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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原一行在动身来中国之前，欧美各国驻东京公使或领事分别给本国驻上海领事写了介绍信，请他们照顾柳原等。在上海和天津期间，柳原等与驻在两地的西方各国领事频繁互动，从中获取有关中国国情的若干信息，也得到一些如何更好地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建议，还多方打探天津教案的处理进展，瞩目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也于不期然间在第一时间获知俄国驻日本使领人员的人事变动等信息。
一、在沪密集接触
鸦片战争后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1843年10月英国又通过签订《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攫取了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的特权。1845年11月29日清政府苏松太兵备道宫慕久与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1809—1894）共同公布《上海土地章程》（The Shanghai Land Regulations），设立上海英租界。随后美国、法国、德国、俄国、丹麦、意大利、葡萄牙、奥匈帝国、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等国也纷纷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争相到上海开设租界。
《使清日记（上）》载，八月十日柳原前光同花房义质等到英、美、普鲁士
等国驻上海领事馆，“以告来使之故，且问天津动静及国情”：
同义质等持东京各公使所寄书函，至英国领事灭多士德、美国领事冉钦士、布国领事安讷克等公馆，相见投递，以告来使之故，且问天津动静及国情。赠英国领事以漆器等件。布国领事曰：“近日得本国新报，云我国与法战斗，初互有胜败，后三战皆得大捷。”鼻间诩诩，颇有得色。
灭多士德（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1823—1885），中译通作“麦华陀”，英国外交官，1839年随其父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 y Medhurst,1796—1857）
来华，历任英国驻厦门代理领事、驻华商务监督署（任所在香港）汉文正使、驻福州领事、驻上海代理领事和领事、驻汉口领事。1870年起被委任为驻上海永久领事，1876年底退休回国。著有《在遥远中国的外国人》
。
冉钦士，具体所指未明。当时熙华德（George Frederick Seward）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
，冉钦士或为美国驻沪总领事馆的领事衔外交官。1846年7月美国在上海开设领事馆，以旗昌洋行合伙人吴利国（Henry G. Wolcott,?—1852）
为代理领事，在英租界旧纤道（今九江路）设立领事馆。1861年9月美租界与英租界合并，称公共租界。
安讷克（W. An necke），时任普鲁士驻上海领事，1871年6月23日—1872年12月4日任统一后的德国驻沪领事、署理公使，《使清日记》后文多写作“安纳克”。1852年汉堡城在上海设立领署，为德国统一前在华设立的第一个领事机构，此后陆续有普鲁士、律百克、不莱梅、汉诺威、澳颠北、北德意志工会等城市、邦国、组织在上海设立代理机构。1871年普鲁士统一德国，同年温策勒（Paul Wentzel）成为统一后的德国首任驻沪领事。
“布国与法国战斗”指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德意志试图统一，妨碍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双方兵戎相见，翌年法国战败，普鲁士得以统一德国。
《使清日记（上）》八月十一日条又载：“一点钟同义质等至法国领事美日安、荷国领事士剌弗白公馆，递书相见，各如昨日见三领事。”
《使清日记（下）》十月二十七日条抄录在娼家所见悬挂于鸦片床头的袁祖志《竹枝词》二十四首，其一作：“沪上风光尽足夸，门开新北更繁华。出门便是华夷界，一抹平沙大道斜。”
并夹注：“上洋亦名沪渎，新北门自辛酉年备夷防寇时始开，市桥外即法兰西国租地界趾。”
1849年4月6日上海法租界成立，为英租界与县城之间的土地。
《使清日记（上）》八月十八日条载：“英国领事赠上海租界洋行户籍及地图。”
此系英国领事主动赠送还是应日方要求而提供，仅凭《使清日记》片言只字的记录不得而知，然使团到中国短短十天便收集到如此重要的情报资料，却是非常高效的。第二天柳原前光与花房义质亲到英国领事馆，“赠土物数种，酬昨日所赠也”
，足见他们也非常看重上海租界户籍与相关地图的价值。
在离沪赴津前，柳原等于八月二十一日“如约至布国领事安纳克之馆。飨接极渥，尽欢而归”
；八月二十五日“同诸员往美、布、法、英、荷等国领事馆告别，且需致天津在留领事之荐书”
；八月二十七日英国领事到柳原寓所送别。自津返沪后，柳原等“至英、布、荷三国领事馆报到”
。
柳原前光在回国前，于闰十月十三日特意带品川忠道、斋藤丽正、神代延长到美、荷、英、法、普鲁士等国驻上海领事馆告别，皆不遇。翌日柳原前光与品川忠道、斋藤丽正又到英、法领事馆告别。拜托英国副领事修书交品川忠道转致上海海关，“以便诸获照料”。十五日柳原前光、品川忠道、斋藤丽正往普鲁士领事馆告别。所到之处皆拜托各国领事关照留在上海权行领事职责的品川忠道。
二、在津频繁来往
《使清日记（中）》九月三日条载使团抵达天津，并简要介绍紫竹林租界：“紫竹林者，外国人租界之地，税关、各国商馆及领事公署在焉，比之上海居留地不过五分之一。”
紫竹林为天津老地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俄等国逼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1858）和《北京条约》（1860），后者规定增开天津、喀什噶尔、库伦为通商口岸。英、法、美三国首先将位于天津城东南约三公里的紫竹林村沿海河一带划为租界，俗称紫竹林租界。
九月二十五日柳原前光与花房义质、郑永宁到紫竹林，希望通过美国驻天津领事介绍，拜会俄国驻清全权公使倭良嘎喱（Genreal A. Vlangaly），不巧公使外出不遇。第二天柳原等再去一次，得以见到倭良嘎喱及俄国驻天津领事孔令
。柳原等与俄公使谈话数刻，公使告诉他们：“今往北京，与前办理公使交代。前公使归国之后复出外，必到贵国驻京也。”
前办理公使指的是布策（Eugene de Butzow），《使清日记》作“部酢富”,1869年4月21日—1870年10月15日任俄国驻清署理公使（临时代办）,1870年10月15日—1873年10月5日倭良嘎喱继任特命全权公使。所谓“交代”，意为交接，即俄国行将召回驻清署理公使，转派往日本。九月二十九日俄国驻天津领事孔令（《使清日记》作“孔气”）到柳原寓所会谈，为俄国公使因去北京不能亲自前来回拜表示歉意。
即将离开天津返回上海之际，十月十九日下午柳原前光、郑永宁往俄、普鲁士、美、英四国领事馆告别。同日条又载：“俄国办理公使部酢富已与全权公使倭良嘎里（原文如此）交代，辞京来津，亦乘‘满洲’船至申转游横滨，云曾以寓箱馆，少通我国语。”
布策（部酢富）与柳原等乘坐同一艘船自天津去往上海，再从上海转赴横滨，后果然被任命为俄国驻日使节。柳原使团在出使中国过程中因与欧美列强驻在上海、天津的外交官频密交往，不经意间竟能提前获知俄国驻日使节的人事调整计划，却是始料未及的收获。
据《使清日记（中）》载，九月五日柳原前光与花房义质到美、英、普鲁士等国驻天津领事馆递送上海各领事荐书。九月六日普鲁士驻天津领事设晚宴招待柳原前光与花房义质。九月九日美国驻天津领事到访柳原寓所，《使清日记（中）》载：“语次及清国通信通商之事，大善之。”
这大概就是当时欧美列强对日本主动追求中日建交通商一事的态度。柳原一行动身出使前，欧美各国驻东京公使或领事纷纷写信知会本国驻上海领事，柳原等离沪赴津之际，外国驻沪领事再作荐书致本国驻在天津者，托他们照顾柳原等。由此可见，欧美诸国对柳原使清一事乐见其成，至少以日本当时的国力尚不足以引起欧美列强的戒备之心，待到日本逐渐强盛并意欲称霸东亚时，俄国、英国等起而防范，俄国进而在中国东北、朝鲜半岛与日本展开角逐，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