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与沪津两地官员交往

柳原一行在上海期间，主要与专管上海租界会审事务的江苏补用同知陈福勋、苏松太道台涂宗瀛打交道；到天津后，与曾国藩、李鸿章、成林、天津道台丁寿昌、知府马绳武、知县萧世本等各级官员均有多次往来，有时交往还十分频密。以下择要梳理柳原使团与陈福勋、涂宗瀛、成林的交往情况，兼及互赠礼物及信函往还等层面。与曾国藩、李鸿章的往来情况后文设专节分论。

一、陈福勋：是在道署当竭力

《使清日记（上）》八月九日条载，担任品川忠道翻译的蔡祐良建议，初到上海的柳原等宜将拜会涂宗瀛的书信托与管上海租界事务的同知陈福勋转递，柳原等听从，日后在上海的交涉要么直接与陈福勋打交道，要么通过陈福勋中介与涂宗瀛联系。

陈福勋（1810—？），字宝渠，浙江钱塘人。同治初年获委机器铁厂差，在太平军迫近上海时协调借师助剿事宜，借此发迹。因留心洋务而崭露头角，受到李鸿章的赏识。1868年8月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派陈福勋任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谳员，专办华洋交涉事务。1869年陈福勋任上海租界会审公廨首任谳员，获委办理租界会审事务。

《使清日记（上）》八月十日条载，陈福勋到柳原寓馆回访，“并问‘外务省’为何等名义”，可见当时在上海租界工作、专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清朝官员尚且对日本的状况十分隔膜，甚至不知日本“外务省”是做什么的，一般中国人对日本的无知可想而知。

八月十一日拜会陈福勋时，郑永宁表达了使团欲进京向恭亲王奕䜣面呈外务省函文的意愿：

永宁曰：“……今前光等捧外务省函文，欲上京地，面呈总理大臣，预议派使换约事宜。”

福勋曰：“顷者或赖他国绍介而进者有之，惟贵国所以特发文书直达总理衙门者，大有道理。”

永宁曰：“正如公言，顾我国与贵国不过单隔一水，固非他邦之比。弟等见道台时，当将本省函稿呈览，便知其详矣。望足下亦为赞成。”

福勋曰：“是在道署，某当竭力。”

陈福勋对使团的进京要求未置可否，他一方面说日本特发文书直达总理衙门而不凭借他国介绍的做法大有道理；另一方面又说“是在道署”，意即自己无决定权，是否允许使团进京需听候涂宗瀛答复。陈福勋认为进京面见恭亲王亲递函文是否获准的决定权在涂宗瀛，这一判断并不准确，因为最终裁决权在总理衙门而不在地方。

九月五日柳原修书致陈福勋，言于路顺利，抵达天津后亦接洽顺遂，谓：“此皆出自老先生阁下宛转于道宪大人前，飞书天津早为申陈暸达之所致” 。如此言说并非完全出于客套，毕竟陈福勋是负责接待柳原一行的第一位中国官员，且双方有多次交往；陈福勋也切实肩负起在涂宗瀛与柳原使团之间传递信息、沟通联系的职责；而且他也确实为柳原等离沪赴津得以成行出力不少。

柳原前光回到日本后曾作书向陈福勋致谢，其中提到：“前者前光等奉使往返，道经沪上，备荷鸿施，藉能诸获妥办成功。” 陈福勋在给柳原的回信中则说：“明岁台从何日重临沪上，倘捧檄有期，尚希先为示知，藉可再聆雅教，曷胜欣企。” 《使清日记》中着意收录柳原等回国交差已毕后的这两通书信，既有为柳原使团出使中国的公事圆满收尾、善始善终的用意，也显示出这样一种蕴意：柳原等与陈福勋因公事交涉而相识，并在打交道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私人交情。

二、涂宗瀛：以礼款接地主谊

柳原一行初到上海时，与时任苏松太道台涂宗瀛（1869—1871年在任）的接触交往并不多，涂宗瀛试图劝阻使团进京未果，遂代向上司各宪汇报。待在天津完成使命后，柳原十月二十八日向涂宗瀛递交照会，内称：“多蒙贵道切实照料，藉能北上办公完毕，俾得回国销差。”当日见面时又将成林附寄宁绍台道台文廉的信函托付涂宗瀛预为递送，还想请他一并告知文廉，请予点拨行馆接待。因见涂宗瀛面有难色，柳原等遂改口说不必，他们可以自寻下处。

相较于成林慷慨允诺为柳原等写荐书的做法，涂宗瀛表现得相当冷静克制，或许两人在性格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导致他们对柳原一行非公务活动的态度判然有别，也有可能他更信奉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坚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以对柳原一行的态度更多的是公事公办。民国时所修《上海县续志》称涂宗瀛“善理交涉，外人非礼干求辄峻拒，无少偱” ，亦可佐证他秉性如此，并非针对柳原使团而特意表现冷淡的。

柳原等回国后的第二天，长崎县向柳原报送涂宗瀛早前的复信，其文曰：

远隔重洋，欣批惠翰。八月十七日贵邦委员权大丞诸公辱临敝署，本道以礼款接，稍尽地主之谊，惟诸多輶亵，颇切歉怀。至预商通信事宜，非本道所敢擅议，已转请通商大臣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酌核矣。权大丞诸公即欲遄往天津，本道未克挽留，徒增驰系耳。

信函中清楚地显示出针对柳原出使中国“预商通信事宜”的任务，其处理应对不在涂宗瀛的职权范围内，他所能做的无非是尽地主之谊予以接待，至于公事一节，则转请通商大臣咨呈总理衙门酌核。但必须承认，涂宗瀛的淡然超脱态度与公事公办的处理方式客观上却促成柳原一行快速离沪赴津。

三、成林：周旋总署交情笃

柳原使团的在华交涉主要在天津展开，其中尤以与成林打交道最为频繁密切。成林不仅是柳原等与总理衙门联系的中介，而且对在日清民伪造日钞案的判决一事上亦起到沟通联系的作用，他对柳原提出的委员驻沪请求也先予以面允，后行文上报总理衙门，继之致书涂宗瀛，正是在他的助推下日方才最终如愿满足诉求的。

成林（？—1879）历任光禄寺卿、大理寺卿，1869年擢升总理衙门大臣，后又出任工部侍郎、吏部侍郎、广西巡抚、刑部侍郎等职，为同治中兴七大重臣之一。在成林之前崇厚任三口通商大臣（1861—1870年在任），驻扎天津，管理牛庄、天津和登州通商事务。 1870年崇厚因天津教案处理不善被免职，成林继任署理。《使清日记（中）》九月六日条载成林当时的职衔为：钦命二品顶戴大理寺卿、稽查左翼觉罗学 事务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三口通商大臣兼管天津等关。

九月五日柳原一行甫抵天津，成林即遣僚属连兴到柳原寓所接洽。七日天津知府马绳武奉曾国藩、李鸿章及成林之命，遣武官黄得中带兵卒四员到柳原寓所守护，并卫送公私出入。十一日成林札委候选同知刘森帮办照料日本使团，扎称“查该员在津多年，于中外交涉事件自必熟悉”，刘森对使团成员在津期间的生活照顾有加，而且双方还结下了深厚情谊。

《使清日记（中）》九月七日条载柳原等拜会成林时的交谈记录：

成林曰：“从前外国官员初到敝邦，则应在津与通商大臣先行酌议，是系成案。今贵使等到此，所有公事亦须与本大臣先议，而后禀请王大臣。” 交谈中成林交代得非常清楚，按照以往的“成案”惯例，外国官员来华交涉，所有公事应在天津与三口通商大臣先议，然后再禀请主持总理衙门事务的奕䜣。成林身为总理衙门大臣，奉委派在津兼任三口通商大臣，柳原等带来的书信理应交他转递总理衙门。柳原等显然没能窥其堂奥，仍旧坚称不进京面交信函难以回国复命，只能导致交涉横生波澜且有所阻滞。

九月二十二日柳原等与成林面议酌商恳请换约时，论及日本与泰西十四国换约通商，各国公使驻扎东京，日本又开八口码头，各国置领事等情形，成林坦言“不知”，并问“是何等国”“这许多国皆已换约乎”，显示出他虽然身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三口通商大臣，却对近邻日本对外交往的近况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在九月二十二日的会见中，柳原对成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感动了他。成林十月六日致函总理衙门，称柳原等“其意甚坚，其词极婉” ，并在呈函中把柳原所陈述的各种情况基本都有所涉及：若不允其所请订约通商，柳原等难以回国销差；中国因未与日本立约，致使中国商民在日经商时常为泰西各国所欺凌；如不同意立约，主张对华友好的日本外务卿必为国内对华态度不友好的反对者及事先看衰柳原此行出使的欧美列强讥笑。

十月三日成林提前告知柳原等，总理衙门已允诺换给准以换约的回函，柳原等趁机向成林提出权委员驻沪请求，并希望他“特为发一封信，知照上海道台会意” 。成林对柳原该提议深表赞同，当场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这事极是容易。本大臣知照道台，便贵使留人看守。” 柳原等还提出回沪途中顺便到宁波一游，希望成林“知照道台，发给路引可也” ，成林也当即答应写信知会宁绍台道台文廉。十月十四日成林派连兴将日前允诺过的各国条约书一套送至柳原寓所，并附送致涂宗瀛和文廉信函各一封。

十月十三日柳原前光、郑永宁前往通商衙门致谢，称仰赖成林周旋总署之功，终得准以换约的回复。柳原等交付的照会文称：“深感贵大臣切实详陈，代邀总理衙门王大臣俯允所请，另给准以换约信函，俾得要领，本出使等均为加额，当即奉回销差。” 照会所言不虚，收到总理衙门第一次回函时，因中方不同意换约，柳原夜不能寐，旋即请求面见成林陈情，并公私并用，大打感情牌，终得成林与李鸿章致书总理衙门代为周旋，方如愿收到允以换约的另一封回函。

四、互赠礼物与谢绝非必要拜会

柳原一行在与中国官员交往时双方常互赠礼物，《使清日记》对此记录颇为详细。柳原等送出的多是一些他们带来的日本刀、书籍、绢绉、漆器、花笺、折扇等，中国官员送给使团成员的则多为自画山水、自笔楹联、绸缎、茶叶、徽墨、冬衣、陈设品等。中国人常推辞或退还部分礼品，并恪守礼尚往来的原则，及时回赠对方。

八月十一日郑永宁、尾里政道携带绉纱、漆盘、彩笺、折扇等礼物拜访陈福勋，答谢他前一日到寓所会晤使团成员。陈福勋最初收到礼物时表示领情却不敢领物，继之又说不敢全领，“当择可领而领”，晚间仅留下诗笺和折扇，其余礼物差人送还。陈福勋十三日回赠柳原等锦缎、芽茶、佛手、徽墨。十五日柳原派蔡祐良往陈福勋馆贺中秋节，再次致送陈福勋日前退还的礼物，这回陈福勋推辞不过，终于全收下了。

八月二十二日陈福勋为即将离沪赴津的柳原一行饯行，柳原赠陈福勋以《皇朝史略》《庆应新选诗钞》《本朝官位引表》、东京彩画等。二十七日陈福勋到柳原寓所送别，“题诗于扇以赠”。虽属礼节性的馈赠，双方却都极尽礼数。

八月十八日柳原等致书涂宗瀛申谢，并赠其“《日本政记》 一篇、腰刀一口、越后绉葛一端、螺钿果盒一枚”，涂宗瀛回信表示“谨拜领《政记》全部”“余珍借使奉璧” 。

十月四日柳原等赠成林以《大日本史》全部、腰刀一口、探幽山水两幅、螺钿书笥一架、红染花绉一端、越地绉葛两匹。六日成林向柳原致信感谢馈赠：“各种无不精妙，是足纫贵国笔墨制造之至。”并表示：“深荷远道将来，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拜领之余，倍感谢感谢。” 《使清日记（下）》十月十三日条载：“成林赠古铜寿星、麒麟、仙鹤等陈设五件，关东花灰鼠皮大外褂筒五套，彩色团龙花江宁绸袍料五端，内造款式缎地花色针黹五匣为赆。” 因使团归期渐近，成林馈赠使团主要成员临别礼物，考虑到天气渐凉，鼠皮大外褂筒正可御寒，另有希望他们带回国的陈设品，而针黹显然是很贴心地为使员夫人们准备的。

八月十五日蔡祐良拜访陈福勋时，问及拜会涂宗瀛相关事宜，陈福勋称待问过涂宗瀛后再到柳原寓所回话。蔡祐良归告后柳原表示：“毋，速谢止。不若陈氏将道台回话写信送至我处之为愈。” 于是蔡祐良写信告知陈福勋，不用专程前来，以信函方式告知相关事宜即可：“祈望朵云辉来，随转达权大丞，则不异相值领教耳。” 可见柳原等并不希望与清地方官员有过于频繁而实质意义不大的晤面。因为正式的官方接待过于耗时费力，约定见面与回复邀约性质的内容，借助信函形式完全可以处理好。

八月十八日柳原前光与郑永宁往访陈福勋，“谢周旋之劳”，陈福勋告诉他们：“公等入京之说，道台亦知之，想不敢复劝阻也。” 其实等于预先向柳原等交了底。两天后陈福勋到寓所通知柳原等：“公等赴天津一事，昨与道台议定，已发文书报天津各大宪及江南上司，数日定应到彼。诸公即束装至津可也。” 两次提前告知皆出于柳原等与陈福勋因频密私交而结下的情谊，从而因公交往也少了一些公事公办的冷淡与严肃，多了若干温情与体贴的成分。 MYSf4i0gSL6sz2TRWzmLRGTXwysnUDgKeN+FO1Ck13n6WNsXcYEEX6iM2Z6DSJ0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