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太平军主力由桂入湘，包围湖南省会长沙。帝国军队最高指挥官奕詝彻夜不眠，亲自制定“趁此贼匪屯聚一处，并力围攻，以期一鼓歼除”
的军事计划，交由宫中最好的骑手急送前线。
太平军数千精锐于1853年9月突袭长沙，这支由西王萧朝贵指挥的快速部队连克安仁、攸县、醴陵，9月11日歼灭长沙城外石马铺清军，9月12日萧朝贵在攻城战中阵亡。天王洪秀全所率主力10月11日进抵长沙城下，工兵挖掘地道3次引爆南门城基均未得手。东王杨秀清部六千人10月14日迂回到长沙浏阳门外校场，总兵和春率守军击退这次进攻。翼王石达开部与守军向荣部争夺湘江西岸，石达开10月31日在牛头洲设伏，清军伤亡一千余人。1851年的长沙战事呈胶着状态，未如皇帝所愿速战速决一举歼敌。
前线并无统摄全局的指挥官，这对于帝国军队是致命的。在长沙的高官重臣不在少数，前钦差大臣赛尚阿、前湖南巡抚骆秉章、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新任湖南按察使姚莹等都进入城中，但都没有被授权负责全局。军队系统的提督、都统率的部队互不隶属各自为战，谁都不会去兼顾全局。“城内外巡抚三，提督二，总兵十，莫相统摄。”
长沙战役投入兵力近十万，总指挥徐广缙却未到位，太平军围城81天，清军战役指挥部自始至终紊乱不堪，未能在会战中聚歼太平军主力。
广东、广西两省的团练被奕詝视为鸡肋，他现在寄希望于湖南民兵。一支来自湖南安化的团练出现在长沙战役，三千团勇北起白沙街南至大椿桥修筑土城，又在主城墙后面修筑月城开挖内壕，用来阻止敌人的进攻。这支先于敌军到达长沙投入守卫战的地方武装，由在籍前湖北巡抚罗绕典奉旨组建。这是否标志中央政权政策转向？这一时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
桂林战役期间，清廷就是否推行地方军事化进行政策论证。1852年4月5日太平军自永安突围，5月9日工部侍郎吕贤基上疏请求皇帝允许大臣直言。5月17日，给事中陈坛上《奏陈时事艰难疏》，恳请皇帝引咎责躬剀切宣示，破格奖励组建团练参加保卫战的士绅。奕詝接到奏折当天下旨引咎自责，动员地方团练奋勇参战。太平军6月7日进入湖南境内，6月25日前湖北巡抚罗绕典接到上谕命其在籍贯地湖南筹建地方武装，“所有绅民团练防御各事宜，即可商同筹备”。
与龙启瑞、朱琦由广西巡抚委托组建通省团练总局不同，这回是皇帝亲自命令前省部级高官在籍办团。
1852年6月27日，毗邻广西全州的湖南道州失守，宫中再谕湖南绅民办团自卫，断不可为讹言摇惑纷纷迁徙。9月21日，前军机大臣陈孚恩在籍贯地湖北接到组建团练的上谕，令他办理一切团练防堵事宜。在军队战败不支时，皇帝祭出御敌神器团练，同时后者又是被时时警惕着的，唯恐其无序坐大动摇帝国根基。怎样协调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摆正缙绅及其私属武装的位置，中央政权面对不解难题。
除非万不得已皇帝不会轻易允许办团，保甲制度才是帝国的根本。保甲制度萌生于先秦，成形于隋唐，完善于北宋，元明清三代更趋精细。保甲制度是王朝最基层的统治单位，由非体制内庶民行使国家政权委托的管理权，监督其管理范围内的庶民。保甲制度的核心是一人有罪全体株连，导致民众害怕共同担责，互相监督并告密揭发。这是一种极为有效的基层自我管理模式，以威吓利诱使基层单位成员相互制约，在敌视的基础上建立邻里安全关系，使对现政权的反叛行为能够掐灭在萌芽期，帝国由此达到维稳之目的。
汉代保甲制度以5户为伍，10户为什，100户为里。唐代4户为邻，5邻为保，100户为里。北宋王安石变法，规定10户1保，5保为大保，10大保为都保。元代出现甲，20户为1甲。清代保甲制度始于1644年即顺治元年，采取10进位制，10户为1牌，10牌为1甲，10甲为1保，又称牌甲制，单位管理者分为牌头、甲头、保长，各家各户把家庭成员数量和姓名写在木牌上挂在门口，外出写明去哪里，回来注明到过哪里，所有人都不许隐瞒行踪去向，以达到“制一人足以制一家，制一家足以制一乡一邑”之目的。保甲制度把城乡社会拆分为最小单元，以5户为基本社会单位组成严密的网络结构，家庭成员数及个人信息详尽地记录在案，透明公开无秘可言，君权和国家意志通过数字化管理渗入民间。地方官方通过最基层的社会组织，监视每个人、每户家庭，从而控制整个所辖区域。
保甲制度是一种网格化管理，以统一尺寸框定不同阶层，以平衡、制约地方名流在基层社会的重要影响。这就使士绅为保持阶层优越感视保甲为畏途，以种种理由拒绝提供本人和家庭成员情况。一些地方官为求顺利推行保甲制度，往往会作出妥协以处理好与士绅的关系。名臣于成龙1661年任广西罗城知县时变通保甲制度，规定乡绅中连续两榜考取贡生、监生者，可以不与庶民编入同一保甲，经地方主官同意后另入保甲名册。
官府依靠保长和甲头统治平民，向他们提供各种权利；士绅阶层则轻视疏远这些出身卑微者，使他们感到自卑和不受欢迎。基层管理者并无实际的官阶品级，并非真正的体制中人，士绅则多是科甲精英，其中一些人会进入帝国文官系统，这也是士绅阶层鄙视基层保甲长的底气。士绅对保甲长权威的挑战由争夺地方民兵领导权开始，在这场不对称的斗争中，后者很快就放弃抵抗。出身底层的保甲长无法与士绅群体争夺地方武装领导权，保甲制度虽规定士绅不能担任保甲长，其目的是抑制绅权，但乡村民兵组织经费开支须依赖富裕士绅，富绅在战时将经费用于建设宗族武装，保甲团练名存实亡。
士绅团练之所以后来居上，还在于地方官员出于文化上和地方名流的认同感，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当地士绅拥有武装。绅权扩张影响到地方政府施政，两者之间又不断地产生矛盾。同时，士绅团练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关系错综复杂，其存亡很多时候决定于组织者个人能力。中国乡村由宗族关系和小农经济结构维持，不同的人保护乡土的热情有差异，一些民兵没有私人财产需要保卫，与同乡同族有产者存在债务关系，对招徕他们加入团练者会有经济上的要求，一旦难以满足便会产生敌意。反洋和平乱的慷慨话语并不能永远打动他们。在两广地区可以清楚地发现，团练成员在战时与战后的表现迥然不同，当外敌远他们而去，底层民兵的注意力会聚焦于自身生存问题，珠江三角洲的很多团勇离开居住地走向广西高地，成为现政权的反叛者，便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尽管地方武装之事错综复杂，鉴于军队难以围剿叛乱者，团练兴废成为朝官争议热点。翰林侍读孙鼎臣在全州失陷后递呈《请责成本籍人员办理团练疏》，详论团练在战争中的作用、团练和保甲制度的关系、办团经费的筹集，认为推行地方军事化很有必要。孙鼎臣称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事，地方团练筑堡固守，坚壁清野，切断白莲教后勤供应链，军队得以剿灭反叛武装。孙鼎臣认为推行地方军事化应该有序进行，把保甲制度和团绅组织分离开来，保甲长维护地方政治秩序，在籍贯地的缙绅即在编不在职高官组建团练负责军事防卫，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地方武装落到不循法度者手中，而后者已召集乌合之众，插手地方诉讼、税赋、赈灾事务。1852年的局势异乎寻常地严峻，为对付进入湖南的反叛武装，皇帝同意前高官介入籍贯地团练事务，组织地方民兵投入战场；6月上旬接到孙鼎臣《请责成本籍人员办理团练疏》，6月25日即谕令前湖北巡抚罗绕典在籍贯地湖南办团，9月21日又谕令前刑部尚书陈孚恩在湖北办团。奕詝给陆建瀛的圣旨写明由陈孚恩在湖北“办理一切团练防堵事宜，随时商酌，务使官民联为一气”。
此处的“官”指代表中央政权在地方行使权力的督抚，“民”为地方乡绅，在籍前高官作为官民之间的桥梁，三者共同推行地方军事化。
这是形成于战时的新组织形式，前高官介乎官与民之间，难以说清代表哪方，自身究竟是官是绅定义模糊。缙绅在古代是指有官职或做过官的人，因各种原因离职回到籍贯地官员亦被称为缙绅。官职品秩都已经交回给朝廷，以不官不民的身份介入地方民兵事务，并不是一件讨好的差事。
宫中对于地方团练在战争中到底扮演何种角色，非常慎重，甚至犹豫不定。奕詝给予湖南、湖北缙绅团练指挥权，对其他省份则依照旧例捂住口子。1852年10月，陕西巡抚张祥河奏请筹建团练，奕詝密谕军机处予以拒绝，理由是广西、湖南办团并无成效，乡民良莠不齐易聚难散，即便“无事之时，令其朝夕练习枪械，亦觉骇人耳目，自不如力行保甲，最为缉奸良法”。他这里已经说得很明白，团练对付反叛军作用不大，天天进行军事训练倒是让人觉得害怕，这里的害怕者除了乡民，恐怕还包括朝廷。奕詝要求湖北巡抚“随时教练弁兵勤加操演，俾该处营伍悉成劲旅，保卫民生示以镇静”，总之帝国要依靠军队打赢战争。对于已经组建的团练，奕詝让军机处转告张祥河，“所云现行团练，令民早晚练习，日中仍各安本业，是否无妨百姓生理？其官为合操，经费何出，并将来如何遣散之处，亦应豫为筹及”
，命令他把“简明章程各条一并详细具奏”。张祥河接旨后立即停止办团力行保甲，奕詝赞许之余再次下谕，“兹据奏称，现停团练操演，将旧有卡堡，加以缮葺，修整器械，归库收储，壮丁造册存记，并饬训练弁兵，编查保甲等语，俱系地方官应办之事，即著照所议办理”。
皇帝以这样的态度表明，孙鼎臣的建议并不足以推广至全国，允许湘籍、鄂籍缙绅在籍贯地掌握团练武装指挥权仅是特例。
1852年12月13日，太平军攻占湖南岳州，十万主力军水陆并进，连克湖北汉阳、汉口，兵临武昌城下。12月30日，上谕河南巡抚陆应谷晓谕绅民办团护卫京畿。1853年1月10日，上谕两江总督陆建瀛办理江宁团练防卫江苏。1月12日，太平军攻陷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自杀，湖北提督双福和总兵常禄、王锦绣战死，上谕陕西巡抚张祥河办理团练。至此，动员团练参与内战的省份，从广西增加到湖南、湖北、江西、河南、江苏、陕西等省份。这些仓促部署很显然是被动的应急措施，地方民兵武装分布范围局限于战争波及省份。清廷清醒地认识到汉人地方武装是帝国潜在的反叛者，但为了对付现下的反叛者，也只好动用他们，这是不得已而采用的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