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中的日耳曼人

如果对日耳曼法律追本溯源的话，就要追究到日耳曼人的风俗习惯和部族传统。德国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出版的《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Vom Beruf unsrer Zeit fü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中提出了法律（Recht）乃民族精神（Volksgeist）的产物，与其血统、语言及风俗习惯有着密不可分的观点。 由此可见，一国或一族之法律制度的创设和社会秩序的建立，必须回到其民族发展的根源上去探索其形成的特质与具体状况。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的《日耳曼尼亚志》正是一部从文字上全面详细记载日耳曼人的文献，内容涉及日耳曼的部落分布、风俗习惯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德·温斯库斯（Reinhard Wenskus）在1961年撰写的《部落形成与组织》（Stammesbildung und Verfassung）中也曾经表示：日耳曼在向罗马帝国迁徙的过程中，业已形成较大规模的族群，并朝着建立国家的方向迈进。在其“族群生成”（Stammesbil-dung）的过程中，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其民族认同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德国法制史的书籍当中，对日耳曼人的称呼，也有着不同层次的说法，有的时候将日耳曼人称之为日耳曼“民族”（Volk），而次一级的部落如东日耳曼人和西日耳曼人曾称之为“部落”（Stamm）。今天的德国人属于西日耳曼人的一支，其他的小部落（civitas）还包括伦巴第人（Langobardn）、阿勒曼尼人（Alemannen）、施瓦本人（Schwaben）、巴伐利亚人（Bayern）、萨克森人（Sachsen）、图林根人（Thüringen）、弗里斯兰人（Friesen）和法兰克人（Franken）。而东日耳曼人则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人、哥特人（Goths）和汪达尔人（Vandal）。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罗马人的塔西佗在撰写《日耳曼尼亚志》时记载的并不是他本民族的历史，而是从旁观者的角度，细致观察帝国边境北方部落的族群特征之后，通过把它们写进文献从而将北方蛮族带入人类的历史记载之中。由此可见，《日耳曼尼亚志》的出现，不仅说明最早有关日耳曼人的记载是由罗马人书写的， 也印证了日耳曼部落对于帝国的重要性日渐增加，此时日耳曼部落业已显示出较为完整的统治体系，让罗马人不得不心生警惕。

德语世界有关法制史的书写分为两条路径：一是从日耳曼民族的起源谈起，二是从中世纪的法律文献开始动笔。在第一条路径中，科隆大学（Universität zu Köln）法学家赫尔曼·康拉德（Hermann Conrad）教授在《德国法制史》中，提到德意志民族（Deutsche Volk）一词出现于10世纪，此前仅有日耳曼部落与部族（Stämme und Völkerschaften）。 因此，德意志人来源于日耳曼民族，在研究德意志法律的时候也必须从日耳曼民族的法律谈起，在德国法制史的分期中也时常把公元500年之前的时期称为日耳曼时期（Germanische Zeit）。 日耳曼（Ger-manen）民族之名也是因罗马人的命名而来，他们的先祖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其中的一支于公元前向欧洲中南部移动，并分裂为东日耳曼人和西日耳曼人。 美国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托马斯·S. 伯恩斯（Thomas S. Burns）教授指出，正是他们向罗马边境迁徙的行迹在公元1世纪末引起塔西佗的注意。

因此，本章首先将回溯罗马帝国的日耳曼族群书写，然后从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的文本出发，聚焦其对日耳曼部落族群和法律制度的描述，从而研究日耳曼民族在公元1世纪前后的族群生成与早期日耳曼法的形成特质，并在后面的章节中对日耳曼习俗在中世纪的继受进行分析，以期更好地追溯德意志法律的起源以及观察其发展脉络。

古罗马作家关于日耳曼族群的书写

罗马帝国时期，先后有多位作家在作品中叙述过日耳曼人的具体状况，其中部分被认为是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的资料来源。了解塔西佗之前的罗马作家对日耳曼民族的族群书写，将可从文本的角度展现罗马人和日耳曼人之间的族群关系，也可以观察从凯撒到塔西佗，日耳曼民族在150年里组织结构和习俗文化的变迁。下面按写作的时间顺序叙述各位作家的具体写作内容。

首先，记录下日耳曼人踪迹的重要作家是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44年），他在《高卢战纪》（De Bello Gallico）中记载了日耳曼人的生活习惯。 凯撒的创作时间是公元前58—52年，正值他在高卢作战期间，作战时写下来的笔记汇集成了作品《高卢战纪》。 《高卢战纪》的第一卷（31—53节）、第四卷（1—4节）和第六卷（21—24节）都涉及日耳曼部落的生活和风俗内容。在第一卷第31—53节，主要叙述日耳曼人的地理位置，以及苏维汇人（Suebos）的首领阿利奥维斯塔（Ariovistus）与凯撒交战的经过。 日耳曼人生活在莱茵河以外地区，后来在高卢人的召唤下越过莱茵河进入了高卢，居住人数达到120 000名。 阿利奥维斯塔骁勇善战，其不断向外扩张的举动引起罗马人和凯撒的注意。 在双方的谈判中，阿利奥维斯塔展现出了有礼有节、论据充分的领袖风范。 这一部分提到的日耳曼部落有7个：哈鲁德人（Harydes）、马尔科曼尼人（Marcomanni）、特里波契人（Triboces）、汪吉奥人（Vangiones）、奈梅特人（Nemetes）、塞都斯人（Se-dusios）、苏维汇人。 阿利奥维斯塔的两位妻子，分别是苏维汇人和诺里库姆人（Noricum）。 在第四卷第1—4节中，提到的日耳曼部落有乌西彼得人（Vsipetes）、邓克特累人（Tencteri）和乌比夷人（Ubii）。 在公元前55年，苏维汇人是人数最多和最强大的日耳曼部落，他们分为一百个区，每个区每年可以提供多达一千名士兵为部落奋战。 这些士兵采取交替的方式作战，他们会轮流更换居住地，同时在一个地方的居住时间也不得超过一年。士兵们的食物是牛奶和牛肉，狩猎是他们获取食物的主要途径，天气寒冷只会身披兽皮，以此强健体魄来为艰苦的战斗做好准备。 日耳曼人的战术也与罗马人不同，他们擅长于近身搏斗而不是骑兵作战。 聚居地最靠近罗马边界的乌比夷人，同时也是文化程度最高的部族，他们经常与苏维汇人发生冲突。 在第六卷第21—24节中，凯撒谈及日耳曼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主要以狩猎和打仗为主，很少参与农业活动，每年会举行部落会议，然后再按照土地的情况重新决定居住的地点。 同时，这些日耳曼人也没有常设的官员，主要由酋长召集人员决定事务和平息纠纷，所有事情都以公开的方式讨论和决定。

其次，古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64—25年）在亲身游历欧洲大陆后，撰写有《地理学》（Geographica）一书。斯特拉波是阿玛西亚的希腊人，在公元前44年之后居住在罗马，他的《地理学》也以希腊语写成。《地理学》全书共有十七卷，其中第四卷是关于西班牙和高卢地区，自然也涉及日耳曼人。在斯特拉波的时代，“日耳曼尼亚”是一个新近出现的词语，据推测，该词第一次用作描述族群概念的是古希腊地理学家波西多尼（Poseidonios）。 当论及罗马人与日耳曼人的战争时，他在第四卷和第七卷提到的日耳曼部落有：特里波契人（Tribocchi） 、乌比夷人、特雷维里人（Treveri）、拿尔维人（Nervii）、梅纳皮人（Menapii）、苏甘布里人（Sugambri）、辛布里人（Cimbri）、条顿人（Teutones） 、车茹喜人（Cherusci）、卡狄人（Chatti）、甘布里维人（Gamabrivii）、查图阿里人（Chattuarii）、苏加布里人（Sugabri）、考比人（Chaubi）、卜茹克特累人（Bructeri）、考西人（Cauci）、考尔奇人（Caülci）、坎普西亚尼人（Campsiani） 和苏维汇人（Suevi），其中苏维汇人最为强大。 在第七卷关于欧洲北部的描述中，描述了日耳曼人居住的位置是在莱茵河以东，他们沿河而居，河流包括威悉河（Visurgis）、利珀河（Lupias）、图林根的萨勒河（Sasle）。 他们在体貌上与凯尔特人（Celtic）大不相同：日耳曼人更加粗野和高大，有着黄色的头发，生活方式和习惯上则与凯尔特人相似。 斯特拉波认为罗马人称呼他们为“日耳曼人”（Germani）的原因是，认为他们是“真正的”（Genuine）加拉太人，因为在罗马人的语言里，“ germani是‘真正的’的意思”。 在阿尔卑斯山以外的日耳曼南部地区，与河流毗连的部分是苏维汇人的居住地。 他们还占领了欧洲中西部地区的海西尼亚森林（Hercynia silva）。 位置大概是从现在的法国东北部到喀尔巴阡山脉。虽然占领的区域很广，但是苏维汇人不愿意从事耕种或者储存食物，他们生活在仅作为临时住所的小木屋里。

另一位是维雷乌斯·帕特尔库鲁斯（Velleius Paterculus，公元前19—31年），他撰写有《罗马史纲要》（Historiae Romanae），帕特尔库鲁斯是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统治时期的历史学家。《罗马史纲要》分为上下两卷，由于帕特尔库鲁斯曾经连续八年在提比略手下工作，担任过骑兵中队长和军团指挥官，也参加了提比略在公元前8年的日耳曼战役。 帕特尔库鲁斯对日耳曼部落的描写可以说来自他的亲身观察，具有较大的可靠性。在第二卷第12节中，他提到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的日耳曼战争，在公元前105年，“由辛布里和条顿人组成的日耳曼部落大军，在高卢击败了总督凯皮奥（Caepio）和曼利乌斯（Manlius）的军队” 。在昆克提尼乌斯·瓦鲁斯（Quinctilius Varus）获得日耳曼尼亚的控制权后，“他认为日耳曼人是只会使用四肢和大呼小叫的人，如果不能被剑征服，可以用法律说服。抱着这样的想法，他进入日耳曼尼亚的核心地带，坐在他的法庭上浪费整个夏天开庭和履行司法程序。然而，日耳曼人具备的强大身体素质和战斗技艺，对于没有实际跟他们接触过的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当罗马法进入到他们的生活后，以往用武斗解决纷争的方式被法律取代，昆克提尼乌斯也将自己视为法官，而不是日耳曼尼亚的将军。 在昆克提尼乌斯的叙述中，开始出现“日耳曼地区”，说明在这时期日耳曼人生活的地区已经成为一个明确的行政区，奥古斯都派遣尼禄·克劳狄·德鲁苏斯（Nero Claudius Drusus）前往日耳曼地区平息战火，从而获得“日耳曼尼库斯”的头衔，进一步凸显日耳曼尼亚地区对罗马帝国的重要性。 帕特尔库鲁斯对日耳曼部族的描述甚少，并没有像前面两位作家那样细致地列出日耳曼各部族的名称和特征，而是直接以日耳曼人为代表，在描述凯撒与日耳曼人的战争时，也只提及了辛布里人和条顿人 ，而没有提及苏维汇人。换句话说，在这时期，罗马人对日耳曼人已经有了一个相对整体的认识。

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的主要作品是《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和《日耳曼尼亚战争》（Bella Germaniae） 。前者分为三十七卷，在第四卷提到日耳曼尼亚。老普林尼在描述多瑙河（Danube）以北的人口时，描述了日耳曼边界和苏维汇人（Suebi），以及万纽斯（Vannius）的王国，还有巴斯特奈人（Basternae），他们占据了从多瑙河到海洋的土地，长度为1 200米，宽度为396米。 同时在第三十七卷也提到根据皮提亚斯（Pytheas）关于波罗的海的记载，日耳曼人的一支圭昂斯人（Guiones）居住在岸边，他们会在春天前往附近的岛屿，收集海浪带来的琥珀。这些琥珀会被日耳曼人用作燃料，并将其出售给附近同为日耳曼人的条顿人。 老普林尼也指出，希腊和罗马作家认为日耳曼海峡的长度有2 500米。欧洲北部的日耳曼部族分为五支：第一支为汪达尔人，包括勃艮第人（Burgodiones）、瓦累尼人（Varinnae）、查里尼人（Charini）和古通人（Gutones）。第二支是因盖沃人（Inguaeones），包括辛布里人、条顿人（Teutoni）、考契人（Chauci）。第三支是靠近莱茵河的伊斯泰沃人（Istiaeones），包括斯卡姆布里人（Sicambri）。第四支是内陆的赫尔敏人（Hermiones），包括苏维汇人、赫尔门杜累人（Hermunduri）、卡狄人和车茹喜人。第五支是培契尼人（Peucini）和巴斯特奈人。 老普林尼在作品里普遍使用“日耳曼地区”来统称日耳曼人生活的范围，譬如第二卷的领地 ，第三卷的边界 ，第九卷的河流 ，第十卷的鸟类 ，第十六卷的森林 ，第三十七卷的海岸、琥珀和矿物产地 。

塔西佗与《日耳曼尼亚志》

塔西佗出生于公元54年罗马的一个贵族家庭，这一年尼禄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他曾经跟随史上第一位钦定修辞学教授昆体良（Quintilian）学习，在跟随阿浦尔（Aper）和塞孔都斯（Secundus）学习法律后成为一位有名的辩护律师。 在77年或78年，塔西佗迎娶了著名罗马政治家阿古利可拉的女儿，写于98年的《阿古利可拉传》（Agrico-la）正是他在岳父身后为其撰写的传记。在随后的16年间，塔西佗官运亨通，在88年成为大法官，97年成为罗马执政官。到了112年，塔西佗进一步成为小亚细亚行省的执政官，这也是罗马帝国里个人所能担任的最高职务。最后，塔西佗于117年去世。他的一生经历过尼禄、加尔巴（Galba）、奥索（Otho）、维特里乌斯（Vitellius）、弗拉维王朝的韦帕芗（Vespasian）、提图斯（Titus）、图密善（Domitian）、涅尔瓦（Nerva）和图拉真共九位罗马皇帝的统治。所以，在研读塔西佗著作的时候，要注意到他不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受过良好法律训练的律师，罗马法的知识会影响他的分析角度和叙述的方式。塔西佗对日耳曼人的关注自始至终贯穿在他的多部作品之中，说明他与同时代的古罗马作家一样，深刻地意识到日耳曼人在未来将会与罗马不断发生交融与碰撞。

关于塔西佗的生平文献记载甚少，除了从他的作品之中寻找线索之外，直到1996年德国盖萨·阿尔福尔蒂（Géza Alföldy）教授通过研究刻有塔西佗名字的碑文（CIL VI 1574），才对他的个人历史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塔西佗的墓碑以大理石制成，宽84厘米，高61厘米，在尚存的三行文句里有少量的描写。石碑是在罗马诺门塔纳大道（Via Nomentana）南部的帕特里齐别墅（Villa Patrizi）里被发现的，现在该址成为公共事务部的办公场所。石碑原件能达到400厘米高，90厘米宽，是一件非常精美的墓葬纪念碑。阿尔福尔蒂教授的发现补充了对塔西佗政治生涯的认识：塔西佗曾经担任过奥古斯都时期的财务官（quaestor），也几乎可以确定他担任过护民官（tribune）。 在确认墓碑主人身份的时候，阿尔福尔蒂教授首先是从“塔西佗”（Tacitus）的名字着手的。在墓碑“ CIL VI 1574”的第一行写着[ P. ⁴ Cornelio P.（？）f.（tribe）Ta] cito，其中[---]CITO C[---]是墓碑主人的名字。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里，只有少量的拉丁名字是以“-citus”结尾的。阿尔福尔蒂教授列出了名字以同样字母结尾的名单:Adscitus、Citus、Implicitus、In-citus、Placitus、Scitus、Sollicitus和塔西佗（Tacitus）。其中只有最后的塔西佗属于社会的上层阶级，而墓碑的第二行和第三行碑文里提到该墓碑的主人在参议院任职，所以结合第一行的名字便确定了是塔西佗的墓碑。从碑文对人物的称谓和字母的书写方式，又继而确认石碑是公元1世纪末期或2世纪初期的作品，这个时期的上层人士中只有塔西佗一人（[ Ta] cito）的名字是以“ cito”结尾的。

塔西佗与小普林尼之间的通信是另一项能够加深对前者生平认识的重要史料。 在一封由小普林尼于104年或105年写给塔西佗的信里，提到自己知道朋友已经从远方安全地返回罗马，他放心了许多。“我很高兴您平安地回到城市，您的到来恰好是我最渴望见到您的时刻。” 这段文字意味着塔西佗曾经离开首都到外地工作。安东尼·R. 伯利（Anthony R. Birley）教授综合前人的观点，认为虽然可能性很小，但塔西佗有可能在那些年到日耳曼尼亚郡和塔拉科（Tarra-conensis）担任行省长官。 而他在《阿古利可拉传》第十节中对不列颠地貌的描述，曾提到日耳曼尼亚的位置：“大不列颠是最大的一个岛，在它的东边是日耳曼尼亚；西边是西班牙，遥远的南边是高卢。” 这是塔西佗第一次在作品中提到“日耳曼尼亚”，也预示了他后来的写作方向。

塔西佗在98年写作的《阿古利可拉传》，显示出他对军事史的研究兴趣。《阿古利可拉传》是塔西佗为他尊敬的岳父阿古利可拉撰写的传记，记录下后者一生伟大的成就。阿古利可拉是罗马的军政界要人，曾经帮助罗马完成对不列颠的征服，因此，这部传记的大部分篇幅都是用来叙述阿古利可拉在不列颠的活动和军功。作为一部传记，《阿古利可拉传》的史料价值有限，但它很好地反映了塔西佗的写作兴趣和观察角度，以及他在史料分析上的弱项：塔西佗长于描述罗马的政治斗争，但在地理和军事上的知识则相对匮乏，在叙述煽动性的誓师词时又格外能够直击人心，显示出律师出身的塔西佗在法庭上的辩论功底。

紧随其后的《日耳曼尼亚志》是他在同年动笔的作品，所以可以说前后两部作品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写作的，相互之间既有着内在的联系，在主题和内容上又显示出作为历史学家的塔西佗在史学研究上的逐渐深入，史料的运用也逐渐成熟，为他后来的巨著《历史》（Histori-ae）打下早期的基础。 《日耳曼尼亚志》的章节安排与《阿古利可拉传》相同，都分为46节，在内容上可分为上下两部：前部的第1—27节是叙述性的篇章，以概括性的方式对日耳曼民族作为群体的特征进行刻画；后部是第28—48节，按照各个部落的详细情况分别介绍。相比前作，这本书在内容上增添了更多细致和具体的描写，在分析日耳曼人的部落特征时从地理、民族和风俗习惯三方面入手，既可以视为对凯撒《高卢战记》第六卷日耳曼人描写的补充，也为日耳曼的民族起源提供了最早的历史蓝本。

需要注意的是，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的文本流传经历了一番波折，直到几个世纪之后再度出现。包含《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和《演说词》（Dialogus de Oratoribus）三部作品在内的赫斯费尔德抄本（Codex Hersfeldensis）写于9世纪，在11—12世纪的意大利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发现了一份抄本，后在15世纪德意志的富尔达修道院（Fulda）也发现了一份抄本。 在1425年左右，有传言说在德意志的手稿中有一份罗马史家的作品。波乔·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获悉在富尔达附近有一份手稿。到了1426年，安东尼奥·贝卡迪利（Antonio Beccadelli）发现了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和《演说词》，以及弗罗伦蒂努斯（Frontinus）和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的作品。 在接下来的数年间，波乔一直致力于寻找塔西佗的抄本，但是一无所获。直到1431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尼科洛·德·尼科利（Niccolò de' Niccoli）在波乔的帮助下整理了一份《日耳曼备忘录》（Commentarium in peregrina-tione Germaniae），内容涵盖了在丹麦和德意志的五个地方找到的塔西佗作品，包括《日耳曼尼亚志》（12折页）、《阿古利可拉传》（14折页）、《演说词》（18折页）。尼科利后来把他的《评论》的抄本送给了朱利亚诺·塞萨里尼（Giuliano Cesarini）。这份抄本在1455年抵达罗马，皮尔·坎迪多·德琴布里奥（Pier Candido Decembrio）看到过这份手稿抄本。皮尔·坎迪多表示这份抄本和1455年从赫斯费尔德（Hersfeld）带到罗马的原件是一样的。原件是在接到教宗尼古拉斯五世（Papst Nikolaus V.）要求收集欧洲北部希腊和罗马作家作品的命令之后，由阿斯科利的伊诺克（Enoch d'Ascoli）在1451年收集而来的。 现在的研究发现，伊诺克带回罗马的其实也是一份抄本。

从赫斯费尔德到意大利，在1460年之后制作了好几份塔西佗作品的抄本，除了前面提到的皮尔·坎迪多曾经见过和经手过的抄本之外，在耶西（Iesi）的古列尔米—巴利亚尼（Guglielmi-Balleani）伯爵图书馆里也有一份15世纪的抄本，其中部分内容是抄写自伊诺克带回的赫斯费尔德抄本。 现存的抄本来自两个版本系统，通常被命名为“X系统”（X Family）和“ Y系统”（Y Family），现在两个系统的原件都已经消失了。在X系统里有两份抄本，分别是：收藏在梵蒂冈图书馆的“B版本”（手稿编号:BAV,Ms. Vat. Lat. 1862） ；收藏在莱顿的“ b版本”（手稿编号:Leid. Periz. XVIII. Q. 21），又称为“彭塔诺抄本”（Pontanus），据说是由乔凡尼·彭塔诺（Giovanni Pontano）从伊诺克抄本复制而来的。Y系统也有两个抄本，分别是：收藏在梵蒂冈图书馆的“ C版本”（手稿编号:Vat. Lat. 1518）和那不勒斯的“ c版本”（手稿编号:Neapol. IV C. 21）。在四个版本之中，普遍认为B版本是最好的版本。

英国中世纪史专家苏珊·雷诺兹（Susan Reynolds）教授指出，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在15世纪的再发现激发了人们对古代日耳曼人的兴趣，当时的人们也对罗马和德意志文化的差异性产生兴趣。塔西佗撰写的民族志结合了语言学和法学，为学者们提供了新的思路，他们开始组织书写欧洲的通史。 因此，在中世纪的德意志，实际上从没使用过“日耳曼”一词，直到1455年之后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被重新发现后，同时在德意志对土耳其用兵的背景下，德意志人文主义者如康拉德·策尔蒂斯（Conrad Celtes）、约翰尼斯·阿文迪诺斯（Jo-hannes Aventinus）和乌尔里希·冯·胡腾（Ulrich von Hutten）开始使用该文本研究古代日耳曼人的军事能力，“日耳曼”一词才逐渐流行起来。

塔西佗撰写《日耳曼尼亚志》的原因

塔西佗在撰写《阿古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的这一年，正是罗马皇帝图拉真登基的年份。图拉真作为安敦尼王朝的第二位皇帝，他在继位前曾经担任过日耳曼总督，也曾因为与日耳曼人作战时的英勇表现，被授予“日耳曼尼库斯”的荣誉称号。 因此，作为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塔西佗非常了解图拉真的政治背景和军事兴趣，或许是因为新皇帝的继任，让塔西佗对日耳曼尼亚产生了新的兴趣，开始动笔撰写《日耳曼尼亚志》，而巴塔威人（Batavian）曾经的反叛又印证了罗马统治的脆弱性 ：日耳曼人的诸部落分支有可能团结起来挑战罗马帝国的权威。 因此，无论是在《日耳曼尼亚志》还是后来的《历史》，塔西佗在开篇的第一句，都展现出强烈的领土意识，“未经划分的日耳曼尼亚，在它和高卢人、瑞提亚人、帕诺尼亚人之间，横跨着莱茵河和多瑙河。在萨尔马泰人和达契人那边或因猜疑引发分歧，或因地理产生隔阂”。

居住在多瑙河以北和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人，在公元前58年凯撒远征高卢的时候便开始渡过莱茵河下游入侵到高卢人的领地。来到莱茵河下游西岸的日耳曼人紧随在高卢人后臣服于罗马人，他们居住的地带被划分为两个区域：上日耳曼尼亚和下日耳曼尼亚，统称为“罗马的日耳曼尼亚”。而未归属罗马的日耳曼尼亚则称为“大日耳曼尼亚”（Germania Magna），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开篇第一句的“未经划分的日耳曼尼亚”，所指的便是这一片未归顺罗马帝国的土地。在此之前，由于地方阻隔，高山林立，直到不久之前罗马人出于军事的原因，对那一地带的人民有所了解。在这里，塔西佗所进行的乃是宏观的描述，在他的第一部作品《阿古利可拉传》中，因其岳父阿古利可拉担任军事的统帅，塔西佗对军队中的日耳曼人产生兴趣。他描述喀利多尼亚居民“有红色头发和健壮的身体”，他们显然是“日耳曼人”，与此相对的是西鲁尔人（Silures），他们有着“黝黑的面色和卷曲的头发”。 所以，体貌特征是识别日耳曼人种的主要方式。随后，塔西佗也在文中详细描述了罗马人从日耳曼尼亚地区征集来的士兵发生叛乱的过程：

在同一年的夏天，有一支从日耳曼尼亚征集、后送到不列颠的乌昔鄙夷人（Usipi）军队，闯下了一个大祸。这些乌昔鄙夷人杀死了一个百夫长（centurion）和一些为了教导他们纪律安排给他们的士兵教练，然后，他们坐上三艘帆船……后来因为不会驾驶船只，抛下了船只回到岸上。他们被人们当做海盗卖作奴隶，后来，他们又落入苏维汇人和弗里斯兰人（Frisii）的手中。

这里塔西佗提到的乌昔鄙夷人、苏维汇人和弗里斯兰人都是日耳曼部落，在随后的《日耳曼尼亚志》中，塔西佗对他们进行了描述：乌昔鄙夷人是一个住在莱茵河附近的部落。 而苏维汇人的构成较为复杂，苏维汇是多个不同部落的总称，他们占据了日耳曼尼亚地区大部分的土地，从外表上来看，他们习惯把头发系在脑后。 弗里斯兰人包括了大弗里斯兰人和小弗里斯兰人，两个部落的作战能力存在着差异。 关于日耳曼兵团，据塔西佗在《阿古利可拉》中描述，他的岳父麾下有两个日耳曼步兵团，分别由巴塔威人和佟古累人（Tungri）组成。 巴塔威人是日耳曼部落中最骁勇善战的，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里提及他们加入罗马军团的原因：这些巴达威人是因为内乱迁往罗马帝国境内的，罗马人发现他们作战时非常勇敢，开始笼络这些强大的蛮族士兵，免除了他们的税项和其他劳作，只需要他们为罗马战斗。 巴塔威人后来也成为皇帝近卫亲兵中的主要成员。佟古累人则是最早越过莱茵河的部落，他们在当时被称为“日耳曼人”，后来由于这个名称逐渐流行，以至于把整个部落统称为“日耳曼人”。

乌昔鄙夷人被维比人和弗里斯兰人卖为奴隶，以及巴塔威人和佟古累人效力于罗马军队，说明此时的日耳曼部落内部经罗马帝国的渗透，出现了各部落自奉其主的局面，有些归顺罗马帝国，有些与罗马军队为敌，而在高卢北部已归属帝国统治的“日耳曼尼亚郡”，也不断发生战事。在日耳曼尼亚，罗马曾经损失了不少军队，“许多将军和士卒都被敌人围攻和被俘虏” 。塔西佗笔下的“敌人”，指的就是该地的日耳曼人。他进一步描述这些敌人的意图：“敌人所威胁的不仅有帝国的边境和河岸，也包括军队的冬营和国境之内的土地。” 这也说明，此时的日耳曼人虽然已经生活在罗马帝国境内，但是他们仍然在伺机反扑，并把目标直指帝国军队和罗马本土地区。塔西佗清楚地意识到，帝国境内的日耳曼人的聚集地是频繁产生叛乱的地区，其骁勇善战的能力又使得他们成为帝国军队不可或缺的左臂右膀。因此，由于复杂的边境和军事形势，促使塔西佗在完成《阿古利可拉传》的写作后，马上执笔撰写《日耳曼尼亚志》，完成他对日耳曼部落的后续研究。 tcAfe6QehsAnFVZxwyPgC26QWvJiThvaEeOtgZfCxdVGxq8240vh+KmGVLffZeC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