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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 IoT) 与诸种信息与沟通技术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尤其是数字网络技术 (digital network technology, DNT) 成为当下时代的核心关键词，“技术政治” (techno-politics) 这个术语开始在学界出现，以它为主题的论文与学术会议正在稳步增加。
尤其是近些年来各种“智慧城市”建设方案及具体实践的喷涌，“技术 政治”是思考这种全新“杂交物” (hybrid) 的一个有力的概念框架。
文献性的考察让我们看到，学界当下关于“技术 政治”的讨论主要聚焦在各种新技术对于民主政治的影响上。譬如，坎·库班等人在2017年的《什么是技术 政治？在数字时代理解政治的一个概念框架》一文中，如此界定“技术 政治”的反思性框架：
技术 政治反思诸种信息与沟通技术的多元目标应用，这类应用一方面瞄准民主政治中更多的效能与效率，同时也瞄准使传统民主实践发生转型，通常是使它们回到其原初目的，但加上一种精炼后的、聚焦政治解放与去中心化的视野与任务。
这个界定尽管被广泛接受，然而它恰恰截短了“技术 政治”的分析性视野——“政治”，仅仅被缩减为“民主政治”。我们有必要更进一步地挖掘这个概念的分析性 反思性潜能。
晚近数十年，“技术 科学” (techno-science) 一词在欧陆学界越来越多地被使用。而在最近几年，“技术 政治”一词亦开始得到使用。不同于前者关联起了被认为本就密切相关的两个领域
，后者把“技术”与“政治”这两个学界此前极少放在一起进行讨论的论域，通过连词号直接关联了起来。
其实，原本已有一个关联两者的词，在政治学界得到大量使用——那就是“技术统治” (technocracy) 。然而，尽管它在构词上同时包含“技术”与“统治”，其主要落脚点却在后者：“技术统治”被视为政治制度之一种，同“贵族制” (aris-tocracy) 、 “民主制” (democracy) 、 “官僚制” (bureaucracy) 相类似，它指的是技术专家掌握主要政治权力的制度模式 (也因此在国内学界该词主要被译成“专家治国制” )。
于尔根·哈贝马斯2013年著作《技术统治的诱惑》，几乎没有讨论当代的技术 (如人工智能) 及其应用 (如智慧城市），其批判性分析瞄准的是技术官僚绕开了民主程序掌握权力的当代现象：“一种没有民主根基的技术统治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动机以充分的力度，来应对选民们对社会正义、状态安全、公共服务与集体物品的要求。”
从哈贝马斯的论述中就可以看到，“技术统治”概念框架中真正“技术”的含量很少，几乎没能对“技术”作出思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概念，来等量齐观地对待“技术”与“政治”: “技术 政治”这个概念有助于我们并置性地重思“技术”与“政治”，去探索在传统的“技术研究”与“政治研究”框架下无法取得的反思性视角。
通过一组反思性 分析性实践，本章提出如下这个激进论题： “技术”与“政治”以及两者的交互触动，是人类发展出文明的关键，是“人类 起源” (anthropo-genesis) 的构成性要素 。
并不是说人类文明中的其他内容 (如“艺术” “哲学”“宗教”“科学”) 不重要，而是说：若缺少“技术”与“政治”中的任何一项，人类文明将不再可能。
文明可以做增量，不断内部新增或外部加入不同的元素；但“技术”与“政治”对于文明而言是
根基性的
(foundational) 、
构成性的
(constitutive)，无法对它们做减法，缺一不可。
建立在这一论题上，本章进而提出：当代世界所涌现的一系列文明性困境，同晚近以来人类所处的
“技术 政治”状况
紧密相关。该状况是：(a)
技术场域“智能”的“加速主义”迭代；
(b)
政治场域“智慧”的“去功能化”式微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人类世”批判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被视作政治智慧在技术加速主义时代的“再功能化”。
那么，就让我们从以下问题展开我们的分析与反思：“技术”与“政治”是在何种意义上成为文明性要素 (civiliza-tional elements) 的？在人工智能与后真相政治的时代，我们尤其很有必要重新思考：什么是“技术”？什么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