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国会计评论
第19卷第4期
2021年12月
CHINA ACCOUNTING REVIEW
Vol. 19 No.4
December，2021
张越 陈磊 李慜劼
摘要 随着中国企业日益关注管理会计创新实践，其对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的投入也在不断加大，财务信息化的经济后果就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话题。本文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实证检验财务信息化程度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基于一项针对建筑业企业的调查问卷，我们从财务共享服务平台、管理会计软件、远程办公系统三个信息化维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财务共享服务平台更成熟和远程办公系统更完善的企业在疫情期间受到的负面冲击更小，表现出更高的组织韧性；但实证结果未能支持管理会计软件与组织韧性具有正向相关关系的假设。本文从组织韧性视角为财务信息化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证据。
关键词 财务信息化 组织韧性 财务共享服务平台 管理会计软件 远程办公系统
YUE ZHANG LEI CHEN MINJIE LI
Abstract The investment in financial management systems is increasing as Chinese firms become more aware of the innovation practice in management accounting. Accordingly, it is important to further explore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izat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ization on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Based on a survey of construction firms, we conduct the empirical tests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informationization: financial shared service centers, management accounting software, and remote office syst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ms with higher financial shared service center maturity and better remote office system are more resilient, as they suffered less negative impact during the pandemic. However, our findings do not support the hypothesized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management accounting software usage and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This study provides new evidence on the consequences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Key Words Financial Informationization；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Financial Shared Service Centers；Management Accounting Software；Remote Office System
席卷全球的信息化浪潮推动信息技术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深刻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财务信息化是信息技术在财务领域落地的重要成果，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企业纷纷希望借此提升管理水平、实现降本增效。相应地，有关财务信息化对企业发展作用效果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然而，目前此类大样本实证研究并不多，并且现有研究大多围绕财务信息化带来的运营效率优化和业绩提升效应展开探讨（叶康涛和孙苇杭，2019；陈宋生和魏素艳，2008），很少关注其在组织管理决策方面的战略价值。
本文从管理会计视角探究财务信息化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当下企业面临诸多不确定性，能否有效应对环境变化、保持稳定发展，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组织韧性是一个组织理解环境变化并做出调整的能力（Ortiz-de-Mando-jana and Bansal，2016），韧性强的组织更能经受住考验，在剧烈变化的环境中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2020年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企业经营带来了巨大冲击，企业受疫情影响的程度和反应情况变得显性可见，为检验组织韧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情境。
财务信息化能够在企业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危机来临时，环境不确定性急剧上升，企业对管理决策效率和效果的要求远高于平常。财务信息化能够提高会计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和相关性，降低信息处理成本，促进信息分享，更好地支持管理决策和组织战略需求（张瑞君等，2010；汪淼军等，2007；王可和周亚拿，2019）。财务信息化程度高的企业在疫情期间能够及时响应、迅速调配资源，将疫情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这在多个企业案例中得到验证。例如，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多个子公司，其中财务共享和信息化领先的子公司业绩考核表现更好，管理决策更及时、有效（杨亚，2020）。又如，北汽集团推动财务管理从“核算反映型”向“智能决策型”转变，经过多年沉淀形成的财务数字化转型成果有力支撑了疫情后企业的全面复工复产（萧枭，2020）。因此，我们预期财务信息化能够提高组织韧性。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衡量财务信息化：财务共享服务平台建设、管理会计软件使用和疫情期间远程办公。《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财会〔2014〕27号，后文简称《指导意见》）提出，财务共享服务平台建设和管理会计软件使用是面向管理会计信息系统建设的两个重要举措；考虑到疫情的特殊性，员工难以像往常一样在公司工作，我们还加入了疫情期间远程办公作为信息化的第三个指标。基于2020年4月对建筑业企业的调查问卷数据，用疫情对企业冲击程度衡量组织韧性，我们发现财务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成熟和疫情期间远程办公程度高的企业表现出更强的组织韧性，而管理会计软件使用与组织韧性没有显著关系。具体而言，相对于尚未建设也不打算建设财务共享服务平台的企业，财务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成熟的企业2020年第一季度盈利、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均减少10%以上；同时，企业2020年第一季度盈利、收入和新签合同的下降幅度在远程办公程度高的企业中显著减弱。上述结果在更换回归模型和变量分类的情况下依然稳健。
本文可能的贡献体现在：第一，从财务信息化影响组织韧性的视角分析了信息化的价值。与以往关注日常运营效率的文献相比（叶康涛和孙苇杭，2019；陈宋生和魏素艳，2008），本文验证了财务信息化的战略价值（韦程元和陈磊，2020）。第二，具体分析了各个层面的信息化指标对组织韧性的作用。以往文献往往仅单独考察财务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或某种会计软件使用（何瑛等，2013；叶康涛和孙苇杭，2019；王立彦和张继东，2007），而不同的信息化指标之间很可能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探究一种信息化指标的作用时应同时考虑其他指标，才能验证其增量贡献。第三，丰富了有关组织韧性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往文献多从利益相关者关系视角，分析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社会责任、社会和环境实践等因素对组织韧性的促进作用（Ortiz-de-Mandojana and Bansal，2016，Lü et al.，2019，DesJardine et al.，2019，Carvalho and Areal，2016），少有涉及信息在企业决策中的价值。本文从信息提供视角探究了财务信息化对组织韧性的影响。第四，用实证方法证明了信息化能够帮助企业抵抗外部冲击，为逆境中的管理实践提供了参考。我们的调查显示，51%的企业认为疫情推动了线下业务加速向线上转型，46%的企业认为此次疫情引发了对财务工作自动化与智能化的思考，众多案例也表明信息化有利于企业迅速复工复产，而本文首次从实证角度验证了这些观点的可靠性，为准备在财务信息化建设投资布局的企业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以往研究财务信息化经济后果的文献，主要关注财务信息化能否提升企业的经营业绩。绝大多数文献认为财务信息化有助于改善经营效率、提升企业业绩。Hendricks et al.（2007）发现美国公司使用ERP之后资产收益率有所上升，而且较早使用ERP的公司业绩改善更明显。类似地，王立彦和张继东（2007）对中国上市公司实施ERP的情况进行统计，发现实施ERP公司的业绩显著优于没有实施ERP公司。ERP在非上市公司中应用并不广泛，叶康涛和孙苇杭（2019）首次分析了非上市公司会计软件的使用情况，发现会计软件的使用显著提高了企业生产率。马健和李连军（2020）选取三家建筑装饰行业的上市公司，探究财务共享模式的经济后果，发现财务共享模式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尤其当公司处于发展瓶颈或行业不景气时，引入财务共享模式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竞争力，他们将其归因于财务管理模式转型带来的公司经营效率提升。
也有学者认为，财务信息化的实施可以看作一种长期战略投资，其本意并不是提升短期经营效率，而是作为基础信息设施，长期服务于企业的经营活动和各项决策。因此，企业业绩的提升并非立竿见影，业绩随时间非线性变化，长期来看财务信息化有助于业绩改善。Nicolaou（2004）利用美国上市公司实施ERP公告进行大样本检验，结果表明尽管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在ERP实施当年和下一年呈现下降趋势，但从整体财务指标来看，ERP实施2—4年后经营效率有所改善。类似地，张露等（2013）发现企业实施ERP后经营效率提升很快，而盈利能力改善则比较滞后。具体到经营效率的各个方面，陈宋生和魏素艳（2008）发现企业引入ERP后两年内，尽管存货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略有下降，但资金使用效率有所提高。财务共享服务平台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同样存在先升后降的波动性，其对经营效率（如应收账款周转率和现金周转率）的提升作用比对业绩指标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何瑛等，2013）。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财务信息化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工程，对企业的资金实力和内外部条件都有一定要求，并非所有企业在任何时点都适合进行财务信息化。为应付上级检查或盲目从众而实施的财务信息化反而有损企业业绩（孙健等，2017）。《指导意见》在鼓励企业建立财务共享服务平台时指出，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更适合试点财务共享服务模式。因此，财务信息化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也需要考虑具体情境。
上述文献关注的是财务信息化对企业业绩的作用，也有学者探究信息化实施的客户体验，以及信息化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李闻一和穆涌（2013）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客户普遍认为财务共享服务平台提高了会计业务处理的正确率和可靠性，集中的财务工作具有规模效益，提升了管理控制水平；然而，客户感知的实际服务质量与标准质量之间仍存在差距，其中成本降低的差距最大，客户认为财务共享服务平台并未达到降低成本的预期效果。此外，陈宋生和杨培培（2013）发现信息化还增加了管理者操纵数据的难度，提高了财务信息的可靠性。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回顾，我们发现财务信息化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一步探究：第一，信息化对企业的影响多种多样，而大样本实证研究关注的结果变量较为单一，集中于经营效率和企业业绩等直接影响，很少有文献探究超出日常经营之外的影响。财务信息化对企业的影响有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直接影响是指提高生产经营管理水平所带来的可见的经济效益，间接影响是指信息化带来的企业战略、企业文化和管理职能变革等（王立彦和张继东，2007；韦程元和陈磊，2020；Nicolaou，2004）。本文关注的组织韧性即属于间接影响的一种，表示企业在逆境中的灵活应对能力，更加注重财务信息化对决策的战略支持功能。第二，现有文献往往只关注财务信息化的某个类别，例如ERP、其他会计软件或财务共享服务平台。随着财务信息化的深入开展，一个企业可能存在多种财务信息化类型，哪一种效果更好，需要结合在一起分析。本文同时考虑了财务共享服务平台、会计软件使用和企业临时信息化策略，探究其对组织韧性的影响。
韧性（resilience）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每个学科关注韧性的不同层面，但它们蕴含的核心思想是类似的，即系统或个体受到扰动后回弹的能力（李连刚等，2019）。宏观层面的韧性研究关注经济韧性，例如一国经济遭遇外部冲击后恢复增长的能力、小国经济的宏观分析以及区域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规模、经济实力和政策都是影响经济韧性的重要因素（苏杭，2015）。微观层面的韧性研究关注个体韧性，认为它是一种心理资本，具有韧性特质的员工工作绩效和组织承诺水平更高，会做出更多组织公民行为；拥有较高韧性的管理者能够保持积极的心理状态，灵活应对挑战（仲理峰，2007；王林等，2019）。中观层面的韧性研究则关注组织韧性，其被定义为一个组织理解环境变化并做出调整的能力（Ortiz-de-Mandojana and Bansal，2016）。尽管微观研究中的韧性概念偏重静态的个体特质，但是组织韧性概念并不认为韧性存在“有”和“无”的分界，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动态的、可以被发展的能力（Ma et al.，2018）。因此，学者从各方面探究了影响组织韧性的因素，期望解释为什么有些组织能够平稳度过危机甚至变得更好，而有些组织在逆境中却应对乏力。
以往研究组织韧性影响因素的文献，主要围绕组织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讨论如何提升组织韧性，以及探究韧性在各个组织管理情境中的体现（Ma et al.，2018）。例如，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与开展社会和环境实践能够帮助企业获得较好的声誉和深厚的社会基础，提升员工满意度，在供应链和资本市场上建立良好关系，实现与社会和自然系统的资源分享和互动，从而帮助企业顺利度过逆境（Ortiz-de-Mandojana and Bansal，2016；Lü et al.，2019；DesJardine et al.，2019）。被评选为“最佳雇主”的企业，虽然在平时没有表现出更高的绩效，但在危机来临时却能更好地应对（Carvalho and Areal，2016）。Gittell et al.（2006）分析“9·11”事件后航空业企业的表现，发现关系储备、财务储备和商业模式对组织韧性有重要影响。Williams et al.（2017）将组织韧性的来源总结为财务能力、认知能力、行为能力、情绪管理能力和关系建构能力五个方面的禀赋，认为这些禀赋提升了企业对环境的适应性和应对挑战的积极性，从而增强了组织韧性。还有学者探究了供应链管理、产品创新、农业生产等特定领域的组织韧性（樊雪梅和卢梦媛，2020；Akgun and Keskin，2014；Tisch and Galbreath，2018）。
也有学者探究了信息的处理利用和管理控制对组织韧性的影响。Sincora et al.（2018）发现商业分析技术的使用可以提升组织韧性，他们从资源基础观和动态能力理论出发，认为当企业用商务分析技术重构其数据和信息时，这些数据和信息就变成了稀缺的、不可替代的资源，有助于企业做出决策、制定规划、抓住机会和发现问题，从而增强企业应对挑战的能力。He et al.（2020）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研究情境，发现公司在信息和沟通技术方面的投资能够提升组织韧性，以往这方面投资更多的企业在疫情暴发时股价的负向异常收益率更小。Beuren and Santos（2019）利用巴西的问卷数据，发现赋能型管理控制系统和规制型管理控制系统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组织韧性，尽管后者只对组织韧性中的情境韧性发挥作用。这说明赋能型管理系统鼓励沟通、跨团队合作、灵活性和去中心化等特质，有利于组织成员在逆境中创造性地发现机会和解决问题；而规制型管理控制系统并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僵硬固化。上述文献均强调了信息处理和沟通过程对组织韧性的重要性，而本文从信息生成和提供的视角，探究财务信息化对组织韧性的影响。
组织韧性反映了组织抵御危机或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Williams et al.，2017）。当不确定性增强时，决策者对信息的需求上升（于连超等，2020；刘惠好和冯永佳，2020）。而财务报告的功能是真实地反映企业各项业务活动，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刘峰和葛家澍，2012）。因此，财务系统能否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对组织韧性的构建十分重要。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财务信息化是会计发展的重要议题。2009年以来，财政部发布了一系列指导意见和工作规范
，旨在深化会计改革，践行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推进财务信息化建设。财务共享服务平台的建设和会计软件的使用是财务信息化建设中的两个重要部分，接下来本文分别讨论二者对组织韧性的作用。
财务共享服务是指将企业集团各个成员单位的财务业务集中到一个新的财务平台统一处理，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效率为集团成员单位提供标准化、流程化的财务服务（张瑞君等，2010）。分散式的财务核算不能适应企业规模扩张、多元化和国际化的需求，各成员单位分别核算再层层汇报，即使聘用大量财务人员也难以将信息迅速汇总到集团总部，无法真正实现会计信息的决策支持职能；同时，各成员单位的财务处理标准不一，信息质量难以保证；公司内部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不利于交流协作。财务共享服务平台的建设，统一了整个集团的会计科目和流程设计，将各个会计子系统集成化，为企业决策提供更准确、相关、实时共享的精细化信息（何瑛和周访，2013）；同时，便于对项目的成本预算、结算、进度审批、发票和收付款等进行全过程管理，在业务流程中融入各项管控要求，提升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付建华和刘梅玲，2019）。此外，部门财务人员从财务核算中解放出来，向业务财务和管理会计工作转型。综上，财务共享服务平台改善了信息提供的质量和效率，有利于企业迅速识别环境变化对其影响的程度和范围，及时调配资源，做出准确决策；加强了管理控制，提高了组织抗风险能力；提升了人员配置效率，增强了组织灵活性和创造性。因此，我们预期财务共享服务平台的建设能够增强组织韧性。
我国财务信息化工作开展较早，企业已经基本实现财务会计模块的信息化，如总账、报表等（李闻一和穆涌，2013），本文主要讨论管理会计模块软件的使用。管理会计软件能将原始会计信息按多种规则进行分类、提取和分析，降低信息处理成本，提高会计信息利用效率，方便管理者决策（叶康涛和孙苇杭，2019）。同时，管理会计软件的使用还能提升提供信息和制订方案的速度。例如，一键生成管理会计报告，有助于管理者随时掌握企业当前的情况；疫情期间，企业纷纷将营销渠道从线下转移到线上，但网上招投标对成本核算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王兴山，2020），管理会计软件有助于实时核算作业成本、扩大企业订单数量；危机中的企业往往会引入滚动预测来提高计划能力，已经采用滚动预测的企业也会增加预测频率和精细度（Becker et al.，2016），而使用预算管理软件和资金预测软件有助于企业更好地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因此，我们预期管理会计软件的使用能够提高企业对原始数据进行整合分析的能力和做出调整的速度，进而提升组织韧性。
财务共享服务平台和管理会计软件都是企业在危机前的信息化储备，需要消耗一定成本，那么企业应急采用的临时信息化策略是否有助于缓解危机冲击呢？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限制了人员流动，面对面的传统沟通模式被打破，“云会议”和“云办公”确保了企业的复工筹备和后续的高效运营。我们用疫情期间远程办公代表企业的临时信息化策略。应急问题处理是对动态能力的补充，它在没有危机的情况下不会给企业带来任何成本（Winter，2003）。由于环境的波动总会超出企业的预期，因此危机中企业如何做应急处理也非常关键。远程办公是企业为了迅速恢复生产经营而采取的临时信息化策略，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员工正常工作，避免因无法响应客户需求等造成的损失。因此，我们预期疫情期间远程办公能够减轻疫情的负面影响。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假设1 企业财务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成熟度与组织韧性正相关。
假设2 企业使用管理会计软件程度与组织韧性正相关。
假设3 企业的临时信息化策略程度与组织韧性正相关。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对建筑业企业的问卷调查，由国内某大型IT企业于2020年4月12日至22日组织发放和回收，从管理会计视角对企业2020年第一季度生产经营情况进行调查。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2020年3月29日我国本土疫情大规模传播已基本阻断。本文发放调查问卷的时间处于疫情高峰过后大部分企业已经复工复产的阶段，与疫情初期的调查（朱武祥等，2020；秦宇和李钢，2020；李建伟等，2020）相比，企业管理者已掌握与疫情有关的更多信息，能够更加准确地判断疫情对企业的影响。样本涵盖不同规模、产权性质和细分行业的企业，信息化程度差异较大，具有代表性。我们共回收有效问卷274份，每份问卷对应一个建筑业企业。由于2020年第一季度湖北省处于疫区中心，不确定性因素极多，为了缓解一些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对结论的影响，本文剔除答题者地点定位于湖北的企业（共10家）
，最终得到264个观测值。
我们选取建筑业企业进行研究，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建筑业企业通常由一个母公司和旗下的子公司、孙公司构成，集团管理集中度较高，业务相对同质化，适合开展财务共享服务平台建设；同时，管理会计软件发挥成效需要统一的数据标准和业务流程，这往往依赖于成熟的财务共享和业财融合。这些特点使得建筑业企业适合作为财务信息化的研究对象。第二，建筑业企业项目地点分布广泛，而新冠肺炎疫情会阻碍人员的跨地区流动，企业对远程办公的需求强烈。第三，选取单一行业可以排除财务信息化行业间差异对结果的影响。由于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线下生产销售依赖程度高的行业受到的冲击更加明显，而外卖、电商等行业反而逆势增长，采用单一行业可以使我们的结论更能反映财务信息化本身对组织韧性的作用。因此，本文选取建筑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符合研究问题的需求。
1.被解释变量
借鉴DesJardine et al.（2019）用危机中企业表现衡量韧性的思路，本文的调查问卷通过三个题项衡量组织韧性，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业绩的冲击程度。这三个题项分别是所在企业第一季度盈利水平、国内施工营业收入（以下简称“收入”）和新签合同额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变动百分比，对应变量分别为Change＿NetIncome%、Change＿Revenue%、Change＿NewContract%。选项设计为10个区间，分别为增长20%以上、增长10%—20%、增长0—10%、持平、降低0—10%、降低10%—20%、降低20%—30%、降低30%—50%、降低50%—70%、降低70%以上。被解释变量取值为每个区间的中位数（如增长10%—20%则取值为15），而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选项按端点取值（如增长20%以上取值为20）。使用企业业绩指标变动比例而非业绩绝对值衡量疫情冲击程度，缓解了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
2.主要解释变量
有关信息化的题项涉及财务共享服务平台、管理会计软件和远程办公系统三个方面。财务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成熟度（FSSC）分为五个等级，分别为“比较成熟”“初步建设并运营”“正准备启动财务共享系统建设”“尚未建设，有了解意向”“尚未建设，也不打算建设”，分别取值为4、3、2、1、0。管理会计软件使用涉及七个题项，分别考察企业在费用报销、预算管理、资金预测和计划、债权债务管理、管理会计报告、合同管理、成本管理与控制七个管理会计领域使用软件的情况。每个题项根据软件应用特点设计5个或4个选项，分别取值为4、3、2、1、0或3、2、1、0，值越大代表软件使用程度越高。例如，关于使用费用报销软件进行费用管控情况的五个选项为：“是，实现费用线上申请、审批、稽核全过程管控，并与第三方差旅集成”取值为4，“是，实现费用线上申请、审批、稽核全过程管控，未与第三方差旅集成”取值为3，“是，实现费用线上报销，未实现费用标准、费用预算管控”取值为2，“尚未建设，有了解意向”取值为1，“尚未建设，也不打算建设”取值为0。而关于合同管理的四个选项为：“合同在线下管理，未建立合同管理系统”取值为0，“合同实现线上审批，未建立合同全过程管理软件工具”取值为1，“已建立合同管理软件工具，实现合同全过程精细化管理”取值为2，“在上述基础上已实现合同管理与招标管理、物资管理等ERP系统一体化应用”取值为3。管理会计软件使用（Software）为七种软件使用得分的均值。疫情期间远程办公程度（RemoteWorking）的度量使用五点量表，由“非常高”到“非常低”分别取值为4—0。最后，为了使各变量大小可比，我们将上述变量取值进行线性调整，最大值调整为1，最小值调整为0。
3.控制变量
首先，本文控制了企业的基本特征，包括员工规模、产权性质、主要项目所在地和建筑业细分行业。员工规模（Size）用员工总数的自然对数衡量。对产权性质设置中央管理企业（Central）、地方国有企业（Local）、混合所有制企业（MixedOwnership）三个虚拟变量。若企业类型为中央管理企业、地方国有企业或混合所有制企业，则对应变量取值为1；若三个变量均取值为0，则表示企业类型为民营企业。问卷样本中不含外资企业。主要项目所在地（Oversea）在国外取值为1，在国内取值为0。对建筑业细分行业（Industry）变量，若企业属于勘察设计行业则Industry取值为1，若企业属于建筑施工行业则Industry取值为0。其次，我们控制了企业的管理会计工具应用能力（ManagTool），排除了因管理会计工具而非软件影响疫情冲击的可能性。将各种工具应用能力分别打分（0—4），然后加总得到ManagTool。此外，企业产品及服务的技术含量影响了其核心竞争力和利润，新冠肺炎疫情对于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更可能是一种机遇，本文用企业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对本企业作用的感知——新基建政策利用情况（NewInfrastructure）衡量企业产品服务的差异（段文斌，2020），使用五点量表，从正向促进作用“很明显”至“很不明显”分别取值为4—0。最后，我们控制了与此次疫情十分相关的四个变量，分别为现金和融资约束（FinCon-traint）、管理能力（ManagAbility）、供应商供货困难（SupplierDiff）、运输管制（TransDiff），试图控制不可抗力因素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变量具体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我们使用模型（1）验证三个假设：
Change＿Performance i =α 0 +α 1 FSSC i +α 2 Software i +α 3 RemoteWorking i +α 4 ManagTool i +α 5 Size i +α 6 Central i +α 7 Local i +α 8 MixedOwnership i +α 9 Oversea i +α 10 Industry i +α 11 NewInfrastructure i +α 12 FinConstraint i +α 13 ManagAbility i +α 14 SupplierDiff i +α 15 TransDiff i +ε i
（1）
其中，Change＿Performance i 为以下三个变量之一：企业第一季度盈利水平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变动百分比（Change＿NetIncome%）、第一季度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变动百分比（Change＿Revenue%）、第一季度新签合同额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变动百分比（Change＿NewContract%）。我们预期α 1 、α 2 、α 3 显著为正，表示财务信息化增强了组织韧性。
从表2 Panel A可以看出，在接受调研的企业中，员工规模小至100人以下、大至5万人以上，绝大多数属于大型或中型企业，小微企业较少。从产权性质看，88%的样本是国有企业，其中72%是地方国有企业。97%的样本企业的主要项目所在地位于国内，其余3%样本企业的主要项目所在地分布在东南亚、非洲、欧美、西亚等地。行业分布上，94%的企业属于建筑业中的建筑施工行业，勘察设计行业占6%。从Panel B可见，在地域分布上，问卷填写者主要集中于北京和上海，其中北京样本占比为62.1%，上海样本占比为6.1%，而其余地区样本较为分散。从Panel C可见，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经营整体产生负面影响。样本企业第一季度盈利水平较上年同期平均下降17.311%，这主要源于收入的下降
，第一季度收入和新签合同额同比分别平均下降19.867%和15.871%。从分位数和最值来看，少数企业有盈利和收入出现增长的情况。与同为疫情期间的中小微企业调查（朱武祥等，2020）结果相比，本文建筑业企业样本受疫情冲击情况相对较轻，可能源于行业性质和企业规模等方面的差异。
表2 描述性统计
企业间信息化程度存在明显差异，费用报销软件与疫情期间远程办公使用相对广泛。从分位数和最值看，企业财务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成熟度（FSSC）平均分布于各阶段，其中间水平位于“正准备启动财务共享系统建设”。管理会计软件使用（Software）上，企业平均得分低于0.5（总分为1），均值和中位数分别是0.464和0.458；有少数企业得分为1，表示其管理会计活动熟练使用各种软件。分析软件的各种细分类型发现，费用报销软件与资金预测和计划软件使用较为广泛，二者均值（中位数）分别为0.584（0.750）和0.486（0.500）；预算管理、管理会计报告、合同管理和成本管理与控制软件的使用分布明显右偏，说明大部分样本企业使用这些软件的程度偏低。企业疫情期间远程办公程度整体较高，至少75%的企业远程办公程度得分大于或等于0.5（满分为1）。
从控制变量看，疫情期间企业的管理会计工具应用能力（ManagTool）处于中等水平，对新基建政策利用（NewInfrastructure）好的企业数量超过利用不好的企业数量，疫情期间60.2%的企业遇到供应商供货困难（SupplierDiff），41.7%的企业遇到现金和融资约束（FinConstraint）和运输管制（TransDiff）的困难，而感到管理能力（ManagAbility）不足的企业占8.3%。
表3列示了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代表组织韧性的三个业绩指标之间具有强相关性，第一季度盈利水平、收入、新签合同额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变动百分比两两之间相关系数均超过0.7。财务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成熟度与管理会计软件使用、远程办公程度均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301和0.150，而远程办公程度与管理会计软件使用不相关。解释变量中，财务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成熟度、远程办公程度与三个被解释变量均显著正相关，表明财务共享服务平台建设越成熟、疫情期间远程办公程度越高，企业盈利水平、收入、新签合同额下降越少；而管理会计软件使用与三个被解释变量均无显著相关关系。最后，员工规模与疫情冲击程度没有显著相关性，规模大的企业财务信息化水平更高。
表3 相关系数表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我们按财务信息化三个变量的中位数分组，比较高（High）、低（Low）两组组织韧性的差异，表4报告了检验结果。与未建设或正在建设财务共享服务平台的企业相比，已经建成财务共享服务平台企业的第一季度盈利水平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减少10.582%，收入下降幅度减少9.519%，新签合同额下降幅度减少5.645%，上述结果均在至少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然而，按管理会计软件使用情况分组，两组在三个组织韧性指标上均无显著差异。远程办公程度分组结果表明，远程办公程度较高的企业，第一季度收入下降幅度显著更低，盈利水平和新签合同额更高但差异不显著。上述结果初步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3。
表4 单变量检验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5列示了模型（1）的主要回归结果，第（1）列至第（3）列数据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企业第一季度盈利水平、收入和新签合同额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变动百分比，根据模型（1）进行OLS回归，我们主要关注的解释变量是FSSC、Software和RemoteWorking。第一，三个被解释变量对FSSC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相对于尚未建设也不打算建设财务共享服务平台的企业，财务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成熟企业的第一季度盈利水平较上年的减少幅度平均缩小10.90%，收入减少幅度平均缩小11.34%，新签合同额减少幅度平均缩小7.876%，表明财务共享服务平台显著减弱了疫情对企业业绩的冲击。第二，管理会计软件使用对缓解疫情冲击没有显著作用，这与单变量检验结果一致。可能的原因是，企业中财务信息化软件的各功能模块独立零散，缺乏整体规划和统一的数据平台支撑体系（韩向东和屈涛，2020），各信息平台相互之间在功能上不关联互通，在信息上不共享互换（财政部会计司，2015），因此仅仅依靠软件并不能提升企业快速决策的效率，也就不能缓解企业在疫情中受到的冲击。但上述结论与以往文献发现的财务软件对企业业绩的改善并不冲突，因为日常经营效率与组织韧性是两个不同的维度，本文并没有否认软件使用对其他方面的积极效果。第三，远程办公显著改善了企业业绩，相对于远程办公程度极低的企业，远程办公程度非常高的企业第一季度盈利水平较上年同期的减少幅度平均缩小10.57%，收入减少幅度平均缩小12.96%，新签合同额减少幅度平均缩小14.43%。上述结果支持了假设1和假设3，而假设2没有得到支持。综合上述结果，企业对财务共享服务平台建设的投入和远程办公等临时性信息化策略增强了组织韧性，有助于企业更加平稳地度过逆境。
表5 多元回归分析
注：括号中为t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从控制变量来看，盈利水平、收入变动对NewInfrastructur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对新基建政策利用更好的企业在疫情期间受到的冲击更小。此外，企业的管理能力能够缓解新签合同额的下降，而受运输管制限制严重企业的盈利和新签合同状况显著更差。
1.Ordered Logit回归
尽管OLS回归能够利用被解释变量的数值信息，方便量化财务信息化对缓解疫情冲击作用的大小，但被解释变量是离散变量，且按照区间中位数取值可能不准确，因此我们按0—9重新定义被解释变量，使用Ordered Logit模型进行回归。表6列示的结果与OLS回归结果基本一致，FSSC依然与三个被解释变量显著正相关，Software与三个被解释变量的关系不显著，而RemoteWorking与收入和新签合同额变动显著正相关，再次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3。
表6 Ordered Logit模型回归
注：括号中为t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控制变量中，NewInfrustructure、ManagAbility和TransDiff与OLS回归结果类似，现金和融资约束对企业新签合同额有负面影响，供应商不能供货降低了企业盈利水平，与理论预期相符。
2.主成分分析
上述检验对财务信息化的划分参照了《指导意见》，分为财务共享服务平台和管理会计软件使用，并增添了疫情期间远程办公，但这种划分依据可能存在主观性，而且将不同功能的软件直接取均值也有不合理之处。由于各信息化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我们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所有细分财务信息化指标进行降维，探究其对组织韧性的影响。
我们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前三个主成分（Comp1、Comp2和Comp3），它们的累计解释能力64.1%（见表7 Panel A）。根据Panel B,Comp1主要由五种软件构成，包括资金预测和计划软件、债权债务管理软件、管理会计报告软件、合同管理软件和成本管理与控制软件；Comp2主要由财务共享服务平台、费用报销软件和远程办公程度构成；Comp3则主要是预算管理软件。从Panel C回归结果可见，盈利水平、收入和新签合同额的变动对Comp2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财务共享服务平台、费用报销软件和远程办公程度越高，疫情对企业业绩的负面影响越小。新签合同额变动对Comp3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但由于Comp3软件构成有正有负，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综合上述结果，假设1和假设3得到稳健的支持。
表7 主成分分析
注：括号中为t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财务信息化不仅能够提升企业日常经营效率，还具有组织管理和决策方面的战略价值。本文探究了财务信息化能否提升组织韧性，即财务信息化能否助力企业在环境扰动中适应环境变化、灵活调整策略、保持平稳发展。借助新冠肺炎疫情情境，我们发现财务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成熟度和远程办公程度与组织韧性正相关，而管理会计软件使用与组织韧性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具体来说，财务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成熟的企业在疫情影响下第一季度业绩指标向下波动程度显著小于未建设财务共享服务平台的企业，表明财务共享服务平台显著减弱了疫情对企业业绩的冲击，提升了组织韧性，也印证了《指导意见》中“推进面向管理会计的信息系统建设”举措的现实意义。同时，企业第一季度盈利水平、收入和新签合同额的下降在远程办公程度高的企业中显著减弱，这表明即使在没有财务信息化基础建设的情形下，临时信息化策略也有助于缓解疫情冲击。
本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尽管问卷收集数据可以高度定制化且结果的内部有效性较强，但其外部有效性相对有限。例如，用建筑业企业问卷数据得到的结果不一定能够完全适用于其他行业；数据包含答题者的主观判断，客观性相对较弱。第二，组织韧性作为一种长期能力不仅仅表现在疫情期间，而是一直隐含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疫情冲击提供了观测组织韧性的机会，却不能涵盖组织韧性的全貌，后续研究可以尝试探究企业在其他情境下的韧性表现。
财政部会计司，2015.信息化为支撑提升管理效率：《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系列解读之五[J].财务与会计（6）：10-12.
陈宋生，魏素艳，2008.基于应用软件公司ERP用户效益的实证研究[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7-11.
陈宋生，杨培培，2013.信息化水平与盈余反应系数关系研究：剔除光环效应的经验证据[J].中国会计评论（6）：187-202.
樊雪梅，卢梦媛，2020.新冠疫情下汽车企业供应链韧性影响因素及评价[J].工业技术经济（10）：21-28.
付建华，刘梅玲，2019.财务共享：财务数字化案例精选[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
韩向东，屈涛，2020.基于数据中台的管理会计信息化框架及创新应用[J].管理会计研究（3）：116-124.
何瑛，周访，2013.我国企业集团实施财务共享服务的关键因素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10）：59-66.
何瑛，周访，李娇，2013.中国企业集团实施财务共享服务有效性的实证研究：来自2004—2008年的经验数据[J].经济与管理研究（8）：57-65.
李建伟，李兰，赵峥，2020.疫情对企业的影响与对策建议：基于对1368位企业家的问卷调查[J].大陆桥视野（4）：40-43.
李连刚，张平宇，谭俊涛，等，2019.韧性概念演变与区域经济韧性研究进展[J].人文地理（2）：1-7.
李闻一，穆涌，2013.会计信息化实施效率、实施周期与客户认知程度[J].会计研究（6）：39-46.
刘峰，葛家澍，2012.会计职能·财务报告性质·财务报告体系重构[J].会计研究（3）：15-19.
刘惠好，冯永佳，2020.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70-82.
马健，李连军，2020.企业财务共享模式的经济后果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2）：50-57.
秦宇，李钢，2020.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挑战与影响的调查综述[J].区域经济评论（3）：146-156.
苏杭，2015.经济韧性问题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8）：144-151.
孙健，袁蓉丽，王百强，2017.ERP实施真的能提升企业业绩吗[J].中国软科学（8）：121-132.
汪淼军，张维迎，周黎安，2007.信息化、组织行为与组织绩效：基于浙江企业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4）：96-104.
王可，周亚拿，2019.信息化建设、供应链信息分享与企业绩效：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10）：34-43.
王立彦，张继东，2007.ERP系统实施与公司业绩增长之关系：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3）：116-121.
王林，杨勇，王琳，等，2019.管理者韧性对企业——员工共同感知的影响机制研究[J].管理学报（6）：857-866.
王兴山，2020.疫情突发，企业管理会计应用按下“加速键”[J].中国管理会计（2）：91-94.
韦程元，陈磊，2020.财务共享服务应用与挑战：基于国际文献的综述[J].中国管理会计（4）：66-77.
萧枭，2020.加快财务数字化转型有效应对疫情冲击[J].管理会计研究（4）；14-17.
杨亚，2020.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的冲击及应对策略探究[J].管理会计研究（3）：9-13.
叶康涛，孙苇杭，2019.会计软件采用与企业生产率：来自非上市公司的证据[J].会计研究（1）：45-52.
于连超，张卫国，毕茜，等，2020.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来自地方环保官员变更的证据[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35-50.
张露，黄京华，黎波，2013.ERP实施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117-121.
张瑞君，陈虎，张永冀，2010.企业集团财务共享服务的流程再造关键因素研究：基于中兴通讯集团管理实践[J].会计研究（7）：57-64.
仲理峰，2007.心理资本对员工的工作绩效、组织承诺及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J].心理学报（2）：328-334.
朱武祥，张平，李鹏飞，等，2020.疫情冲击下中小微企业困境与政策效率提升：基于两次全国问卷调查的分析[J].管理世界（4）：13-26.
AKGUN A E,KESKIN H，2014.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capacity and firm product innovativeness and per-formanc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52（23）：6918-6937.
BECKER S D,MAHLENDORF M D,SCHAFFER U, et al.，2016.Budgeting in times of economic crisis[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33（4）：1489-1517.
BEUREN I M,SANTOS V D，2019.Enabling and coercive 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s and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J].Revista contabilidade＆finanas，30（81）：307-323.
CARVALHO A,AREAL N，2016.Great places to work：resilience in times of crisis[J].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55（3）：479-498.
DESJARDINE M,BANSAL P,YANG Y，2019.Bouncing back：building resilience through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ractic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J].Journal of management，45（4）：1434-1460.
GITTELL J H,CAMERON K,LIM S, et al.，2006.Relationships, layoffs, and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air-line industry responses to September 11[J].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42（3）：300-329.
HE Y,KE B,LIN B, et al.，2020.Corporate ICT investment and resilience[R].Working paper.
HENDRICKS K B,SINGHAL V R,STRATMAN J K，2007.The impact of enterprise systems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a study of ERP,SCM, and CRM system implementations[J].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25（1）：65-82.
LÜ W,WEI Y,LI X, et al.，2019.What dimension of CSR matters to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evidence from China[J].Sustainability，11（6）：1561.
MA Z,XIAO L,YIN J，2018.Toward a dynamic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J].Nankai business review international，9（3）：246-263.
NICOLAOU A I，2004.Firm performance effects in relation to the implementation and use of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systems[J].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18（2）：79-105.
ORTIZ-DE-MANDOJANA N,BANSAL P，2016.The long-term benefits of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through sus-tainable business practic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37（8）：1615-1631.
SINCORA L A,DE OLIVEIRA M P V,ZANQUETTO H, et al.，2018.Business analytics leveraging resilience in organizational processes[J].RAUSP management journal，53（3）：385-403.
TISCH D,GALBREATH J，2018.Building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through sensemaking：the case of climate change and extreme weather events[J].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27（8）：1197-1208.
WILLIAMS T A,GRUBER D A,SUTCLIFFE K M, et al.，2017.Organizational response to adversity：fusing crisis management and resilience research streams[J].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11（2）：733-769.
WINTER S G，2003.Understanding dynamic capabiliti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4（10）：99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