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演剧

1929年冬，摩登社借道南通的赵子超戏院演出《悭吝人》《父归》等戏。实际上，这次公演活动是由南通地下党特别安排的，为了配合摩登社，由中共地下党直接领导的艺术剧社也派员参加了此次演出。 赵子超是赵丹的父亲，在南通经营戏院，为人十分慷慨，喜欢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文艺界人士，曾资助儿子和几个爱演戏的青年成立“小小剧社” ，所以对此次摩登社借道演出表现得十分热情。正是这次演出，郑君里结识了比他小几岁的赵丹。

1930年3月20日，在上海浓厚的革命气氛下，田汉发表了《我们的自己批判》 的长文，在艺术与政治立场上“宣告左转”。随后不久，南国社被查封。郑君里在南国社师友的影响下，转入左翼文艺阵营，“从唯美的圈子脱出来，倾向革命” 。由此，郑君里正式拉开了革命演剧事业的序幕。1931年1月，“中国左翼剧团联盟”升格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选举产生以田汉为首的执行委员会，刘保罗负责总务，赵铭彝负责组织，郑君里负责宣传。 紧接着，1931年春，“剧联”改组以个人为单位，郑君里解除“剧联”职务，开始组织“大道剧社”。大道剧社的主要成员有：郑君里、刘保罗、赵铭彝、朱光、严僧、周伯勋、胡萍等人。在上海各高校演出《街头人》与《小偷》（《梁上君子》）等戏后，郑君里与赵铭彝到南通，成立“剧联”分盟，帮助赵丹的“小小剧社”排演戏剧。

这一时期，郑君里把主要精力放在“剧联”事务和组织剧社在上海各学校串联演出上，实际并没什么特别的收入，甚至温饱问题尚不能解决，经常要饿着肚子写文章、做翻译，挣出一点儿可供生活的开支。然而，稿费也并不是常有的。据《郑君里学术年表》《郑君里自编年表》记录，1930年到1932年间，郑君里共计发表了《近代剧论》（译）、《中世纪宗教演出法》《舞台装置的主潮》《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起草）、《中国戏剧运动发展底鸟瞰》《每日一影人》六篇文章，除了1931年冬商务印书馆出版译稿《近代剧论》所得稿费较多（400元）以外，其他文章所得几可忽略不计。而且这四百元也并非郑君里独得的，译稿介绍人拿去50元，郑君里自取百元，其余交给母亲，置办年货准备过年。那么，饿饭就是常有的事了。譬如，他在翻译《近代剧论》时，一块钱要连着吃七天，经常对付一下，冷水就当了早餐了，而且时常要靠朋友的接济。那时他身边的朋友也多是单身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谁有点儿钱就蹭谁的，真到了有饭同吃、有衣同穿的境地。说到这，有一则趣闻，有一段时间郑君里与金焰同住，穷到揭不开锅了，金焰把雨衣当掉后，换得八元钱，大家才有饭吃。黄晨女士在《我和君里》一书回忆：“君里曾穷到一天只吃一顿饭的程度，什么饭呢？一个铜板一块大饼，再加上可以白喝的自来水。像袁牧之、唐纳这些艺术家，都是住在亭子间里，穷得只好睡棉花絮，连被面、被里都买不起。有时候穷得实在没办法，把东西送去典当换一点钱，夏天可以当冬天的衣服、被褥，冬天就没什么东西可当的了，那就谁有钱，大家就吃谁的，两毛钱买碗罗宋汤，这是他们经常过的日子。”

其实，对志在改变中国命运的青年来说，生活苦点累点还算不得什么要紧的事情，真正要紧的是时时刻刻处于恐惧当中。一些从事革命演剧事业或者地下活动的青年学生，常常处于被敌情人员袭扰、逮捕、以至坐监甚至杀头的危险境地。在1930年秋发生的南国社社员张曙被捕事件中，郑君里幸运地逃过一劫。当时南国社刚刚被查封，郑君里把家从平原坊搬到陆家湾的大陆坊，刚搬去的第二天，两人在路上走，张曙便当场被捕了。面对此种危急形势，“剧联”的办公地点迅速转移至北四川路余庆坊东方书店楼上，而郑君里也随之搬回闸北家里，暂避风头。可是，被捕的危险尚未解除，在革命的洪流之下，凭着一腔赤诚热血，郑君里旋即又去参加示威、飞行集会之类的活动，与“左联”成员洪深、罗鸣凤等取得联系，散发“文总”的“上海反帝大同盟”文件。

日本发动“九·一八”侵华战争前夕，“左倾”冒险主义与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国大地弥漫，中国的出路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君里组织的“大道剧社”先后在大夏大学、复旦大学两所高校演出了戏剧《马迪迦》，用以打击“左倾”冒进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随后，“大道剧社”又在两所高校演出了《阿莱城姑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本先后炮轰北大营、进攻沈阳，到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全国上下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学生作为运动的主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各种募捐、游行和示威活动。“剧联”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很好的宣传、鼓动、引导运动的作用。“剧联”组织各个剧社下学校、进工厂、上街头组织演剧和宣传。作为“大道剧社”的负责人，郑君里也组织社员下到各学校、工厂和夜校演出田汉的《乱钟》《血衣》等剧，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在国难当头的情势下，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串联起众多进步演剧团体，初步形成了左翼同盟的组织形态。“剧联”成员肩负起文人责任，以文艺作斗争的武器，为了寻找出一条政治的出路，指出在半殖民地中，中国无产阶级所负的伟大使命，达成“彻底反帝国主义，反豪绅地生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黄色与右倾的欺骗，拥护苏联及中国苏维埃与红军” 的目的，他们于1931年9月通过了一份针对“白色区域”的名曰《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的文件，而“红色区域”的行动纲领则“另订之”。《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由郑君里起草，主要涉及以下六方面内容：

一、深入都市无产阶级的群众当中，取本联盟独立表演，辅助工友表演或本联盟与工友联合表演三方式以领导无产阶级的演剧运动。

二、以各种手段争取在白色恐怖下公开上演的自由。

三、对于白色区域内广大的农村，本联盟当竭力充实主观力量与文化的影响。

四、除演剧而外，本联盟对于目前中国电影运动实有兼顾的必要。

五、本联盟应积极组织“戏剧讲习班”，提高加盟员的思想与技艺的水准，以为中国左翼剧场的基础；组织“电影研讨会”，吸收进步的演员与技术人才，以为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基础。

六、本联盟应建设指导的理论以击破各种反动的理论……本联盟应公布各种创作或翻译的革命剧本……对于现阶段中国电影运动实有加以批判与清算的必要。

这六条纲领明确了“剧联”的使命、目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针，内容更是广泛涉及城市与农村演剧、戏剧运动、戏剧理论指导、剧本生产、电影和批评的组织与生产方式等方方面面。实际上，郑君里在全面抗战期间先后发表的两篇文章《抗战戏剧运动草案》 《论抗战戏剧运动发展底不平衡》 在思想与精神旨趣上与其起草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这样一份纲领性文件——是一脉相承的。

1939年，郑君里在重庆的生活书店出版了《论抗战戏剧运动》 一书，该书全面总结了抗战戏剧运动的本质、进步性、发展的不平衡性的原因和对策，介绍了战区、敌后和后方演剧的开展情况。然而，《论抗战戏剧运动》一书虽然收录了《论抗战戏剧运动发展底不平衡》一文，却并未收录《抗战戏剧运动草案》。《抗战戏剧运动草案》一文之所以重要，在于其提出了抗战戏剧运动必然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实践之一部”“政治与军事的动力之一部”的论断，将抗战戏剧运动的开展与民族、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详细、深入分析了“戏剧的常态的经济状况已为抗战所破坏或改变，观众的消费能力已锐减或消失，大剧场中正常的演出已很少可能性，其商业条件亦大部消失，同时，纯商业的经营也容易成为抗战戏剧运动的开展的障碍”，以及“抗战戏剧运动之发轫可能遇到两重阻力”：

第一是封建的士绅阶级的阻挫，他们以为戏剧是“下九流”的伎俩；还有没落的资产者，他们的共同点是一笔抹煞戏剧的效能。

第二是偏激的智识分子或技术专家，他们虽承认戏剧的狭义的效能，但以为目前只需要直接参加作战，戏剧活动不应该存在，或者，参加戏剧活动无异是“逃难”，从此，他们取消了抗战的戏剧运动：这两重阻力非首先被克服不可。

郑君里提出要根据组织体系建立健全联络网，在全国上下有组织地动员、开展抗战戏剧运动，使全国一盘棋，从而形成强大而统一的领导核心。在此基础上，郑君里进一步提出了具体对策与组织方法，如规定演出的任务，演出之前对当地社会系统进行调查，演出之后以举行座谈会、大小规模戏剧公演的形式，吸收戏剧姊妹艺术的优点，发掘传统戏剧与民间娱乐的遗产，户外户内演剧的组织方法，宣传与领导方式等等，可以说是一份非常实用的抗战戏剧运动指南，为全国抗战戏剧运动的顺利开展在实现目标、领导方式、组织形态、实践方法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理论依据。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的炮声还盘旋在中国人耳朵里的时候，旋即又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军从东三省打到上海。在战争发生的第二日，炮火迫近，郑君里举家逃难。父亲和妹妹回广东中山老家，母亲寄住在舅母家，郑君里则在外过着四处流浪的日子。战事还没有停，郑君里和金焰、吴永刚就奔赴闸北前线劳军演出，那时他们已经穷到三人同吸一支烟的地步了。大道剧社也在艰难维持之中，租在一个地下室，社员们白天去伤兵站和工人夜校演出小节目，晚上就睡在里面，每人每天只能发一点面包充饥。也许是战争和困苦的生活耗尽了他们的热情，“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不久，大道剧社便四分五裂，社员们各奔东西了。朱光、严僧等五人到苏区，刘保罗到杭州搞“五月花剧社”，周伯勋、胡萍等进入电影圈拍电影去了。至此，大道剧社在无形之中解散了，而它的解散实际上也为郑君里从“化妆室”进入“摄影场”提供了一个契机。 8cFx2YTSnCgQK49osY+feY8QAzK8cUFgKDTDgELRF1rgpuz1tdq/GmWnUC+VDV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