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耳曼人的族群结构与军事实力

不同于朱利乌斯·凯撒在《高卢战记》中对日耳曼人零星的片段描述，《日耳曼尼亚志》是第一部正式以日耳曼人为主角的历史著作，为后来的日耳曼民族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基础。恩格斯在其经典作品《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中，也高度评价和引述了塔西佗的记载，认为“凯撒逝世一百五十多年以后，塔西佗供给我们一本关于日耳曼人的名著”，还指出塔西佗撰写《日耳曼尼亚志》的材料来源于老普林尼，“塔西佗便是从这里汲取资料的。并且，普林尼又是不但在政治、军事观点上，而且在理论观点上，对于在一个野蛮地区里所进行的战争发生兴趣的第一个罗马人” 。因此，战士、军队和战争是北方蛮族引起罗马人兴趣的主要原因。德国洪堡大学迈克尔·泽雅特克（Michael Zerjadtke）教授在《罗马在莱茵河上的敌人》一文中也点出了日耳曼部落军事力量的强大以及作为罗马帝国军力的一大来源。 其与罗马帝国似友非友、亦亲亦疏的关系让罗马人不得不细加考察日耳曼人的具体状况，但值得注意的是，塔西佗本人在描述文明程度较罗马相对落后的蛮族时，秉持的是自己客观治史的一贯原则：既要真实再现日耳曼人的社会结构和组织状况，也要指出他们遭到罗马人奴役的真实原因。

日耳曼人的部族分类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罗马人的构建。罗马人凭借其强大的官僚体制和军事力量，采用全面种族分类系统分析身边的世界。他们构建出以罗马文明为核心、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分析模型，向外辐射，把边疆的蛮族囊括进来，用自己的解释体系对其进行描述并持续地进行教化。 在罗马人的分类系统中，居住在帝国边疆西北部的蛮族被总称为“日耳曼民族”，详细记述日耳曼民族的部落构成，则成为塔西佗写作《日耳曼尼亚志》的一个重要主题。塔西佗于公元98年完成的这部作品，既可以看作是《阿古利可拉传》的续篇，也承载了他在《编年史》（Annales）中对北方蛮族的后续观察，这时候塔西佗转而使用“蛮族”来称呼部落人群，“日耳曼尼亚”则成为一个地域概念。

《日耳曼尼亚志》被一些学者视为一本民族志著作。塔西佗在书的前半部首先对日耳曼民族的起源及风俗习惯作了全面的叙述，然后，在后半部中逐一探讨各个部落各自的组织结构，内容既涉及到各部落的地理位置，也注意描述各部落的战斗能力及其与罗马人的交往。实际上，罗马帝国对日耳曼人的征服在图密善统治期间便已经开始，与塔西佗同时代的小普林尼在献给图拉真的《颂词》（Panegyricus）中，也提到图拉真与图密善之间的区别：图拉真带来的是真正的荣誉与和平，而图密善给日耳曼人的却是一场虚假的胜利。 然而，图密善却把战胜日耳曼人的功绩视为荣耀所在，称自己为“日耳曼尼库斯”，并把这个代表他胜利者身份的词汇刻在帝国的钱币上，后来他又对日耳曼人进行了全面的征服。 在《日耳曼尼亚志》里，塔西佗更是把罗马人对日耳曼人的征服追溯到公元前113年：“罗马纪元六百四十年，当车契利乌·麦特鲁（Caecilio Metello）和帕庇累乌·卡尔波（Papirio Carbone）担任执政官的时候，我们首次听说辛布里人的侵略。从那时起，直到皇帝图拉真第二次担任执政官为止，共计有两百一十年左右，我们用于征服日耳曼尼亚的时间竟达如此之久。” 这里塔西佗的计算方式显示出，他或许已经预见或者知道罗马帝国的下一任统治者将是图拉真，而图拉真在即帝位之前，曾两度担任执政官，第二次是在公元97年，正是塔西佗撰写《日耳曼尼亚志》的前一年，因此在塔西佗落笔之时，他已然把对日耳曼的全面征服视为图拉真执政官时期的一大目标，而在后续的记载里他也进一步确认了他的想法。

塔西佗认为，日耳曼人比罗马帝国长久以来的宿敌安息帝国更加令人畏惧。 “日耳曼人捍卫自由的抗争，让他们成为比专制的阿萨色斯（Arsacis）更为可怕的敌人。东方的人曾被温提底乌斯（Ventidi-us）击溃过，也失去了他们的巴可茹斯（Pacorus），他们除了杀死我们的克拉苏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嘲笑我们的地方呢？但是，日耳曼人曾经打败和抓获了卡尔波、卡修斯和曼利乌斯，让罗马失去了五个执政官统领的军队，另外还从奥古斯都手中夺取了瓦鲁斯率领的三个军团。” 虽然日耳曼人在军事上一度非常强大，但是也曾经被凯撒击败于高卢，塔西佗继而表示，近年来罗马军队在面对日耳曼军队时并不占据绝对优势，所谓的胜利并不是真正的胜利。为了展现罗马帝国曾经的辉煌，他在《编年史》第一卷中以“日耳曼尼库斯”直接指代奥古斯都的继任者提比里乌斯。

不同于罗马人以文字记载历史，古日耳曼人是以歌谣的方式将民族起源代代相传。在歌谣中，他们把涂士妥（Tuisto）和他的儿子曼努斯（Mannus）奉为全民族的始祖。曼努斯有三个儿子，居住在海边的因盖沃人（Ingaevones）、中央地区的赫尔敏人（Herminones）和伊斯泰沃人（Istaevones）便是以三个儿子的名字命名的族人。 也有一些人根据古代的事迹传说给曼努斯增添了许多儿子，如马昔人（Maris）、甘布里维人（Gambrivii）、苏维汇人、汪达尔人（Vandilii）等。塔西佗的书写中指出这些是日耳曼人在后来增加的名字，由于入侵高卢的佟古累人自称为日耳曼人，随后逐渐流传起来，并成为全族的名字。 据凯撒在《高卢战记》里记载，“日耳曼人”指的是在高卢东北边生活的人，是高卢人最先使用这个名字，然后罗马人也把他们称为“日耳曼人”。在公元前120—102年入侵高卢的日耳曼部族还包括辛布里人、条顿人、阿姆布昂人（Ambrones）；随后在公元前100年进攻高卢的有苏维汇人、汪吉奥人、特里波契人（Triboci）和奈梅特人；最后在公元前55年出现的有乌昔鄙夷人（Usipetes）和邓克特累人。

在所有的部落之中，塔西佗首先详细介绍了巴达威人。一方面是由于他对巴达威人最为熟悉——巴达威人自公元前12年便臣服于罗马人，这也正是罗马执政官德鲁苏斯启动征服日耳曼部落计划的时候。 巴达威人原先居住在现在的荷兰一带，他们拥有莱茵河下游瓦尔河（Waal）南部的土地，在归顺罗马帝国后，前往罗马边疆奈梅根（Nymwegen）扎营，而瓦尔河北岸地区是罗马帝国的“从属地区”（reg-no cliente）。在塔西佗的记载中，先后有两个日耳曼部族加入罗马兵团为之效劳，如佟古累人和巴塔威人，塔西佗的岳父阿古利可拉也曾经率领过这两支部族部队前往不列颠作战。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开始对罗马人麾下的日耳曼人部队进行研究，尤其探究罗马人如何对日耳曼人的族群进行改造和如何对日耳曼人的族群进行认同。 罗马人在弗拉维王朝之前便开始在日耳曼部落活动范围针对性地招募士兵，以充当军团的辅助部队（见图3），一些骁勇善战的日耳曼人自然成为他们招募的主要对象，为了笼络战场上的对手为自己效劳，罗马向他们提供了优厚的待遇。

在塔西佗于公元105年写成的《历史》第一卷中，有着对巴达威部队更为详细的叙述：“在林哥尼斯人（Lingones）的地区有巴达威人的八个步兵分队，这是属于第十四军团的辅助部队，那时巴达威人由于一时与罗马人不和而脱离了原先的组织。他们作为盟友还是敌人，将会对战争的结果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 接着在第六十四卷，他又对巴达威人与罗马人的冲突作了描述：“林哥尼斯人是忠诚的，罗马士兵在那里受到了热情的招待，因此士兵们也表现得格外客气，但是高兴没有持续多久，因与巴达威步兵分队的暴力冲突而中断了。巴达威步兵分队从第十四军团分出来后，被法比乌斯·瓦伦斯（Fabius Valens）吸纳进自己军队。事情伊始是由于巴达威人和军团士兵发生口角，继而演变成谩骂。由于士兵分为两派，几乎就要大打出手，幸好瓦伦斯及时惩罚了几个人，提醒巴达威人：他们忘记了要尊重他的领导。”

瓦伦斯作为一个战场上的指挥者是非常成功的，但是随着胜利他的喜悦过度高涨，他的行为也越发过分。到了后来，他开始向军团经过的土地上的主人进行勒索和交易，否则就要把土地付之一炬。 塔西佗在第二卷第27章中说道：“巴达步兵中队在向不列颠进军途中听到维提里乌斯的叛乱后，便在反尼禄的兵变中从第十四军团中退出。然后在林哥尼斯人的地区参加了法比乌斯·瓦伦斯的队伍。从那时候起，巴达威步兵中队就变得傲慢起来，到每一个军团的营地去吹嘘，表示是他们制服了第十四军团的正规军，从而从尼禄那里夺去了意大利，所以战争胜负的决定权是掌握在他们手中。这样的举动大大地侮辱了军团士兵，也严重冒犯了统帅。他们内部不断地爆发争吵和冲突，他们的蛮横无理让瓦伦斯开始怀疑他们的忠诚。” 接着，由于奥拓的海军击败了罗马军团，瓦伦斯便派出部分巴达威步兵中团的人员前往支援行省，这样的举动导致巴达威人剧烈的反应，他们认为在战争胜利在望之际自己却被派往行省，这对他们不公平，于是便爆发了兵变。

在第四卷第19章中，塔西佗又描述了巴达威人发生叛乱的情况：“在这个时候，奇维里斯（Civilis）派出的一名使节，赶上了奉维提里乌斯之命前往罗马的巴达威人和坎宁尼法提斯人的步兵中队。这个消息使他们立刻神气和骄傲起来，他们要求为这次行军付酬，坚持要双份的军饷，并增加步兵的数量。这些事情确实是维提里乌斯曾经答应过的，但是中队的真正目的却是要寻找一个发动叛变的借口。”

如果把塔西佗在不同作品中对巴达威人的描写结合起来阅读的话，会对他们与罗马军团的关系有一个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塔西佗撰写《日耳曼尼亚志》的时候是98年，这时他对巴达威人还抱有相当的好感，把巴达威人看成是臣服于帝国的一分子。有意思的是，塔西佗并没有把发生在69年由于种族冲突而爆发的巴达威人起义写进《日耳曼尼亚志》，而是在写于105年的《历史》中对此次事件进行了详细的交代。两部著作对巴达威人的态度差异如此巨大，不得不让人深思其中的差异。是什么因素让塔西佗决定在前作中省略掉巴达威人和罗马人的冲突、描绘出一幅最强大的日耳曼部族完全臣服于罗马帝国统治的面貌？而在后作的描述中，塔西佗分别在第一卷、第二卷和第四卷中分别讲述两方矛盾的主要起因。

要回答这个问题，要从三个方面开始着手。首先，《日耳曼尼亚志》和《历史》的写作背景分别是什么？是哪些差异导致了塔西佗在落笔时对巴达威人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同时代的罗马作家又是如何看待日耳曼人的？是把他们看作“鲁莽傲慢”、易于贿赂的蛮族部落吗？其次，塔西佗笔下的其他日耳曼部落又是怎样的状况？这些部落和巴达威人一样易怒无知或有着其他的特征。再次，臣服于罗马帝国的巴达威人是后来忘记自己的族群身份的“巴达威人”了吗？他们在墓碑上是怎样标示自己的？

首先，莫里斯·赫顿（Maurice Hutton）教授在《日耳曼尼亚志》译本的介绍中指出，塔西佗应该是在图拉真即位后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关于他的写作意图，有可能是模仿他的偶像萨鲁斯特（Sallust）写的《朱古达战争》（Jugurtha）。至于为什么要关注那些落后、简单又鲁莽的日耳曼民族的生活状况并将其用文字记录下来，赫顿教授认为这是历史学家应当做的事情，塔西佗要把目光从战争和国王的身上移向普通人，而日耳曼人正好成为了他的观察目标。 哈佛大学古典学教授理查德·F.托马斯（Richard F. Thomas）表示，20世纪之后的学者在研读《日耳曼尼亚志》的时候，把眼光转向了以民族志学为导向（ethno-graphically oriented），“塔西佗在前半部中对日耳曼民族的整体刻画更是被认为使用了民族志学的概括方法” 。同时代的罗马作家如凯撒的《高卢战记》、曾在日耳曼军中服役的老普林尼的《日耳曼尼亚战争》和《自然史》 、奥菲迪乌斯·巴苏斯（Aufidius Bassus）的《日耳曼战记》（Bellum Germanicum）也曾经留下关于日耳曼人的记录，他们对日耳曼民族的描写集中在商业和战争两个方面，这恰恰在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中踪迹全无。 在后者的篇章中对历史、地理和事件的描写少得可怜，几乎难以称得上是一部历史作品，更像是一部《日耳曼民族构成与族群演变研究》。由于缺乏具体的事件，加上时间也几乎是隐形的，塔西佗的撰写方式似乎也是在呼应日耳曼人讲述历史的歌谣，采用了罗马人传统的史诗写作体裁，而他后来的《编年史》同样采用了史诗般的写作风格，印证了他要与古罗马诗人如维吉尔等人相媲美的想法。

塔西佗笔下的第二个详细描述的是卡狄人的部落，在描写完卡狄人居住地的特点后，塔西佗开始称赞他们的智力水平，认为他们是日耳曼人里较为聪明的一些人。卡狄人的社会有着详细的分层，也会把时间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军队的纪律严明，将军身先士卒，可以与罗马军队的纪律相媲美。在描述巴达威人的时候，塔西佗没有提到他们的兵种，也没有提到他们的作战风格，由于卡狄人是以步兵为主，所以塔西佗特意记载了他们临敌迎战时的战术，指出他们的步兵会携带兵器和工具，善于展开大规模的战役。 在描述完卡狄人的兵种和具体战术后，塔西佗转而描述战士们的奇特外表，日耳曼人的奇怪装束似乎总能让罗马人感到不适应。他指出最勇敢的卡狄人战士会去除掉脸上的须发，手戴铁戒指，在战争中“总是排在前排”。 擅长骑兵的邓克特累人则居住在莱茵河东岸，他们曾经渡过莱茵河，在被凯撒击败后返回原地居住。塔西佗指出，邓克特累人的骑兵与卡狄人的步兵齐名， 马匹是他们最宝贵的财产，将会由最英勇的儿子们继承。日耳曼西部还居住了卜茹克特累人、安格里亚人（Angrivarii）和弗里斯兰人。

在日耳曼北部居住着考契人，他们是日耳曼人中比较高尚的一支，与其他部族保持和平的关系，但是战争能力也不容小觑。 接下来还提到了车茹喜人和辛布里人。接下来，塔西佗开始详细描述日耳曼民族中强大的一支苏维汇人。苏维汇人占据了日耳曼尼亚的大部分地区，分为名称各异的许多部落，包括塞姆诺内斯人（Semnones）、伦巴第人（Langobardi）、柔底尼人（Reudigni）、阿威约内斯人（Aviones）、盎格鲁人（Anglii）、瓦累尼人（Varini）、欧多色斯人（Eudoses）、斯瓦多内斯人（Suardones）和努伊托内斯人（Nuithones）等部落。其中塞姆诺内斯人内部又分为一百个分部，是苏维汇人中最强大的一支。

在多瑙河附近离罗马人最近的是赫尔门杜累人，他们是效忠于罗马的，可以到瑞提亚行省最繁荣的殖民城来进行贸易，而且罗马人对他们也毫无防范之心。赫尔门杜累人旁边是纳累喜人（Narisci）、马尔科曼尼人和夸第人（Quadi）。这三个日耳曼部族与罗马关系友好，得到罗马在兵力或财力上的支援。其他的还有马昔尼人（Marsigni）、布累人（Buri）、鲁给夷人（Lugii）的部族。鲁给夷人中还包括了阿累夷人（Harii）、厄尔维科内斯人（Helvecones）、马尼密人（Manimi）、厄利昔夷人（Elisii）和纳阿纳瓦利人（Nahanavali）。鲁给夷人中最强大的一支是阿累夷人，不仅实力强大，而且装扮特别“恐怖”，他们使用的是黑色的盾，身体涂满颜色以便在黑夜时分战斗。 而哥特人（Gothones）是来自瑞典，老家为约塔兰（Götaland），他们拥有自己的国王。对这样重要的日耳曼部族，塔西佗仅用了寥寥两句便简单带过。哥托内斯人旁边是茹给夷人（Rugii）和勒莫威夷人（Lemovii）。对这两个部族塔西佗简单介绍了他们使用“圆形的盾、短剑”。 下一个详细介绍的是绥约内斯人（Suiones），他们拥有强大的海军，而且还拥有造型奇特的船只。 在苏维汇海东岸居住着伊思替夷人（Aestii）、昔托西斯人（Sitones）以及塔西佗无法判断其民族的培契尼人 、维内狄人（Veneti）等。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一共列出和介绍了三十五个日耳曼部族的特点（见下表）。

在《日耳曼尼亚志》的最后，塔西佗没有对全文进行总结，也没有交代他的写作意图，只是表示除了他的记载以外，日耳曼人有许多传说都是虚构和不存在的，因此，他也就不一一详细叙说了。我们无法得知塔西佗在完成写作后，如何处置这份文稿，也无法得知与他同时代的人是如何评价《日耳曼尼亚志》的。塔西佗的好友小普林尼曾经在写给塔西佗的信件里，对他所撰写的《历史》进行表扬：“我预言你的《历史》将会永垂不朽，所以我也非常渴望你会在书中提到我，如果我们经常小心地确保我们的事迹由最好的学者写就的话，那么我们一定希望自己的行为是由你这样的作家来撰写。” 小普林尼提到的《历史》正是塔西佗在后半生写成的从公元69年到罗马皇帝图善密去世为止的那部史学巨著。这部作品无论是在篇幅还是在内容上，都要远远超过塔西佗年轻时候的作品。而他的三部短篇作品通常被编纂在赫斯费尔德抄本之中。该抄本是公元9世纪在德意志中部地区的赫斯费尔德和富尔达修道院制作而成的。

日耳曼民族是罗马帝国最重要的周边外族组织。一方面，罗马帝国采取怀柔政策，吸纳勇敢强悍的日耳曼战士为其作战，同时给予他们优厚的酬劳和免除赋役作为回报；另一方面，对付叛乱不断的问题地区，罗马帝国持续不断地派出军团进行彻底征服，以实现所谓的“真正的胜利”。公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把日耳曼地区一分为二，分别对待。臣服的日耳曼部族和地区被划入罗马帝国的统治范围，称为“小日耳曼尼亚”（Germania Inferior），并派遣第一米涅尔瓦军团（Legio I Minervia）来治理。在图拉真统治晚期，日耳曼尼亚郡的长官是卢基乌斯·李锡尼·苏拉（Lucius Licinius Sura），在图拉真继位之后，由于苏拉也是图拉真的亲密好友，图拉真非常相信他的能力和判断，于是他继续担任日耳曼尼亚郡的长官，同时他也是军队里仅次于图拉真的军事长官，他任职的时间从公元97年一直到公元107年为止。 图拉真本人在成为皇帝之前也与日耳曼人有着密切的来往。据小普林尼《颂词》中记载，图拉真的事业便起源于日耳曼尼亚：“现在，凯撒，让我转向您的事业的本源。当您还是年轻人的时候，您在帕提亚帝国（Parth-ia）取得的胜利便让您父亲挣得名声，也让您获得了‘日耳曼尼库斯’的称号。您的胜利让野蛮的帕提亚人也不禁瑟瑟发抖，连莱茵河和幼发拉底河那里的人都团结起来拥护您。您的名声在您到来前便已传遍世界，但是后来认识您的人更知道了这种名声还远远不如您人本人伟大。那时您还不是罗马帝国的皇帝，也不是神的儿子。西班牙和日耳曼的一些地区，由于许多人的干预被分割开来。” 据小普林尼的记载，图拉真在军队里任职护民官（Tribunus）的时候还处在未成年的年龄， 通过不断地作战而学会治理的本领。图拉真在日耳曼尼亚郡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十年的服役过程中，您熟悉了日耳曼人的风俗习惯，各国的地理位置、土地的方位，让您对每条河流和气候了如指掌，像对您自己国家中的泉水和气候一样熟悉” 。

罗伯特·施尔克（Robert Sherk）教授指出，普林尼提到的“莱茵河”指的就是日耳曼地区，年轻的图拉真被图善密从西班牙召到莱茵河区域去制止安东尼奥·萨图尼努斯（Antonius Saturninus）的起义，在平定叛乱后他可能陪同图善密到了多瑙河视察军团。在公元91年，图拉真成为执政官，随后担任下莫西亚（Moesia Inferior）总督。在涅尔瓦任罗马皇帝期间，图拉真成为大日耳曼尼亚的总督，在这个位置上他成为涅尔瓦的养子，并最终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 在图拉真即位后发行的钱币上，也往往刻有他头戴月桂花环的侧面像，以及环绕着的“ AVG”和“ GERM”的字样，说明他的身份为“奥古斯都”和“日耳曼尼库斯”。 虽然无法确认即将继位的罗马皇帝的日耳曼渊源与塔西佗撰写《日耳曼尼亚志》是否有直接的关系，但塔西佗的写作的确为日耳曼民族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字记录，让后人清楚了解日耳曼部落的法律传统和部族构成，也让罗马军队深入认识了日耳曼各族的据点、兵种、战斗实力和弱点。如果说老普林尼的《自然史》记录了部分日耳曼人的事件，那么塔西佗提供的就不只是一份日耳曼叙述，它还有着清晰的指向性和重点论述。如果从战前调查报告的角度来阅读的话，会发现《日耳曼尼亚志》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不仅对日耳曼人的政治状况、权力核心、地理位置有着详细的交代，所有部族与罗马帝国的远近亲疏关系也是一览无遗。 mlft4m893hHIAcNllJshqaTFGNn035AYe69xC2qkFcbPcc59fE/rUcUaTeFsern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