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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文学史上，前自然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石便是“典型论”。这种以“性格”为“典型化”对象的文学理论来自在西方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性格类型”说。早在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Socrates，前470—前399）便意识到“类型化”的问题。他要求艺术家在塑造优美形象的时候，要从许多人身上选取有代表性的成分，把所有人最优美的部分集中起来，从而创造出一个整体上显得优美的形体。亚里士多德从理论上提出了“性格类型”的创造原则，要求人物性格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罗马时代的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前65—前8）与古典时代的布瓦洛（Nicolas Boileau-Despréaux，1636-1711）提出了跟据人物年龄写出他们的性格区别的类型说，一定程度上接触到了典型的个性特征问题。到18世纪，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强调性格与环境的关系，为“典型论”注入了社会内容并为其找到了产生的物质基础；而与狄德罗同时代的德国美学家莱辛（Gt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第一次提出了“人物性格是创作中心”的主张，要求性格既有一致性和目的性又有内在历史真实，进一步丰富了典型的内容。在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那里，“典型论”趋于成熟，他提出了具有经典意义的“这一个”的著名论断，揭示了典型性格的根本特征：丰富性、明确性和坚定性。
19世纪上半期，西方作家在叙事中大都自觉地践行了黑格尔的“典型”理论，并由此创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性格典型”：悭吝贪婪的典型如泼留希金和葛朗台，复仇的典型如基督山伯爵和希斯克利夫，野心家的典型如拉斯蒂涅和蓓基·夏泼……尽管“典型论”也强调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它同时却更要求在丰富复杂中体现出一种“明确”和“整一”，即要突出性格诸种矛盾着的方面中“一个主要的方面作为统治的方面”，也即“让这个方面渗透到而且支持其整个的性格”。 [264] 落实到具体的创作实践，这也就是要求作家在平常的人身上发掘出某种不寻常的东西来加以强调，甚至作某种程度的夸张。其结果便是人物形象醒目倒是醒目了，但同时他们也往往因缺乏丰实与饱满而显得“扁平”。
现代主义作家极力摒弃传统文学理论中的“典型论”，反对塑造在传统文本中那种常常作为作家本人观念化身的“性格典型”。弗吉尼亚·吴尔夫在《班奈特先生与勃朗太太》（“Mr.Bennett And Mrs.Brown”，1924）一文中不无鄙夷地这样谈论传统作家：“他们研究性格入了迷，不传达性格他们就活不了。” [265] 总体来看，在人物形态上，现代主义作家明显摒弃“典型”，回归“类型”。拿《尤利西斯》中的布卢姆来说，这个普通的市民和丈夫——人到中年，性格温和，阶级中产，地位中等，趣味中庸，血统中欧，性欲中常，几乎没有任何异于常人的鲜明特征或“典型性”可言。因此，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现代派作家很少提供人物的标志，极少描写人物的外表、手势、行动，甚至取消了人物的名字。安德烈·纪德常常故意采用罕见的名字，避免人物沿用父系祖先的姓氏。在表现主义作家与荒诞派作家的创作中，人物甚至因类型化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审判》（Der Prozess，1925）与《城堡》中的主人公均名为K，斯特林堡剧作中的人物常直接以“老人”“大学生”“挤奶姑娘”“看门人的妻子”这样一些表示职业或身份的泛称命名，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1893-1939）的《群众与人》（Masse Mensch，1921）一剧中的人物也是直接称为“工人”“军官”“银行家”“文书”“岗哨”等。对此，托勒本人曾经给出明确的说明：“人物不是无关大局的个人，而是去掉个人的表面特征，经过综合，适应于许多人的一个类型的人物。” [266] 更有许多小说中的人物只是“无名无姓的‘我’，他既没有鲜明的轮廓，又难以形容，无从捉摸，行迹隐蔽。这个‘我’篡夺了小说主人公的位置，占据了重要的席位。这个人物既重要又不重要，他是一切，但又什么也不是” [267] 。
在现代主义文学文本中，人物由传统文学中的那种“性格典型”转变为“符号化”的“类型”。一方面，这是因为现代生活中浓烈的“茫然无措”与“不确定感”使得作家们失去了对人物概括的能力与兴趣，“时代的现状强烈多变，因此没有人能够成功地应付它。只有经过抽象，对合理的传统格式重新加以研究和诠释，艺术家才有可能应付这纷繁复杂的现实” [268] 。另一方面，这也是作家内心深处某种强烈激情“爆裂”的结果——内心滚烫的、莫名的情绪岩浆喷涌而出，在庞大冷漠的现实面前熔铸为无从命名的人物形态。就此而言，人们就不能说卡夫卡那种现代主义的叙事文本是冷漠的。“冷漠”只是经由高超的自我克制与精致的叙事技巧所达成的文本的外表，而在这一外表的下面，乃是作家对生活的热切关注与对生命的炙热激情。这种关注，因其本身的本真与诚挚，比传统作家更为强烈、深沉；这份激情，来自承载着生理本能的“血肉”之躯，而非被灌注了太多社会意识形态观念而自我感知能力几乎完全被窒息的大脑“脑干”。如果真的冷漠，文学创作本身就不会存在，这是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
由于奉“真实感”为最高原则，同时也由于自然主义作家加强了对人之本能和遗传因素的发掘，自然主义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基本表现形态已经不再是在“典型环境”中产生的“性格典型”，而是源于生命本体的“气质类型”。这既是传统“性格典型”开始瓦解的起点，同时也是现代主义叙事中那种往往体现为“心态”的人物“类型”的开端。
在《戴蕾斯·拉甘》一书的序言中，左拉曾明确宣称：“我所要研究的是人的气质，而不是人的性格。”“我试着对气质不同的两个人之间可能发生的奇怪结合进行了解释，并指出一个血气方刚的人同一个神经的人接触时所具有的深刻混乱。” [269] 在左拉的作品中，一切全围绕着处于特定境遇中的人物的气质而展开，他称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就是“气质与环境的双重问题” [270] ；“我只关心他；我考虑着他的气质，我考虑着他生长的家庭，他给人的最初的印象，和我决定让他生活在其中的阶级” [271] 。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无论在内涵还是在外延上，左拉所谓的“气质”与今天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气质”都相去甚远。作为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中的关键词之一，左拉所说的“气质”主要是指与人的生理机能和血统遗传相关的个体生理-心理殊相。它首先是生理的，然后是心理的，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人的外在精神风貌关涉度甚低。例如，在《戴蕾斯·拉甘》中，男主人公洛朗是一个“多血质”的人，而戴蕾斯则是一个“神经质”的人；在左拉的描写中，他们的行为主要是由他们来自于各自生理机能与生理遗传的气质所决定的。1888年，斯特林堡在其经典的自然主义剧本《朱莉小姐》的序言中写道：“我刻画的人物形象是游移不定的，分离解体的……朱丽小姐（即朱莉小姐——引者注）是一个现代人物。这并不是说像这种只有一半是女人的人——男人的憎恨者——在过去一向是不存在的，而是因为她既然已经被人发现，她就步入前台并且发出了喧哗。这种只有一半是女人的人是一种类型……” [272]
左拉所说的“气质”乃是一种源于遗传、发乎生命深层的东西，而传统文学中被“典型化”了的“性格”则是一种虽与先天“气质”相关但却更与后天社会生活实践有密切联系的东西。关于“性格”的后天社会属性，非常重视从政治学、伦理学角度来审视并表现人物的斯汤达说得很清楚：“我把一个人的性格称作它追逐幸福的行为方式。说得再清楚一些就是，一个人的性格就是此人道德习惯的全部。” [273] 拉法格在比较自然主义作家与巴尔扎克的不同时曾经指出，巴尔扎克总是用某种贯穿始终的道德或其他别的什么“观念偏执”来“构造”出某种人物的“典型性格”，而性格又总是与情节相互阐释，其中还夹杂着作者不时插入的“津津有味”的分析阐释。 [274] 就葛朗台与高老头这两个巴尔扎克创作中最著名的“性格典型”来看，拉法格的说法显然是有道理的。
“气质”是一种恒定但却混沌的生命形态，而“性格”则是一种可变而又清晰可辨的观念-行为习惯的结晶体。“性格”因其清晰可辨而容易把握，也容易写得简单化——所以常常被作家进行人为的“典型化”处理；“气质”则更为浑厚、深沉、混沌，可以感觉得到，但却不容易把握到能够抽取出来的地步，于是“气质”形态的描摹也就更有可能最大程度地贴紧而不是游离于个体的感性生命这一文学终极关怀的本体存在。只有追求“真实感”的作家才能成功地摹写出“气质”的纤细和浑厚。从“性格典型”到“气质”形态，人物形象的塑造不再是向占主导地位的某个方面“收敛”，而是向浑厚、沉深、丰富、复杂的生命本体的各个方面“发散”。因此，作家可以基本上凭理性抽象出并塑造某种“性格典型”，但却很难对“气质”如法炮制。这就是为什么“气质类型”比“性格典型”更有限但在具体描写中却很难程式化、简单化的原因。
源于生命本体的“气质”这样一种人物表现形态的出现，使传统作品中人物形象常常具有的某种“典型化”的特征在自然主义作品中不再那么鲜明突出了。就人物形象的表现形态而言，从前自然主义文学中那种栩栩如生的“性格典型”，到现代主义文学那种零碎难成片断的“心态”，这是一个从“收敛”向“发散”演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主义文学那种源于生命深处、现代生理学意义上的“气质”是一个过渡点。而现代生理学与心理学的密切关联，为自然主义的“气质”形态向现代主义之“心理”形态的转变提供了最好的解释。亨利·詹姆斯在1891年谈到包括神经活动在内的现代心理描写时说：“它本质上恐怕是那种非戏剧性的作品，描绘的不是情节而是状况。它是一种自然的写照……也是灵魂和神经状态的叙述，气质、健康、悲伤、绝望状态的叙述。” [275]
应该指出的是，从自然主义之人物生理性的“气质”形态到现代主义之“心理”形态，西方现代叙事在某种意义上好像又在向西方古典叙事中的“类型”复归。实际上，由于始终在不断地向人的生命深层挺进，西方现代叙事中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类型化”与先前西方古典文学中的“类型化”只是表面看上去有些相似，但实质却迥然有别。古典的“类型”是个体与个体在“绝对理性”基础上的相互“同一”；经过概括，理性抹杀了个性的鲜活样态，抽象出了“类型”；而现代叙事中的“类型”则是个体与个体在“感性生命”基础上的彼此“类似”，且这种彼此“类似”因所有个体共同融入的同一世界而得到了加强。不论是自然主义“气质”形态的“类型”，还是现代主义“心理”形态的“类型”，在本质上均是一种生命的“情态”；在这种“类型”中个性依然存在，只是潜藏在了彼此“类似”的深处。换言之，古典的人物“类型”因为作家理性的概括而变得异常简单、清晰，往往体现出“晶体”的质地，而现代作家笔下的人物“类型”却因作家放弃了理性的依据而难以达成概括，越发变得复杂浑融，难以名状。西方现代叙事对“性格典型”的摒弃，在本质上所体现的正是现代作家对“理念”或“观念”在传统文学叙事中那种统辖一切主导地位的质疑与否定。
“类型化”与“典型化”判然有别。“典型化”的要义是在灌输“普遍性”的过程中强调人物的社会属性，从而彰显其普遍的教化作用与意义。“典型化”作为与“非个人化”对立的的一种叙事策略，其“工具性”后面的“训谕”主旨是不言而喻的。“非个人化”，因其对作家倾向性或文本训谕教化功能的取消，矛头所向直指“典型化”。所谓现实主义之“典型化”所达到的那种披着“客观”外衣的普遍性，实际上正是经由最直观的个人化观念达成的。因此，自然主义对现实主义的矫正，使一定要从“去典型化”的“非个人化”这里发端。自然主义高标文学之“科学”属性旨在消解其前文学猖獗的“社会功能”，提升其艺术品质。但悖谬的是，消解社会功能却要用“非个人化”策略达成。很大程度上，这再次揭示了文学创作中最直观的往往便是最社会化的。所谓“个性”，只不过是某种“观念化”的结果；经由“观念”，最主观、最个人化的“个性”，成了“社会”/“集体”之最有效的载体。当然，在个人与社会之间，那最关键的“观念”乃是“文化”规训的结果。即最个人化的个性，反而成了社会/集体最好的载体，这是因为两者之间有一个不可见的“文化”场域——不断制造“观念”的场域。
事实上，对作家的创作而言，西方现代叙事从自然主义到现代主义这种人物形态“类型化”的走向，非但不是艺术水准的降低，反而大大增加了写人的难度。尤其是，它对作家的创作个性有了更高的要求。就在这种人物“类型化”的现代倾向刚刚开始萌发之初，左拉就将作家的创作“个性表现”问题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今日，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就是一个有真实感，能独特地表现自然，并以自己的生命使自然栩栩如生的人。” [276] 在左拉看来，“没有一个具有与别人相同的个性，没有一个从与别人一样的角度去观察人类” [277] 。作家的气质总会经由非常强烈的个人感受和非常独特的个人观察角度而渗透在作品的每一角落，所以“一部作品永远只是透过某种气质所见出的自然的一角” [278] 。对“真实感”的重视，使自然主义作家的笔触合乎逻辑地转向为传统作家所忽略的人的日常生活。但这里同样很快也出现了一个看上去未免悖谬的状况：一方面，自然主义作家强调描写平常、平淡生活中平庸的人；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又强调文学描写应该表现人各种各样的激情。“作家只要作出简单的研究，没有曲折的情节，也没有结尾，只有对某个年代生活的分析，描写一种激情的故事，一个人物的传记，从生活中撷取和经过合乎逻辑地分类的记录就算大功告成了。” [279] 事实上，从泰纳在其《艺术哲学》中提出存在着比思想更重要的东西——人的原始激情——之后，左拉等自然主义作家就一直在理论上袭用并在创作中贯彻这一观点。于斯曼在其给出“自然主义”定义的那篇文章中说得非常明确：“我们尝试形象地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他们站在自己的脚跟上，讲着自己的语言，因而他们是活生生的人物。我们试图说明驱使人物行动的激情，一旦这些激情显露，立刻指出它们怎样逐渐增长，久而久之，又怎样慢慢熄灭，或者随着人物口中发出尖叫，激情怎样沸腾以至爆炸！” [280] 而斯特林堡也理解得极为准确，“左拉的‘伟大的自然主义’中所强调的‘气质’，乃是以一种集中、甚至是暴力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强烈情感” [281] 。
对这种看上去未免有些自我矛盾的主张，只有通过自然主义人物“气质类型”之生理学本质的理解才能给出解释。既然生理情欲常常是激情的来源，既然他们所理解的“真实”并非所谓“客观”的外部真实，既然对平淡的日常生活描写本身并非他们的目的，揭示活生生的生命个体在平淡、庸常的生活底下种种隐秘、强烈、复杂、真实的生命冲动才是目的，那么，这种表面悖谬的主张底下所潜藏着的合理性便也就毋庸置疑了。《小酒店》等自然主义小说，虽然常常通篇写的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底层人物的琐碎生活小事，但却一点都不令人感到乏味厌倦，反倒具有逼人的情感冲击力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其中的奥秘大致如是。质言之，自然主义的所谓“激情”来自承载着生命本能的“血肉”之躯，而非灌注了太多社会意识形态观念的大脑。因此，左拉认为，自然主义叙事要描摹人的“气质”，就应该表现激情，而不是性格。在这里，所谓的“典型”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描绘出人之生命“本相”；这种“本相”是人类的，而不是仅属于个别人的。按照左拉的说法，描绘人性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小心地不遗漏任何东西，把一切有用的东西都写进去，这样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就能指出造成美德和邪恶的种种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