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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清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柳原使团五次拜会李鸿章的情况：九月八日初到天津的礼节性拜访，九月二十二日晤面恳请其代向总理衙门说项，九月二十四日赠李鸿章以日本刀、书等，十月十四日拜谢他向总理衙门吹嘘之恩，十月十八日登府拜别。除九月二十二日的会晤旨在寻求转圜，期望李鸿章劝说总理衙门另换一种对日答复以外，其余几次均为礼节性拜访，分别表达告到、馈赠、感谢和告别之意。仔细分析《使清日记》中对李鸿章的描述，大部分内容系当时的见闻，但字里行间也透露出这样一种迹象：某些记载很可能包含了一些日后增益的成分。
一、初到拜访与临行拜别
九月八日柳原等拜会曾国藩已毕，随即到李鸿章处进行同样的礼节性拜访。《使清日记》载李鸿章当时的职衔为：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直隶等处、管河务、提督军务粮饷紫荆密云等关隘、管巡抚事、加三级一等肃毅伯。柳原等人对李鸿章的第一印象是“须眉明秀，眼光射人”，并引述时人对他的评价：“英迈能断，西人亦称其能。”
此番会面只有短暂的一小时，《使清日记》中并没有关于会面交谈情况等更多详细记录。
在天津完成使命后，使团定于十月二十日乘船回上海。十月十八日柳原前光、郑永宁盛装仪服前往天津各衙门告别。先到道台衙门访丁寿昌，次知县、知府衙门访萧世本、马绳武，适逢直隶提督刘铭传转任山西提督，天津众官员都到山西会馆为其饯行，柳原等到访处大都不遇各位官员，仅“门上留刺而归”，最后仅得以见到刚刚赴刘铭传饯筵回来的李鸿章。
会见中李鸿章盛赞《日本外史》作者赖襄
的学问论识，谓其“诸葛武侯流亚”
，临别时还特别叮嘱柳原等，归国后代为问候右大臣三条实美和外务卿泽宣嘉。夜间李鸿章派人送来名帖，以表送行之意。此番拜别为柳原使团先后五次面晤李鸿章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864年“健顺丸”商船到上海时，应宝时曾向山口锡次郎等询问有无带来《国史略》
，因未曾带来，山口等遂以《日本外史》一部相赠。蔡毅认为此为《日本外史》最早传入中国的记录
，并细致地梳理了《日本外史》在中国的流布情况
，因资料所限，蔡毅未言及此番李鸿章获赠《日本外史》以及对它的相关评价。
二、赠书为礼数番互馈
九月二十四日柳原等拜会李鸿章时，向他赠以日本刀及《皇舆图》《官员录》《官位引表》《澳大利条约》
等书。此前，李鸿章曾于十七日委托马绳武赠送柳原等《资治通鉴纲目》一部、楹联五副。马绳武也在信函中转达了李鸿章送柳原《资治通鉴纲目》的意图：“以为考究古今，博览典故，于此书大足为芸窗诵读之一助耳。”
二十九日李鸿章再派人赠柳原等线绉、宁绸、花缎等物，作为二十四日收到礼物的回礼。
柳原等向李鸿章赠送日本刀其来有自，宋代的《日本刀歌》
盛赞当时日本出产的刀制作精良，装饰漂亮，可以禳除妖凶，也夸赞日本“至今器用皆精巧”。时至今日，日本的匠人精神仍得到很好的传承，这一点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一定的声誉。
会见过程中李鸿章翻看《官员录》，问右大臣三条实美能否前来议换约事：
曰：“不能。”
曰：“为何？”
曰：“当朝宰相。”
这段话包含一个有趣的误解，一定程度上显得答非所问。李鸿章问“为何”，虽有一定歧义，但基本可以判断，他意在询问为何三条实美不能前来中国议两国换约之事，看下面柳原的回答，显然误解了问话的意思，以为李鸿章在问三条“做何官职”，或问右大臣职衔相当于中国的何官何品。不过“当朝宰相”的答复暗含他政务繁忙、日理万机，也能勉强解释不能亲自前来中国的原因了。
三、李受请托助力使团
接到总理衙门不准换约的照会后，柳原等急切地分别向成林和李鸿章陈情，拜托他们代为向总理衙门说项。柳原等在恳请李鸿章时说：“英法美诸国，强逼我国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难独抗，于可允者允之，不可允者推拒之。惟念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
如此言说，有为完成“谋通信贸易之事”的使命而策略表达的意图，但也真实反映了当时日本确实存在一种声音，与中国“同心合力”以对抗西方列强。甚至一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前，类似想法在部分日本知识人中一直有市场。
当时法、英、美、俄、普、比、西七国以天津教案为口实，调集军舰驶至大沽口，以“抗议”之名威胁清政府。柳原“以冀同心合力”的说辞正中李鸿章下怀，李遂向总理衙门建议应该与日本订约，“中国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
。总理衙门此时亦担心，日本若恳请订约不成，转而浼托英法居间介绍，那时反倒被动：“不允则饶舌不休，允之则反为示弱”
，到那时中国无论是否应允都会贻人口实；且担心日本“视中国之允否，以定将来之向背”
。
《使清日记（下）》十月十一日条载总理衙门回复日本外务卿、外务大辅的新回函抄底，内称：“据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李、大理寺卿三口通商大臣成来函，均称贵国来员柳原等坚以立约为请。”
又说：“本王大臣复思，两国相交，固贵诚信之相孚，尤贵情意之各洽。今贵国来员既坚持来意，自应如其所请，以通交好之情。”
成林同日致柳原的信函中也提到：“本大臣深念友邦邻睦之谊，兼体简书郑重之怀，当经代为详达，并承李爵帅亦为函请”
。可以说，李鸿章在助力使团达到出使目的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月十四日柳原前光、郑永宁往李鸿章馆，告以总理衙门换给回信的消息，并“谢其吹嘘之恩”。柳原高度评价李鸿章向总理衙门陈情带来的关键影响：“先是，鸿章与成林议，为前光等交章详致总署，力陈情理。其回信之换至，实赖鸿章。”
1871年五月柳原前光作为伊达宗城使团副使再次前来中国，行前照会李鸿章时再次申谢：“迭蒙贵中堂暨大理寺卿三口通商大臣成林款接优待，成就远使来意……回维所以然者，皆由鼎力裁成，衔感宪德，实无涯涘。”
虽然不无客套的成分，且有进一步拉近彼此关系以方便接下来的订约谈判的用意，但结合柳原前光此前的种种表现，尤其在他致信外务省汇报使事进程之际，曾高度赞扬李鸿章助力使团完成出使任务的关键作用，可以推断，他对李鸿章的感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并非虚与委蛇。
总理衙门回复日本外务省允以换约后，清廷内部仍有不小的争议，朝廷为此专门向各疆臣征询意见。李鸿章在奏章中首先称赞同治帝“圣明于怀柔远人之中，寓思患预防之意”
，并通篇围绕这一主旨立论，称“若拒之太甚，势必因泰西各国介绍固请，彼时再准立约，使彼永结党援，在我更为失计”
，还提到“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
。李鸿章希望通过与日本修好以“为我用”，旨在共同应对西方列强难以餍足的野心，退一步讲，至少不要让日本成为“中土之患”，避免它站在西方列强一边“为我仇”。
对照此番李鸿章致总理衙门的呈文与他在“千岁丸”“健顺丸”商船来沪时相对消极的对日主张，可以清楚地发现，此时他更坚定地秉持“以夷制夷”思路，并且因为日本与中国地缘相近、人文相通，且皆受欧美列强逼迫、欺凌而彼此产生亲近感。待到日后日本越来越不加掩饰地觊觎中国并取进攻态势时，李鸿章的对日态度又发生大的逆转，转而寻求联俄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