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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君相委托”始于南宋初期，但“双重委托”形成于史弥远时代。绍定五年，袁甫批评宋理宗“高拱无营，自暇自逸，而独使宰辅以有限之筋力，当无穷之忧责”，“自处于无为，乃朝夕督责大臣以有为”
。魏了翁（1178—1237）提到，在尚未得到君主旨意的时候，宰相的命令（省札）已经发出，且其他执政已先于空省札上签字，以方便史弥远之出令：
呜呼，宇宙大物也，非一人所能控搏，虽尧舜犹舍己以从众，虽皋夔稷契犹举贤而逊能。而后世庸贪之相，何等才分？乃欲深居独运，以机务之夥而付之二三阿谀顺指之人。
如此，理宗身为君主而“无为”，却委任权相史弥远“独运”“有为”，又赋予其“先行”的权力，这就是君相委托的特点。
《郑清之行状》记载了绍定三年朝廷决策伐李全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君相委托的上述特点：
上深以为然，云：“当即批与丞相。”公（笔者案，即郑清之）奏：“御批须是：‘以社禝存亡在此一举，苟不用此三人，或有疏失，过不在朕。'”上颔之。既退，知御批已至相府，然至晚无所施行，公转扣相子宅之从臾，忧惧待旦。四鼓后方缴入，黎明出命，朝野欢呼，知贼不足平矣。
史弥远有先行的权力，理宗一般不过问，但在讨伐李全问题上，史弥远因本意、身体状况而并不积极，理宗于是以御批督其落实。该御批饶有深意：如果史弥远坚持不用赵善湘、赵范、赵葵讨李全，那么他需要承担这一决定的全部后果。当然并不能反推如果用三赵讨李全却失败了，理宗本人需要承担后果，只不过理宗用强硬的姿态令史弥远执行他的旨意。这就是前言“陛下既自处于无为，乃朝夕督责大臣以有为”。所谓权臣，就是皇帝委信、督责宰相的产物。
此时的史弥远身体欠佳。绍定三年前后，“弥远病，久不见客”
。绍定三年十二月，理宗诏：“史弥远敷奏精敏，气体向安，朕未欲劳以朝谒，可十日一赴都堂治事。”
治事频率的下降，意味着史身体状况不佳，故颇疏于朝政
。绍定四年，袁甫在《应诏封事》中就提到：“中外多事，国步孔艰，宰臣之勤劳亦已至矣。三数年来，积劳成疾。”
如果是“三数年来，积劳成疾”，那么史弥远在绍定二年左右就已欠安。又，吴泳所撰《周端朝墓志》言，“时宰相病，不能入朝，政事笔多出房闼，中书之务山压川壅。重以边垂外骚，寇贼内讧，郁攸煽虐，怪星昼见”；而彗星出现的时间是壬辰闰月十八日
，也就是绍定五年闰九月
。大约也在绍定五年，吴泳给李 的信中提到：“丞相久病，近作止不常，时事大可虑。”
因此，绍定二三年之后史弥远恐怕都在病中。讨李全之事，既说明了史弥远即使病重家居也具有深不可测的威势，又展现了理宗以御笔督责史弥远执行己意的最高权力。
宋理宗之所以要督责史弥远去落实伐李全之议，从制度而言是因为宋朝君主的出命方式本该如此，更是因为当时在史弥远与前线阃臣之间已结成的委托关系。用陈
（1180—1261）的话说：“自嘉定以来，阃臣率用宰相私人。”
也就是宰相把边疆重任委托给与自己有着牢固私人关系的阃臣。小林晃认为，史弥远在嘉定十一年（1218）的泗州战败后将防卫交给心腹、姻亲、族人，又极力搜集信息、掌控前线
。此说注意到了史弥远任用心腹以主边防，但以泗州之战为界则于史有违。
今案，小林晃所引黄榦致江淮制置使李珏书一通，可说明史弥远在内外任用亲信始于掌权之初：
丞相诛韩之后，所以潜消祸变者，其于大本不为无助，惟其惩意外之变，遂专用左右亲信之人，往往得罪于天下之公议，世之君子遂从而归咎于丞相。丞相不堪其咎，遂断然屏逐而去之，而左右亲信者其用愈专矣。……
若今大敌在竟，更不改图，则大事去矣。丞相所以宠任此辈者，特以为自固之计。大事既去，则虽欲自固，可乎？人之情，言之于安平无事之日则轻于鸿毛，谏之于祸变将至之日则重于千金。今日之急莫大于此。须得一二有识见、有智谋、能议论、识深浅之人，数数遣赴庙堂禀议，使之委曲晓譬，以开其惑。此亦数以手书密布忠悃，苟一言悟意，则大本立而天下定矣。
上引此书第一段言史弥远日益专用亲信，第二段实是劝李珏谏史弥远改弦更张，遣人赴庙堂禀议，且“数以手书密布忠悃”。这说明李珏本人就是史弥远所任用的亲信之一，故黄榦亦对李珏言：“况庙堂之于尚书，亦可谓相知之深者。”
李珏的前任，嘉定八年十一月至九年正月担任江淮制置使的李大东
，亦是史弥远的亲信。嘉定六年末七年初，黄榦在通判安丰军任上与知军郭绍彭不和，李大东身为淮西安抚使，既担心得罪郭绍彭而请改除黄榦，又对黄榦之冤于心不忍，故致史弥远密札以实情相告，最终黄榦改除而郭绍彭被黜
。此事大抵可说明李大东与史弥远的关系，故李珏之后，江淮制置使于嘉定十二年被分为淮东、淮西、沿江三阃，李大东又任沿江制置使三年。赵善湘则从嘉定十二年起任淮西阃，宝庆二年（1226）改任沿江阃，绍定三年（1230）又任江淮制置大使，兼淮西、淮东、沿江于一身。他是史弥远的亲家，“季子汝楳，丞相史弥远婿也，故奏报无不达”
。
其他战区情形大致如此。在京湖，嘉定七年至十四年任阃臣的赵方，是史弥远的旧部，恪守史弥远的政策
。赵方之后的两任京湖制使是陈晐（嘉定十四年）、史嵩之（绍定五年），后者为史弥远之侄不必说，关于陈晐，言者云：“赵（善湘）、郑（损）、陈（晐），故相之肺腑腹心，久任方面，以功自诡。”
或论他们三人“纳赂弥远，怙势肆奸，失江淮、荆襄、蜀汉人心”
。这些言论道明了陈晐亦是“宰相私人”。
四川地区的阃臣变化较大，但也不背离这一原则。嘉定七年以后的四川阃臣有
：董居谊，嘉定七年三月至十二年正月，最为久任；聂子述，嘉定十二年正月至五月；安丙，十四年十一月卒于任；崔与之，至十七年三月被召赴阙；郑损，至宝庆三年遁；桂如渊，绍定元年至四年；李，至绍定六年被召。这些人中，安丙系董居谊、聂子述败后不得已用之。郑损、桂如渊败后，又不得已在绍定四年十月用蜀中老臣李 （71岁）挽救局面
。而除了不得已所用之安丙、李，其余皆为史弥远所用之人。郑损已见前说，为“故相之肺腑腹心”之一，或云其为史弥远之党
。另据叶寘言，董居谊和聂子述皆为胡榘、胡
兄弟所引
。而聂子述与胡榘，正是史弥远最信任的“四木”成员
。
宰相以亲信任阃臣是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志。13世纪初金衰蒙兴，南宋对北方的策略在宋宁宗嘉定以后多有变化，但总体来说就是“以静观变”，最终归于自守
。在形势多变的时代，无论史弥远采用何种策略，其落实都要依赖前线阃臣。黄宽重曾指出，面对北方危机，史弥远采纳了程珌（1161—1242）所献之策：表面上听任边将自为和战，结强敌及豪杰，实际上朝廷隐然操纵
。这个观察于朝廷操纵的一面甚是在理，然边将绝无自为和战的权限，实是皆秉承史弥远之指。
先以四川战区为例。嘉定六年下半年，宋朝先后派出贺生辰使董居谊、贺登位使真德秀、贺正旦使李，皆因金朝的乱局未达金廷，于是宋宁宗与史弥远特意“以御札赐大使安丙及王大才，令益谨守备，毋启边衅”
。安丙是四川宣抚制置使、王大才是沔州都统制。但安丙并没有认真执行朝廷的指示，其同乡兼幕僚何九龄密结忠义人欲袭取秦州而败，于是王大才“以九龄启边衅，斩之，枭首境上”
。正是在安丙不遵御札、与王大才失和的情况下，董居谊被任命为四川制置使，其使命自然是严格遵循“毋启边衅”的自守策略：嘉定七年七月，夏国以书来四川，议夹攻金人，董居谊不之报
；嘉定八年八月，兰州盗程彦晖求内附，董居谊却之；嘉定九年四月，秦州人唐进与其徒何进等引众十万来归，董居谊拒却之
。
嘉定十年四月，因为金人进攻江淮，于是包括董居谊在内的三边阃臣皆获得了“便宜行事”的权限
。再到六月，朝廷下诏北伐
。董居谊是不是因此在四川有什么进取行动不得而知，据魏了翁言：
自董居谊帅蜀，专倚王大才守护西边。大才重贻虏帅，而大言于中朝外梱，保无边患。一旦虏乘虚深入，大才忧惧而死。居谊仓皇度剑，尚守密院风指，显然下令有不得追袭过界之文。于是虏可以攻我，而我不可以袭虏。外三关既失，藩篱决坏，外讧内猘，不得已而用安丙、崔与之。虽或死或病，皆不能久，然二人固非谄事宰相者也。
晚于江淮，金人在嘉定十年底才发起对四川的进攻，嘉定十一年二月王大才因“马蹶”而死，此后金人更大入，宋方死者五万，三关五州残破
。这时候，南宋的“北伐”其实已经停止，故面对金人侵蜀，宋廷的命令仍是自守，董居谊遂有“不得追袭过界”之令。因此，董居谊和王大才的合作基础，就是一致固守朝廷绥靖指示。《续编两朝纲目备要》言：“大才贪庸凶悖，制置使既不得其柄，反倚重焉，失朝廷临遣之意矣。”
这个评价是失焦的，董居谊正是深刻理解了“朝廷临遣之意”，才能与王大才合作多年。
董居谊失败后，聂子述短暂接任四川制置使，夏人又至：“聂子述俾利西安抚丁焴答书，饬将吏严兵以待。时嘉定十二年三月也。子述寻罢去，焴持议不可轻动，师不可出。”
聂子述答书内容如何不得而知，但“饬将吏严兵以待”实际已经表明了其自守的态度。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聂子述后的安丙，他在嘉定十三年八月“决意出师，以奏札闻诸朝，不待报可，命将大举，卒无功”
。安丙又一次擅自行动，违背了朝廷的自守方略。安丙去世后，颇有清誉的崔与之自知成都府升为四川制置使，有鉴于安丙联夏攻金之败，“与之至是饬边将不得轻纳”西夏之请，“夏人知不可动，不复有言”
。崔与之被派到四川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自嘉定七年至十一年皆守扬州，自言：
臣昨乘障五年，力持守御一说始终不变，毁言日至，不遑恤也。有为进取之举者，臣知其必不利；又有为议和之说者，臣亦断以为不可行。
知崔与之是坚定的力主守御、持重之人，故到四川后亦坚决贯彻此议，曾明确反对安丙联夏攻金
。因此，崔与之虽“固非谄事宰相”者，却是自守之策的坚定执行者。
宋理宗即位以后，宋朝的主要威胁由金人变为蒙古人，宋廷亦以绥靖之策处之。郑损任四川制使时，收到了蒙古人威胁性质的公文，他却将其解释成“议和”而进于朝廷，最终朝廷授意其以“通好”的名义继续与蒙古交涉
。其后桂如渊在任时，蒙古人向宋方提出了假道、借师、贷粮之“嫚书”，四川制司则一概应允
。正是桂如渊，同意并引导了成吉思汗幼子拖雷所率领的斡腹之师
，这支军队后在三峰山以少胜多击溃金军主力，奠定灭金大局。魏了翁说：
会郑损……帅蜀，谕令降附，弃险要，蹙地数百里以图苟安。（周）[桂]如渊固守其说，虏将大赤辈已纵骑焚掠，出没吾地，而虏使速不罕方以议和留兴赵原，我使王良能、李大举方以报聘诣凤翔府，制司方以牛羊犒师，督兴元帅。人心既愤，鞑骑横行十七州，生灵死者不知其几千万。赖天心悔祸，虏自引去。人莫不咎如渊之暗，而不知弥远实使之。
因此，正是在史弥远的指示下，四川战区对蒙古人采取避免冲突的方略，表现出来的则是“和蒙”之举，此亦属“毋启边衅”。
江淮与京湖战区情形大致相仿。嘉定十年春李珏任江淮制置使，刘克庄批评他没有定见：“今帷幄之筹无所坚决，疆埸之吏无所禀承，欲乘机进取，则上制乎庙谟；欲偷安退保，则下畏乎公论。”
李珏所秉承的“庙谟”，正是介乎进取与退保之间的方略，也就是刘克庄后文说的“持重者欲守”。
与四川稍不同的是，因为金人在嘉定十年四月就进攻江淮，故六月宋朝下北伐诏后，江淮与京湖战区进入了一段积极利用“忠义人”经略北方的时期，及至嘉定十一年春泗州之战，江淮宋军北伐失败，宋方的积极态势也就消沉而归于自守
。泗州北伐之役也由李珏主持，但实际上李珏并没有因此而罢去，原因就是这场战役也是史弥远授意的
。因此，李珏或守或战，根本驱动力不在他本人或者幕府群僚，而是于他“相知之深”的史弥远之意志。
嘉定十二年四月李珏丁母忧而去，江淮制置司一分为三，至绍定三年赵善湘任江淮制置大使后又统合为一个战区。金亡前夕，江淮制置大使赵善湘于绍定六年二月带职入奏，理宗问以“中原机会卿意以为如何？”赵善湘的回答是：“中原乃已坏之势，恐未易为力。边头连年干戈，兵民劳役，当休养葺治，使自守有余，然后经理境外。今虽有机会，未是时节。”即主张自守。
在京湖战区，赵方是北伐的发起者：嘉定十年五月，京湖阃赵方上书请北伐，于是朝廷“传檄招谕中原官吏军民”
。六月北伐诏书下达后，京湖战区“以黄榜募京西忠义人进讨”
。不过随着嘉定十一年初江淮战区的失利，京湖也转入了自守
。赵方之后的京湖阃是陈晐，绍定四年陈晐在任时，金朝方面遣使约与南宋攻蒙，被宋方拒绝
。陈晐的继任史嵩之虽然参与了破蔡灭金，但坚决反对进取，力主与蒙古的和好
。
在多数时候，确实可谓“大丞相力主安靖之说”
，这种“自守”方略包括尽量不介入北方乱局，尤其避免与新兴的蒙古发生冲突。这一“安靖”“自守”方针因史弥远委任的亲信阃臣而得以落实。正因如此，李全叛乱后，史弥远“尚欲掩遏调护”
，然则宋理宗决意讨伐就与史弥远一向的主张不同，而理宗主导的政策转变，仍需要督责并委托史弥远、史再进一步委托亲信阃臣方能实现。
理宗日渐成年，确实显露了不同的志向。绍定五年底，蒙古使臣王檝至京湖，议与宋联合伐蔡，史嵩之奏报朝廷后，理宗亲自“命嵩之报使许之”
。绍定六年八月十九日吴泳（ 1181—？）轮对，其奏札中提到：
迩者辅臣奏事，制阃宣对，讲官侍燕清闲，窃闻训谟屡有中原好机会之叹。……此好机会之语，或者犹谓陛下言之太易也。
可知理宗在绍定六年八月之前已经屡屡向臣僚发出了“中原好机会”之叹，恢复之心已经昭然若揭。因此，前述绍定三年底的伐李全事比较符合理宗本人的激进姿态，而不符合垂垂老矣的史弥远之主张。不过，理宗仍然可以用强硬的御批督责史弥远去落实自己的意志。
因此，史弥远去世前，权臣政治的本质其实是两重委托关系，一重是君主全权委任或督责宰相，第二重是宰相委任作为其“肺腑腹心”的边阃。在这种双重的委托关系中，国是得以贯彻、分歧得以消弭，故君—相—阃双重委托关系可以说是南宋后期政治最大的稳定器。
这种双重委托关系的轴心是权臣史弥远，他既获得了君主的全面委任，又凭借着亲信的阃臣而贯彻了“安靖”“自守”的国是。但是，史弥远晚年这一稳定器日渐瓦解：一方面是理宗急于走上前台、摒弃自守而力行恢复之举，另一方面是史弥远老病直至去世，君—相—阃双重委托消失，南宋政治进入了一段比较混乱的时期。直至下一个权臣、史弥远之侄史嵩之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