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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清同治九年，日本明治三年）日本外务省委任柳原前光（やなぎわら さきみつ,1850—1895）出使中国，谋通信贸易之事。柳原等在上海登岸，与地方官接洽后决定进京，遂取海路经烟台抵天津，在接获总理衙门前后两番照会与回函后返沪归国。柳原前光以典雅的汉文撰著《使清日记》一卷三册（《使清日记序》撰于1871年三月，当于其时整理成书）
，详细记载了使团往还数月的行程见闻，包含当事处变的议论、触目感心的诗文，冀望为“他日订盟定约，其将有所取矣乎”
。柳原前光撰著《使清日记》，明显带有为“他日订盟定约”作参考的意图，而且日本此次遣使中国，其实也是为日后的对外扩张提前布局。
本书以柳原前光所撰《使清日记》为研究对象，系统观照它所载的不同层面的内容，聚焦柳原前光的中国观察和中国认识，追索《使清日记》的文本生成逻辑，进而从一个侧面反思中日两国殊途分野的近代化进程。
一、研究对象与思路
《使清日记》逐日收录了柳原使团的行程见闻和在华活动，详细记载了使团成员为达到目的而多方奔波、交涉的努力，包括使团围绕两桩清民伪造日钞案交涉的细节，以及使团提出在正式订约建交前暂时委任官员驻沪并最终如愿的情形。
《使清日记》对清日建交前的外交交涉记录翔实，忠实呈现了两国走向近代的进程中在若干层面存在的差异。此外，也收录了使团成员在中国的私人交往、见闻观感和诗歌创作，其中包含他们与中国士人数次“笔话”的细节和部分诗歌酬唱的记录。
《使清日记》对晚清社会有独到的观察和记录，来华初印象、游历记胜、观剧记趣、青楼见闻等内容堪称浓墨重彩。使团成员特别留意对华情报刺探和信息收集，对中国国情、天津教案、外国租界等方面着墨尤多，并留意到当时晚清社会府学不兴、文学不振的颓势。
本书拟重新审视1870年柳原前光使清这一历史事件，将对《使清日记》的细密解读融入对近代中国以及中日关系走向近代历程的理解之中，着意梳理其间的发展变迁，重点关注具有节点意义的中日重要人物、关键历史事件，拆解其间的纠葛缠绕关系，尽可能还原出一个个“实像”来。
《使清日记》用典雅的汉文文言写就，实录性与文学性双美兼具。鉴于它在世界范围内尚无刊本，目前常见和多用的仅有日本临时帝室编修局所藏1922年写本一种，学界尤其是国内研究者利用起来多有不便，本书将研究与校注冶为一体，在围绕《使清日记》的文本内容与生成机制开展研究的同时，完成录文、标点、校记与必要的笺注，以便给研究界和读书界提供一个可信赖且方便使用的版本。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使清日记》作为一种文献资料虽然称不上稀见，但国内外的既有成果清楚地表明，对它的研究远不够充分和深入，更不成体系。以往研究者多强调其“实录”价值，将它视作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前两国官方接触的第一手史料，因而它得到客体化对待的程度不高，绝大多数既有研究未能有意识地与它拉开一定的时空距离详加审视。对它记录了什么、记录得如何、为何如此记录分析得不够全面，从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角度着眼，从文学“发生学”（Phylogenetics）
的角度系统地探究其文本生成机制、内容构成和价值影响的整全性研究尚付阙如。
在日本，藤村道生研究《中日修好条规》缔约始末有首倡之功，《明治初年亚洲政策的修正与中国—对日清修好条规草案的探讨》
（1967）一文指出，柳原前光1870年出使中国期间向中方提出条约草案属于逾越权限的做法。该观点至今仍为学界所普遍接受。
彭泽周《明治初期日韩清关系研究》
（19 69）从东亚三国的纠葛关系角度立论，视野较为开阔。安井达弥《日清修好条规缔结的外交过程》
（1977）、森田吉彦《幕末维新时期对清政策与日清修好条规》
（2004）、薄培林《东亚国际秩序变化中的中日新关系探索—日清修好条规交涉之际清朝官僚的“联日”论》
（2006）等研究文章和坂野正高《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
（1970）、佐佐木扬《清末中国的日本观与西洋观》
（2000）等论著都将研究重心放在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的缔结交涉方面，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兼及柳原前光1870年使清的相关内容，但后者无论在篇幅还是着力点方面都不是研究的重点。
长井纯市《日清修好条规缔结交涉与柳原前光》
（1987）专题分析了柳原前光1870年和1871年两度出使中国及其在外交交涉中的立场和表现，对柳原前光1870年使清着墨不少。但诚如论题所示，研究重心仍放在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缔结过程中柳原的交涉方面，对前者的研究不够系统深入。
在中国，王芸生《六十年来日本与中国（第一卷）》
（1932）对柳原使团来华的分析解读有着鞭先行之功，但未论及《使清日记》，当是由于资料获取受限制导致的。米庆余、薛敬文《一八七一年中日立约分析》
（1982）侧重论述日本通过与清立约，在朝鲜取得了与中国比肩对等的地位，对1870年柳原前光使清的关涉有限。
李启彰（2011）
对柳原前光《使清日记》的研究比较深入、具体。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在研究柳原使清的过程中充分调用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李鸿章全集》《日本外交文书》等中日双方的相关资料，克服了仅就《使清日记》所载内容立论的局限，也增强了论述的严谨度。
李启彰认为柳原前光为达到与清订约目的，实施对清“友好策略”，在交涉过程中策略性地主张“日清联合”
。柳原前光提出“日清联合”确实不无助力达到出使目的的策略考量，但完全将其定性为策略性主张则有脱离语境之嫌，而且以后设的眼光观照历史人物与事件多有不够准确之弊。比如使团成员之一名仓信敦早在此次出使之前，就一直主张日本应“与清国合纵而行攘夷之事”
，他也献策直接派使者出使以与清商议修好，反对通过西洋国家介绍的方式实现与清建交的目的。这说明在日本国内的确有主张“日清联合”的考量因素，虽然不能将类似主张完全当真，但径直将其视作柳原等到中国后为达成出使目的而临时起意的策略表达，显然是不够准确的。至于柳原等归国后，“日本政府却又仿照清朝与普鲁士条约，重新拟定对清极为‘不友好’的草案”
，并不能据此断言“日清联合”论在日本完全销声匿迹。
李启彰在该文中又说，恭亲王奕䜣主导的总理衙门仅允以通商，与以缔约为目的柳原“各自误判对方意图，导致协商陷入僵局”
。对该判断应持谨慎的保留态度。总理衙门基于日本外务省为柳原一行出具的《委办限单》，判断柳原此行的使命在于“专议通商，而于立约一层，仅于此次陈述其意”
，对《委办限单》做出了十分精准的解读，并无“误判”一说。订约事宜本非柳原此行的职责，他之所以以急就章方式草拟一份条约草稿，实为一种策略的谈判手段：先进两步以给谈判对手施加一定的压力，再退一步，给对方造成自己已然做出让步的感觉。而且综合起来判断，柳原在交涉时将“谋通信贸易之事”“权委员驻沪”“办结清民伪造日钞案”三项诉求捆绑在一起，实施相辅相成、步步为营的谈判战术，实质上对中方的意图有着准确的把握，看不出存在何种程度的误判。
李启彰还指出，在此番柳原来华与对清交涉过程中李鸿章的“日清联合”论未能得到伸张，但日后“在李主导拟定对日条约草案时，……形成当时对日政策的重要特征”
，而由于主客观原因，“联合”“友好”并非日本政府的对清政策
。说李鸿章的“日清联合”论未得伸张，当是指应否与日本订约建交一事在朝廷内尚未达成广泛共识。但有必要指出，柳原使团最终接获总理衙门允以订约通商的回复，意味着达到了出使目的，在此过程中李鸿章向总理衙门的建言居功甚伟。这一点无论从总理衙门致柳原的复函，还是在柳原在向外务省汇报交涉成果的报告中都有明确言及。
整体而言，国内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将《使清日记》用作《中日修好条规》缔结前中日官方接触的一手史料，而未对其予以充分客体化处理，尚缺乏从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角度系统审视其生成逻辑与内容构成的综合研究，从长时段研讨其价值与影响的深度研究也有待进一步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