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世纪中后期，以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诸学科领域所取得的重大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为标志，自然科学的发展获得了引人注目的重大突破，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能力迅速增长，科学也因此逐渐在公众中形成一种压倒一切的影响。这不但带来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而且同时也使西方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而科学则在这种变革中迅速提升了其自身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地位。科学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人们可以在这一时期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的各种专业期刊、专业学会组织以及科学会议中得到直观的说明；而科学对社会-文化结构的深层影响，人们只消从大学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从牧师到学监”的革命中便可领略一斑。这一首先发生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大学教育世俗化与科学化同步展开的革命，绝不仅是大学运转方式或管理模式的变化，更意味着从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到教育目的、教育原理的全面革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正是由此诞生。此前，科学在大学中几乎没有什么地位，大学的主要目的是为英国国教培养教士；现在，大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世俗事业提供人才，课程设置因此大大拓宽了，越来越多的科学科目进入了课堂，并由此开始迅速成为大学教育的中心内容。类似的情况在欧洲其他大学也几乎同时出现，1866年巴黎大学在激进的变革中甚至一度解散了神学院。
现代科学的高速发展，尤其是其向传统人文文化领域卓有成效的渗透式拓进，乃是19世纪中后期西方文化展开过程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在地质学方面，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1797-1875）等人证明了地球经历过亿万年演变的事实，驳斥了基督教地球只有几千年历史的观点；在考古学领域，欧洲学者于1858年发现了古代文明留下的工具，将300年来的零星考古发现以及人们对人类远古历史所做的思考推向了高潮；在生物学领域，在拉马克等人大量工作的基础上，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1871）等著作所提出的进化论思想更是直接向《圣经》中上帝造人的观念直接发起了挑战；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1832-1917）的《人类早期历史之研究》（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1867）、《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1871）等早期人类学经典著作的发表标志着人类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迅速成熟；而经由从奥古斯特·孔德到赫伯特·斯宾塞的努力，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则以更快的速度扩展开来……19世纪中后期，几条不同的科学探寻和思索的路线，正逐步交汇于一点，这一相交点大大改变了人对自己的态度，同时也改变了人对自己在自然中所处地位的看法。种种事实表明，基督教世界观在19世纪中后期面临着来自科学的越来越严峻的冲击，这种冲击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来看，都要比前两个世纪启蒙思想家的纯哲学挑战来得更火力十足，更难以招架。西方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正是在传统基督教文化体系遭遇科学挑战的历史语境中发生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科学主义的文化取向成了现代西方文化的核心。
在19世纪西方思想史上，是孔德最早明确地将“科学阶段”即“实证阶段”置于人类理论认识和人类文化的最高阶段，认为“除了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的知识以外，没有任何真实的知识”。实证主义自它诞生的那天起就以寻求科学、捍卫科学的面孔流行于世；它不仅在理论上对“什么是科学”做了系统的论述，而且在科学方法论层面也提出了诸多具体的规范性要求。孔德的思想虽然在发表之初受到尚在高峰平台运行的浪漫主义文化精神的抑制，其对西方社会-文化生活之主导性的影响力在60年代之后才真正广泛扩散开来，但其实证主义哲学的出笼仍然因其代表着17世纪以来形形色色崇尚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思想中所包含着的那种科学主义倾向开始进入高潮，而成为现代西方文化的发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实证主义哲学成了西方社会-文化生活进入现代阶段的鲜明标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证主义所开启的19世纪中后期西方文化中空前高涨的科学主义精神取向，直接在自然科学与文学之间架起了一道铁桥。既然一切都必须经过科学的推敲与检验方能站得住脚，文学艺术受到自然科学影响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一种不可规避的必然结果。最先做出反应的是文化思想家和美学家泰纳，他第一个站出来系统而全面地把科学主义观念运用于文学理论。其著名的“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说”便是在孔德实证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下，用自然界的规律解释文艺现象的产物。事实上，文学受一定的时代、环境、民族等外部因素影响的认识在西方文学理论中并不新鲜，浪漫主义时代的斯达尔夫人乃至更早的启蒙思想家们早就对此做出过很多论述。泰纳的独到之处在于避开了零散的、印象式的或就事论事的论述，跳出狭窄的文学艺术的范畴，从科学的立场重新观照、把握事理材料，形成了逻辑清晰、条理严谨的思想体系。作为一颗由艺术与科学嫁接生长出的理论果实，“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说”堪称科学主义在西方美学与文论中所取得的第一次胜利；而这一胜利则预示着一种新型文学的诞生。即与哲学、社会、文化领域科学主义思潮的空前高涨相适应，就有了在科学主义道路上走得最远的自然主义文学思潮。
工业革命持续推进，大城市迅速崛起；工业-城市文明取代了农业-乡村文明，技术所带来的人的物质状况的迅速改善，伴随着社会对人的控制越来越细密，越来越严密。毫无疑问，面对着自然，技术的确给人类带来了更大的自由；但面对着社会，个体的人的自由度反而在高技术社会控制之中缩小了。自然主义作家笔下人之被决定的无奈、茫然与迷惑，所揭示的正是个体的人之生存状况。“达尔文主义及其变体斯宾塞主义为人的这种时代体验提供了有效的隐喻符号，与之比翼齐飞的另一个主题话语则是粗糙的机器类比——环境或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机器，生命不过是这部巨大机器上的小小齿轮。” [226] 作为文学运动，自然主义不仅仅是基于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假设，它是西方文学现代历史进程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它使文学从乡野走向城市，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从庄园主过渡到别墅里的金融投机者，从贵族统治演绎为资产阶级当权。
自然主义文学的发源地是法国。在左拉主导的自然主义文学以火爆的“运动”形式震撼法兰西文坛之前，福楼拜即在1857年写出了自然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包法利夫人》，而其以“一个青年的故事”为副题的《情感教育》则历来被西方评论家视之为“自然主义文学的圣经”。另外，龚古尔兄弟1865年出版的《杰米妮·拉赛朵》也是公认的经典的自然主义开山之作。关于《包法利夫人》，青年左拉曾以过人的洞察力迅速做出敏锐的反应：“散见在巴尔扎克全部浩瀚著作中的现代小说的公式，在这本四百页的书里被明白地定出来了。随之，近代小说的法则，现在也被写定了。” [227]
19世纪60年代末，左拉连续推出《戴蕾斯·拉甘》和《玛德兰·费拉》。这两部小说（尤其是第一部）在文坛及社会上引发的剧烈反应，标志着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在法国正式拉开了序幕。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左拉都是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中具有决定性的人物。就创作实绩而言，《卢贡-马卡尔家族》无论是从宏大的规模还是就自然主义艺术特质的体现，均无人堪出其右。就理论建树来说，自然主义文学的艺术观念和创作规范基本上都是由他提出和表达的。在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推进方面，19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以莫泊桑、于斯曼等为核心成员的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组织“梅塘集团”，得名于他们定期聚会的场所——左拉在巴黎郊区“梅塘”的别墅。这就难怪在其他国家的很多自然主义者看来，左拉和自然主义几乎是同义词。我之所以提出将世界范围内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以19世纪90年代初为界区分成两个阶段，原因多多不做赘述，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构成自然主义第一阶段结束于90年代初的两个标志性事件均与该运动的领袖左拉有关：其一是，创作时间持续20多年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在1893年完成之后，左拉的创作发生了新的转型；其二，左拉为首领的、曾宣称“源于同一理想，共信一种哲学”的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社团“梅塘集团”在90年代初不复存在。
德国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展开，表现得最复杂、最分散，同时也最火爆——火爆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激进冲动的法国。在19世纪80年代前后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高潮期，德国文坛自然主义文学社团蜂起，自然主义文学期刊如林，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专著迭出。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在德国甚至形成了两个中心：以康拉德等人为代表的慕尼黑中心和以霍尔茨、霍普特曼等人为代表的柏林中心。其中霍普特曼乃是德国自然主义文学创作成就最高的作家，其《日出之前》等自然主义剧作，决定了自然主义的主要叙事形式在法国是小说，而在德国则是戏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世界性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中，德国是唯一一个在自然主义旗帜下尝试创作抒情诗的国度。
英国重要的自然主义作家有摩尔、吉辛等。但哈代19世纪中后期的小说创作，或许更能代表英国自然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这位一再声称“艺术只关乎现象”的作家之最负盛名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常常因其所关涉到的“遗传”“灾变”“命运”等重要的自然主义叙事元素在西方评论家那里得到自然主义向度的阐说。在英国，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并没有像在法国和德国那样以火爆的形式出现，而是体现为相对平和的样态。在20世纪初叶毛姆、贝内特等人的小说创作中，人们依然可以见出英国自然主义文学的涓涓细流绵延不绝。尽管左拉的思想与创作被译介到在英国，对英国自然主义文学的推进不无作用，但自然主义文学在英国甚至不能完全说是外来的。从社会-政治方面来看，英、法两国在19世纪下半期是欧洲两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文化情形而言，构成自然主义文学重要渊源的两样东西英国一样都不缺：进化论，法国有拉马克，英国有声威更著的达尔文；实证论，法国有孔德，英国有斯宾塞，后者在英语国家文化领域的影响力（例如美国）要远胜过前者。
在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意大利，由卡普安纳、维尔加等人所主导的“真实主义”文学运动，完全是法国自然主义的变种或翻版。另外，还有写出了《父亲》与《朱莉小姐》等自然主义剧作经典的瑞典大作家斯特林堡、创作出自然主义剧作范本《群鬼》的挪威大作家易卜生、在80年代初文风陡转公开宣称皈依自然主义的西班牙大作家加尔多斯……著名作家和经典文本的广泛存在，意味着自然主义至少在叙事领域实乃19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文坛的主流。
19世纪末，以保罗·布尔热（Paul Bourget，1852-1935）《当代心理学论文集》（Essais de P sychologie Contemporaine，1883-1885）和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 sychology，1890）为标志的现代心理学新成果，开始对文坛释放出强大的影响力；而同时，经由勃兰兑斯和斯特林堡等人的阐发正迅速风靡整个西方世界的尼采学说，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巨大冲击。霍尔布鲁克·杰克逊（Holbrook Jackson）在《19世纪90年代》（The Eighteen Nineties：A Review of Art and Ideas at the Clos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13）一书中曾这样描写世纪之交欧洲的社会-文化状况：
实验生活在纷乱的吵嚷和论证中继续着。各种观点都在流传。事物已不是从前看上去的那样了，人们充满幻想。19世纪90年代是出现千百个“运动”的10年。人们说这是“过渡时期”，他们相信自己不仅是在由一个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转变，也是在由一种道德观念向另一种道德观念、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转变…… [228]
这种文化情景直接造成了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衰微或蜕变。由此，世界范围内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在两个世纪之交进入了它的第二阶段。
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第二阶段大致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叶。 [229] 出生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豪威尔斯一代以及稍晚些的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与亨利·詹姆斯一代，在不同程度上保持了他们年轻时的前工业时代、前达尔文主义的美国伦理理想：尽管生活在一个充满黑暗的世界里，但仍然坚信光明的必然到来。但是斯蒂芬·克莱恩、弗兰克·诺里斯和西奥多·德莱塞等出生于19世纪70年代早期的这一代人却发现，这种执信或希望与其说是无效的，不如说是无谓的：新时代社会生活的特点是物质生存而非道德品行。自私的政党政治、巨大的工业体系和神奇的金融体系相勾连，控制着整个国家的命运；而普通人受其自身和社会背景影响的命运同样无法由个人控制。的确，人是有限的，其命运很大程度上是被规定的。1893年，在谈到自己的新作《街头女郎玛吉》时，克莱恩称他是把贫民窟作为一个动物丛林来描写；稍后，谈到《红色的英勇勋章》（The Red Badge of Courage，1895）时，他提到了将人困在传统和现实铁律中的“移动囚笼”。德莱塞在《嘉莉妹妹》中写道：在穿云入海的各种力量中，“未开化的人不过是风中的一小缕”。
在这个阶段，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具有如下特点：一、从地域上看，自然主义从欧洲开始向亚洲、美洲广泛传播，美国作为新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中心取代了法国在第一个时期所占据的中心地位。自然主义在欧洲进入其衰落期之后，在世纪初叶的美洲和亚洲却进入了其巅峰期。在美洲大陆，自然主义对美国文学的改造，使得此前一直难以形成自身特点、在创作和理论上均乏善可陈的美国文学获得了突破性进展。克莱恩、诺里斯、德莱塞、杰克·伦敦等一大批自然主义作家的出现，表征着美国文学在20世纪世界文坛的崛起。而1930年，自然主义倾向浓重的辛克莱·刘易斯为美国文学赢得了首个诺贝尔文学奖，或许是美国文学已经站到世界文学最前列的标志。自然主义文学在亚洲大陆的显赫成就，则主要体现在迅速崛起的日本文学之中。自然主义对日本文坛的改造，使原先很长时间一直停滞不前的日本文学在20世纪初迅速进入现代阶段。二、从体裁上看，继续承接上一时期末段（19世纪80年代）从小说领域向戏剧领域拓进的声威，巴黎的“自由剧院”、柏林的“自由舞台”、伦敦的“独立剧院”等专门上演自然主义戏剧的实验剧院纷纷建立，“90年代新剧院运动的成功是自然主义的成功” [230] ；实验戏剧的“小剧场运动”更是方兴未艾，自然主义在推动西方戏剧革新与发展方面获得引人注目的成就。三、从内涵上看，自然主义自觉汲取这一时期心理学领域最新成果的影响，由原先主要强调生理学视角转向生理学、心理学视角并重，并由此大力借鉴象征主义的文学观念和方法；由原先主要以实证主义为理论依托转向实证主义和尼采哲学并重，并在美国形成了杰克·伦敦为代表的“意志型”（Voluntaristic Type）自然主义的新范式。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自然主义文学创作带有更加强烈的印象主义风格，而且在各种新的文化元素和文学元素糅合加入之后，自然主义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变异”中有所放大：
到最后，人人都是自然主义者了。那些不辞辛苦，细心模仿外部世界的全部细节，严格保存它的一切偶尔巧合或无关宏旨或不相连贯的零乱面目的人，是自然主义者。那些沉浸于内心世界，如饥似渴地辨寻心灵活动的每一细微踪迹的人，也是自然主义者。终至每个浪漫主义者都成了自然主义者。每个优秀的诗人都成了自然主义诗人，不论他们的姿态是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的，还是象征主义的。 [231]
那种“沉浸于内心世界”“如饥似渴地辨寻心灵活动的每一细微踪迹”的“自然主义”，很快被称之为是“心理自然主义”；而这种“心理自然主义”则正是现代主义中“意识流小说”的由来。西方评论家之所以将乔伊斯等很多意识流小说家称之为是“自然主义者”，个中的奥秘就在这里。当然，“人人都是自然主义者”，这一方面意味着自然主义的文学精神已经被广泛接受和吸纳，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自然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思潮的历史使命正在迅速走向终结。而于斯曼、斯特林堡、霍普特曼等自然主义代表作家的急剧转型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自然主义与象征主义的界限正迅速变得模糊不清。
历史在“19世纪90年代把象征主义和自然主义、唯美主义和社会道德、颓废绝望和尼采或易卜生式的希望融为一炉” [232] 。在新的时代文化氛围的影响下，自然主义与象征主义这种相互渗透融合中的模糊不清，直接诱发、孕育、催生了西方文学在更为内在的层面出现更为细致的分化，这就是达达主义（Dadaism）、未来主义（Futurism）、立体主义、后期象征主义、印象主义（Impressionism）、意象主义（Imagism）、漩涡派（Vorticism）、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表现主义、意识流小说等现代主义诸流派的缤纷绽放。至此，自然主义在某些国家、某些作家的创作中虽尚依然以甚为清晰的面目存在着，但毫无疑问，对新近衍生出来的、越来越在文坛上确立起自己主导地位的新的文学观念、文学精神和文学品质，人们需要有一个新的称谓来对之进行界定，这就是“现代主义”。
当不再有感伤的主人公通过人心的力量解决小说中的冲突以对抗工业社会，自然主义便取代了狄更斯的感伤主义。而“当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9-1965）、庞德（Ezra Pound，1885-1972）、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吉尼亚·吴尔夫等人拒绝了自然主义的科学基础……从工业进程派生出来的人类废墟逃向艺术沙龙或审美关切，自然主义的诸多机械假设便被象征和神话所取代，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也就被现代主义所取代。” [233] 尤其在《尤利西斯》（Ulysses，1922）、《荒原》（The Waste Land，1922）、《城堡》（Das Schloss，1922）三部新时代的文学经典在1922年同时面世所标志着的现代主义的第一个巅峰期到来之后，随着对当下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或文学运动现实“指称”能力的丧失，“自然主义”一词在欧洲显然迅速成为一个向文学档案室或博物馆的方向疾奔、只有文学史家才感兴趣的史学“术语”。现代主义由来的这一内在的文学脉络，注定了它一方面是一种各种文化元素与文学元素的空前融合，另一方面又是各种新的、实验性的文学观念、文学方法的空前释放。
对现代主义的文学渊源，很多有见地的西方文学史家和评论家持有大致相同的看法。美国著名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在《阿克瑟尔的城堡》（Axel’s Castle，1931）中明确指出：现代文学的基础在于“象征主义及其与自然主义的融合或冲突” [234] 。而卡罗琳·戈登（Caroline Gordon，1895-1981）的表述也许更为精准：“在现在这个时代，文学上有两种倾向：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或以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象征主义。” [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