“臣在外不知。”固问，不对。上曰：“卿何得于朕前妄语云不知？”又曰：“卿既以非道取宰相，当于公事如法；若有不可，必准故事。”怒目视之，微言曰：“此贼兼须杖之二十。”顾谓韩偓曰：“此辈亦称宰相！”贻范屡以大杯献上，上不即持，贻范举杯直及上颐。

除了节度使李茂贞，宰相（韦贻范）、学士（姚洎、韩偓）、中尉（韩全诲、张彦弘）、枢密（袁易简、周敬容）就是昭宗当时的整个枢机群体。宴会进行之中，中尉韩全诲逃走，昭宗讥讽韦贻范“非道取宰相”，自言“此贼兼须杖之二十”，韦贻范酒杯直触昭宗的下巴。这是一个颇具象征性的场景——君主与枢机之间的信任关系、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已不复存在，支持唐后期皇帝支配的南衙、北司两大支柱已废，大厦将倾。

诛杀宦官是导致这个结局的重要原因。崔胤、昭宗欲尽除宦官，但此绝非群臣的志向。宰相徐彦若、王抟曾谏杀宋道弼、景务修，建议“俟多难渐平，以道消息之” 。给事中韩偓也劝昭宗与崔胤：

事禁太甚。此辈亦不可全无，恐其党迫切，更生他变。

陛下不若择其尤无良者数人，明示其罪，置之于法，然后抚谕其余曰：“吾恐尔曹谓吾心有所贮，自今可无疑矣。”乃择其忠厚者使为之长。其徒有善则奖之，有罪则惩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万数，岂可尽诛邪！

韩偓的意见是，只针对其中的个别宦官领袖有所处置，而不是从根本上铲除宦官系统。“今此曹在公私者以万数”，意味宦官乃君主枢机与官司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尽除宦官就是自去枢机。

天复三年正月，昭宗和李茂贞在凤翔已无法支撑。为了与朱温和解，李茂贞劝昭宗杀中尉韩全诲、张彦弘、枢密使袁易简、周敬容，史称：“上喜，即遣内养帅凤翔卒四十人收全诲等，斩之。”并其他主要人物共二十余人，凤翔城中诛杀的宦官共七十二人 。昭宗为了活命已慌不择路。朱温控制昭宗之后，与崔胤诛尽宦官数百人 ，后连昭宗身边的“击球供奉、内园小儿”都被杀尽，“上之左右职掌使令，皆全忠之人”；朱温还废除了唐朝的宦官系统：

敕内诸司惟留宣徽等九使（时惟留宣徽两院、小马坊、丰德库、御厨、客省、 门、飞龙、庄宅九使。）外，余皆停废，仍不以内夫人充使。

以蒋玄晖为宣徽南院使兼枢密使，王殷为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张廷范为金吾将军、充街使，以韦震为河南尹兼六军诸卫副使，又征武宁留后朱友恭为左龙武统军，保大节度使氏叔琮为右龙武统军，典宿卫。皆全忠之腹心也。

通过这一翻更迭，唐朝君主的枢机成为朱全忠的枢机，朱梁随之也就取代了李唐。

以上梳理是为了揭示唐后期君主支配的基本结构：君主之外的第一层是包括学士、宦官领袖、宰相、佞幸在内的“枢机”群体 ，诸枢机近要程度有所不同。之外一层则是包括宦官诸司、南衙京内外诸司诸使在内的处置庶事的机构，其中南衙系统自更为成熟。皇帝—枢机—有司构成一个不规则的同心圆结构，如下简图所示。

从上图可见，唐代北司与南衙之争，与其说是内朝与外朝之争，更应该理解为两个不同的枢机—有司系统的并立与矛盾。虽然从唐代的内诸司使到宋代的枢密院之间仍有相当的距离，但宋代二府的基本格局已经在唐后期的君主支配结构中确立了。从唐后期到五代、宋，在中书门下之外，一个新的枢机—有司系统创生、演化、固化。

由此回到本部分开头提到的问题，即皇帝身旁大小臣工、佞幸、宦官、小吏，是否都有可能随时转化为宰相？这一问题基于强烈的士大夫立场，即把宰相之外的角色视为皇权寄生物，但就君主—枢机—有司这一支配结构而言，宰相并非超越其他的独特角色，而是与宦官、佞幸等共同作为君主的枢机。那些具备较为持续、完整的指挥庶事之权限、能力的“枢机”，如唐后期的宦官、部分佞幸，与宰相一道构成了君主支配的支柱。

[1] 《旧唐书》卷一〇五《王 传》，第3228页。

[2] 《旧唐书》卷一五九《卫次公传》，第4179页；《旧唐书》卷一五九《郑 传》，第4182页；《旧唐书》卷一六七《李程传》，第4372页，参考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第374页。 6wknHlPfOH7130Hz4tgAIepRsWEripuVbYxq3NCI1JhJ7dlKeJEclAaK7Wn8i9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