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路易十四如何把自己打造成“太阳王”

大凡有较多机会和法国人攀谈的人会发现，法国人在缅怀法兰西昔日的强盛与荣耀时，往往会首先充满自豪地提及“太阳王”路易十四。路易十四同时还被尊称为“路易大王”。在巴黎的拉丁区，具体地说在先贤祠附近有两所巴黎最好的中学，一所叫“亨利四世中学”，另一所就是以这位“路易大王”来命名的“路易大王中学”。和中国人一样，法国人也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同样很希望能为孩子找个最理想的学区。这两所中学所在的区域，绝对是巴黎最为吸引人的学区。

路易十四向以“太阳王”著称，这与他崇尚太阳神阿波罗并自诩为“太阳王”密不可分。彼时，他不仅在凡尔赛宫举办的舞会中喜欢把自己打扮成阿波罗神，身着光芒四射的金黄色服装出场，还将凡尔赛宫内主要大厅均以环绕太阳的行星命名。至于其中最为奢华气派的大厅，也即他用于日常接见的御座厅，自然而然地被命名为阿波罗厅（或称太阳神厅）。就连凡尔赛宫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喷泉，他也非以“阿波罗喷泉”命名不可，大凡去过凡尔赛宫的人都知道，占据该喷泉中心位置的是英姿勃发驾驭太阳马车的阿波罗雕塑。那么，这位“太阳王”或“路易大王”究竟是凭什么让法国人一提起来就觉得无比自豪呢？我想对于一般法国人来讲，当然是因为在这位在位时间最长同时也最为强势的君主统治下，法国曾以独家之力打败众多实力不凡的对手，使法国在欧洲的威望空前显赫。

不过，在史学家们看来，路易十四之所以能在法国历史上占据如此令人瞩目地位，当归因于正是在他统治时期，法国的绝对君主制达到了极盛。当时的法国，不仅是欧洲的头号强国，还成了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等欧洲国家君主争相仿效的榜样。行文至此，想必各位会很想知道法国的绝对君主制何以在路易十四时期达到极盛。

西谚有云，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样，法国绝对君主制的极盛也绝非一蹴而就的。因此，法国人在夸耀“太阳王”的神勇和功绩时，似乎绝不可忽略此前的一些君主所做的努力、打下的基础。

关于法国绝对君主制起步阶段几位前朝君主的相关作为，前已述及，此处不再赘言。不过，由于路易十四属于波旁王朝，对和他同属一个王朝的两位先王，也就是亨利四世、路易十三在发展绝对君主制方面打下的基础，还是颇有必要予以简单梳理。

亨利四世能够开创波旁王朝，显然得归因于他是胡格诺战争的胜出者。胡格诺战争是一场在新教、旧教之间展开，打打停停持续了30多年的宗教战争，其惨烈程度简直令人发指。著名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就是例证。至于这场战争的后果严重到何等程度，或许只要给各位强调这一点就够了：人们在讲圣女贞德时必然提到的百年战争对法国造成的破坏，都远远比不上这场胡格诺战争，因为百年战争只局限于法国的几个省份，而这场宗教战争却蔓延到全国。难怪亨利四世登基后叹息说：“交到我手中的法兰西已近乎毁灭，对法国人而言，法兰西可以说已不复存在。”

更有甚者，在这场宗教战争期间，不仅国家的统一遭受威胁，王权的威望也严重受损。因而，亨利四世上位后势必得致力于恢复、强化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在这一过程中，亨利四世充分显示了开朝君主的胆魄和气势。例如，他在得知波尔多即将发生叛乱时，当即斩钉截铁地以强硬语气正告波尔多人道：“我是你们的合法国王，你们的首脑。我的王国是身躯，你们的荣誉就是充当四肢，服从身躯……”然而，要想王权切实得到重建和发展，亨利四世就势必要让因战火哀鸿遍野、满目疮痍的法兰西尽快得到复兴。于是，他对恢复与发展经济尤为重视，特别是在此过程中尊奉国以农为本的信条，以复兴农业为要务，相继采取了诸多行之有效的举措。让人印象至深的是亨利四世曾扬言：“如果上帝假我以天年，我将使王国里每一个农夫的锅里都能有炖鸡。”他的这番话无疑令其在农村大得人心。同时，亨利四世也极为重视扶掖工商、保护关税以及海外殖民活动。凡此种种，无不有助于法国迅速恢复元气，重新成为欧洲一流强国。

为了把各地上层贵族吸引到首都居住以便掌控他们，亨利四世在推进巴黎城市建设、提升首都的威望和吸引力上也下了很多功夫。例如，他在入主巴黎后就开始对卢浮宫重新整修，还建造了一个长廊将其与杜伊勒里宫连接在一起。同时，他还格外重视皇家广场的建设，当今仍然颇具吸引力的马莱区的孚日广场，就是由亨利四世下令建造的，且最初就叫皇家广场。不过，亨利四世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在他手里完成了塞纳河上最著名桥梁之一新桥的建设。这座于1606年竣工的石头桥，虽名为“新桥”，却是巴黎塞纳河上30多条桥梁中最古老的一座。它由亨利三世在1578年开始建造，但因宗教战争白热化被迫停工，在亨利四世于1594年3月入主巴黎后恢复建设。作为巴黎桥梁史上第一座没有在桥上建房子的石头桥，它的出现如同1889年横空出世的埃菲尔铁塔那样让人眼前焕然一新。立有亨利四世青铜雕像的这座“新桥”，遂成了巴黎人活动的中心，甚至在相当长时间里堪称“巴黎城市的心脏”。对此，英国史学家科林·琼斯在其《巴黎传》中相当深刻地写道：“新桥凭借几代人的想象力，作为权力和政府、争论和享乐的地方，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它在卢浮宫附近给国王提供了一个正面观看水上仪式、焰火、节目的看台，而亨利四世及其骑马雕像则成为世俗王权主义的集中体现。”统治者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雕像安放在首都，亨利四世堪称法国历代君主当中的第一人。

亨利四世虽然在宗教战争后率先把绝对王权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他不久就遇刺身亡。于是，王位传到了波旁王朝第二代国王路易十三手里。在路易十三统治时期，法国的绝对王权在一度面临不进反退局面后又有所发展。不过，对此期法国历史有所了解者都知道，这一成就很大程度上得记在路易十三亲政后长期重用的首席大臣黎塞留的功劳簿上。

可能国内有不少人是在读法国19世纪作家大仲马的小说《三个火枪手》时才知道黎塞留的。在大仲马写的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里，作为机智勇敢的火枪手及其好友要与之斗智斗勇的对头，黎塞留的形象非但一点都不“高大上”，反而还显得甚为负面。那么，作为真实历史人物的黎塞留果真该作如是观吗？非也。这位红衣主教出身的国务活动家执掌权柄的时间很久，长达18年。他在这18年始终把在法国巩固与发展绝对君主制奉为头等大事。黎塞留本人后来写过一部书名叫《政治遗嘱》的回忆录，他在回忆录中总结一生政治活动时明确宣称：“我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国王崇高”，第二个目标则是“使王国荣耀”。为了“使国王崇高”，黎塞留不得不与那些骄横跋扈、肆意叛乱的王公显贵们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不肯服膺王权的既有胡格诺派贵族，又有群集在太后周围的天主教贵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黎塞留执掌权柄期间一直处在封建贵族的阴谋和叛乱之中。1626年，朝廷中众多显贵为架空路易十三，密谋用暗杀的方式剪除黎塞留。正当他们准备采取行动时，阴谋败露。为了给图谋不轨的王公显贵一点厉害瞧瞧，黎塞留毅然把多名公爵打入牢狱，甚至把一位作为替罪羊的公爵斩于斧钺之下。

黎塞留在打击图谋不轨的王公显贵的同时，还不得不和日益蔓延的新教徒叛乱作斗争。当时，胡格诺派显贵利用《南特敕令》实行封建割据，并在王室未及时满足自己的要求时频频发动武装叛乱。为此，他在1627年率军亲征。1628年，黎塞留率领的军队经过长时间包围，最终占领了在英国人支持下进行叛乱的胡格诺派的军事据点。在取得对胡格诺派战争的胜利的基础上，路易十三根据黎塞留的建议，不再以平等身份和胡格诺派的首领谈判，而是钦赐了《阿莱斯恩典敕令》。该敕令虽在名义上承认《南特敕令》，但规定拆除胡格诺教徒的一切要塞，解散其军队和组织。从此，胡格诺派在法国建立的“国中之国”被根除，法国国王的权威受到了充分尊重，法国的统一进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黎塞留无论是在“使国王崇高”还是“使王国荣耀”方面均绝对称得上可圈可点。唯其如此，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把黎塞留称之为“整个欧洲引人瞩目的人物”。在黎塞留死后不到半年，路易十三驾崩，王位随即传到了路易十四的手里。路易十四继位时还是个不满5岁的孩子，故需要由太后“奥地利的安娜”摄政。不过，掌握实权的实为黎塞留的忠实接班人马扎然。此时的马扎然不仅是幼王路易十四的首相、教父，同时还是摄政太后的情人。其位尊权重，可想而知。马扎然接手朝政之时，恰值法军在“三十年战争”中已临近决胜关头。为了筹措确保战争胜利的款项，马扎然明知民间早已怨声载道，仍硬着头皮横征暴敛，结果不仅使自己很快成为众矢之的，同时还引发了一场动摇法国绝对君主制的严重政治危机——福隆德运动。福隆德是法文fronde的音译，原指一种儿童游戏的投石器，曾为当局明令禁用。在此，它带有破坏秩序、反对当局之义。这一运动也称“投石党运动”。路易十四一直要到23岁时才开始亲政。史学界普遍认为，正是在路易十四亲政之后，绝对君主制在法国达到极盛。

那么，绝对君主制又为何能在路易十四亲政之后达到极盛？关于这一问题，人们自然会有天时、地利、人和之类的各种说辞，但我个人觉得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对于“国王的职业”，路易十四有着世所罕见的敬业精神。这种敬业精神不仅表现在他对此有过深入思考，写过一篇《关于国王职业的思考》，而且还表现在他“超级工作狂”似的日理万机，操劳政务。不过，虽然路易十四精力过人，但他在治理国家时仍少不了得力助手的辅佐。在几位能臣中，最为路易十四信任和重用的是法国重商主义的重要代表柯尔柏。被赋予事实上的首相权力的柯尔柏，在其任内积极进行财政改革，大力兴办皇家手工工场，大力发展外贸。正是在重商主义的推动下，法国经济一度再次呈现繁荣景象。

前文已述，法国国王的诏书从弗朗索瓦一世开始多以“此乃朕意”这几个字结尾。这一表述无疑已经够盛气凌人了，不过，它在路易十四那一传播最广的名句面前显然还得甘拜下风。这一名句就是“朕即国家”。不过，还请各位注意的是，虽然这句极为霸气的名言一直到现在依旧在世人中广为流传，但对于路易十四究竟有没有亲口说过“朕即国家”，法国史学界是存在争议的。尽管如此，我想人们在考量包括君主在内的政治家时，最重要的还是“观其行”。而路易十四亲政后法国王权的至高无上，无论怎么看都可谓是不争的事实。

路易十四为了更好地体现“太阳王”的威严，使宫廷真正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不惜斥巨资在巴黎西南郊兴建了富丽堂皇、至今仍让世人惊叹不已的凡尔赛宫。凡尔赛宫于1661年破土兴建，历时28年建成主体，此后又经多次扩建，1710年才大功告成，其宏伟瑰丽，令人惊叹。在王室由市中心的卢浮宫迁入凡尔赛宫后，路易十四还在宫内设立了五花八门的头衔，借此把大批贵族吸引到宫廷中来充当侍臣。在宫中，路易十四建立了花样繁多的礼仪制度，如国王起床礼、就寝小礼、就寝大礼、用膳礼等等，并因此而设立了包括御衣官在内的一系列荣誉职位，让自己宠幸的大贵族充任。由于荣膺这些职位就能够接近国王，并可由此得到丰厚的俸禄和赏赐，所以谒见国王、争取受到国王的宠幸成了贵族们朝思暮想的政治目标和生活追求。这些贵族在仰承国王鼻息、过上奢侈腐朽的生活之后，很快就完全丧失了对抗王权的能力。作为后话还需补充的是，路易十四时代建造的凡尔赛宫，不仅让法国日后多了一处“世界文化遗产”，还为当今法国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的聚宝盆式的旅游资源。此外绝非偶然的是，奥地利维也纳那座举世闻名的美泉宫，经常会被人称为“小凡尔赛宫”。

如果路易十四国内政策的要旨大可概括为极度强化王权，那么他的对外政策的目标则不妨概括为使“太阳王”本人和“他的”法国在国际上受人尊敬。在这一目标驱使下，为了扩大法兰西疆域，确立法国在欧洲的霸权，路易十四利用其统治前期日益雄厚的财力物力，在法国建立起一支自罗马帝国以来欧洲人数最多、最强大的常备军，并在他亲政的半个多世纪中，让法国在30余年的时间里处于战争状态。其间，法国经常以独家之力打败众多对手。由此，“太阳王”声名远扬，法国在欧洲的威望显赫不已，路易十四似乎成了欧洲最有话语权的仲裁人。1683年前后，法国在欧洲的霸权达到了最高点，有一位法国外交官甚至傲慢地吹嘘道：“没有我们国王的同意，就连狗都不能在欧洲吠叫。”这里还需要补充的是，在路易十四看来，打仗和征服乃是君主天职的一部分。为此，他曾为自己频频发动战争如此辩解：“国王永远不必以追求名声为耻，因为名声必须不懈地、热烈地渴望，这本身就能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能确保我们的目标实现，名誉往往比最强大的军队更有效。所有胜利者从名誉上得到的东西都多于从刀刃上得到的。”

纵观路易十四的统治，在其前期，法国经济曾出现较为繁荣的局面，国库也一度大为充实。但到了后来，国库竟然又日渐空虚了。这一状况的出现自然和这位“太阳王”好大喜功，尤其是为争夺欧洲霸主地位不惜穷兵黩武是分不开的。尤其要指出的是，废除《南特敕令》更是路易十四在外交、内政方面的一大败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亨利四世在位时颁布的《南特敕令》，堪称欧洲国家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的第一个范例，它宣布：“天主教为法国国教，同时又规定在法国全境有信仰新教的自由……”然而，路易十四竟然强行把《南特敕令》给废了。此举自然令新教国家惊恐万状，并导致众多国家结成联盟向法国开战。至于废除《南特敕令》对法国经济、政治、宗教以及民族心态产生的消极影响，则更是深刻而持久的。相反，当时或后来与法国较量、争霸的一些欧洲国家，却因大量接纳从法国逃出来的既有技术又有资金的信仰新教的工商业者而获益良多。例如，定居英伦三岛的法国新教徒巨富，为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添加了可观的资金；而大批法国胡格诺派工匠和商人涌向勃兰登堡开设纺织工场以及生产铁、丝和纸的作坊，则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半农奴制大庄园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德意志北部的诞生。有鉴于此，有法国学者曾经指出，废除《南特敕令》不仅“导致法国在世界的统治被削弱”，同时也导致了盎格鲁-撒克逊势力和其他将和法国较量的势力的崛起。

关于路易十四这位法国历史上最声名赫赫的“太阳王”，我觉得有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值得向各位好好推荐。和多位曾成就伟业的历史人物一样，路易十四的实际身高并不是很高，也就一米六左右，但因为戴上假发、穿上了高跟鞋，他给公众留下的印象显然要高大得多。换句话说，官方制造的国王形象与他身边的人熟知的实情是存在差异的。这自然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路易十四的公众形象是如何制造和传播的。实际上，包括法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大人物们，类似的现象还少吗？因而，也就难怪法国人会常说“仆人眼里无伟人”。对于这一既饶有趣味又不乏现实意义的问题，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的《制造路易十四》一书做了别开生面、充满洞见、发人深思的研究。这部著作的中译本已在2015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颇值得一读。

关于太阳王路易十四及其“制造”，在向各位推荐这本外国学者撰写的著作同时，我觉得很有必要再推荐一篇出自中国学者之手的专题论文，这就是上海师范大学洪庆明教授撰写的《路易十四时代的文化控制策略》（《史林》2011年第6期）。在该文作者看来，路易十四时代存在着一种特有的法兰西文化策略，它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在宫廷体制之内来做文章，具体而言就是围绕着君主建立起一整套的象征符号、日常礼仪和修辞方式，无所不用其极地向臣民表明，唯有王权是整个国家的代表，同时对臣民进行“洗脑”，引导他们认同和服从等级政治秩序；第二部分则是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采取“收放结合、软硬兼施”的策略，对有助于君主政治的文化活动大力扶持，反之则百般打压。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还着力剖析了这种文化控制策略对法国政治和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丝丝入扣，入木三分，令包括本人在内的不少人读后，不仅茅塞顿开，而且还会不由得浮想联翩。 hk6cSJ0MDsi4oaKMNh1YYBZScx2M2oFLMwZ6CWPF/7BIL8IpZ0EyzvOCOBuN1M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