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沙龙、咖啡馆与启蒙运动的兴起

前些年，19世纪法国史学家和政治家托克维尔所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中国突然走红，一时引来议论纷纷。书名中“大革命”指的是什么想必大家都很清楚，指的就是1789年在法国爆发的那场蕴含丰富同时也充满戏剧性变化的革命。至于何谓“旧制度”，或许会有较多人尚不太明白，因而，颇有必要首先就此略作解释。“旧制度”（Ancien Régime）是法国史中的一个专有名词，指称的是法国在大革命爆发前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组织制度，实际上就是绝对君主制的制度。

著名法国史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郭华榕教授在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法国政治制度史》中认为：“旧制度”始于15世纪封建制度在法国的消失，存在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在此需要注意一点，正如在法国政治思想史中，“左派”与“右派”、“激进”和“保守”往往是相对而言的一样，法国政治制度中的“新”与“旧”很大程度上也是相对而言的。事实上，“旧制度”指称的制度，较之于“封建制度”算得上是一种新的制度，它之所以被称为“旧”的制度，纯粹是从大革命的角度来说的。概言之，所谓“旧制度”，乃是与法国大革命“合为一体”的概念。它要表达的是大革命的反面，即糟糕的方面和否定的方面。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有这一对立面的存在，大革命才得以把自身定义为抛弃、决裂和新的开端。对此，法国著名史学家弗朗索瓦·孚雷甚至还指出：“旧制度”与法国人的革命观念一起缔造了一对不可分割的组合概念，并使得“革命”一词的含义与盎格鲁-撒克逊语境中的含义区分开来。

明确了“旧制度”与绝对君主制的关系之后，我们不妨再审视一下绝对君主制如何在法国盛极而衰，甚至日益陷入困境。

由于路易十四作为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躬亲政事毫不松懈，加之他用人有方，得到了柯尔柏之类的能臣大力辅佐，使得法国国势在他统治前期蒸蒸日上，绝对君主制亦达到极盛。然而，这位君主同时又是位好大喜功之人。正是这种好大喜功的个性，使他总是穷兵黩武，挥霍无度。多种因素所致，在他统治晚期，法国国势实际上已经出现拐点。换句话讲，绝对君主制已开始盛极而衰。到了其继任者手里，法国的绝对君主制更是日益陷入困境。

“太阳王”在位的时间实在太长，别说他的儿子，就连其孙子也没能盼来继位的那一天，因而，在路易十四驾崩时，得以接替王位者竟然是他的曾孙。新国王称路易十五，时年仅为5岁，33岁时开始真正亲政。而在路易十五继位后，绝对君主制在法国的没落征兆更是充分显现。路易十五对于“国王的职业”远没有他曾祖父敬业，亲政之前就已养成两大习惯，一是围场狩猎，二是追逐女色。亲政之后，路易十五不仅未在这两方面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为买得最受他宠幸的两位佳丽——蓬巴杜夫人和杜芭丽夫人的欢心，动辄一掷千金。由于财政危机日益严重，也有大臣提出过一些改革建议和措施，但路易十五似乎只要能和情妇们逍遥快乐，哪怕财政崩溃也毫不在乎。他竟然还宣称：“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恰恰就是在这一时期，在法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占有光辉一页的启蒙运动开始在六边形国土上勃兴。

诚如英国学者劳伦斯·斯通曾经指出的那样，“一场真正的革命必须要有思想来充实它，没有思想，那只是一场叛乱或一场政变”。斯通的这番话实际上亦揭示出1789年爆发的革命之所以能成为一场需要以“大”来形容的真正的革命，是与此前在法国出现的启蒙运动，以及启蒙思想家们的思想贡献密不可分的。也正因为如此，包括曾从社会文化角度探究大革命起源的法国史学家罗杰·夏蒂埃在内的不少有识之士主张，应当“将革命时代与启蒙时代整体置于一个长时段的进程当中”予以考察。

所谓启蒙运动，通常指17—18世纪欧洲以及北美的国际性思想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宗教、道德等提出广泛的批判，力图通过传播知识来改善人类的状况。就整个世界近代史而言，学术界一般认为，启蒙运动始于17世纪末期的英国，大体上以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为标志。在此前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洛克的《政府论》（1689年）和《人类理解论》（1690年）相继问世，标志着新的科学观念和政治观念诞生。进入18世纪，以法国为中心的启蒙思想家继承了科学革命和英国哲学的成果，展开了富有创造力的公共思想文化活动。启蒙运动延续了一个世纪，结束于法国大革命。较之其他国家，法国的启蒙运动声势最大，影响最为深远，乃至其“堪称西欧各国启蒙运动的典范”。

启蒙运动从兴起到发展，几乎与整个18世纪相始终，因而不少人把18世纪称为“启蒙时代”。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同国家的语言或语境里，与这场运动紧密相连的“启蒙”一词的拼写非但并不相同，而且存在明显差别。在法文里，“启蒙”一词写作la lumèi re。这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多义词。它的单数，既可翻译成“光明”，也可译成“阐明”“认识”等等，而给它加了字母s，也就是成了复数之后，则含有“智慧”“知识”的含义。“启蒙运动”在法国的这种冠名昭示着这样的事实：该运动的领袖们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启蒙时代。换言之，他们将过去基本上看作一个迷信和无知的时代，认为只是到了他们的时代，人类才终于从黑暗进入光明。

18世纪法国积极领导和参与了启蒙运动的杰出思想家们作为知识阶层的精英，往往都具有一种强烈使命感，深感自己对社会、对他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唯其如此，他们在当时每每以人类智慧的结晶——科学和理性为武器去揭露宗教蒙昧主义，反对宗教狂热、迷信，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特权和黑暗统治，并由此给人类带来“民主”与“科学”之光。启蒙运动最大的功绩之一在于揭去了蒙在权力上面种种神秘的面纱。在这一过程当中，就在法国社会中广为使用和流行的术语而言，“秩序”“等级”“团体”之类的术语，开始日益被“公民”“民族”“社会契约”“公意”等所取代。

旧制度末期，由于启蒙思想具有潜在的颠覆性，国王的大臣和天主教会不遗余力地想把它们扑灭。为此，当局对思想和舆论所实行的管制极为严格，还封禁和收缴了不少启蒙作品。例如，1758—1764年，传统审查机关作出了阻止人们公开讨论国事的最后努力，不允许民众讨论宗教、行政或财政问题。于是，压制《百科全书》、卢梭的著作以及其他理论书籍，也是当时审查制度的一部分。1764年的王室法令还禁止公开出售任何与国家行政或财政事务相关的书籍。18世纪法国的书报检查制度不仅十分严格，同时还极为复杂。彼时，高等法院、索邦神学院、国王政府任命的皇家书报检查官乃至印刷业行会都有权审查书籍。而且，也正因为18世纪的巴黎高等法院行使着监控出版业、检查书报的职能，这些法官们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启蒙运动的敌人。许多启蒙哲人的著作都曾遭遇法官的查禁甚至公开焚毁。同时，也很少有伟大的启蒙作品能逃过高等法院的谴责。例如，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就在当年遭受过高等法院法官的谴责，而爱尔维修的《论精神》也被高等法院宣判为禁书并公开焚毁。

在此期间法国还存在一种吊诡的现象，即“启蒙思想的焚毁者恰恰又是它们的收藏者”。与人们通常的想象不同，启蒙读物对贵族、法官和神职人员等传统精英同样颇具吸引力。美国著名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在《启蒙运动的生意》一书中对《百科全书》订购者的分析充分表明了这一点。这些启蒙书籍的收藏者中，例如一些法官，也在潜移默化地吸收启蒙思想。启蒙思想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在18世纪的法国积极领导和参与了启蒙运动的杰出思想家，或曰“哲人”们的活动绝非仅限于书斋，而是具有空前的公共性，而当时已然出现的一些新的“平台”，或者说已经形成的新的社会文化机制，则为他们的活动具有更多更大的公共性提供了条件。

例如，一些沙龙，特别是由那些受过良好教育且有权势的女主人主持的向“才子”开放的沙龙，成了当时社会名流和知识精英的聚会中心。又如，作为科学革命的产物出现的科学院和科学学会的建立及其聚会；随着识字率提升、能看书看报者增多而越来越多地组建的各种读书会。除了这些公开出现的活动或团体，实际上还有一些秘密团体也在启蒙运动中起了不容低估的推进作用，其中就包括那个一直显得异常神秘但知名度很高的国际性秘密组织——共济会。

上述那些向“才子”们开放的沙龙，固然已取消出身的门槛，但在学识、趣味等方面还是有不低的准入标准的，因而，还难算是真正自由的“公共空间”。相形之下，咖啡馆在充当真正自由的“公共空间”方面更加可圈可点。如果说进入沙龙还需要有人引荐，那么咖啡馆却是向所有的人都开放的。当时的巴黎，与伦敦等著名城市一样，咖啡馆不仅应运而生，而且数量迅速增加。在这些咖啡馆里，人们大可随意地交流思想，浏览最新的报刊。巴尔扎克后来曾这样写道：“咖啡馆的柜台就是民众的议会厅。”各位如果光顾过巴黎的一些咖啡馆，或许就会对这位法国大文豪的断言予以认同。

号称巴黎现存最古老的咖啡馆是位于塞纳河左岸最核心区域的普罗科比咖啡馆，它在启蒙运动时代是伏尔泰等人经常光顾的场所。随着时光流逝，当年的普罗科比咖啡馆如今已被改造成左岸人气最旺地带的餐馆。不过，为了更好地打“普罗科比”的牌子，也就是沾沾很有故事的老字号的光，这家餐馆的装修风格完全走复古路线，保持着古朴典雅的传统装饰，甚至放了不少书页又黄又脆的旧书。我在巴黎时最喜欢来这家餐馆，除了能更好地感受伏尔泰等人当年高谈阔论的场景，还有另外两个原因，其一是它有中文菜单，点菜方便；其二是它的店名来自我的同行、东罗马帝国或者说拜占庭帝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普罗科比。普罗科比也叫普罗科比厄斯，我在浙大历史系上“外国史学史”课时都会提到他。普罗科比曾写过两部很有名的著作，一本叫《战争史》，另一本叫《秘史》，都写到了著名的皇帝查士丁尼和名将贝利撒留，但不同之处在于《战争史》打算写好就给人看，《秘史》则本打算暂时秘不外传。结果，同一个皇帝和将领在两本书里的不同形象，竟然几乎有着天壤之别。把这两本书对照起来阅读，或许是件异常有趣的事情。

当时，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显然还超越了法国国界。至少就思想文化领域而言，18世纪的欧洲堪称法国之欧洲。此期的欧洲人不仅为源自法国的一种典雅活泼、纤巧轻灵的新型艺术风格——“洛可可”风格所倾倒，更为法国启蒙思想家那些顺应时代潮流的新思想、新理论所折服。一时间，一股前所未有的“法语热”风靡除了英国之外的几乎整个欧洲。当时，在其他国家的贵族沙龙中，乃至在宫廷里，人们皆以讲法语为荣。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当时不仅不少法国启蒙思想家被欧洲各国的所谓“开明君主”相继请入宫廷，待若上宾，而且就连一些并无特长的法国人，仅仅因为会说法语，就可被各国的王公显贵、富商巨贾请入家中担任家庭教师。

如前所言，法国绝对君主制在路易十四统治后期已经盛极而衰，在他驾崩后更是每况愈下。与此同时，法国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均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这一局面既引发不少法国人的抱怨，同时也导致包括启蒙思想家在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在寻求变革之策。后者在寻求让法国扭转颓势的良策过程中，在把目光投向本国原有历史的同时，也想在包括遥远的中国在内的异国寻求“他山之石”。接下来我们将聚焦“中国热”如何在法国出现，以及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为何会有较为浓烈的“中国情结”。 zJRa+0vJNJfV43Y1ZAvjYc13Kq53VY1XPjpXZJibcUjeEnU0x0Rk4YDSsz3J+wc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