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使清日记》中详细收录了使团成员名仓信敦与中国友人的三次笔话内容：八月十二日与旧知张秀芝笔话，八月二十五日往访侯平齐并与之笔话，八月二十七日海防官郭阶到使团寓所笔话。此外，九月九日名仓信敦访王印川，席上赋诗相酬，信敦诗中有句：“虽然会面难豫约，数字笔谈亦好缘。”
足证使团成员尤其名仓信敦与中国士人交往时，“笔话”/“笔谈”是一种重要的交流方式。
名仓信敦与中国知识士人的笔话广泛论及使团来华使命、中国通商大臣威权、天津教案余波、使团进京递信要求等。这些笔话记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一般中国读书人对日本近况的隔膜和无知，也用隐而未显的笔法表现了当时中国府学不兴、文学不振的颓势。
一、与张秀芝笔话
柳原一行初到上海不久，八月十二日名仓信敦的旧知、四品官衔五品官张秀芝到访使团寓所，并与使团成员展开笔话，《使清日记》对此有十分详尽的记录。
张秀芝先与名仓信敦笔话交流，后来使团其他成员也参与进来。二人笔话一开始，曾谈及使团正使柳原前光和副使花房义质，待笔话进行了一段时间后，柳原等也加入进来。中间一句“余曰：‘号青青’”
即为柳原前光所言，其余皆为名仓信敦与张秀芝二人之间的笔话记录。
从上下文句意判断，笔话录文三分之一处的“通商之事甚易，惟弟现未奉委办理贵国之事，自有陈司马照料一切，想必能妥惬也”
一句，出现的位置理应更靠后一些，当与论总理衙门、通商大臣的几句前后相继。可能是因为笔话进行过程中用了若干纸张，过后整理笔话记录并收录进《使清日记》时，前后顺序或偶有错乱。句中的“陈司马”指当时负责上海租界会审事务的同知陈福勋，受命与初到上海的柳原一行直接接洽。
此番笔话内容丰富，且涉及面非常广，举其大者，主要有三：一是请教通商大臣威权；二是询问气候交通，为使团进京作准备
；三是探问天津教案的余波与影响。至于询问气候交通一事，内容尚属平常，且柳原使团最终亦未获允准进京，故在此不再展开。以下简要分析请教通商大臣威权一节，和探问天津教案余波的相关情况（本部分仅作粗线条梳理，更多详细分析留待第六章第一节处理）。
（一）请教通商大臣威权
笔话内容的一大关键是张秀芝告以通商之事易行，名仓信敦向张秀芝请教通商大臣有何等威权。张秀芝所说的总理衙门由恭亲王奕䜣总司其事，中堂、尚书佐理，外则有南北两通商大臣，且通商大臣“小事在外作主，大事则咨总理衙门施行”等有关总理衙门运行的“大略”，令使团明确了此行需要打交道的主要对象，也大致了解了清廷负责外交交涉事务的各大员的职责与权限。
八月九日柳原一行甫一抵沪，受长崎县委派前来上海侦办在日清民伪造日钞案的蔡祐良即建议，宜将长崎县知事致涂宗瀛的信函托与陈福勋转递。陈福勋面见蔡祐良与名仓信敦时，表示不敢擅接书信，称须第二天禀明道署后再来回话。柳原等当时便清楚地意识到清朝官场等级制度之森严。经此番笔话，使团更加明确地知悉清廷外交权收归总理衙门，而恭亲王奕䜣又主其事，遂进一步坚定了进京面见奕䜣、当面递交信函的念头，并开始着手为进京作准备。
（二）探问天津教案余波
使团成员与清地方官员及士人多次论及天津教案，和外国驻沪、津领事也数次谈及，并亲到案发地点实地踏查。
名仓信敦在笔话时问及天津教案余波，真正关心的倒不是自身的安全问题，而是担心他们搭乘的外国轮船是否可以不受阻碍地通行。其实，无论清朝官员还是一般中国士商，在和柳原使团交流时并没有因为他们是外国人而刻意讳言天津教案。比如，涂宗瀛在接见柳原等时，即以天津教案余波未平劝他们不要急于北上：“据愚见，现在天津有惨杀法国人一案，和战未定，不可谓无危险，不若待下官将各位来意细告上司各宪，听取回信，而后定其行止，此乃万无一失之策也。”
柳原等终因等候回信耗时太久而坚持尽早启程去往天津。
《使清日记》中另外也有数处对天津教案的记载。柳原前光甫到上海，便持欧美诸国驻东京公使或领事的介绍信到英、美、普鲁士等国驻沪领事馆，“以告来使之故，且问天津动静及国情”
。使团一行九月三日傍晚抵达天津紫竹林租界，第二天就到天津教案发生地探看：“岔北岸头有法国天主堂，即今兹五月乱民所焚毁。往探之，堂龛俱烬，独留砖壳而已。”
《使清日记》中又载：
花房义质访美国领事，领事云：“清国乱民焚毁天主堂一事，李鸿章等与外国官吏议，斩首事民十五人，谪廿二人，又约定重修天主堂，出偿金若干，略至平决。”
清政府对外妥协，对内镇压，主动提出派钦差到法国“谢罪”，并向西方各国提供巨额赔偿，教案才最终得以了结，没有引发更多冲突。
二、与侯平齐笔话
八月二十五日名仓信敦访侯平齐笔话，名仓信敦简要提及日本新近发生的王政复古、壬辰之役、明治维新等大事，而侯平齐的若干发问却表现出他对日本近况所知十分有限，而且试图了解的意愿也并不强烈。
（一）中国士人有限的日本认知
侯平齐在笔话中仅问及“正一位在何处”“贵国将军何品”“今以天子为尊，然否”“平秀吉有后裔否”“贵国有徐村，系于徐福后裔，然否”等十分陈旧的问题，对日本的知识尚停留在徐福东渡传说、丰臣秀吉的演义故事、日本不同于中国封建体制的摄关政治等。侯平齐作为名仓信敦的旧知，虽然此前已与日本人有过一定程度的交往，但对日本当时的状况仍十分隔膜，对日本的认知大多来源于中国史书上的零星记载，以及一些道听途说的传闻逸事。
显然侯平齐对日本新近发生的明治维新等重大历史事件也有所耳闻，故问及“今以天子为尊，然否”，也提到“去岁闻得贵国有干戈之事”，但从其所占笔话的篇幅以及笔话的整体内容来看，他对日本现状不仅无知而且近乎无感，并没有迫切了解的兴趣。
侯平齐对日本不甚了了的情况在近代中国士人中并非孤例个案，而是一个普遍现象。虽然身处开放港口上海，那里外国人进出十分频繁，其中有日本商民前来，也不乏赴日经商的中国人往还此间，理论上讲他们有机会得以便利、迅捷地获取海外信息，但事实上当时一般的中国士人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既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了解，又对日本社会、政治、经济等层面的新变化与现状不够关心，甚至没有探究的意愿。
当时一般的中国士人对日本的认知仍停留在从历史文献中获取的一知半解，乃至一些类似徐福东渡的传说
。时至今日中日学界仍有人将徐福东渡视作不可移易的信史，并不断加以言说。我们倾向于认为，将颇具文学笔法的徐福东渡传说完全视同为史实是不恰当的，无论考古所见还是文献记录，都没有提供足够证据可以确认其为信史，但相关考古发现却一再证明，历史上大陆移民到日本列岛的事情确实发生过，而且不止一次，但这和径直将传说历史化是两码事。
名仓信敦与天津文庙旁学寮内的刘生交流时，刘生问及日本“因何取士”，名仓信敦答曰：“敝邦制度久为封建，至二三年前政治一新，如郡县制。故取士之法不同贵邦，与周末列国时略相似。”
发问的中国人虽然对日本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意愿，但终因隔膜太久、太深，对日本发生的新变和近况完全不清楚，其提问大抵也是出于猎奇心态。
（二）不解何为“通信”之意
名仓信敦在笔话中提及“此行在到京议通信通商”，侯平齐不解“通信”为何意。他尝试从中文字面意义上加以理解，以为若解作“两国往来文书”，似亦不十分妥帖。名仓信敦解释说，使团的使命在于“到京议通信通商”，一方面递交外务卿、外务大辅致总理衙门的公函，另一方面也需要按照外务省的训令和授权同中方“细议事”。联系日本历史上“朝鲜通信使”
的命名方式，当不难理解所谓“谋通信贸易之事”的“通信”，狭义而言指柳原使团作为正式外交使节出使清国递送官方书信，广义而言则在于向中方表达日本希望建立邦交的意愿。
此前名仓信敦通过与陈福勋、涂宗瀛打交道，并与张秀芝笔话，已经对使团接下来如何完成外交任务有了新的判断。他一方面认为使团有可能需要淹留天津，与三口通商大臣细议事，另一方面却也相信迁延一段时间后仍有机会进京，可以当面向总理衙门递交公函，并议通信通商具体事宜，是以在此番笔话中乐观地展望“进京无所妨”。
三、与郭阶笔话
《使清日记（上）》八月二十七日条详细记载了松江府海防官郭阶到柳原使团在上海的寓所与名仓信敦等人笔话的情况。
郭阶，字子贞，一字慕徐，湖北黄州府蕲水县人，时任补用道候补知府，借署松江海防同知
，五品官，同时他也是一位勤勉的学者，著有《春晖杂稿十一种》
，包括对《周易》《大学》《中庸》等的考释、集选诗、自撰诗稿等，其中包含诗文创作《迟云阁诗稿四卷文稿五卷》。
名仓信敦一方面因“不谙北京地理”，希望进京之后得到郭阶的朋友照拂；另一方面渴望“因尊介，达明士”，即借助郭阶的介绍可以结交京内名流。郭阶先说“能文者大都出京，其余无足访也”
，后又答应向翰林院毕保厘致信，但因使团一行最终未能进京，故荐书也没有派上用场。
笔话记录后半部分出现“余同诸员出见”字样，“余”指柳原前光，在郭阶与名仓信敦结束笔话后，出于礼节，柳原特意出来相见，并问及郭阶的品阶、名号和乡贯。
除这次笔话外，使团成员与郭阶日后仍有交往。据《使清日记》记载，行将回国的柳原等在向涂宗瀛告别后，“回路转至小东门内海防厅郭阶家，阶不在，留刺而还”
，错过了一次当面话别的机会。
从长时段来看，类似《使清日记》所收录的名仓信敦与中国士人的笔话等“在野”资料，尤其其中有关天津教案、中国官员士绅对日本的无知、晚清颓势等内容，在日本国内传播流布以后，客观上助长了日本统治阶层中部分别有用心者对中国的轻慢和侵略扩张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