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教皇为何会成为“阿维尼翁之囚”

就贞德在法英百年战争中的功绩来看，虽然有中国人喜欢把贞德和中国的花木兰相提并论，但就各自在国内的相对地位而言，贞德是花木兰比不上的。而从贞德在百年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乃至创造的奇迹中，人们还不难看到，战争在锻造法兰西“民族国家”过程中的驱动作用何其重要。不过，在这里格外需要强调的是，战争在构建法兰西民族国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无疑是通过不断强化王权来实现和体现的。

对欧洲史有所了解者都知道，早在大革命爆发前，法国就已在欧洲大陆长期居于强国之列。而法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它除了国土更广阔，人口更多，资源更丰富之外，还明显拥有更为强大的王权，尤其是以这种王权为核心建立起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机器。正是凭借这种围绕持续强化的王权形成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法国得以把当时自身拥有的种种有利因素，尤其是人口众多的因素，卓有成效地调动起来，进而在争霸战争中屡屡胜出。而在当年，在争霸战争中的表现究竟如何，绝对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试金石。那么，法国的王权又是如何发展的呢？

法国王权的发展大致可依次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割据君主制、等级君主制和绝对君主制。

关于“割据君主制”，只要各位还记得此前揭示的“法兰西岛的小国王”们的境况，应该对其不难理解，不妨此处从略。但如果各位有机会到法国南部的朗格多克-鲁西永地区，强烈建议大家抽出足够时间去参观这里的卡尔卡松城堡。这座始建于高卢罗马时期后来又有幸得到极好保护的中世纪城堡，在1997年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相信各位只要好好看过这座城堡，一定会大大增进对古代中世纪法国历史文化的感性认识。

等级君主制，一言以蔽之就是王权借助等级代表会议实施统治的一种政权形式。如果说英国历史一般用1265年召开的英国议会作为等级君主制初步形成的标志，那么，法国历史则是以1302年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的三级会议作为法国等级君主制初步形成的标志。而所谓三级会议，简单地说就是法国在中世纪开始出现的等级代表会议，参加者有第一等级的教士、第二等级的贵族，以及第三等级的市民的代表。

由此，一个颇有意思的划分呈现在了人们面前，那就是贵族和市民分属第二、第三等级，而教士不仅独占一个等级，而且竟然还属于第一等级。教士在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历史上的这种独特地位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对此就得说到一些天主教的宗教观念对当时社会等级区分的重要影响。例如，天主是万物的主宰、天主拯救世人于苦难等等。在这种观念主导下，为便于教徒获得拯救而致力于祈祷的教士，自然就被列为最尊贵的等级。不过，在当时的欧洲历史上，王权与教权之间，往往既有相互合作利用的一面，又有冲突较量的一面。甚至还可以这样断言：世俗王权与罗马教廷的冲突是中世纪中期欧洲政治力量博弈的主线之一。

就法国来说，当时的国王菲利普四世，也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美男子菲利普”，之所以在1302年首次将三个等级的代表召集起来开会，说穿了就是一个目的，即商讨如何对付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因为国王和教皇就税收问题产生的矛盾已经导致他俩完全闹翻了。面对菲利普四世的举动，教皇卜尼法斯八世自然不甘示弱，很快就颁布了标题为《至尊至圣》的教谕，宣称世俗的权力应服从精神的权力。为此，菲利普四世在第二年再次举行三级会议予以反击。菲利普四世公然谴责这位教皇是异端，宣称后者通过出卖圣职捞取钱财。菲利普四世在给教皇扣上这些罪名后，甚至派人到这位教皇的住所去抓他。卜尼法斯八世教皇因而遭到拘捕并饱受凌辱。虽然这位教皇后来被放了回来，但还是因受惊吓而不久于人世。卜尼法斯八世的继任者任职不久也一命呜呼。而下一个继任者，即克莱芒五世上任后竟然把教皇所在地迁往阿维尼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此后的近70年里，不仅所有教皇都出自法国人，而且都不得不屈从于法国国王的权威。而在此之前，教皇非但可以由来自别国的主教担任，同时还拥有和国王一较高下的权力。

研习中外历史文化不仅要“读万卷书”，也要尽可能地去“行万里路”。现在人们如果到南法的普罗旺斯旅游，一般少不了会去阿维尼翁，而阿维尼翁城内的教皇宫早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绝对值得买票进去看看。当然，若能在举世闻名的“阿维尼翁戏剧节”期间进这座教皇宫里看上一场在那里上演的戏剧节开幕大戏，那更是再好不过。

若上升到更高层面来看，法国国王和教皇当时围绕征税问题发生的冲突和展开的较量，实际上关乎一个国家君主的权力、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独立性是否受到尊重的问题。同时，它也表明，当时法国国王唯有依靠国内各个等级的支持才可望顶住外部势力的干涉，维护好法兰西的利益。应当说，这一时期法国国王对教皇的胜利不仅进一步加强了法国国王的权力，同时也推动了法兰西民族意识的觉醒。

总之，由1302年法国三级会议开启的王权与等级代表会议之间时断时续的共存关系，构成法兰西国家君主制不可忽略的传统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三级会议的主要职能说到底就是批准国王征收新税。不过，在这种等级君主制的基础上，法国很快就开始向绝对君主制演变。

如前所述，法国领土的基本统一是在路易十一手里完成的。因而，路易十一也被誉为“国土的聚合者”。不过，我觉得，路易十一的历史功绩不仅是聚合法国的国土，而且，他还建立了一支兵强马壮的常备军，确立了固定税，以及对法国行政、司法机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法国王权由此得到了明显巩固与加强。更值得一提的是，鉴于王权进一步巩固与加强，路易十一已敢于不召开三级会议即行征税。学界一般认为，这位国王敢于停开三级会议，昭示着法国已经开始由等级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演变。

诚然，类似的转变其他欧洲国家也先后经历过，但法国在这方面迈步之大，在践行“王权至上”上取得的成效之显著，在欧洲国家当中可以说是最为突出者。为何法国能做到这一点？关于这个问题，我想究其根本原因，还是法国政治统一后社会经济的变革。

16世纪早期开始，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大量贵重金属涌入西欧，引发了“价格革命”，金银贬值，货价上涨。而且，贵重金属的涌入同时又刺激着社会上层阶级追求生活的奢华。由于王公贵族挥霍无度，政府债台高筑，政府不得不把一些官位拿出来卖。由此，一个官吏阶层逐渐在殷实的资产者中间产生。因为这些贵族化的资产者在任职时须穿一种袍服，所以称“穿袍贵族”。与“穿袍贵族”相对的是“佩剑贵族”，他们是在封建地主制下就有的旧的世袭贵族，最初被称为“佩剑的人”。与“穿袍贵族”的崛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佩剑贵族”的没落。

面对新兴资产阶级的挑战，日趋没落的封建贵族希望有强大的王权来保护他们手中尚存的特权，并把宫廷作为追逐名利、获取高官厚禄最主要的场所。无独有偶，新兴资产阶级也对强化君主的权力举双手赞成。因为他们觉得君主可以替他们抑制封建贵族，压制城乡人民对资本原始积累残酷掠夺的反抗，保持国内的统一市场。总之，由于利益相悖的双方势均力敌，国王正好左右逢源，并顺理成章地凌驾于两者之上。

那么，这一时期欧洲其他国家的相关情况又如何呢？简单地说，当时这些国家有的还没统一，国小民寡，实力不济；有的貌似庞大，但松散之极，犹如散沙。后者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所谓神圣罗马帝国，它看上去体量庞大，疆域辽阔，但境内的诸侯国、自由市等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堂堂帝国皇帝，既无法对帝国实行全面有效的管理，更谈不上能充分调动各地的人、财、物。

不过，这一时期法国的绝对君主制充其量只是绝对君主制的早期形态，与其绝对君主制的极盛时期——路易十四时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那么，法国的等级君主制在路易十一去世后是如何向绝对君主制转变的呢？为了解答这一问题，就得重新聚焦本讲开头所提及的不可忽视的因素——战争。就此而言，有一场战争特别值得我们关注，这就是意大利战争。

意大利战争可以视为法国在建立绝对君主制的道路上的首次对外争霸。说到意大利，不少人脑子里立即浮现出来的或许会是那个不仅是欧洲四大经济体之一，而且在艺术和时尚领域走在世界前列的发达国家。但在当年，意大利远非一个国家，它还不过是个地理概念而已。当时经济富庶但政治上四分五裂的意大利是西欧列强角逐的场所。在这一背景下，这一时期的四代法国君主相继把意大利作为对外扩张的首选目标。而战争的需要，又极为有利于法国君主加强对御前会议和巴黎高等法院的控制。值得一提的是，从弗朗索瓦一世开始，法国国王的诏书一般以“此乃朕意”结尾。这一举动颇富象征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国王已凌驾于咨询、司法机构之上，国王的旨意已成为必须遵守的法律。

在意大利战争期间，法国还形成了欧洲各国中最庞大和有效的行政机构，地方贵族的势力一再地被钳制、削弱，君主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得到强化。此外，尽管意大利战争对法国王权的影响并非全是正面的，而且法国当时在意大利境内的收获也颇为有限，但是，法国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实力充分证明，它已成为欧洲大陆名副其实的强国。

关于这场意大利战争，颇有必要补充一点，这就是法国发动的对意大利的远征还在客观上极大地推动了法国文艺复兴的发展。跟随“骑士式的国王”远征意大利的法国人在阿尔卑斯山的另一侧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用各色大理石修筑的壮丽的城市、雄伟的广场、堪与东方比美的宫殿和圆顶的金色教堂……与此同时，意大利城市新的生活方式和数不清的财富则更让这些法国人艳羡不已。虽然在攻取城池方面，法国人在持续几十年的战争中最终在意大利境内一无所获，但他们在征战期间在亚平宁目睹和感受到的全新艺术气息，以及借助五花八门方式从那里带回法国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和书籍，特别是还有许多跟着作为新雇主的法国君主前来的意大利画师、金银器匠、雕刻匠，乃至乐师、细木工匠等等展示的非凡技艺，却使法国人耳目一新，热情迸发，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法国文艺复兴的进程。为此，19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米什莱曾在他撰写的《法国史》中，把远征意大利视为具有十分重大且决定性意义的事件，认为它有助于开启法国的文艺复兴。与之相关的一切大大改变了法国人对艺术和世界的看法，有鉴于此，米什莱颇为大胆地挥笔写道：“意大利的发现比美洲的发现对16世纪的影响更大。”而大名鼎鼎的达·芬奇，这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惊世奇才，晚年则成了刚即位不久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座上宾，应邀居住于法国卢瓦尔河谷的克洛吕斯城堡，度过了其人生的最后3年。人们津津乐道地传说，达·芬奇甚至还是在这位不遗余力推动法国文艺复兴的君主怀抱里离开人世的。2019年5月2日，也即达·芬奇逝世500周年纪念日，时任法意两国的总统来到昂布瓦斯城堡的圣于贝尔礼拜堂，共同向长眠于此的达·芬奇敬献了鲜花。各位如果有机会造访枫丹白露宫时，切记留足时间去好好看看著名的弗朗索瓦一世长廊，因为大可借此充分体味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艺术气息。

最后要强调的是，虽然法国当时已经在由等级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演变，但法国在建立绝对君主制的道路上毕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如同前文提及那样，绝对君主制已在法国几位前朝君主的努力下开始起步，但它的进一步发展乃至达到极盛则还需波旁王朝头三位君主的再接再厉。让我们接下来把目光聚焦于这几位君主，并借此探究绝对君主制何以在法国达到极盛。 RnHgm+3AnIc5FVncWnNAPAVW397HgL5wnqq/TJzOT7NqeRtqHDRVRde/mIsfcw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