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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环境，并使对其所进行的描写尽可能详尽和彻底，这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重要标识。按照环境塑造个人的信念，法国自然主义作家认为自己能够用一种比以前更好、更准确的方式来解释人类及其行为。例如，左拉以极大的耐心和细心来描述街道、房屋、房间、家具等，而对话和行动则被给予了相对较少的描写。这些描述有时退化为令人厌烦的对植物、气味的列举——他那详尽而丰富的描写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一幅广阔的画布，上面戳满了纷乱、动荡的油彩。
在《卢贡-马卡尔家族》中，出身背景比人更重要，而环境似乎也总让个人意志相形见绌。人物被赋予特定的遗传特征，他们最终所达成的建构或破坏取决于环境对这些特征的感召或挤压，这是左拉式自然主义的一般范式。强势的卢贡人试图把自己强加于环境中，把社会的弱点看作是为自己谋利益的机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而马卡尔人的情况则相反，环境助长了他们与生俱来的弱点，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们的毁灭。更多的时候，“左拉把环境看作是一种压力，这种压力一部分指向身体，一部分指向心理” [248] 。作为一种挤压力，环境包含着孤立与监禁的双重意涵。在《萌芽》和《土地》中，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巨大的平原”（La Plaine Immense）切断了矿工和农场工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当他们站在后面看它的时候，当他们想到外面的世界的时候，他们会被一种孤独感乃至眩晕感所征服，然后转向他们所属的团体寻求庇护。这就产生了一个封闭的团体，里面的成员不能也不敢从矿山或土地逃离，而这环境终会将他们摧毁。这种双重感觉给予小说极佳的戏剧张力：在你面前有一道障碍，它可能是生理上的，也可能是心理上的，总之它阻止你逃跑；在你身后是一座监狱，这监狱可能是一座矿井，也可能是一座廉价的房子，总之它正等着把你吞没。
左拉还特别善于利用建筑物营造幽闭恐怖效果。《家常事》里所描写的公寓大楼充斥着欲望和仇恨，感染着每一个住在那里的人。《小酒店》里的房屋到处都是邪恶的居民、无尽的楼梯和黑暗蜿蜒的走廊，还有大型酒吧。蒸馏机创造了一个新的酗酒者社区，在那里，绮尔维丝遗传下来的恶习得到了滋养和发展，并且最终导致了她的堕落。人们也不能忽视迷宫般的街道，它在城市小说中与在《土地》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样的。“街道像是一个中立的区域，它给人一种从恐怖的建筑内部脱身的错觉。但在街上，你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心理压力，比如被邻居从窗帘后面窥视的感觉，或者是那些你欠他们钱的商人脸上愤怒的表情……” [249]
左拉和其他法国自然主义作家经常使用大城市，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城市贫民窟作为故事的背景。同样的，美国作家也把城市作为其作品的背景，并且也描述了贫民区。纽约，是克莱恩笔下故事的背景；诺里斯把《麦克提格》的故事安排在旧金山，这里也是《布利克斯》（Blix，1899）的背景，一定程度上也是《凡陀弗与兽性》的背景。在描写城市故事时，美国自然主义作家也没有回避肮脏的细节。在《德切尔家库利的玫瑰》中，加兰虽然没有特别描绘芝加哥的贫民窟部分，但他还是写了很多肮脏的细节：糟糕的噪音、烟尘弥漫的空气和满地的污秽……而且这座城市还有一种奇怪的味道，一种“腐烂的、像松树一样的、松节油的气味”。克莱恩也许更倾向于描述城市生活的阴暗面。他笔下的包厘街（Bowery）显示了纽约最糟糕地段的人们的痛苦和沉沦：纽约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地方，在高耸的建筑物和狭窄的街道上，人们无休无止的斗争就像在深渊里的挣扎。诺里斯在他的一些作品中也使用了城市住宅区作为背景，并且也经常以左拉的方式诉诸残酷的细节描写。总的来说，对美国的自然主义作家来说，城市很大程度上是罪行和邪恶的温床，像玛吉和嘉莉那样的年轻女孩就是在这里变坏的……他们也会把贫民窟作为他们作品的背景，并突出一些肮脏和残酷的细节。可以认为，这一切都可归诸法国自然主义影响。
但在对城市进行这种或多或少法国式自然主义描述的同时，美国的自然主义作家有一种明显的将其浪漫化的倾向——加兰和诺里斯尤其如此。在揭露大城市罪恶的同时，美国自然主义作家的笔下不时涌现出热烈的理想情怀和强烈的抒情气息。在加兰那里，城市甚至常常是一个摆脱乡村之孤独和精神贫瘠的所在，是一个理想化的知识和文化中心。因此，芝加哥夜晚的抒情画面与其描写的肮脏景象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独有偶，诺里斯也经常把芝加哥浪漫化。对他来说，芝加哥是美国的象征。在这座城市里，美国的精神主要体现在它的力量、活力和动荡的生活中：
这座灰色的大城市没有竞争对手，它把自己的统治范围扩大到比许多旧世界的王国还大的地方。它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它的范围。在威斯康星州北部森林的积雪和阴影中，斧头和锯子在这座城市的能量的刺激下，啃咬着百年老树的树皮……她的力量使一千英里外的衣阿华州和堪萨斯州的收割机和播种机的轮子转动起来，使湖面上无数个中队的汽船的螺旋桨旋转起来。为了她，也因为她，整个中央车站、西北各地的交通和工业都在咆哮；锯木厂在尖叫，工厂排出的烟雾熏黑了天空，浓烟滚滚，熊熊燃烧；车轮转动，活塞在气缸里跳动；齿轮紧扣住齿轮，传送带扣住庞大轮子上的滚筒；锻造车间的炼钢炉在阴云密布的空气中喷出暴风雨般的钢水气息。 [250]
加州繁荣、富饶、动荡的生活和充满活力的人们吸引着诺里斯，他在描绘加州的画面中经常强调美国的强健、活力和宏伟。对他来说，遥远的西部是世界浪漫主义的前沿，那里居住着一个新的种族，一个吃苦耐劳的、勇敢的、热情的、建立新的帝国的民族，他们原始、野蛮、无所畏惧，就像西部本身那样。在《麦克提格》中，他描绘了死亡谷和群山的非凡景象；在《章鱼》中，他则用细腻的的笔触描绘了加州山谷、平原、山脉、牧场和山脊的富饶和广阔，呈现出一幅史诗般的画卷。
美国自然主义小说在形式上也揭示了其相对于法国自然主义的独立姿态。大量文献细节和耸人听闻的情节相结合的左拉模式，在美国也存在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在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最重要的是需要一种方法能够完全记录美国新的体验变化。简言之，需要的是象征和寓言作为主要的表达形式。”这并不是说法国的自然主义文本中缺少这些，“左拉小说中重复的具体细节和耸人听闻的情节都促成了他小说中象征性表达的倾向，但在美国自然主义中，这种倾向发展成为一种强大的、无所不在的工具，经常把美国自然主义小说推向寓言” [251] 。从《章鱼》到《美国的悲剧》，从《愤怒的葡萄》到《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1948），再到《奥吉·马奇历险记》（The Adventure of Augie March，1953），美国自然主义者一直试图用宏大的画卷和丰富的意义来描绘美国的生活，这使得现代美国自然主义小说成为人们常说的史诗文学。
在描述富饶的圣华金时，诺里斯成功地捕捉到了美国的本质，它的活力和新鲜、浪漫和悲剧。哈兰·哈彻（Harlan Hatcher，1898-1998）在谈到这部小说时说：“弗兰克·诺里斯在这本书中不仅描写了强盗枭雄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拓荒者、无法无天的漂泊者和财富猎手、来自东部大学的受过教育的人以及财富的剧烈嬗变，而且还有帝国气象、西部平原上的火车、金色的草原、美丽的浪漫传奇以及年轻刺激的爱情。” [252] “衰败”与“上升”，两种截然不同的旋律音调再次奏响，显现了美国自然主义文学与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又一区别。
“包括龚古尔兄弟在内，与福楼拜同时代（主要指第二帝国时期）的诸多作家在社会中都有一种深广的失败感：经济的失败、社会身份的失败、情感和性的失败、艺术作品本身的失败等。” [253] 这种失败或衰败的生命体验在创作中直接投射到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之中。法国自然主义作品中最常见的女性类型——如包法利夫人、绮尔维丝、娜娜——通常呈现出软弱、被动、神经质和歇斯底里的形象，她们受遗传与环境的影响，被激情和本能所支配，失去了自制力与头脑。“自然主义将被证明是一种娴熟的形式，用于叙述导致妇女卖淫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它将会排演女性‘堕落’的轨迹，一遍又一遍，跨越国界。” [254] 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自然主义作家笔下的那些新型现代女性，也就是所谓的女性主义者——她们拥有着甚为发达的自我意志，在男女关系上常常占据主导地位而不愿被男人所控制。
加兰和诺里斯在他们的作品中都采用了这种坚强自立的新女性形象，并描绘了她们的职业生涯。他们选择这样的人物形象作为主人公，很可能是受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及90年代女权主义辩论的影响；但美国女性，尤其是那些西部拓荒时代的妇女，其所具有的坚强、独立、自主的品质，则有可能是更为内在的原因——这两位在小说中描写这类坚强女性形象的自然主义作家都出生在西部。众所周知，在《大路》中，加兰把农夫的妻子描绘成一个痛苦而疲惫的女人，而且几乎没有改善的希望。但在《詹森·爱德华兹》中，他却把女主人公爱丽丝描绘成一个解放了的、坚强的、意志坚定的年轻女性，她不愿意因为结婚而放弃自己的事业。一个得到解放的年轻女性也在《滥用职权》（A Spoil of Office）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女主人公艾达·威尔伯（Ida Wilbur）不仅是一位社会改革家，也是一位激进的演说家，她发表了关于“真正的女性问题”的演讲，并围绕现代文学、易卜生和豪威尔斯等话题进行了讨论。事实上，她就是加兰本人社会改革的的代言人，她要求解放妇女，并起草了她的独立宣言：
我首先要求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然后才是成为一个女人。为什么性别的偶然性要使我受到传统和武断的限制？我也和男性一样有权利去发现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到底由谁来决定我的权力范围——是男性与男权社会的法则，还是我自己的本性？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我拒绝任何人为我规划出我应该走的路。我要求享有和男性同等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255]
在另一部小说里，加兰展现了一个更富有人情味、且从文学的角度来讲也更有艺术价值的人物——罗斯。作为《德切尔家库利的玫瑰》的女主人公，罗斯与加兰笔下的艾达等其他新女性不同——艾达和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一样表现得理智而冷淡，但罗斯却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激情的女人。小说描绘了罗斯为了接受教育、获得更大的行动与个人自由所做的斗争，并描写了她的性冲动。在她能以独立作家的身份在芝加哥定居之前，她就已经对大草原上沉闷的生活和她的父亲产生了反感；面对事业与婚姻之间的矛盾冲突，她并不想因为结婚而变成一个依赖他人的附属品，相反，她希望把精力集中在自己的事业上。作为一个骄傲、坚强、独立的女人，她希望得到未来丈夫的尊重和理解，而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支持。
尽管公开宣称自己是左拉的信徒，但弗兰克·诺里斯的《“莱蒂夫人号”上的莫兰》《布利克斯》和《一个男人的女人》中的女主人公都属新女性形象。诺里斯强调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生理差异和心理差异，并指出女人在体质上是弱者；但与易卜生和屠格涅夫一样，他坚持认为：尽管女性体质较弱，但她在精神上和道德上都更为强大。莫兰（Moran）是一个强壮、坚定、粗野的女人，具有强悍的身体素质和极大的勇气，就像古老的北欧传说中那些勇敢无畏的女人一样。她轻而易举地控制了那些认识她的男人；她有着绝对的独立性，她是与众不同的。她那夸张的像麦克提格一样的身材，她那魁梧的身躯，她那结实的肌肉，她那粗糙的皮肤，她那航海和作战的技巧，以及她那长长的、迷人的金发，使人想起了瓦尔基里（Valkyrie）。但是，尽管她具有原始性，她也可以被称为现代女性的代表，因为她在父亲的船上工作，且以自己的职业为荣，并勇敢地准备迎接任何危险。莫兰不必为独立而斗争，因为她从小就享有人身自由和独立。她和父亲一起在七大洋上航行，穿着男装，做着和男人一样的工作，她甚至养成了用刀子吃饭和偶尔喝上几杯威士忌的习惯。总之，她与自然主义的女性以及传统维多利亚时代的客厅里的女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生活方式上，她比艾达和罗斯要自由得多。作为一名原始的女水手，她完全摆脱了习俗和文明的束缚。加兰笔下的罗斯在年轻时被看作是一个原始的自然之子，但莫兰却是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
法国自然主义作品的主人公大都燃烧着欲望向“成功”飞奔：在对卢贡-马卡尔家族的描写中，“左拉赋予成功的三个主要特征要素是——无限的欲望；贯彻到底的冷酷无情；和习惯性的（情绪）不稳定。无论他们的家族成员是从政、从商还是从事财政，对于‘欲望’的表现都是完全相同的” [256] 。然而，正如左拉谈论福楼拜时所说的一样，最终这些向着成功飞奔的人得到的却只有虚无。“居斯塔夫·福楼拜只有一种仇恨，就是仇恨愚蠢，但这是一种坚实的仇恨。他写小说肯定是为了满足这种仇恨。对他来说蠢人是他力图挫败的私敌。他的每一本书达到的结论都是人的失败。” [257]
与此迥然不同的是美国自然主义作家对生命主题表现出来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无论是19世纪90年代的自然主义者还是后来的第二代自然主义作家，美国自然主义研究专家唐纳德·皮泽尔指出：“在他们的小说实例中，发现了作者为对抗他那个时代的旧价值观和新经验之间的冲突所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通常导致至关重要的主题矛盾。我的结论是，正是这种非常矛盾的态度，而不是一味信从决定论的确定性，成为这一时期自然主义小说虚构力量的来源。” [258]
在美国自然主义作家笔下，首要的一个主题是个人潜能的浪费。“认为浪费是一种悲剧状态的观念与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包括一个高尚的人的堕落的信念有着明显的不同。” [259] 亚里士多德式的悲剧英雄已经达到了最高的声望；他们的堕落使我们感动，因为他们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然而却被贬低了。“自然主义悲剧英雄是一个成长潜力显而易见，但由于生活境遇而未能得到发展的人物。” [260] 斯蒂芬·克莱恩在19世纪90年代便开始在《街头女郎玛吉》中探讨这一主题，并且这一主题后来在探讨普通人悲剧命运的《美国的悲剧》等作品中反复得到确认。
命运由外力控制，作为被决定者的迷茫、无力与无奈，堪称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第二个基本主题。甚少与个人奋斗的“成功”相关涉，仅仅是小人物未能在一个不断变化、充满偶然性的世界中维系住他们的基本生存。这里的悲剧效果更非亚里士多德式的；像麦克提格、赫斯渥和乔德这样的人物不存在会从高处坠落的问题。相反，他们被自己的欲望或其他不可控制的环境所扭曲，从精神状态到社会地位，他们均非从高处跌落，而只是在原地打转、挣扎或中途夭灭。
第三个美国自然主义的悲剧主题关乎自我认知。亚里士多德式的悲剧英雄在他的下滑过程中可能无法明了自己的处境，但他最终会发现自己是谁以及是什么导致了他的堕落。19世纪90年代，超自然信仰的削弱以及对其他超验真理信仰的衰落，使人们怀疑在一个复杂而不断变化的世界里人是否有能力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红色的英勇勋章》的讽喻背景为这种情况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象征。在一个未知的斗争世界里，人是孤独的，心是犹疑的；但他仍然希冀在自己的内心和经验中寻找那些在风中飘散了的传统价值——这似乎是他们存在的唯一确证。世界是难以解释的，知识在变化中露出相对论的面相，除了唯我论的“必然性”之外真理也许甚至就是不存在的，人类在悲惨命运的泥泞中仍然在渴望着寻求它，就像格罗夫特中士（Sergeant Groft）或奥吉·马奇（Augie March），甚至那个在摇椅上摇来摇去的嘉莉。
尽管可能没有意义，但人仍继续在经验中寻找意义。这种品质在德莱塞对嘉莉的刻画中最为明显，正如贝娄后来对奥吉的刻画一样。嘉莉，不管是其先前微不足道的追求，又或者是其最终愚蠢的幻想，她仍然持续地寻找着人生幸福的答案。它以一种更为脆弱的形式存在，事实上，亨利在他的第一次战斗中幸存了下来，也就是说，他第一次遇到生活中所有令人敬畏的复杂性，并且没有被这种经历所迷惑。它也隐约地存在于人们带给麦克提格的命运的回忆中。“因此，摇晃的嘉莉，为自己的红色徽章而自豪的弗莱明，以及站在空荡荡的沙漠里抓着金子的麦克提格，既代表了经验无法为人类需要的问题提供有意义的答案，也代表了追寻、感悟心灵的悲剧性价值。” [261]
由于许多美国自然主义小说的主题都是生命不完整的悲剧性——人类是多么的渺小，人们知道的多么少。毫不奇怪，在19世纪90年代的自然主义小说中，人类命运的寓言表现形式往往是一种循环的旅程，即一种回归起点的过程。进步论者相信人有能力与其所在的世界进行有意义的互动，并且能从这种互动中获益；但自然主义小说的效果是扭转或严重限制这种期望。在某种意义上，《麦克提格》《嘉莉妹妹》和《红色的英勇勋章》在时间上都是静止的：主人公穿越时间的旅程本质上是循环的旅程，他们最终总是要回到他们开始的地方。麦克提格回到了他年轻时的山上，蛮横地回应了它们最初的敌意；嘉莉仍然摇摇晃晃，梦想着她永远得不到的幸福；弗莱明在无谓的自信和自我隐藏的怀疑之间努力地保持着平衡。
自然主义小说通常将耸人听闻的日常经验方面的详细文献与大量意识形态主题结合起来。与时代的文化风潮相结合，这些主题往往聚焦于人类比通常想象的要有更多的局限性。 [262] “旨在描写人走向自我毁灭之缓慢但却不可避免的悲剧性过程——这是自然主义普遍的模式。” [263] 但美国自然主义文学中的“人”，并非是一个单一、静态、清晰的定义，而是一个多变、立体、复杂的综合体。美国自然主义作家笔下“人的悲剧”，既不同于古希腊，也不同于左拉。在人的审视与表现问题上对左拉既有所接受也有所拒绝，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第一个支点。自然主义在19世纪90年代出现，这一时期实际上在整个美国的自然主义运动中占据了核心地位。美国的自然主义小说家愿意承认人的自由有着根本的局限性，但普遍不愿意承认人因此被剥夺了一切价值；这也许是美国自然主义区别于左拉式自然主义的最深根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