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对马克思的影响

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主要指1814—1830年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以基佐、梯叶里、米涅为主要代表的法国资产阶级新史学派。一般认为，基佐、梯叶里、米涅等人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史学研究方面，譬如他们留下了诸如《法国革命史》《欧洲文明史》《法国文明史》《第三等级史》等颇有史学价值的论著。在笔者看来，基佐、梯叶里、米涅等人在政治思想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他们在政治哲学方面提出的一些真知灼见不仅推动了当时政治哲学的发展，而且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尤其是国家观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材料，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对于这种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在他们的一些书信中都有直接的表述。1852年3月5日，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指出：“……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 阶级的存在 仅仅同 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 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 无产阶级专政 ；（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 消灭一切阶级 和进入 无阶级社会 的过渡……” 恩格斯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也写道：“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

正是基于此，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利用了“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所积累的理论材料” 。具体到我们研究的国家问题上，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对马克思国家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国家等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建立的基础是什么？第二，如何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国家政权更替和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个影响，关于国家等政治组织和制度建立的基础的思考。

在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之前，人们在解释社会政治制度及其产生的缘由时往往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即便是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也难以超越这一困境。一方面，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们提出了“人是环境的产物”这样一个具有强烈唯物主义色彩的命题；另一方面，他们在解释什么是社会环境时又陷入了唯心主义。在他们看来，社会环境是由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政治制度决定的，而法律和政治制度则决定于立法者的意志。这样，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便陷入了“二律背反”：“人是环境的产物”-“意见支配世界”。 这一二律背反的背后，实际上是如何正确理解人的意见、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

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得出极有价值的结论。基佐在《法兰西史论丛》中分析了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关系。他首先批评了以往“大部分作家、历史家和政论家都力图用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说明这个社会特定的状况，说明它的文明的水平或种类”。基佐提出，实际上恰好相反，“从研究社会本身开始来认识和理解它的政治制度，则会更合理些”。基佐认为，政治制度在成为原因以前首先是结果，社会在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而开始变化以前便创立了政治制度。因此，“不应当根据一个民族的政府形式来判断这个民族的状况，而应当首先研究这个民族的状况，以便判断它的政府应该怎样，可能怎样” 。

不能从政治制度，更不能从人的意见等因素出发来说明社会状况，而是相反，应该从社会环境中寻找决定政治制度的因素。这样，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就找到了正确理解政治制度的基础的方向。但是，社会环境、民族状况这些都还是比较笼统的概念。必须进一步追问，社会环境中的什么是决定国家等政治制度的关键因素。对此，米涅等人做了探讨。他指出，“政治制度在成为原因之前是结果。社会运动决定于占统治地位的利益，而且正是这个运动决定政府的形式” 。在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看来，决定政治制度的不是立法者的意见，而是社会状况。而社会状况中的主要要素则是指“占统治地位的利益”，譬如土地关系等财产关系。

基佐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基佐在研究法国历史时指出，对各个历史时期民族的“公民生活”研究，应紧密联系其“土地关系”。他认为：“为着理解政治制度，应该研究社会中的不同阶层及其相互关系。为着理解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应该知道土地关系的性质。” 在《英国革命史》中，基佐的观点又前进了一步。在土地关系的基础上，他明确提出了财产关系概念。“财产关系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甚至是统治该国家的观点的最主要的、最深刻的基础。” 因此，“理解历史现象的钥匙应该在人们的财产关系中去找寻” 。

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强调财产关系是政治制度的基础，主张从财产关系出发研究政治制度和人类发展史。这表明，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不仅超越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而且为马克思科学国家观和唯物史观的建立指明了方向。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言，财产关系决定国家制度的观点，是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点的全盘革命” 。对于复辟时代历史学家的这一杰出观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做出了高度评价：“把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看做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东西的这种观念，像历史编纂学本身一样已经很古老了，……这种观念曾支配已往的整个历史观，只是法国复辟时代的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才使之发生动摇。”

当然，对于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的上述观点给予积极评价的同时，也不能无限拔高，以至于认为他们的这一观点“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没有多大区别” 。财产关系是国家制度的基础，这一观点虽然接近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但是，对于财产关系由什么决定、它的根源是什么等问题，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给出的答案就难以服众了。

对于财产关系的起源问题，基佐、米涅、梯叶里等人“用征服来解释财产关系”。在他们看来，“征服”是财产关系的根源。一切“从征服的时期便开始了，这一切都以征服为基础” 。由于征服，一个民族占有另外一个民族的财产，一部分居民占有另外一部分居民的财产。那么，“征服”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认为，“征服”源于人的天性中的“征服欲”和“统治欲”。笔者认为，用“征服欲”这类“人的本性”无法解释财产关系的起源。当基佐、米涅、梯叶里等人用“征服”来解释财产关系及其起源时，他们又回到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意见支配世界”的唯心史观。复辟时代历史学家的这些局限，启发了马克思的思想。在以后的研究中，马克思逐渐认识到，征服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这为唯物史观的创立指明了方向。

第二个影响，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国家政权更替和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思考。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论及，马克思曾自述，“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 。这并非马克思的自谦之词。在马克思之前，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就十分重视阶级斗争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并试图揭示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具体说来，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相关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了马克思的思想。

第一，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从阶级斗争的角度重新梳理和解释中世纪以来的欧洲历史，这为正确把握原始社会解体以后的人类历史提供了“钥匙”。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指出，封建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构成中世纪以来欧洲社会最主要的社会力量，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决定着近代欧洲历史发展的主要进程。在梯叶里和米涅看来，无论是17世纪的英国革命，还是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都是第三等级反对封建贵族阶级的斗争。基佐对此也有详尽的论述。对于英国革命的起因，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和发展，“中等阶级”的财富不断累积，经济上的成功促使他们要求政治权利，并以此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力图推翻封建贵族阶级的统治并取而代之。法国大革命亦是如此。第三等级与封建贵族的斗争，构成法国大革命的主线。任何想要调和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的行为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一斗争只能以一个阶级彻底推翻另一个阶级为结局。对于基佐等人的阶级斗争学说，法国封建贵族阶级的代言人大加挞伐，指责阶级斗争理论是人为的谬论，是企图煽起人们之间的邪恶敌对情绪。对此，基佐回答说，阶级斗争既不是一种理论，也不是一种假定，而是历史事实。基佐指出：“我只想简述法国的政治历史。等级斗争充满，或者更正确地说，构成这整个历史。” 应该说，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从阶级斗争角度对欧洲近代革命的理解是正确的，这也为后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阶级斗争角度研究、阐述人类历史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正是在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的启发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不同阶级间的斗争和他们的利益冲突是英法等欧洲国家现代历史发展的基本图景。

第二，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在探究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方面做了可贵的尝试。梯叶里在《历史研究十年》中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就是“为着真正的利益而进行战争。其余的一切都不过是掩饰或者借口” 。米涅也认识到了阶级斗争现象背后的经济根源，他在《法国革命史》一书中“清楚地了解到革命时期各种政党的斗争只是表现了各种阶级利益的矛盾” 。米涅指出，全部法国革命史都在论证一个公式，即“变化破坏利益；利益产生政党；政党进行斗争”，这一公式是整个“文明社会进步的公式” 。米涅还深刻地指出，由于涉及切身利益，阶级间的矛盾只能通过暴力斗争来解决。“迄今为止，各民族的编年史中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在牵涉到牺牲切身利益时还能保持明智的态度。应当做出牺牲的人总是不肯牺牲，要别人做出牺牲的人总是强迫人家牺牲。好事和坏事一样，也是要通过篡夺的方法和暴力才能完成。除了暴力之外，还未曾有过其他有效手段。” 这表明，在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看来，现实利益的冲突是阶级斗争的起因和归宿。这一点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启发很大。恩格斯指出：“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

第三，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还分析了阶级斗争对文艺、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影响。以戏剧为例，基佐分析了戏剧命运背后的社会关系变化和阶级属性。基佐认为，在古希腊，由于没有出现大范围的阶级分化，社会事务是由全体人民掌管的，戏剧便成为一种充满活力的“全民娱乐”。但是，随着阶级分化的加剧，社会日益成为各种不同阶级的复杂结合体，“上等阶级”把自己同其他阶级隔离开来，而戏剧也逐渐成为“上等阶级”的专属娱乐形式。这种变化使戏剧失去了依赖于广大人民的平实、广阔的社会生活土壤，在专属上等阶级的小圈子中逐渐变得狭窄、贫乏，充满矫揉造作的习气，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还分析了阶级斗争对宗教信仰的影响。梯叶里在论述英国的宗教斗争时指出，17世纪英国人的宗教信仰决定于他们的阶级地位。一般地说，“那些站在臣民行列的人大都是长老会派，就是说，他们在宗教方面也不希望有任何对自己的压迫。那些站在对立阵营进行斗争的人则是主教或教皇的拥护者，因为他们甚至在宗教的形式中也首先寻找他们能够加以利用的权利和他们能够从人们榨取的捐税” 。复辟时代历史学家的这一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影响很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定时期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的体现。“从15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同样，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也是如此。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 宗教也是如此，“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 。

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为唯物史观的创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众所周知，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之前的欧洲传统史学，要么从思想动机中寻找历史的动因，要么将历史看成偶然事件的堆积。与之相对应，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将基于经济利益之上的阶级斗争看成社会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动力，并以此解释宗教和艺术等的历史变化，这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准备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作为资产阶级利益代言人，其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也存在阶级局限。譬如，基佐就明确表示其政治意图是“巩固‘中产阶级’的统治”。基佐热情讴歌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但却极力否认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将之贬低为一种“灾难和耻辱”。所有这一切，都“非常清楚地表现出了资产阶级的阶级觉悟” 。再如梯叶里，更是毫不掩饰其资产阶级立场。他公开宣称自己是“第三等级的儿子”，并将第三等级视为代表一切的普遍阶级，以此掩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对此，马克思做了深刻批判：“奇怪的是，这位先生，作为法国历史编纂学中的‘阶级斗争’之父，在序言中竟对一些‘新人物’感到愤怒，原因是他们现在也看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并且竭力从1789年以前的第三等级的历史中寻找这种对立的痕迹。他花了许多精力来证明，第三等级包括除了贵族和僧侣以外的所有等级，而资产阶级起着所有这些其他成分的代表者的作用。”

总的说来，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的思想既有重要价值，也存在诸多局限。这些思想资源从正反两方面启发了马克思，为马克思科学国家观的确立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我们看到，马克思在后来的《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就开始研究和吸收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和思想。到后来对法国革命的研究中，马克思再一次系统研究基佐等人的著作，这些著述的“目的是把本阶级的历史追溯到11世纪，以便把中世纪以来的法国历史描述为一连串的阶级冲突。多亏这些历史家，——他特别指出其中的基佐和梯叶里——马克思获得了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本质的知识” 。 o9XZJ/7Lw+UsHc3aywSd+sBWohhOOkrgqmKTwW1UM0KomwqGW3PiDVD5Q6ubTX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