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希腊城邦的形成

殖民运动及其影响

第四章我们介绍了荷马世界的城邦，谈到那时城邦已萌芽，主要表现是政治公开，政治进入广场、到人民之中，普通人和贵族开始发挥作用，不像在迈锡尼时代，由最高统治者瓦那克斯说了算。在世界历史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但是荷马的城邦还是一个小树苗的状态，它能不能长成大树，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犹如一个婴儿，要长大成人，中间要经历不少磨难。希腊城邦的形成也是如此，其中很多因素发挥了作用。

我们这一章主要介绍政治方面的变化。但政治变革以其他变革为基础。城邦的形成虽然是政治现象，却要从一些非政治的事物开始。首先是殖民运动。从公元前8世纪中期到前6世纪中后期，希腊人有过一次大范围的殖民活动。他们纷纷从巴尔干、小亚细亚迁出，到西西里、意大利南部、今法国南部（当时叫高卢）、西班牙东南部、北非（希腊人叫利比亚）、埃及，还有黑海周边的广大地区定居，建立新的城邦。通过两百多年的殖民，希腊人把他们的势力范围从原来的以爱琴海为中心，扩展到了以地中海和黑海为中心的广大地区。用希腊人自己的话来说，是西起赫拉克勒斯柱，东到弗西斯河，或者用柏拉图的概括，世界很大，我们希腊人犹如蚂蚁和青蛙，栖息在地中海这个大池塘的边上。

殖民的原因相当复杂。的确，一个200多年的运动，不太可能用一个单一的原因解释。殖民的结果值得我们交代一下。但凡看过关于希腊地理的介绍，都知道希腊的基本情况是山多、土地贫瘠，对农业生产不太有利。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口猛增，然而由于殖民，这些猛增的人口大多迁出。由此造成的，是希腊本土以及殖民地都形成了人口和土地之间比较恰当的平衡。我们今天讲生态文明，实则这个东西不新鲜。希腊人知道巴尔干地区人太多养不活，多余的人必须送出去，于是开始殖民。人口迁移后，本土人口减少。殖民地人本来也不多，有时还需要从其他城邦招募人丁。这样，通过殖民，殖民地和本土都在人和土地之间保持了相对合理的比例。同时，希腊人的统治范围扩大之后，社会经济发展起来。希腊本土和殖民地之间，殖民者和土著之间，殖民地相互之间，以及整个地中海区不同的族群之间，经济交往空前活跃，以至于有学者戏称此时有一个地中海共同体。随着希腊人活动空间的扩大，商品交流日益频繁。他们进口粮食、金属和奴隶，周边地区进口希腊的手工业品、武器等，形成了一个范围较大的贸易网络。例如，希腊相当一部分粮食进口来自西西里、埃及和黑海周边地区，而希腊人的精美陶器和钱币，大多也在意大利等本土以外的地区发现。

殖民的第二个影响，是手工业和商业的进步。我们必须承认，古代农业的发展程度有限。希腊的生产力水平、自然条件、生产技术以及农作物品种对农业发展的限制，基本从荷马社会起就确定了。但公元前8世纪到前6世纪，随着希腊人活动范围的扩大，手工业和商业慢慢发展起来。希腊人的陶器、金属制造、造船、武器生产，都有所发展。建筑行业如港口整修、神庙建造等，也有明显进步。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有助于农民地位的稳固。

比较熟悉中国史的朋友可能会联想到，在古代中国，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会严重冲击农民的经济，因此古代中国一直重农抑商，难道古代希腊人不担心这个吗？然而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另一个说法：农业和手工业、商业的结合，造成了小农经济的稳固。古代希腊恰是后一种情形。手工业和商业的进步，实际上稳固了农民的经济地位。而古代中国小农经济的破产，不应由手工业和商业“背锅”，而是统治阶级的税收导致的。那时候税收太多太重，农民辛辛苦苦挣得的收入，基本都被统治阶级榨干，因此陷入债务，走向破产。希腊农民基本不负担国家税收，他们是独立的生产者，所以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把小农经济稳定了下来。

小农经济的稳固，促使了古风时代的另一重要变化——重装步兵的兴起。在荷马社会中，步兵已很重要，但是在战场上起决定作用的，是那些英雄在阵前一对一的决斗。到古风时代，随着希腊社会经济的发展，家道小康的农民都能够制备一套作为重装步兵的装备，包括头盔、胸甲、胫甲，还有盾牌、长枪，当然还有剑和匕首等。

重装步兵与荷马笔下的英雄们不同，他们戴着头盔，只有眼睛和鼻子露在外面，视线和听力都受到影响，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排列成整齐的重装步兵方阵。在战斗中，个人的技能固然重要，但同伴的保护更重要。无论是斯巴达人还是雅典人，不管是贵族还是农民，都必须依赖同伴的掩护。具体的战斗，则是双方列成整齐的队形，相互逼近，以长矛或短剑肉搏，最后甚至要靠双方士兵的推挤。因此，集体的力量是第一位的。至于平时的身份，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都需要在战斗和推挤中各自坚守自己的位置，以确保自己和整支军队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重装步兵的战法，也有助于培养希腊城邦公民的平等主义精神。由于重装步兵的支持，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希腊城邦发生了另一重要变革：立法运动和僭主政治。

立法运动与僭主政治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早期希腊是君主统治。在荷马史诗中，我们已看到“巴西琉斯”，他们都还是所谓的王，但这时权力已经不大，能否行使权力主要看个人能力，以及他身边那些人势力的大小。也就是说，荷马时代的王权本身就比较弱小。在古风时代，整个希腊大陆总体上保持和平，没有大规模的战争。众所周知，王权强化过程中，对外战争具有重要意义。但早期希腊的这些首领们，很少有借战争扩大势力、强化自己权力的机会，无论是财富还是权力，都受到相当的限制。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这些王慢慢地被取代。取代的具体过程，在不同城邦的时间和方式都不同。有些城邦的王是被暴力推翻的，有些则相对和平，如雅典王权据说就是逐渐衰落的。国王先是丧失了兵权，后来又失去了其他执行权，到梭伦时代，王就只是一个主管宗教祭祀的、一年一任、由民众选举产生的官员了。

取代君主政治的是贵族政治。与君主政治比较，贵族政治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集体议事。集体议事需要规则。因此我们看到的最早的希腊立法，比如公元前7世纪中期克里特德莱鲁斯城的立法，就规定了当官必须遵守规则。具体的内容是：如果一个人担任了科斯摩斯——克里特最重要的官职，他必须间隔十年之后才能再任。如果他违反规定连续担任，他做出的所有决定都将归于无效，并有双倍的惩罚降临到他自己头上。按照原文的说法，这个人就成为无用之人；我们今天理解，是剥夺公民权。

从议事需要规则来说，贵族政治较君主政治进步。但是贵族政治的社会基础狭窄，少数富豪之家垄断权力，后来变成了财富贵族的寡头政治，在内部和外部都遭到了反对。内部有贵族不满意，希望成为首脑，外部平民无权参政，同样不满意。

此外，当时希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法律乃不成文法，属于口传律令。口传的东西，一般只有贵族知道如何执行规则，普通公民并不清楚。执法权由贵族掌握，解释法律的权力也在他们手里。执政的寡头们随意修改法律，对民众的不满无动于衷。为此，民众要求颁布成文法，以便与贵族在法庭中较量。类似的情况在春秋时代的中国也出现过。当时孔子听闻晋国要公布成文法时，表示反对，理由是那样会让民众知晓法律条文，并与官家辩论，由此会导致政权倾覆或者动荡。因此希腊城邦的第一项要求，是公布成文法，把口头规则变成成文法律。

最早的立法家据说是斯巴达的来库古，按照古代希腊人记载的年代推算的话，则最早的立法时间要到公元前9世纪，现代学者的推算，基本倾向于公元前8世纪或前7世纪。由于斯巴达制度的根本变革发生于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如果来库古改革真的与斯巴达制度本质性的变革有关，则其真实年代要晚得多。从考古证据来说，最早的可能还是我们前文提到的克里特德莱鲁斯城的立法，克里特另外一城市格尔廷颁布了著名的《格尔廷法典》。虽然法典现存版本属公元前5世纪前期，但原始版本应当更早。其他立法家还有西西里的加隆达斯、雅典的德拉古、阿尔戈斯的菲东等。公布成文法的好处，在于一旦成文法公布，所有人都得按照成文法律执行，从而避免贵族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解释法律，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族的胡作非为。

颁布成文法需要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文字。荷马史诗时代没有文字，那时人们传达信息的基本方式是口头传递。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从腓尼基人那里学到了字母文字。与线形文字B比较，字母文字符号数量少，排列固定，有确定的读音，只要你能读出来，基本就能写出来，便于人们掌握，因而字母文字的发明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使公布成文法成为可能。希腊人的另一个重要习惯，有助于法律的公开化：他们把法律条文刻写在石头或墙壁上，公布在非常显眼的地方，如神庙墙壁或者广场的石碑上，便于人们阅读和掌握。

但是这些早期立法者公布的法律基本是希腊的传统习惯。传统当然有好的一面，但也有跟不上时代变化的问题。一旦把这些习惯写成文字，变成了正式的法律，有时还真成问题。其中之一，是很多法律确认了贵族的特权和平民的无权地位，有些法律认可了债务奴役。因此，成文法的公布，并未完全解决平民和贵族之间的矛盾，有时还恶化了平民的处境。

平民最大的愿望是改善经济处境，提高政治地位，但成文法几乎解决不了这两个问题，因为它大多还是沿袭原来旧的东西，贵族仍是贵族，平民还是平民。在有些城邦，平民的不满导致了一个新制度的出现，那就是僭主政治。

“僭主”这个词可能来自吕底亚语。吕底亚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国家，很早就与希腊人有联系。公元前7世纪，吕底亚开始征服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城邦，“僭主”这个词第一次就出现于那时，后来慢慢流行开来。

僭主的产生与城邦固有的弱点相关。许多读者熟悉古代中国的情况，自秦朝以来，中国就建立了完善的官僚体系、军队和治安系统。但希腊城邦一没有官僚体系，二没有职业军队，三没有维持治安的警察。也就是说，城邦缺乏足够的强制资源和手段。一旦遇到挑战，它只能依靠普通公民自发的支持。但在公元前7世纪，当平民和贵族矛盾尖锐之时，掌权的贵族不可能指望占公民多数的平民的支持。重装步兵兴起后，军队里多数是平民，这就造成了严重问题：枪杆子并不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反而分散在公民群体中。保家卫国时，贵族必须依靠平民，可是平民缺乏权利，对贵族垄断权力不满。贵族中一些人发现了机会，希望利用平民的不满夺取权力。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他们讨好平民，赢得他们的支持。在平民的支持下，推翻贵族从而独占国家权力。他们中有些人直接依靠暴力，有些人用其他非法手段夺取权力。对希腊人来说，这些非法上台的人当然不合法，犹如那些征服了希腊城邦的吕底亚国王，因而希腊人称他们为僭主。所谓“僭主”，就是僭越法律之上的主人，僭越自己应有的地位成了第一人。请注意，他们是依靠平民支持上台的，所以上台后，需要适当照顾平民的利益。

僭主们的做法基本印证了支持平民的倾向。如阿尔戈斯的菲东可能是第一个在重装步兵支持下上位的僭主，他死之后，阿尔戈斯慢慢出现了所谓“重装步兵政体”。所谓“重装步兵政体”，就是家道小康的人都能参与到国家的权力之中，他们中的许多人无疑是平民。科林斯的库普塞罗斯依靠军队支持上台，在此人和接替他掌权的儿子伯里安德的时代，不少科林斯贵族被屠杀，他们的田地也有一部分被分给普通的平民。西库翁僭主克里斯提尼提升了西库翁的非多利亚人群体的政治和社会地位。麦加拉的泰奥格尼斯依靠屠杀富人在公共田野上放牧的牛羊的办法赢得支持，成为了僭主。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上台后，也采取措施帮助平民。

总体上看，僭主虽然属于非法夺权，有时还非法行政，但他们在打击贵族、扩大公民队伍和改造城邦社会中的作用非常明显，有助于城邦制度的形成。

改革者

除僭主外，古代希腊平民与贵族的冲突还造就了一批改革家。有些立法家也是改革家，比如前文提到的斯巴达的来库古。古典时代的希腊人把斯巴达的很多制度归于他的创造。他给斯巴达公民分配土地，使公民成为不事生产靠地租过日子的人，并使他们都能够参加公民大会。有些城邦请外国人来仲裁，比如在米利都——小亚细亚的一个希腊人城市——内部发生过激烈的冲突，斗争迁延多年，米利都深受其害，最后米利都人从帕罗斯找了几个人来裁决。这些帕罗斯人到米利都后，就考察邦内的田地，看谁家田地种得好，就把那人名字记录下来，然后把政权交给那些种田种得好的人。这实际上也就把政权交给了农民，而且是比较好的农民。经过他们的改革，米利都稳定下来，进入到最繁荣的时代，成为伊奥尼亚的花朵。

公元前6世纪前期，开俄斯、米提莱奈也出现了改革家。开俄斯的改革家和改革过程都未见传世文献，但留下了一部重要的法律。那里第一次出现了平民议事会，并且握有重要权力。开俄斯被认为是希腊第一个建立民主政治的城邦。米提莱奈的皮达库斯是一个民选独裁官——由人民选举产生，但有独裁权。他最重要的工作，是把原来的那些贵族流放的流放，赶走的赶走。那些想强制返回的，他则以武力抵抗，从而稳定了米提莱奈的政治。皮达库斯的特殊之处，是他在任满10年之后，主动放弃权力，米提莱奈人因此对他特别尊敬。

在希腊人的殖民地，也出现了一些重要变革。比如在北非的库莱奈——更流行的译名是昔兰尼，公元前6世纪发生过一次很严重的内讧。在经历多次冲突后，库莱奈人从希腊本土的曼提莱亚请了一个叫戴莫纳克斯的人主持改革。戴莫纳克斯首先剥夺了国王的大部分权力，同时将整个国家的制度重新组合，把居民按照来源分成利比亚人、后来去的希腊人、原来的库莱奈人等，并赋予他们处置国家事务的必要权利。经过这一次改革，库莱奈的政治也稳定下来了。

公民集体与城邦的形成

最后我们大致评估一下这些政治变革的结果。希腊的立法家们第一次让法律公开化，而且树立了法律的权威。如克里特的德莱鲁斯的法律规定，如果有人不遵守法律，违规连任科斯摩斯，则要受到严厉制裁。负责制裁的是德莱鲁斯人，并且吁请神灵监督。这是希腊的第一波变革。第二波是僭主用非法手段上台，打击贵族，提升平民的地位。这一点和春秋战国时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那时是君主联合平民打垮了贵族，把贵族打成平民，而希腊是把平民变成了某种程度的贵族。僭主还鼓励经济发展，助推了城邦的统一。最后一波，是改革家们构建了希腊城邦的新制度，包括部落制度、城邦政制。通过这一系列变革，贵族和平民融合成为一个整体，形成了城邦公民群体。

这个公民群体就是希腊城邦制度最根本性的基础。在公元前6世纪末，我们第一次非常明显地看到了他们的存在。公民群体最大的特权是直接参与国家管理。至于公民有哪些具体权利，如何行使这些权利，是我们下一章要介绍的内容。 7mdk8EHdfSOQDn9Apu8eyVE/HBXKfoH3mVRYzyCTUc7ihIMJX/hlGK8UC3GSF7P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