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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美国作家开始尝试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与技巧。
80年代，左拉及其他欧洲自然主义的作品越来越多地传入美国，这无疑为美国自然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是时，美国的形势颇利于自然主义这种文学新潮流的展开：工业的发展使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力空前增长，美国边疆的大门一一关闭，城市在迅速崛起，物质主义在人们心头弥漫……上述诸多事件造成的心理影响，对稍早流行于这片北美大陆的乐观主义构成了严峻挑战。其间，进化论学说对传统宇宙观与生命观的消解、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播等，均对这股文学新势力的异军突起起了推动作用。
第一代明显受到自然主义影响的美国作家是年轻的“激进派”：加兰（Hamlin Hannibal Garland，1860-1940）、克莱恩（Stephen Crane，1871-1900）和诺里斯。尽管三人在气质性情、家庭背景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在关于人与社会的问题上，他们秉承着许多共同的理念。的确，至今仍无证据表明他们是因发展共同目标的意志而团结在一起的，但他们都知晓彼此的作品，彼此之间有过来往，这也是毋庸讳言的。克莱恩与诺里斯平生仅有一面之缘，但加兰与克莱恩、诺里斯两人均相熟；在为人和文学创作方面，作为美国自然主义最早的实验者与倡导者，加兰对克莱恩和诺里斯都曾产生过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尽管他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将加兰看成是后两者的先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加兰之于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重要角色，更重要的因由乃其显现出自然主义倾向的某些作品先于克莱恩和诺里斯发表。想要简单地判明美国第一部自然主义文学著作发表的确切时间，无疑是非常困难的。虽然自然主义的痕迹曾在其最早的短篇小说集《大路》（Main-Travelled Roads，1891）中有所显现，但1892年，加兰发表的《詹森·爱德华兹》（J ason Edwards，1892）也许才是美国第一篇明显受到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影响的重要小说。
对达尔文、斯宾塞著述以及欧洲自然主义作品的阅读，激发了加兰对新文学运动的兴趣。若没有欧洲自然主义思想的传入，那么诸如《大路》《詹森·爱德华兹》《草原上的人》（Prairie Folks，1892）、《德切尔家库利的玫瑰》（Rose of Dutcher’s Coolly，1895）等作品可能就不会被创作出来。某种程度上，加兰在美国中西部及波士顿的经历——他对此深感艰辛与痛苦——也使其倡导一种比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1837-1920）之“优雅现实主义”写作更为残酷逼真的文学风格。同时，底层生活的经历也使其对社会问题饶有兴趣——尤其是妇女在家庭、社会中地位问题。加兰的创作揭示了美国中西部农场生活的凄凉、肮脏与悲惨。
可以断言，加兰的某些灵感来自左拉及其他欧洲作家，他因此将他们视为自己的榜样与向导。然而，在理论上他并不推崇左拉为代表的法国式自然主义。相比于左拉，其创作也许更多受到了易卜生与屠格涅夫的影响。因此，他拒绝被贴上现实主义者或自然主义者的标签，而更愿意被称为“写真主义者”（Veritist）。“我用写真主义者这个词是因为‘现实主义者’这个术语不再能够满足需要了。写真主义者为他的主题选择有可能性的、常态的东西”；“风沙天、雨天、辛劳和欢乐以适当比例交织” [205] 。加兰还称，写真主义者对历史演义不感兴趣，而更乐意描写当下都市男女的日常生活；对肤浅的爱情故事或淫秽的色情故事均不感兴趣，而更关注男女之间健康纯洁的爱。写真主义者并不回避对生活中的肮脏成分做适当比例的描写，但坚决反对把人写成畜生。尽管他阅读并欣赏达尔文、斯宾塞的学说，但他并不欣赏左拉的自然主义：“左拉不是写真主义者，我不相信法国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太关注邪恶和犯罪，并且诽谤人类。” [206] 在《崩溃的偶像》（Crumbling Idols，1894）中，他反复强调其写真主义“不会处理犯罪和异常，也不会处理生病的人” [207] ，因此绝不能把写真主义与自然主义混为一谈。显然，对他而言，自然主义意味着对性、恶行和犯罪的极度关注。
自然主义可能通过多种渠道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克莱恩。有证据表明，他曾读过左拉的一些作品，这种阅读是他获得自然主义观点的一种方式。在《街头女郎玛吉》（Maggie，1893）、《乔治的母亲》（George’s Mother，1896）等关于贫民窟的故事中，左拉对克莱恩的影响极其显著。像加兰一样，克莱恩在对人与宇宙的阐释、写作主题的选取、题材的处理等方面，都表现出了自然主义倾向。他始终认为操纵人类的力量主要源自社会与命运；但其作品的独特风格与其说源自这种绝望的态度，不如说源自他的写作方法。作为一位像光芒四射、熠熠生辉的印象派画家一样的自然主义作家，他的拼接式散文由色彩鲜明、摄人心弦的意象与振聋发聩的章句组成。与加兰不同，克莱恩并非一位道德高尚的思想家，相较于改革，他更钟情于艺术本身。克莱恩的小说披露了城市贫民的孤苦无靠及其居住环境的破落凄凉，基调阴沉、忧郁，饱含痛苦。
诺里斯熟悉自然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阅读了左拉的著作。诺里斯不可能不知道左拉，1887-1889年他在法国留学时，左拉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文坛的声威正如日中天。诺里斯公开承认对自然主义大师左拉的借鉴，在《麦克提格》（McTeague，1899）——该时期最为首尾一贯的自然主义著作、《凡陀弗与兽性》（Vandover and the Brute，1914）、《章鱼》（The Octopus，1901）等作品中，左拉对早期诺里斯的影响显而易见，几乎无处不在。在《一个男人的女人》（A Man’s Woman，1900）与《深渊》（The Pit，1903）中，诺里斯对左拉自然主义的忠诚度则有所降低。他的作品，尤其是融合了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的《章鱼》，是对其个人思想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因受左拉与某些当代英国作家的启发，这种（自然主义与浪漫主义兼容的）二元性几乎贯穿了诺里斯的全部创作。就此而言，若探讨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联系，诺里斯的创作应该是一个颇为值得探讨的典型案例。原始主义、人生之乐与对力量的崇拜，是读者在其著作中时常邂逅的元素。然而，对社会问题颇感兴趣的诺里斯，却并非改革者。在这方面，比起天生的改革家加兰，他更像克莱恩。
就社会-艺术态度而言，诺里斯介于加兰与克莱恩之间。严格来说，加兰、克莱恩与诺里斯都不应被冠以纯粹的自然主义者之名，也许自然主义的实验者一词更宜于描述他们的创作意旨与方法。这三位作家并不是自然主义文学的典型代表，但他们以自己独特的创作方式做了美国自然主义的奠基者；他们的作品，在以豪威尔斯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与以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1871-1945）为代表的自然主义之间，架起了一座前后相续的桥梁。
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作家们依赖于左拉的小说进行创作（这种情况证实了从某种角度来看90年代的美国自然主义是法国自然主义分支的假说），但那些美国自然主义作家不仅仅是模仿者。恰恰相反，他们是受前辈启发的原创作家。他们凭借自己的素材描绘饮食男女、人生百态，并加以艺术升华。他们成功地将作家个人气质的印记赋予其作品，而且，尽管受到国外某些作家的影响，他们无疑仍在创作美国本土的文艺作品。的确，19世纪90年代的年轻作家在理解“力量”方面得到了埃米尔·左拉和其他19世纪晚期自然主义者的帮助。无论是像诺里斯一样用法语直接解读他，还是像克莱恩和德莱塞那样间接地追随他的想法和兴趣，第一代美国自然主义者的小说，充分揭示了左拉式自然主义在美国传播过程中被吸收和保留的情形。在左拉的启发下，诺里斯等美国自然主义作家，摆脱了对理想和超自然观念的肤浅理解，发现了人类自身内部本能和非理性对人的控制，以及来自社会环境的压迫性限制。但除了这些与左拉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主要相似之处，每个作家也都禀有自己的风格特点。这意味着他们每个人的写作都是基于自己对世界的体验与想象，而不是按照左拉建立的模式和哲学来表现美国的生活现实。他们普遍认同小说是一种特别有效的外在社会现实与内在精神生活之间互动的文学形式；而且认定，左拉当然不是体现这种精神活动的标准，而只是体现了这一新的文学运动方向的旗号或界标。因此，美国自然主义的本质特征就在于美国作家接受了那位来自欧洲的文学先知的说法，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始终坚持着自身宽松的发挥空间与自由的开放姿态。“正是左拉对真实地描绘生活各个方面的吁请，而不是他独特的哲学观念或文学方法，才是这场运动在美国禀有力量和持久性的根由。” [208]
美国社会结构和思想潮流的重大变化，特别是从以农村为主的农业文明向城市工业文明的迅速转变，传统宗教信仰、道德信仰向怀疑论、不确定性的转变，构成了19世纪90年代与20世纪初叶的时代特征。“自然主义作为一种重要而流行的文学运动在美国得以留存下来，因为它回应了现代美国生活中某些特定时刻的重要思想，并为之找到了适当的形式。” [209] 自然主义持续繁荣，构成了美国自然主义又一个明显的特点。很多评论家的阐发强化了对20世纪美国自然主义的论述，强化了美国自然主义不断延续的命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批评家威拉德·索普（Willard Thorp）便曾经指出，自然主义以某种方式拒绝在美国的消亡。索普在某种程度上为这种发现感到困惑，因为美国自然主义能拥有漫长而看似坚不可摧的生命，几乎不是因为批判的理解或支持。然而，似乎只要美国作家对民族经验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做出深刻回应，自然主义就仍然是记录这一进取性体验的主要手段之一。
加兰在《崩溃的偶像》一文中提出了一个理论——文学应该是本土的：美国文学不但要描绘美国人的生活，而且不宜一味照搬或模仿外国的模式，尤其是英国与法国的模式。他坚持认为，美国艺术作品的价值，关键取决于要有自己的原创性与特色；而广阔无垠的美洲大陆，尤其是中西部以其壮丽的景观和优美的景色为无数故事提供了无尽的素材，“那是一种地球上从未见过的生活场景”，“它有庞大的、多样的、流动的、勇敢的族群，一片充满了未被记录的和无限的戏剧的土地” [210] 。与加兰强调地方色彩略有不同，力倡文学时代特色的诺里斯，提出了小说乃时代之史诗的命题：“每一个时代都在用它独特的嗓音在倾述着什么”；“当今正是小说的天下，再没有别的载体能使当代的生活得到如此充分的表达” [211] 。与加兰异曲同工，诺里斯真正想说的话最终也是归诸到了美国作家应该写美国自己的小说。他批评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1789-1851）的浪漫故事没能给出西部地区的真实图景，而他自己的志愿则是要写一部真实反映西部生活与民族精神的“美国史诗”。正是加兰等人对美国本土风格与本土特色的自觉追求，使得美国的自然主义与法国自然主义相比有很大的区别。
在考虑第一代三位美国作家著作中所体现出的自然主义特征时，人们必须牢记——包含诸多浪漫主义元素的、左拉的自然主义著作，很可能对他们的影响最大。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解释他们很多小说中存在的浪漫主义艺术夸张手法。如：在《街头女郎玛吉》中，有些失真的暴力与肮脏细节的累积，大多可以视为克莱恩对左拉作品有所借鉴的例证。同样的，《麦克提格》中荒诞的部分可以视为作者从受巴尔扎克启发的左拉著作中借鉴而来。三位小说家的著作与左拉的作品仍有其他明显的相似之处，譬如，遗传与环境对个人的决定性作用。他们将笔下很多人物的出身背景安排在波士顿、纽约或旧金山的贫民窟，并赋予他们相应的性格特质——通常是软弱与被动的，然后再让环境与遗传的趋向对他们施加作用，最终迎来的便是绝望或横死的结局。的确，最吸引这些作家的也许是左拉对环境的描写，当然他们与左拉仍有很大的不同。不同于左拉的写法，加兰笔下的大多数角色都是能根据道德标准做出判断和决策的正人君子，克莱恩的作品则缺乏左拉史诗般宽广的深度；左拉常会沉浸于事无巨细的描写之中，而他们更习惯于给出隐喻或暗示。在思想观念和艺术技巧诸方面与左拉最相似的首推诺里斯，但他却明显缺乏左拉的改革热情；而且，与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多描写一个逐日衰败的社会相反，诺里斯强调了美国的强大、富饶与蓬勃的生命力。
三位作家的小说，包括那些表现自然主义元素的作品在内，之所以具有如此多变的性质，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作家们同样受到了那些写作方式与法国自然主义有所不同的作家的启发。屠格涅夫促进了加兰、诺里斯笔下“失败者”形象的塑造，克莱恩笔下“多余人”的形象或许与屠格涅夫作品中的人物有关。此外，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对美国作家笔下出现的决定论与宿命论相结合的写法可作如下解释：这种写法一方面源于作家们对左拉的借鉴，另一方面也源于对屠格涅夫的借鉴，甚至还可能有托尔斯泰的影子。尤其是克莱恩，他明显受到了托尔斯泰笔下战争叙事的影响。这些美国作家已然意识到：在法国自然主义作家揭露现实但人物描摹相对粗浅的作品中，失却了俄国作家那种深刻的心理洞察力与人道主义同情。在美国自然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另一个赋予其独特风格的灵感，很大可能来自于易卜生的戏剧。易卜生提供了促成加兰某些思想与作品成形的要诀，也可能为克莱恩与诺里斯的某些观点提供了依据。在美国第一代三位代表性作家的作品中，人们见出的道德主义观点以及对社会问题、伦理价值的思考，都会令人想起那位来自挪威的剧作家。
这些不同的影响，可能是由作家秉性、创作素材、灵感来源及该时期普遍的精神氛围等方面的相似所造成。显然，这大大有助于赋予90年代美国自然主义以独特的异质性特征。与法国自然主义相比，它是多变而充满矛盾的；原本坚强、道德的人物性格与因受自己无法操控的力量支配而形成的软弱、消极的人物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些作品中，决定论与宿命论、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相互融合，难以辨析。
诺里斯将真实地反映生活褒扬为小说家的最高职责。在《小说家的责任》（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Novelist，1903）一书中，他写道：“人民有权要求真实，正像有权生活、有权得到自由、有权为自己的幸福斗争一样。用虚假的生活概念、虚假的人物、虚假的感情、虚假的道德观念、虚假的历史、虚假的哲学、虚假的感受、虚假的英雄事迹、虚假的自我牺牲理想，用信仰、义务、行为准则和风度标准的虚假观念去欺骗和愚弄人们，这不应该认为是合理。” [212] 自然主义对“真实感”的高标，使得自然主义文学在社会层面将焦点指向人之生存的现实状况，而忽略传统价值观念所期许的那些应然的观念现实，这就带来了对这份观念的大众持有者的挑衅；换言之，自然主义作家直扑人的生存现实而去，而丝毫不想迎合或抚慰大众读者的观念立场。因为许多自然主义作品在题材上是肮脏和刺激大众的，所以它往往被道德家、宗教家以及一般大众读者唾弃。早期的自然主义者在这方面特别容易受到伤害。一种更有意义的对立也许来自于许多自然主义小说家主动对读者的搅扰，大众对人性和经验的若干基本设定正在受到艺术家大胆的挑战。
显然，自然主义小说带给人们的审美体验与前自然主义文学就迥然不同。无论早期小说的主题与阅读效应如何，人们的精神或多或少都因为在其中经历了他们想象的世界而有所提升。这种对小说人物了如指掌的深刻满足感，使人们在书的结尾不愿与小说人物分离，这正是传统小说魅力的重要表现之一。但“自然主义小说开始释放出一种不确定性、怀疑和困惑的效果” [213] 。“自然主义小说因其纪实特性而具有具体性和偶然性，这特别符合美国人的口味。” [214] 但因常常把人描绘成一个面目全非、受“力量”支配的生物，美国的自然主义也长时间名声不佳，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受到了各种持续不断的攻击。与欧洲的运动相比较，自然主义在美国似乎显现出了更为坚韧绵长的生命力。尽管这场运动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就受到新闻记者和学术评论家的攻击，但它一直是美国小说中最持久和最有生机的张力，这是美国自然主义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矛盾特征。正如威拉德·索普在1960年指出的那样：“尽管它通常会激起强烈的对立情绪，但自然主义在美国却‘拒绝死亡’——20世纪的主要小说家中很少有人能摆脱其‘污点’的影响。它也许是美国唯一的一种既受欢迎又有意义的现代文学形式。” [215] “如果像理查德·蔡斯（Richard Chase）和其他人所说的那样——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和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小说中的‘罗曼史’是独特的美国经历中最原始的形式，那么自然主义就是一种继续满足美国生活需要的形式。” [216] 质言之，自然主义受到否定性批判的原因大多与小说本身无关。“反对自然主义的各种‘案例’，主要源自19世纪90年代到现在批评家所处时代的宗教、哲学和政治问题，而非对小说本身的仔细审视。” [217] 否定是从文化观念层面展开的；而这种简单的来自外在文化立场的否定，却在很大程度上延滞了对自然主义文本的艺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