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重思技术 政治 (II)：当代智人的去智化

人工智能对人类进行“全权主义”统治，早已是媒体话语与科幻作品所频繁主题化的技术 政治画面。然而，一种具备“自我意识”、能够和人类建立起“主体间”关系的人工智能，同目下建立在人工神经网络“深度学习”（以及基于自注意力机制的转化器) 之上的人工智能，全然不是同一类技术存在。

实际上，人工智能 PK 人类的“对抗性模型”，彻底无助于我们分析当代世界的技术 政治状况。 从器官学角度出发，我们才能定位到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关键性影响： 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内核的诸种体外器官，正在使我们的生物器官与政治器官发生“去功能化” 。

我们先来分析人工智能对生物器官的去功能化。不难观察到：我们的计算 (“心算” ) 能力已然下降 (依赖计算器），我们的记忆能力正在下降 (依赖随时可以读取的云储存）、认路能力正在下降 (依赖GPS)，乃至语言获取能力下降 (依赖智能翻译机）、调查能力下降 (依赖智能助手直接给你答案）、沟通交往能力下降 (依赖社交网络算法) ……政治学家、智能研究者詹姆斯·弗林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智商测试分数在代际间呈持续增长趋势 (被称为“弗林效应” )。然而进入本世纪，“弗林效应”恰恰被快速反转，智商在代际间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

在斯蒂格勒看来，当代人在技术智能加持下正在陷入“系统性愚蠢”：一方面“技术已经抵达数字语法化的阶段，它分析并综合整个世界”，另一方面则是“系统性愚蠢与疯狂的普遍散播”。 正如各种工具、武器、交通载具的使用使人类的肌肉大幅度“退化”一样，人工智能对人类生活的深度嵌入，已经快速地激发器官的去功能化——这一次不只是形体层面 (人的普遍肥胖化），而更是头脑层面。人工智能，使人全面陷入“系统性愚蠢”；而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则进一步使人陷入“二手愚蠢” (second-hand stupidity) 。 作为体外器官的当代技术，却正在使智人“去智化”。 那么智人的另一种“智”呢？

人工智能同样使政治器官发生剧烈的去功能化。批判组织学代表人物麦茨·阿尔维森与安德烈·斯派瑟甚至提出，我们需要以“功能性愚蠢” (functional stupidity) 视角来研究组织：在他们看来，是愚蠢而非智慧在“维系”着当代共同体组织。 此处，有必要接着两位组织学家的研究进一步提出：正是依赖于人工智能等技术智能，当代人正在允许自己变蠢，放弃对政治智慧的追求。对智慧城市的分析已经让我们看到，技术智能正在取代政治智慧成为共同体组织化 (器官化) 的内核——是人工智能让城市变“智慧”。然而，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人工智能所形成的算法权力 (algorithmic power)，一方面正在侵蚀政治领袖的决策权力，另一方面则正在掏空民众的参与性 民主性权力。

在晚近这一两年，人工智能业已大幅度渗入政府治理的各个领域，在越来越便捷采集到的大数据支撑下不断更新算法。人工智能的“赋能”，诚然使得政府资源使用与公共物品分配得到优化；但与此同时，人类官员面对人工智能在治理上的决策建议，要想做出不一致的决策难度越来越大——“瞎指挥”这个词所勾画的状况，将越来越变成人类官员面对人工智能时的共同尴尬。治理，正在“自动化”。可以想见在不远的未来，共同体中各种决策仍然会由人类官员做出，然而他们实则只是人工智能的幕前“提线人偶” (puppet) 而已。决策权力正在快速地转移到人工智能上， 被算法权力所取代。

另一方面，民众的政治参与也正在被算法权力介入。 “剑桥分析” (Cambridge Analytica ) 对2016年美国大选的干预（采集和分析数百万“脸书”个人账户数据、施以精准政治影响），标识了民主权力向算法权力的转向：虽然票还是每个公民自己投的，然而其决定却已然受到算法的深层介入乃至支配。这让我们看到， 在算法权力侵入下，民主趋于空壳化 。

实际上，民主本身乃是政治智慧创造性演化出的一种“大数据算法”。而它现在正在被技术智能创造性演化出的另一种大数据算法所掏空。可以看到：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智能正在快速挤占政治智慧的位置，对共同体秩序的构造进行根本性重组。

在器官学的视角下，我们考察到了当代世界的技术 政治状况所发生的激进变化：进入本世纪以来，人类文明演化所依赖的两条腿之一的技术智能，正在以“摩尔定律” 所形容的指数级速度发生演化与迭代，而同一时期政治智慧则迭代缓慢 (如果不是几乎没有的话) 。 2016年的特朗普胜选与英国脱欧，恰恰标识出当代技术 政治状况下政治智慧的严重缺失——在因变化而激起的恐慌面前，先退回到“安全”的过去，退回到紧锁“边境”的民族国家框架中。 特朗普“推特治国”中的大量言语 (譬如声称自己手中握有比朝鲜领导人更大且可用的核武器按钮) 清晰地标识出，政治智慧已返回到了原始部落的水平 (如果不是还有所不如的话）。

晚近这几年，我们共同见证了国际形势的剧烈动荡 (几乎涵盖全球地缘各个角落），已经达成的规则与共识 (以往政治智慧的成果) 的肆意废弃 (如美俄《中导条约》的废弃 ），孤立主义、仇外情绪弥漫，造墙、贸易战、区域热战此起彼伏。与此同时，我们更是在无力地见证着全球生态变异的持续加剧，以及不少国家领袖拒绝加入生态问题讨论的强硬姿态。 这些都是当代世界因技术智能的加速发展与政治智慧的萎缩无力而崩现出来的文明性困境。普罗塔戈拉神话故事中，人类因缺乏政治智慧而“两次被灭”。如果那只是神话故事的话，创造出“人类世”的当代智人，晚近却因匮乏政治智慧，遽然而切实地处在“被灭”的边缘。

在当代技术 政治状况中，以尼克·斯尔尼塞克、亚历克斯·威廉姆斯为代表的当代“加速主义政治”学派，提出“普罗米修斯式政治”作为应治“灭绝”风险的方案：“我们宣布，只有一种最大程度地控制社会及其环境的普罗米修斯式政治，才能够面对诸种全球问题，或战胜资本。”加速主义政治，就是最大限度地去“加速技术演化的进程”；而“技术之所以应该被加速，正是因为我们需要用它来战胜诸种社会冲突”。

加速主义政治学派，实际上就是对政治智慧匮乏的隐在认肯，并秉持如下判断：加速迭代的技术智能，有能力全面应治当代全球共同体的诸种问题 (从社会冲突到环境问题）。“普罗米修斯式政治”这个概念调用了普罗塔戈拉神话，但其提出的方案，却恰恰是要截去宙斯所给予的政治智慧，而单单以普罗米修斯的“礼物”来直接改写“结果他们又散掉，再一次被灭了”的结局。从器官学视角出发，加速主义政治宣言实则便是：认肯并寄望于技术器官对政治器官的去功能化 (让既有资本主义秩序更快崩盘) 以及随后的全面接替。

随着2013年《加速：一个加速主义政治宣言》问世后，加速主义政治在学术界乃至政界迅速升温，成为技术 政治论述中的代表性话语之一。诚然，该学派所提出的“普罗米修斯式政治”，对当代世界的文明性困境，给出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应对方案。并且这个方案具有强大的现实可操作性，因为它实则是全盘认肯那业已成型的技术对政治的接管趋势，故此在操作与实践层面上只需顺“势”而为、进一步推进即可。进而，普罗米修斯式政治亦符合西方文化长久以来的褒贬观：送来技术“礼物”的普罗米修斯，是为人类而受难的英雄；而送来政治“礼物”的宙斯，则无此文化地位 (让普罗米修斯受酷刑的正是宙斯）。在今天，技术 (尤其是人工智能和信息与沟通技术) 所展现出的“加速主义”变化，已然足以令人眼花缭乱，让人对其潜能抱有无限期待。提出“加速回报定律” (law of accelerating returns) 的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认为，整个人类文明因技术加速演化而正在趋近“奇点”，以往的文明价值 (实是各种政治智慧的具身) 在“奇点”之后都将彻底无效。 在这种“技术奇点”视野中，技术正在成为影响人类文明的唯一要素。

然而，从器官学的视角出发，我们有必要提出：人类文明经历无数次挑战演化至今，正是有赖于三种“器官”（生物器官、技术器官、政治器官) 在每一次“去功能化”后， 都能 成功地“再功能化”。譬如，脸部的攻击能力去功能化后，再功能化出来表情与沟通的能力 (生物器官的演化）；中国传统王朝天下系统在坚船利炮下去功能化后，再功能化出来新中国及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政治智慧的演化）。 “普罗米修斯式政治”的问题恰恰在于：它接受技术智能对政治智慧的去功能化，却认为后者的再功能化不再是必要，前者能够彻底取代后者。在文明史上，去功能化后没有快速发展出再功能化的，都成为演化进程中的失踪者 (典型如动耳肌、美洲三大文明）。

人工智能在人类社会的“全面赋能”，正在导致人们陷入“系统性愚蠢”。倘若越来越多的人就此沉浸入“抖音” “饭圈” “喜茶”以及“取消文化” (cancel culture) 等晚近兴起的诸种“去智化”生活，那么，他们就会不断趋向尤瓦尔·赫拉利所说的“无用阶级” (useless class)，积极配合地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被一般化了的无产阶级” (斯蒂格勒术语）。而政治器官也正在面临“功能性愚蠢”。倘若我们仍然将自己困陷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体系，仍然将自己困陷在差不多同期开始形成的资本主义秩序中，仍然将自己困陷在自由民主作为“最不坏”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中，那么，当代越来越多去智化的领袖们，很有可能会大幅截短人类文明向前演化的潜在空间。

赫拉利在2016年出版的《未来简史》中，提出作为无用阶级对立面的“神人” (homo deus，该书原标题就是《神人》 )。在他看来，智人正在失去控制权。政治智慧指向人与人的功能性挂钩。而赫拉利则提出，“大脱钩” (great decou-pling) 正在到来，建立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诸如《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等文件上的政治世界正在崩塌。 那么，我们诚然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追问：“神人”及其意识形态“技术人类主义” (techno-humanism)，是否代表了生物器官与政治器官的再功能化？

技术人类主义将自身视作自由人类主义 (liberal human-ism) 的迭代，主张人类应该围绕“神人”来组织化：“我们已知的智人已经走完其历史进程，未来不再相关，我们应该运用技术来创造神人——一种优秀得多的人类形态；神人将保持一些基本的人类特征，但将享有升级后的诸种身体与脑力能力”, “无须再浪费资源为大量无用穷人去提升或仅仅是维持标准健康水平，而应该集中资源，以使一群超级人类升级到超出常类”。 我们看到：“神人”，实际上就是嵌入当代技术 (脑机接口、基因工程、纳米技术等) 的赛博格。由于技术在当代呈指数级速度发展，当行星“资源”充足的话，这些作为“神人”的赛博格，也将以指数级速度升级。

从器官学角度来分析，加持人工器官已然使智人成为赛博格，并且使其发生个体化与差异化。当器官人际化以“集中资源”方式确保 一部分 智人的器官体外化加速升级时，某种作为“类存在”的超级赛博格，就会在政治器官、技术器官与生物器官的交互触动中形成。换言之，当技术人类主义所主张的组织化形态，同普罗米修斯式政治所推进的技术加速相结合，这种技术 政治状况，就会使同智人具有“类性”(generic) 区别的“神人”产生。问题是，“神人”是否能够应对当代世界的文明性困境呢？

“神人”的诞生，是智人只剩技术智能而丧失政治智慧所导致的结果 。吴军在其2016年著作《智能时代》一书中提出“ 2%的人将控制未来，成为他们或被淘汰” 。确实，这样的“智能时代”，智人只剩“智能”而不再具有“智慧”。技术人类主义不再寻求“存在于共同中”，而这恰恰是政治智慧的根本诉求。 “神人”产生的技术 政治前提，是抛弃人工智能时代那些“被一般化了的无产阶级” (他们被压缩成数据）。智慧城市的基底，实际上是“数据城市”与“自动化城市”，并不以公民及其组织化为必要条件——即便一个智慧城市空无一人，城市照样可以很“智能”。 “神人”与智慧城市，都不以那98%无力参与“控制未来”的人存在为前提。刚告别的20世纪还有大规模的种族清洗与种族屠杀 (“存在于共同中”断裂），当下世界还面临真实迫切的核危机与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当无法参与“控制未来”的人被彻底“淘汰”时，那会是一种怎样的进程？

“神人”的对面，实是政治哲学家乔治奥·阿甘本笔下的“神圣人” (homo sacer) ——丧失共同体生命 (bios) 、可以被不受惩罚地杀死的“赤裸生命”。 “神圣人”，是遭到“弃置”(abandonment) 的人。 “神圣人”的神圣，是因为他们被献祭给“神”、成为“属神”之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从古至今，牺牲者一直被视作神圣的。 当共同体资源被集中到“神人”上以达成“控制未来”时，被弃置的“无用阶级”，在共同体中会是什么位置呢？答案是：他们会从“无用”变得“神圣”（亦即，变得“赤裸” )。在技术人类主义所坚持的“无须再浪费资源给大量无用穷人”的政治主张下，后者被迫把自己“牺牲”给“神人”们的未来事业。

阿甘本在分析纳粹政治时着重强调，纳粹主义者不是嗜血疯狂的屠杀者，而恰恰是以技术工程的方式理性而冷静地“淘汰”寄生在社会有机体中的蛀虫：“犹太人不是在一种疯狂的、规模巨大的屠杀中被灭绝，而是像希特勒所宣称的那样 ‘像虱子般’（即作为赤裸生命) 被灭绝。” 20世纪的技术 政治实践，绝不应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 政治状况下被视作文明史的陈迹——要看到，政治智慧在此期间并未得到实质性更新，当代世界政治领袖以及政治学者所操持与使用的语言，仍然是早期现代性到18世纪后期 (美国革命、法国革命) 的政治领袖与思想家所奠立的。从目下的人工智能时代挺进到当代普罗米修斯信徒眼中的“智能时代” (人口中2%的神人以其“智能”控制未来），这个“挺进”，恰恰不是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困境被克服，而是意味着作为智人 (同时兼具智能与智慧) 的人类“被灭”。 当然，这一次“淘汰虱子”的技术工程，不会是纳粹式的集中营——被献祭给“神人”事业的神圣人不会成为集中营里的失踪者，而是成为智慧城市中的数据流。相较智人，神人与数据流皆有在“人类世”生态变异中持续下去的能力。

智人迈向神人与数据流的“智城” (乃至“智球” )，便是技术智能全面取代政治智慧的结果。这个前景，看似是后人类主义的。但从根本上，该前景却来自人类主义 (技术人类主义，或者说超人类主义 ），然而恰恰导向了对人类 (智人) 的“弃置”。人类主义所铸造的“人类学机器”，最终会吞噬人类本身。 唯一可能去改变该进程的力量，便是 政治智慧的再功能化 ，亦即以同技术智能迭代进行竞速的方式来推进政治智慧的迭代。

正是在这个技术 政治视野下，当代世界诸种政治话语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在政治智慧上脱“颖”（聪慧）而出的话语。该话语通过重新定位“存在于共同中”来迭代政治智慧：这个“共同”不再是“民族” “人性”，而是“人类命运”。

以普遍“人性”作为“共同”的自由主义 (自由人类主义），在晚近“逆全球化”浪潮 (造墙、贸易战、仇外情绪）中节节败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性”尝试在没有“他们”——亦即没有卡尔·施米特所说的“敌人”——的普世主义框架下建立“我们”。

以往的政治智慧，都是在“他们”的外部背景下构建共同体内部的“我们”，以外部的“不同”来强化内部的“共同”。诚如当代政治哲学家罗伯托·埃斯波西托所言，“共同体” (community ) 一直和“免疫体” (immunity ) 互为关联：“共同体”确立免疫边界，使内部公民不受外部的伤害。在埃氏看来，最根本的政治问题是，任何免疫机制都会让被排斥在外的人处于风险中。 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人类主义旨在通过政治智慧的更新 (放弃“我们/他们”框架，以“人性”代替“民族” )，一劳永逸解决“政治”问题。而坚持“敌友划分”论的施米特，则以批判自由人类主义为使命，声称“谁调用人性，就是想欺诈”。

在20世纪，相对于施米特曾参与其中的纳粹主义，自由主义最终可谓是大获全胜；然而这并不代表作为政治智慧的“人性”论与自由主义就此终结了“历史” 。 进入21世纪，全球状况持续恶化，甚至陷入了深度的结构性困境——困境从经济、种族、宗教面向延展到生态、生物面向 (从金融危机、族群撕裂、文明冲突到极端天气、病毒大流行）。寻求“我们”安全而让“外部的他们”去承担风险，便实质性地成为覆灭自由人类主义的力量。被视作自由人类主义迭代方案的技术人类主义，其内核正是重新恢复“我们 (神人) /他们（无用阶级) ”框架，并主张集中资源保护“我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了技术人类主义的对抗性方案：它坚持拒绝“我们/他们”框架。与此同时，它也构成了对自由人类主义的迭代方案：它用“人类命运”代替“人性”。这是政治智慧的实质性迭代。 “人类命运共同体”拒绝划出去一部分人作为外部的“他们”。而 导致“人类命运”的那一系列状况，恰恰功能性地填入到“他们”的位置上 ，成为构建起“我们”的那个力量。换言之，正是应治持续恶化的全球状况这一紧迫任务，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 ) 有可能被政治性地构建起来。

在最初的普罗塔戈拉神话中，建立共同体，就是为了摆脱“被野兽给灭了”的命运。而对于当代处身“人类世”中的智人，共同面对“被灭”命运 (这一次不是灭于野兽，而是灭于人类自身演化出来的“文明状态” )，能强有力地建构起“存在于共同中”。这个“共同”内核意味着：共同体的“免疫”边界，必须以整个人类为边界。诚如赫拉利针对新冠病毒疫情所评论的，“流行病在任何国家的传播都会危及整个人类，因为病毒会演化……每个感染者都可能给病毒提供新机会，使它们更适应人类”。故此，“全世界的人都生死与共，不要给冠状病毒可乘之机，这意味着我们要保护所有国家的所有人”。 共同体边界不应该再是沿着“我们/他们”设置，而是沿着“人类/病毒 (污染、生态变异……) ”来展布，这便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构性政治方案。

主张“政治就是划分敌友”的施米特当年尽管措辞激烈，但仍不失以学理性与分析性的方式，来宣称“谁调用人性，就是想欺诈”。但今天恐怕只有特朗普主义者，会把当下“人类命运”状况宣称是“伪新闻” “后真相”。特朗普主义者们既拒认全球升温与生态变异，也拒认人工智能所导致的失业状况 (将其归咎于移民），同时还拒认新冠病毒对整个人类的威胁 (仅仅将病毒同亚洲人挂钩) ……也正因此，《卫报》曾提出，“人类世”应该被称作“特朗普世”。 而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则把特朗普与特朗普主义者，视为所有“地居者”的敌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并不结构性地需要存在一群能够被明确标识出的“敌人”来作为前提性状况，然而当代特朗普主义者们恰恰竭尽全力地把自身放置到了这个位置上……

我们看到，生活在“人类世”（“特朗普世” ) 中，生活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 (智人) 在“命运”上，正在形成“共同”。而当下需要去集体推进的，便是在这个“共同”上，去展开 共同体的组织化构建 。并且，我们要努力以当代技术专家推进“技术器官”发展的速度，来全力推进“政治器官”的更新与迭代。

“智球”绝不定然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极大可能是人类被人工智能算法与“神人”压缩成为大数据与神圣人的境况。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汲取全新的技术智能，但更需要汲取全新的政治智慧——那就是，以“人类命运”来实现人际联结、组织化的合作。如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一种“加速主义政治”的话，它恰恰不是“普罗米修斯式政治”，而是强调 同步加速 技术智能与政治智慧。

在这个意义上，斯尔尼塞克等人的“加速主义政治”实则是一个矛盾修辞 (oxymoron) 。那是因为，它主张予以“加速”发展的，实际上是技术，而非政治。就政治智慧而言，“神人”与“无用阶级”，是去智化的两种形态：“神人”褪丧政治智慧；“无用阶级”拥抱系统性愚蠢。当下这种去智化的状况，庶几将使得人类文明很快步入埃斯波西托所预言的“生物器官合法售卖、价高者得” ——这意味着，政治器官（资本主义秩序) 与技术器官合围“解体”生物器官，智人在最底层的生物意义上趋向瓦解。冲出这种当代技术 政治状况的出路，就是同步地去加速迭代智能与智慧，使智人重新恢复两条腿的快跑。 VFUc4UA3mMeajOJT0xRU7IesqVNPOfokxepf6yptjXyjHzrOrtoFg8UaWUxjgo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