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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前两节的分析，我们已经定位到：“力不若牛，走不若马”
的智人在其生物性“本能”之外，拥有如下两种“智”——技术性的“智能”与政治性的“智慧”。正是这两种“智”，使人类在生物性演化之上发展出文明性演化 (亦即“创造性演化” )。
让我们把分析进一步推进。
在“技术 政治”的视野下，可以看到智人所拥有的这两种“智”尽管完全不同，然而它们却具有如下两个共同特征：
(a) 两者都不是纯粹理论性或沉思性的“智”，而是 可使用的 ，是实践性 (practical) 与实用性的 (pragmati-cal）；
(b) 两者都不以形而上学的“真理” “自然” “绝对” (the Absolute) 为本体 起源状况，故而都是 可迭代的 ，这种自我更新不存在上限或“天花板” 。
在人工智能时代，对于技术“智能”的可使用性与可迭代性，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并且同样明晰的是，在“智能”上，人正在被快速迭代的人工智能全面赶超 (ChatGPT 只是显例) 。但我们还能在自己身上定位到另一种“智”：政治“智慧”。而它也是可使用、可迭代的。
人与人的聚居群处，靠血缘这种“自然”纽带，只能联结数量极其有限的个体，形成原始“氏族” “部落”这样的聚居形态。当这样的氏族群体遭遇到其他群体，爆发冲突无可避免；而要双方化解冲突形成超过直系血缘的更大规模聚居，则需要政治性的智慧。某些哺乳动物如狼、象、黑猩猩等也能几十只生活在一起，然而一旦超过一定数量就会立即分裂成两个群体，双方再为食物、资源、生存空间等“像狼与狼一样互相厮杀”。
根据人类学家罗宾·邓巴的考察，150是高等哺乳动物聚居群处的上限 (即所谓的“邓巴数” )；这也就意味着，人凭借其生物器官能力 (“本能” )，最多只能和150人发展出彼此了解的人际关系。
然而，智人却并没有受困于此：他们在人际向度上发展出器官组织，从而冲破了150这道聚居数字的无形天花板。那么，原始氏族当年如何冲破聚居界限？
对于人类 起源而言一个关键性的政治智慧，被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 斯特劳斯观察到：“舅舅”的产生。最初以血缘为纽结的氏族群体中，女性皆是她们父亲和兄弟的“私产”。在无数互相伤害与“被灭”中，某几次冲突双方互向对方“赠女”，这些氏族存活了下来并得到发展。交换作为“礼物”的女性，便形成了“舅舅”这种亲属关系——经由这种关系，原先对立双方变成新的“一家人”。列维 斯特劳斯认为“交换”姐妹与乱伦禁令互为表里，并通过这种方式建立“横向家庭关系”。我们所熟悉的亲属结构，其实是“在自然和文化之间做出一个妥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外婚制可被视作政治智慧的一个重大突破：该智慧的使用，是使自然状态转向“文明”的关键性力量。
共同体 (community )，就是从“互相存在” (being-with )进入到“存在于共同中” (being-in-common) 。而
政治智慧，就正是去构建“共同”
。从“礼物” “婚姻”到“神话” “自然法”“宗教”“礼仪习俗”“民族”“普遍人性”，实则都是政治智慧在各种历史变化下不断迭代出来的话语性产物——它们被用于在血缘之外构建“共同”，从而与冲突的群体形成联结，在人际向度上形成更大层次的组织化 (器官化）。
政治智慧，绝非理论性的探究或精神性的沉思，而是实用性和实践性的智慧。
智人，便正是通过技术智能与政治智慧这两种实践性和迭代性的“智”，而在生物性演化之上不断推展出文明性 创造性的演化。在普罗塔戈拉的故事里，这两种作为人的定义性特征的“智”，是前后衔接的：人先获得技术智能，再获得政治智慧；并且，智慧比智能更重要 (人拥有技术后仍会面临“两次被灭” )。我们可以将对两种“智”的这一理解，称作普罗塔戈拉式“技术 政治”论，其内核是一种 线性 的神话叙事。
我们有必要在普罗塔戈拉式路向之外，去发展关于“技术 政治”的一个 结构性 的器官学考察。器官的体外化 (经由技术智能) 与人际化 (经由政治智慧），实则始终处于结构性交互触动的状态：(a) 技术智能依赖于政治智慧才能得以推进；(b) 政治智慧亦因技术智能的发展而不断地“去功能化”（以及随后的“再功能化” )。更具体地说，技术智能没有政治智慧这个条件 (一定的人际组织与共同体秩序），很难得到发展。而没有技术智能，政治智慧却亦是可能。妥切地说，技术智能的发展程度，构成了影响后政治智慧的众多要素之一，其他能促使政治智慧发生迭代的要素还包括气候温度变化、地缘状况变化、思想文化碰撞等。然而，这个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技术状况成为影响政治状况的核心要素。
让我们把考察进一步展开。首先，只有在人类个体能实现大规模聚居群处后，技术才能不断被传递、更新与扩展。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著中提出极有影响的“轴心时代”说法：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一大批第一流的思想家如中国的孔子、老子，印度的释迦牟尼，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几乎同时出现在东西方历史舞台上。
然而我们可以追问：难道在他们之前就没出现过大思想家吗？答案是否定的，在他们之前同样有大思想家，这些人同样有很多想法，但这些人 (及其小圈子) 去世之后，这些思想就湮灭了。而正是差不多到了轴心时代，人类群处的规模与合作的方式有了政治性的突破，这就使得思想传承与知识迭代成为可能：孔子的话他的学生们会记下来并加以发展、苏格拉底的话有柏拉图等人记下来并加以发展，甚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创建了“学园” (academy) 这种制度化的学术共同体……
技术智能在代际间的发展与演化同思想传承一样，需要以共同体状态为条件，否则任何一丁半点的创新都会很快“失传”。人类学家、生物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曾分析了对农业文明至关重要的灌溉技术：
详尽的考古学研究显示了诸种复杂的灌溉系统不是
伴随
诸种集中化了的官僚制而出现，而是在后者出现后的一个显著间隔之后
跟随
出现。这就意味着，出于某种原因出现了政治集中化，然后复杂的灌溉系统才可能被建设。
换言之，复杂的技术器官，必须依赖于复杂的政治器官作为其诞生的前提条件。戴蒙德通过对原始族群与部落的大量统计研究进而指出，只有几百人的群体会在文明演化史中快速消失，一个低于4000人的群体亦会迅速失去大部分已取得的技术成果。
哲学家茅利齐奥·拉扎拉托就数字时代的创新提出“集体性的智能”这个概念，意指“脑间合作”。
实际上，智能从一开始就是集体性的：技术的传递、发展、改进、迭代，都是集体性智能使之可能，没有这个前提，任何创新皆快速湮灭。如同普罗塔戈拉故事里，当聚居一起的人们因缺乏政治智慧最终“又散掉”后，任何曾发展出来的技术，也会随着他们本身的“再一次被灭”而一起湮灭。勒罗伊 古汉如下这段论述堪称精到：
我们演化的整体，是朝如下方向迈进：在其余动物世界是通过物种适应来
内部
取得的东西，被放置在我们自身之外。最显著的物质性事实，当然是工具的“自由化”，但更根本的事实是
语词的自由化与我们将自己记忆转到自身之外的一个社会有机体上的独特能力
。
如果人不是政治的动物 (说话的动物) 并因此无法将自身升级成一种“社会有机体”，那么，器官的体外化——工具的“自由化”——将根本不可能持续。
进而，不同的政治智慧构建起各种特殊的、个体化的政治共同体，相应地会形成各种不同的“技术环境” (technical mi-lieu，勒罗伊 古汉核心术语之一）：大的“技术趋势”中某些具体的技术被发明出来而另一些技术则受到限制，便依赖于技术环境。由此可见：
技术受制于技术环境，而技术环境受制于政治状况
。一般而言，当政治智慧达成更大规模的共同体秩序时，技术智能都会有迅猛发展：今天技术研究者们在“行星尺度” (planetary scale) 内得以跨国界合作；这是当代技术得以“指数级”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状况。
让我们把视线再转到技术智能对政治智慧及其迭代的影响上。技术向度上的“创造性演化”，将无可避免地会导致政治向度上的变化，促使政治智慧的去功能化与再功能化。在讨论城市的合适大小时，当年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标准是：所有公民能集中到一个中心广场并且能听到演讲者在说什么。换句话说，城市的前提是能够让住在里面的人政治性地发生关系、发生交往、发生联结、发生合作。然而，亚里士多德没法想像“扩音器”这种技术存在，更无法想像“电台”或“互联网”的技术存在。可见，
体外器官的演化，会彻底改变人际向度上器官化 (组织化) 的可能性边界
。体外器官的关键性革新，将使得政治权力的结构发生重组。
我们现在看到，人类文明的演化一直是两只脚跑步，即技术智能与政治智慧交织前进，长程来看呈现出齐头并进的格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技术 政治”这个词很精准地勾勒出人类的文明性演化之内核马达。人类在文明演化中一直 在各个向度上做增量 (譬如诗、电影等各种艺术作品的增加，乃至晚近网络上各种“同人”亚文化的涌现），但却无法 就 “技术 政治”做任何减法 。然而，在当下这个人工智能时代，作为文明马达的“技术 政治”状况正在发生一个关键性的变化。晚近各种“智慧城市”，便是该变化的典范性标识。
亚里士多德笔下“人是政治的动物”，其直接含义便是“人是城市的动物”，即人具有以城市形态生活在一起的能力（政治智慧）。然而，在智慧城市这里，技术智能直接插入政治智慧的位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移动网络、数字孪生 (“元宇宙” ) 等新一代技术，构筑成人们在城市中生活在一起的基础。
在斯蒂格勒看来，
“智慧城市”隐含一种新的功能性智能，该智能会构建出一种新的城市性：数字城市性。
这个分析很有洞见。但值得进一步提出： 这种构建“数字城市性”的智能绝不仅仅是“功能性智能”，而恰恰填入到政治智慧的位置上，承担起“沟通性”的任务，构成了符号 话语矩阵 (symbo-lic-discoursive matrix) 的底层代码 。人是“说话的动物”，但不再是仅靠嗓音 (生物器官），而主要是倚靠信息与沟通技术 (技术器官）。数字城市性是“话语的” (政治的），但更是“数字的”（技术的）。以人工智能为主干的技术群，进一步激进改变了城市治理的方式：智慧城市的“智慧”并非来自政治智慧，而是来自遍布共同体网状结构各个角落的人工智能。是以，在共同体组织化构造上，数字城市性根本性地不同于以往的城市性。普罗塔戈拉神话中宙斯守卫并最终赐给人类的“礼物” (治理城市的手艺），在今天却变得似乎多余：普罗米修斯偷给人类的“礼物”就足有大用了（人工智能承担起治理城市的任务）。
这就是晚近技术 政治状况所发生的关键变化： 技术成为政治的根本性状况 (而非仅仅是影响后者的要素之一）。在智慧城市中，技术器官直接变成政治器官。智慧城市呈现出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组织化路径：(a) 把采集数据的传感器与其他各种智能设备嵌入到城市的交通系统、供电系统、供水系统、建筑物和油气管道等生产生活系统各个环节中；(b) 透过超级电脑和云计算将如此形成的物联网同人际联结的互联网集成起来；(c) 通过各种穿戴设备与平台的深度采集，公民同步变成人工智能所能够处理并据此自我迭代的“大数据”，从而实现人类社会与物理系统的网状性智能嵌合。通过这三层叠加的“治理手艺”，智慧城市确实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组织化构造——它构成确凿实在的技术统治 (而非技术专家统治）。
于是，智慧城市名副其实可称得上是一种“技术城市”：其所依赖的不是政治智慧，而是技术智能，其组织化构造之内核，可以概括为 算法化的社会性 (algorithmized sociality ) 。经由覆盖各个领域的诸种算法，共同体的组织化 (器官化）得以智能地建立、维系并更新。
经过诸种当代技术的重组性介入，就治理城市的“手艺”及其效应而言，我们能分析出六种 根本性革新 ，分别展述如下。
第一，各种公共物品 (public goods) 的生产与分配将得到智能性的优化。
第二，对环境污染、犯罪、疾病疫情的预防与整治亦能得到极大的提高，从而有效提升米歇尔·福柯所说的人口意义上的安全 (换言之，共同体的“免疫”能力会得到显著增强）。
第三，公民彼此的联结以及同各领域负责官员的联结也将得到增强，并使得政府对问题的响应变得越来越实时、系统与智能。
第四，经由“区块链”技术整个共同体抵达系统状态的“共享真相” (shared truth)，这将有效减少系统中每个参与者（包括作为行动者的政府) 展开合作所需要的信任量，从而极大地提升人际信任与一般化的社会信任。
第五，共同体自我更新的速度大幅提升，能时刻处在不断迭代升级的状态，快速展开“创造性演化”。
第六，人工智能算法对大数据的依赖，以及共同体组织化的网状结构 (物联网、互联网、区块链），使数字城市性结构性地具有“去领土化”（以及随后的“再领土化” ) 趋向，换言之，智慧城市结构性地通向“智慧星球”的愿景。
我们可以看到，技术智能与政治智慧这两种“智”在人类文明演化中的交互触动 (“技术 政治” )，在生物器官之上发展出了体外化人工器官与组织化人际器官的“创造性演化”。这种文明性演化，已使七万年前的“智人”抵达当代的“智城”（并结构性地指向“智球” )。
我们进一步看到，在当下这个时刻，技术智能已然成为“智”的主要担纲方：晚近对“智人”的讨论以及“智慧城市”的实践，都是以技术智能为主轴来展开，政治智慧在这个画面上几乎没有位置。让我们试想这个画面：一直是两条腿跑步的人类文明，一条腿正在虚化，而与此同时另一条腿则以惊人的加速方式 (“指数级”) 变得粗壮。
技术 政治状况的变化会对人类文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让我们从文明史层面的技术 政治分析，进一步切入到当代世界的技术 政治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