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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浪漫主义运动的情况极为相似，英国自然主义文学的状况和法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英国，自然主义文学从没有形成像法国那样轰轰烈烈的运动。大致而言，英国的自然主义文学分为三个阶段。
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属于自发阶段。在英国，自然主义甚至算不上是外来的。在左拉等人的自然主义作品1884年被译介到英国，产生很大影响之前，英国的文坛上就已经有浓重的自然主义倾向。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英国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身上得到印证。哈代和左拉同年出生，同之前的英国作家相比，哈代在创作中表现出了独特鲜明的艺术追求。哈代在青年时期就是达尔文进化学说的热情支持者，他身上有一种新的不同于其前辈作家的质素，这种质素便是自然主义。
托马斯·哈代生于英国南部多塞特郡。1861年，哈代去伦敦学习建筑。在伦敦的6年间，除从事建筑行业的学习与工作外，他还广泛涉猎文学、哲学和神学等方面的知识，并开始尝试写作。从伦敦返回家乡后，哈代很快就放弃了建筑的行当，全心致力于文学创作。他一生共发表了14部长篇小说。他的代表作主要有《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1891）、《无名的裘德》（J ude the Obscure，1896）、《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1878）和《卡斯特桥市长》（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1886）等。一生很少离开家乡的哈代，将其小说中的故事背景都设置在英国南部农村——一个古代被称为威塞克斯的地区，因而其小说又被称作“威塞克斯小说”。
哈代一再强调艺术关切的只是现象：“艺术就是通过描写生活中的寻常事来体现具有作者个人气质的思想方式。” [166] 在《德伯家的苔丝》序言中，他写道：“一部小说只是一种印象，不是一篇辩论。” [167] 19世纪70年代初一踏上文坛，他就以凝重的铁笔沉吟出一种阴郁悲怆的调子。在他看来，人在命运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命运是一种“弥漫宇宙的意志”。田园生活的诗意和浪漫幻想在哈代早期作品《绿荫下》（Under the Greenwood Tree，1872）中有所展现；但从第二部小说《远离尘嚣》（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1874）开始，面向现实时的冷峻和犀利代替了田园牧歌的诗意和浪漫，哈代由此开始集中关注和描写那些深陷命运漩涡之中的人的生活遭际。凄惨沉闷的故事中，软弱的人们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默默地注视着变幻无常的人生的大自然却是那么严酷，这成为哈代小说中常见的主题。很多时候，他将人物的悲惨命运归结为一种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的神秘莫测的力量敌视人类的结果，哈代作品中因此具有沉郁的宿命论悲观色彩。
哈代笔下的人物对强烈且不可抗拒的激情充满向往——亚历克遇到了苔丝，艾拉贝拉找到了裘德，而后都导出了情感上的大灾难。更讽刺的是，男性和女性对性都是不确定的，他们常常服从于自然意志而选择和伴侣在一起。个人与无情命运之间的矛盾生发了苦难或死亡。苔丝等一系列悲剧女主人公的毁灭似乎是其作为一般女性的天性演绎出来的错误，而环境作为严酷无情的力量助推了她们的命运。在《德伯家的苔丝》等经典文本中，哈代以自然主义的冷峻眼光击碎了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的“浪漫”。对于苔丝等悲剧主人公，哈代更多的是同情而非谴责。在对人类生命“断断续续的梦”的展示中，哈代在悲剧中混入了怜悯。哈代19世纪末叶的小说创作，或许代表着英国自然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这位一再声称“艺术只关乎现象”的大作家常常因其所关涉到的“遗传”“灾变”“命运”等重要的自然主义叙事元素在西方评论家那里得到自然主义向度的阐说。利昂·沃尔多夫（Leon Waldoff）就曾经指出，在《德伯家的苔丝》中，作者是运用了三种决定论的形式决定了美丽、纯洁、高尚的苔丝必然得遭受的一种不可避免的毁灭。一种是他的遗传性——德伯家的血统、容易动情的天性、易于服从的性格；一种是自然法则——不幸的环境、无法预料的灾祸；最后一种则是冥冥难解的预兆。 [168]
自然主义文学在英国甚至不能完全说是外来的。从社会-政治方面来看，英、法两国在19世纪下半期是欧洲两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文化情形而言，构成自然主义文学重要渊源的两样东西英国一样都不缺：进化论，法国有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1744-1829），英国有声威更著的达尔文；实证论，法国有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英国有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后者在英语国家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如美国）要远胜过前者。但总体来看：
“自然主义”这个词是一个世界各地都在使用的术语——法国、德国、美国、爱尔兰——除了英国，因为那里的文学论争要么用“伦敦东区故事”或“贫民窟小说”这样一些缩微其内涵的说法替代它，要么交替使用“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我们还会遇到诸如“新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乃至“纪实文献”等其他替代语汇。 [169]
但英国自然主义毕竟没有像法国那样构成火爆的运动。究其原因，英国有不少不同于法国的地方。同法国人的冲动和激烈不同，英国人以理性见强，不善走极端。同是资产阶级革命，在英国很早就以一种基本和平的方式进行；而在法国则是充满了暴力和鲜血。整个19世纪，英国的社会一直是比较平稳地向前演进的，政治环境也较为平静。在文学领域，写实主义在英国的传统比法国更为根深蒂固，它很早即以“所有艺术的基础”被广泛接受，乃严肃文学的一部分。而在法国，写实主义很长时间则只能在“通俗”样式的作品中得以生存。在这样一种精神氛围中，英国写实主义进取的动机就没有在法国那样强烈。如果说写实主义潮流在法国起了推动自然主义掀起狂波巨澜的作用，那么，在英国，我们或许可以说，正是它限制了自然主义的强度和规模。
1884年，玛丽·沃德（Mary Ward）对当时英国小说写作中的“空洞”和“空虚”进行反思。她注意到19世纪80年代法国文学的最新发展，指出英国小说的未来应建立在对当下文学成规反叛的基础之上。大约半个世纪后，克拉伦斯·戴克（Clarence Decker）和威廉·弗瑞森（William Frierson）通过追溯被自然主义者同化了的英国的理论和实践，证实了沃德的推测。大致来说，1884年至1900年间，法国的自然主义作家——尤其是左拉——的作品被翻译介绍到英国之后引起了普遍的关注。自然主义在英国的拥护者主张扩展小说创作的题材范畴和表现领域。埃德蒙·戈斯（Edmund Gosse）追随左拉，主张把生活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全面地再现生活。乔治·摩尔（George Moore，1852-1933）宣告他想要一个更加包罗万象的小说表现形式来表现19世纪“紧张、热情的生活”。在法国自然主义思潮的推动下，英国的自然主义创作在19世纪90年代也陡然多了起来。这十几年可以说是英国自然主义文学的繁荣阶段，其代表性作家有乔治·摩尔与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1857-1903）。
自然主义在文化立场历来保守的英国获得确立，乃是一个伴随着激烈的观念交锋与舆论攻防的艰难过程。自然主义的反对阵营声称，左拉式恶劣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的腐蚀力量威胁到了“英国民族的道德品性”，这种削弱已经逐渐使英国人丧失了活力。在他们看来，自然主义文学对普通大众的想法施加了不良的影响，对社会稳定性造成重大威胁。1885年开始，维泽利特出版社开始出版发行左拉和福楼拜作品的英译本。1888年全国警醒协会对维泽利特发起诉讼；1889年，全国警醒协会的宣传册以强烈的民族主义言辞称自然主义文学为“邪恶的发展”，“对我们的宗教、社会和民族生活构成了威胁”。1888年5月，议会公开谴责了这一“令人沮丧的文学”的“迅速蔓延”，议员们普遍担心这些廉价译本对年轻人以及那些底层民众的影响。《泰晤士报》（The Times）认为，“左拉低劣小说的廉价译本”构成了主要的错误来源；《利物浦水星报》（Liverpool Mercury）也呼吁禁止廉价的法国小说的英文翻译。媒体一片喧嚣，声称自然主义窥视女仆房间，分析妊娠过程，入侵家庭空间，将所有个人生活暴露在公众的注视之下，并且以一种乱交的激情扰乱婚姻。受法国自然主义影响的本土作家摩尔等人的小说也遭受了公众的道德谴责和政府当局的查禁。这在19世纪90年代关于新小说、性爱小说和易卜生自然主义戏剧的讨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极致的阴暗”“精微的肮脏”“对丑恶的崇拜”以及“病态悲观主义”等之前用于抨击法国自然主义的用语，在90年代又全被拿出来反对新的小说写作实验。
与浪漫主义文学革命乃至政治上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形有些相似，在素以理性著称的英国，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并没有像在法国和德国那样以火爆的形式出现，而是体现为相对平和的样态。静水流深，可能正是因为这份平和，自然主义在英国的展开没有法、德那般轰轰烈烈，但同时也少了些它们那里的大起大落：在20世纪初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贝内特（Arnold Bennett，1867-1931）等人的小说创作中，人们依然可以见出英国自然主义文学的绵延不绝。潮头过后，自然主义创作方法如一股涓涓细流汇入了英国文学的潮水，一直流向了20世纪，这就构成了英国自然主义文学的第三个阶段。
早年曾做过医生的毛姆受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大师们，特别是莫泊桑的影响很大。在伦敦一贫民区的医学生涯使他了解到了人们的贫病、痛苦和愚昧，他逐渐意识到基督教教义纯粹是无稽之谈，环境之于人生完全是冷酷无情的；同时，他学会了用一种客观、冷静、超然于外的临床态度审视生活、剖析人生，而这恰恰是自然主义者观察世界的方法。他1897年的成名之作《兰贝斯的丽莎》（Liza of Lambeth，1897），被西方文学史家认为是“像乔治·摩尔的几部早期作品一样，是英语中自然主义小说最完全的样本” [170] 。小说中的年轻女工丽莎早年丧父，母亲嗜酒，从未感受过父女之爱。她朦胧地希望改变自己的处境，然而她的不满只有在肉体的暂时快乐中才能得到解脱。她与一个有妇之夫陷入纠葛而不能自拔，备受社会的压力，死于流产。围绕着丽莎的悲哀人生，作者还展示了一幅19世纪末伦敦贫民窟的生活图景。对于下层社会中的贫民来说，唯一的乐趣是在街头唱歌跳舞，追逐嬉闹；饮酒使他们暂时忘掉痛苦，肉欲使他们暂时逃避现实。为了这片刻之间捉摸不定的欢乐，他们一生都要从事永无休止的苦役；只有他们苦中作乐的幽默感才给灰暗、沉闷、浑浑噩噩的生活带来几声空洞的欢笑。在毛姆看来，芸芸众生活着只是活着而已，他们完全无法掌握自己的生活。这样的感触和观点在其后来的创作中一直非常明显。他最重要与流传最广的小说《人性的枷锁》（Of Human Bondage，1915），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早年经历和思想的真实记录。主人公菲力普在追求自由发展的过程中总是面对着摆脱不尽的压抑人性的枷锁。他发现世界上似乎总有着一种不可思议：难于抗拒的东西在左右着他的生活，使他对真、善、美的追求化为泡影，而自己也终于陷入了庸俗习气的泥淖。他苦苦地探索生活的意义，最后找到的却是这样一个答案：“人生虚无……生活并无意义，人生也没有什么目的。无论他出生与否都是无关紧要的，无论他生存与否也都是微不足道的。生命似轻尘，死去也徒然。” [171] 人生无常，一生只是对生存环境的一连串本能的反应，这是自然主义对生活的基本观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人性的枷锁》是一部自然主义作品。
通过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细节来表现毫无英雄气概的平庸的中产阶级人物而获得成功的贝内特，是与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吴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等齐名的英国20世纪前半期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贝内特善于描写英国市民生活——尤其是其家乡斯塔福德郡五个盛产陶瓷的小城镇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因而被誉为“五镇小说家”。他早期对在读者中影响很大的英国文学大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和萨克雷不感兴趣，而是倾心于福楼拜、左拉、莫泊桑等自然主义作家。他的第一部小说《北方来的人》（A Man from the North，1898）于1898年出版。在《一个作家的自白》（Confession of a Writer，1903）中，他曾回忆自己初学创作时，这些法国作家对他所产生的影响：“我是在龚古尔弟兄、屠格涅夫、福楼拜、莫泊桑的影响下开始写我的第一部小说的。……我的小说是自然主义的。”“我这时期一直在读法国小说，……我接受了他们的教规。他们使我对英国小说从总体上讲持轻视态度，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 [172] 而他1902年出版的第一部“五镇小说”《五镇的安娜》（Anna of the Five Towns，1902），据他自己说是从乔治·摩尔《丑角的妻子》（A Mummer’s Wife，1885）那里获得灵感的。1920年，贝内特曾写信给摩尔向他表达自己的谢意：“你确实是我的全部五镇小说的父亲。……我想告诉你，你的《丑角的妻子》开头几章使我睁开了眼睛……” [173] 贝内特的其他重要作品还有《老妇人的故事》（The Old Wives’Tale，1908）、《克莱汉格》三部曲[包括《克莱汉格》（Clayhange r，1910）、《希尔达·莱斯韦斯》（Hilda Lessways，1911）、《老两口》（These Twain，1915）]等。
乔治·摩尔，19世纪末期英国自然主义代表作家。作为第一批打开大门将法国自然主义迎入英国文坛的作家，他为爱尔兰的文艺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发生做了重要的铺垫。
乔治·摩尔在维多利亚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期的英国文坛占据要津。他向其时代关于小说主题和方法的许多傲慢规则发起挑战，成功为作家赢得了新的自由；由于其对叙述方法的引入和革新，他成了诸如詹姆斯·乔伊斯、D.H.劳伦斯和弗吉尼亚·吴尔夫等后来作家的重要先驱。 [174]
摩尔一生创作了大量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戏剧和自传，代表作有小说《丑角的妻子》《伊丝特·沃特斯》（Ester Waters，1894，又译《以斯帖·窝特斯》）、《特丽萨妹妹》（Sister Theresa，1901）、《未开垦的土地》（The Untilled Field，1903），随笔集《一个青年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Young Man，1888）、《我的旧日时光》（Memories of my Dead Life，1906）等。
乔治·摩尔1852年出生于爱尔兰的一个天主教家庭，父亲是议员。他从小在英格兰的一个罗马天主教学校接受教育，在学校读书时并不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好学生——他只在那些与课本无关或他想学的东西上表现出了极高的天分和智慧，例如诗歌。摩尔一度对雪莱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这也为其后来的文学生涯埋下了伏笔。1869年，乔治·摩尔移居伦敦并开始尝试绘画。1872年他专门到巴黎去学习绘画，结交了众多杰出的印象派画家和文人墨客，包括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1832-1883）、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1840-1926）、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1834-1917）、卡米耶·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1830-1903）、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1841-1919）、埃米尔·左拉、斯特凡·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1842-1898）等。乔治·摩尔在绘画上一直没有什么建树，在认识到自己无法凭借绘画生存之后，他把注意力转向了文学创作。1878年，乔治·摩尔出版了第一本抒情诗集《情欲之花》（Flowers of Passion，1878），三年后第二本诗集《异教徒诗集》（Pagan Poems，1881）也问世了。其在巴黎学画的十年，正是法国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等艺术思潮和以左拉、福楼拜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日盛之时，因此除了印象派绘画之外，这些艺术思潮和文学观念也都对摩尔之后的艺术观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其诗作大都带有颓废主义色彩，他也因此被视为19世纪90年代颓废派诗歌的先驱。
1872年至1882年在法国学画期间，摩尔迷上了左拉、龚古尔兄弟等法国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在众多法国作家中，摩尔最欣赏左拉，尤其是他的《小酒店》。摩尔认为：“就灵魂的境界来看，绮尔维丝是左拉写得最美的人物……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左拉比任何时候都显现出他是福楼拜的门徒，这本书是完全按照福楼拜的方式写的。” [175] 摩尔的第一部小说《现代恋人》（A Modern Lover，1883）和第二部小说《丑角的妻子》都是对左拉自然主义小说的模仿之作。《现代恋人》描写了一位才艺不高的艺术家依靠与女人的关系而走红的故事，与左拉的《娜娜》有些相似。《丑角的妻子》讲述了女工凯特·伊德抛弃生病的丈夫与哑剧演员狄克·乐诺克斯相爱，后终日酗酒最后悲惨死去的故事，与左拉的《戴蕾斯·拉甘》有许多相似之处。《麦思林戏剧》（A Drama in Muslin，1886）、《春日》（Spring Days，1888）等小说中，摩尔还“分别以不同的方式修正了左拉的方法” [176] 。自然主义所提倡的以不动声色的平实笔触展露生活脓疮和悲哀的写法，尤其吸引摩尔。他的很多作品，如《纯粹偶然》（A Mere Accident，1887）、《迈克·弗莱契》（Mike Fletche r，1889）、《空喜一场》（Vain Fortune，1891）等，都明显带有左拉的痕迹。摩尔用艺术家的高傲捍卫自然主义，即便在保守的维多利亚时期，也敢于公然表达对左拉的赞美与推崇。谈到自己阅读左拉的《实验小说论》时的感受，他说：“我体验到了突如其来的内心光明所带来的痛苦和欢乐——自然主义，抵达真实的新艺术！是的，‘新艺术’，直让人醍醐灌顶。” [177] 在回忆录《我的旧日时光》中，他声称自己是“最年轻的自然主义者”。
《丑角的妻子》将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方法引入英国文坛，对英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该作因直率、大胆地描述了性爱，在当时被视为是不道德的作品。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名为凯特·伊德的家庭妇女，她结识了一位巡回演员并与其私奔，为此抛弃了笃信宗教的家庭和脾气古怪又患有哮喘的丈夫。同时，她自己在舞台上也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但后来却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在大量酒精的作用下最终走向了死亡。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部作品，摩尔曾亲自待在一个巡回剧团，体验巡回演员的生活，用亲身经历的酸甜苦辣为小说增添了一分真实感。除此之外，左拉的作品也对这部小说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作品中对演员这一职业的详细描绘，以及对凯特酗酒堕落等经历的描写，都能看到左拉的影子。1886年，摩尔出版了其第一本自传《一个青年的自白》，描述了他在巴黎和伦敦的艺术生涯，展现了19世纪巴黎广阔绚烂的生活图景。1893年出版的《现代绘画》（Modern Painting，1893），记载了乔治·摩尔对19世纪绘画艺术，特别是印象派绘画艺术的艺术总结。他根据自己在巴黎学画的经历，以艺术的笔触分析了当时一些重要画家的艺术创作、美学风格和艺术旨趣。1894年，讲述女仆奋斗故事的自然主义小说《伊丝特·沃特斯》出版后被公认为其代表作，也是英国最优秀的小说之一。
1899年，布尔战争爆发。为表抗议，他旋即离开英国返回爱尔兰。乔治·摩尔在戏剧方面也颇有建树，他是伦敦独立戏剧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爱尔兰戏剧的重要代表人物。在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中，他主持筹建了爱尔兰国家剧院，并和诗人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戏剧家格雷戈里夫人（Lady Gregory，1852-1932）等共同成为这一运动的中坚。两个世纪之交，他出版了两部小说集《独身者》（Celibates，1895）与《未开垦的土地》，小说《伊芙琳·伊尼丝》（EvelynInnes，1898）及其续篇《特丽萨妹妹》，回忆随笔《回忆印象派画家》（Reriniscences of the Impressionist Painters，1906）。1911到1914年，摩尔又发表了自己的自传体回忆录《致敬与告别》（Hail and Farewell，1911-1914，共三部），不仅详述了他诀别英国的经过和在爱尔兰的活动，也是对其既往生活中内心自我的真诚告白。他后期的重要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一个故事讲述者的假期》（A Story-Teller’s Holiday，1918）、随笔集《埃伯利街谈话录》（Conversations in Ebury Street，1924）、长篇小说《爱洛伊丝和阿贝拉》（Heloise and Abelard，1921）、剧本《创造不朽者》（The Making of an Immortal，1927）等。
短篇小说《未开垦的土地》是摩尔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1902年首次以爱尔兰语出版，第二年出版了英文版。这部小说集以爱尔兰农村为背景，收录了摩尔年轻时听到过的爱尔兰民间故事以及他根据朋友口述的民间传说创作而成的故事。作品展示了信仰爱尔兰天主教的人物群像，包括乡村牧师和天主教农民，提出了乡村环境和移民问题，揭示了19世纪末爱尔兰乡村的现实境况以及宗教对爱尔兰农民日常生活的干预和压制，表现了追求个人解放的强烈愿望。
《伊丝特·沃特斯》是摩尔公认的代表作。伊丝特出身于一个贫困的家庭，从小为了帮助母亲照料家务而放弃上学，因而目不识丁。17岁时外出帮佣，到伍德维庄园当了厨娘。伍德维庄园附近有个赛马场，庄园里的男性几乎都寄情于赛马这一赌博行径。伊丝特是普利茅斯教友会的女信徒，虔诚地信仰《圣经》，而这一家的庄园主夫人也是普利茅斯教友。由于相同的信仰，巴菲尔德夫人很关照伊丝特，也时常帮助她。伊丝特在庄园里遇到了同为仆人的威廉·拉奇，并于一次酒后失身于他，强烈的宗教罪孽感以及希望能够重新得到尊重的心态让伊丝特坚持不理威廉。但威廉不了解伊丝特内心的挣扎，在遇到有钱的小姐佩吉之后，始乱终弃，一走了之。而伊丝特则因为怀上了身孕不得不离职回家，当手中的金钱不再能够满足继父的口腹之欲后，她再度被继父赶出家门，从此备尝艰苦，颠沛流离。她只身住进产科医院，生下孩子。为了抚养这个孩子，她当乳母、佣妇，一次次进入贫民救济院；但无论环境多么艰苦，她都不甘堕落，始终坚持用自己的辛勤劳作来养育自己的孩子。文具店领班弗雷德是个虔诚的教徒，他爱上了伊丝特并向她求婚。伊丝特也曾一度钟情于他，却在威廉再度出现之后放弃了弗雷德。这时的威廉·拉奇经营着一家“皇冠”酒吧，虽然小有积蓄但仍然嗜赌赛马，并以自己的酒吧为据点聚众赌博。他在离开佩吉之后和伊丝特正式结婚，并让伊丝特过上了几年幸福的生活。但好景不长，他聚众赌马的事情败露了，酒店被查封，积蓄耗完之后全家陷入了贫苦之中。因为常年外出赌马受寒而患上了结核病，威廉最终在病痛的折磨下死去。失去丈夫的伊丝特带着儿子走投无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信给巴菲尔德夫人，没想到真的收到了回信；于是她又回到了伍德维庄园，和家道中落的巴菲尔德夫人生活在了一起。数年后，她的儿子长成了一个军人，而她也和巴菲尔德夫人一起过上了安定满足的晚年生活。《伊丝特·沃特斯》是英国较为典型的一部自然主义小说；许多学者认为《伊丝特·沃特斯》是摩尔最具代表性的自然主义作品。摩尔选取生活于社会下层的仆人为描写对象，采用不偏不倚的客观的叙述话语，以仆人的视点去写底层民众的生活，给读者以强烈的真实感与冲击力。这部作品所体现出的印象派绘画技巧、意识流的心理描写手法以及给人以轮回感的圆形结构，都显示了其不容置疑的艺术价值。
《埃伯利街谈话录》出版于1924年，是乔治·摩尔晚年创作的随笔集，也是其晚年最重要的著作。该作基于对巴尔扎克、魏尔伦（Paul Verlaine，1844-1896）、波德莱尔等经典作家的分析评论，对19世纪后期的各种文学艺术思潮与流派做了系统的阐发评价，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艺术与人生、艺术与灵感、艺术与情感之间关系的看法。《埃伯利街谈话录》不仅展现了19世纪前后的社会风貌和文学艺术，也表达了作者独特的人生观和艺术观，内容丰富，语言风趣幽默又富有哲理，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早在19世纪80年代，摩尔的创作就体现出了强烈的意识流风格。在《迈克·弗莱契》中，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贯穿全书，其中只偶尔穿插了几段间接叙述。很多西方学者都认其对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吉尼亚·吴尔夫等著名意识流作家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也因此被视为英美意识流小说的重要开拓者。
乔治·吉辛，英国小说家、散文家，也是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家，一生创作了20多部长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以及随笔、文论文字若干。其代表作品有小说《新寒士街》（New Grub Street，1891，又译《新格拉布街》）、散文集《亨利·赖克劳夫特的札记》（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1903，又译《四季随笔》）、文学评论《狄更斯研究》（Charls Dickens：A Critical Study，1898）等。
乔治·吉辛1857年11月出生于英国约克郡威克非尔德镇，家里有五个孩子，吉辛排行老大。父亲托马斯·吉辛是一名药剂师，博学多才，十分注重对吉辛的教育。吉辛度过了一个愉快充实的童年，也养成了喜欢阅读的好习惯。在很小的时候，他就阅读了很多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华兹华斯、狄更斯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之后又学习了拉丁语，涉猎过一些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学作品。然而，吉辛13岁时父亲不幸离世，家境也就变得贫困起来。吉辛克服重重困难，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曼彻斯特的欧文斯大学就读。在此期间，吉辛在文学创作方面开始显露出超凡的天赋。18岁那年，吉辛结识了一位名叫玛丽安·海伦·哈里森的妓女并与之相恋。玛丽安是个生活窘迫的孤儿，常到学校附近的酒吧酗酒作乐，还染上了很重的酒瘾。吉辛十分同情她的遭遇，希望能改变她境况，为此他动起了偷窃同学钱财的念头，并在实施行动的时候被当场抓获。吉辛因此被学校开除，并服了一个月苦役，之后他的人生就一落千丈。
1877年他搭船前往美国。为了生存，他先是在美国的一个中学找了一份教师的工作，并向芝加哥的几家报纸投稿。这段时间吉辛的生活十分艰辛，常常食不果腹，还一度有过自杀的念头。之后他回到英国，住进了伦敦贫民区，做起了每小时只有五便士的临时家庭教师。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虽然导致了他身体的衰弱，但却为他之后创作贫民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1879年，他和玛丽安重逢，两人旧情复燃并很快步入了婚姻；但玛丽安积习难改，不仅愚昧任性而且嗜酒如命，难以忍受的吉辛最终决定和她分居。此后，吉辛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虽经济状况并未有很大改善，但还是持续对玛丽安予以接济，一直到1888年她因酒精中毒去世为止。
1891年，乔治·吉辛发表了他最受赞誉的小说《新寒士街》。这本书的出版使其文学生涯出现了转机，也让他在英国文坛占有了一席之地。之后，他再次步入婚姻，第二任妻子是他在公园遇到的一个名叫伊迪斯·恩德伍德的女仆。虽然伊迪斯为吉辛生下了两个儿子，但这段缺乏感情基础的仓促婚姻却并未带给吉辛幸福。没什么文化的伊迪斯生性粗鲁、脾气暴躁，因而两人常常会为一些小事吵得不可开交；两个孩子出生之后，捉襟见肘的经济困窘更是让这段勉强的婚姻雪上加霜。1897年，不堪忍受的吉辛选择抛下妻子和孩子，独自离开。1898年，他结识了加布利埃尔·弗勒里。这位法国女士来信请求翻译《新寒士街》，一段时间的通信交流后两人渐生情愫，并生活在了一起。由于他无法和前妻离婚，两人最终也没有正式结为夫妻，但这却是吉辛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日子。长期的穷困使其积劳成疾，年仅46岁的吉辛因为胸膜炎于1903年12月在法国逝世。
命运坎坷的吉辛在文学创作方面属于大器晚成。他虽一生创作了很多作品，但一直到晚年乃至死后才算声名鹊起。工业革命给19世纪的英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和各个领域的新发现撼动了英国传统的神学信仰，而来自法国的自然主义之风也缓缓吹进了19世纪末叶的英国文坛。“我真正追求的是一种表现低贱生活的、绝对的现实主义。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知道还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曾严肃地处理过这种平常而卑微的生活。” [178] 贫穷对于人的腐蚀作用是吉辛所有小说的主题。他既不相信有产者的慈悲，也不相信无产者的反抗，从而陷入悲观绝望之中。吉辛一度崇拜前辈文豪狄更斯，甚至专门撰写过一本《狄更斯研究》；但他与狄更斯并不相同：在揭露与批判现实时，他对改良社会不抱任何幻想。吉辛的小说大都采用暗黑冷酷的素材，这意味着真正对其小说创作有影响的作家还是左拉、莫泊桑等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在《新寒士街》中，他表达了自己关于自然主义小说的创作理念：“我想出了一个表达它的新方法，我的真正用意是在那些出身低贱的人的范围里发现一种绝对的现实主义。……我要论述那些本质上不算英雄的平民，论述那些受粗俗环境支配的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我将逐字逐句把它再现出来，除了忠实的进行报道外，不作丝毫掺杂个人观点的离题描写。” [179]
《新寒士街》被很多学者视为当时英国穷苦文人的真实写照，也是19世纪末叶英国描写贫民生活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小说主要以青年作家埃德温·里尔登和文学批评家贾斯帕·米尔维恩二人截然不同的社会经历和文学观念为线索展开。作家埃德温·里尔登是一个有才华、有追求的青年，因早年创作了几部优秀的小说而在伦敦文学界崭露头角。他鄙夷那些为了赚取金钱、迎合大众而创造出来的文字，但他这种认真的创作态度也导致他无法成为一位高产的作家。随着收入的逐渐减少，家里的经济状况也日渐拮据。艾米·尤尔嫁给里尔登，既是看重他的文学才华，同时也是为了嫁给一个有名气的作家而让自己过上舒适体面的生活；但残酷的现实打碎了她的美梦，她没有办法像其他人一样身着华服，出入各种聚会，甚至还得为了维持生活向娘家伸手借钱。慢慢地，她越来越无法理解里尔登对文学的坚持，也无法对其艰难的创作表现出体谅和宽慰。灵感枯竭的痛苦和妻子明里暗里的指责压得里尔登喘不过气来，他的脾气越来越坏，虽真心爱着妻子却常会与其爆发争吵。妻子提出分居后，为了留住妻子和孩子，他强迫自己遵循市场规则创作自己都不愿再看第二眼的作品，然而依然于事无补。无法改变贫困境况的里尔登，最终只好与妻子分居，身体也每况愈下，最后在贫穷和疾病中郁郁而终。贾斯帕·米尔维恩则与里尔登完全不同，他是个看起来彬彬有礼的体面青年，家境并不富裕，收入也很一般，有时甚至还要问家里伸手拿钱，但他为人聪慧圆滑，擅社交，讲实际。虽然初入文坛时也经历了一些挫折，但他很快便改弦更张，接受了文学的市场导向和金钱规则。贾斯帕平日为各大报纸杂志撰写评论文章，出入各个文学圈子，在伦敦文学界呼风唤雨如鱼得水。回乡之时，他遇到了文人之女玛丽安·尤尔并对其心生爱慕，但却一直因女方的家境而犹豫着，不愿意确定恋人关系；在知道玛丽安有5000镑遗产可以继承后，他才表达了爱意并向其求婚。后来一发现这笔遗产已经被消耗殆尽，他便立刻终止婚约，将目标转移到了玛丽安的表姐艾米身上。那时里尔登已经离世，成为寡妇的艾米在大伯父约翰·尤尔死去之后，继承了一万磅遗产，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有钱人。在贾斯帕向她求婚之后，她欣然步入了新的婚姻，这一对与商品社会同化的新夫妻在金钱的支持下，过上了体面快活的生活。
除了里尔登和贾斯帕之外，艾尔弗雷德·尤尔和哈洛德·比芬也是穷苦文人的典型。艾尔弗雷德·尤尔是玛丽安的父亲，一个始终不得志的老文人。与贾斯帕一样，他也希望成功成名，甚至曾为此企图挪用赠予女儿的遗产创办报纸，但不同的是他还保持着一个文人基本的道德底线。因此，他在跟阴险狡猾的对手费德奇的交锋过程中屡屡败北，最后落得个贫病交加、愤懑而死的下场。哈洛德·比芬较之里尔登更加穷困潦倒。他为人善良忠厚，以给人作考试补习谋生，业余时间全力从事小说创作；然而终于出版的小说却未能获得大众的赞赏。比芬常常会到里尔登家与其谈论文学和文学界的新闻，并寻求一些饭食充饥。渐渐地他对里尔登的妻子艾米产生了爱慕之情，但这段无望的暗恋注定是失败的，最终他在寂寞绝望之中自杀身亡。
小说之外，乔治·吉辛的散文也以其文笔灵动而在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1903年，他出版了自己的自传性随笔集《亨利·赖克劳夫特的札记》。主人公亨利·赖克劳夫特是一位40多岁的穷文人，独自一人过着贫困落魄的生活，他鬻文为生，凭着微薄的收入过活，平常还要自己劈柴、煮水、劳作。50岁的时候，他突然得到了一笔意外的遗产，一位相识的熟人在死后遗赠给他一笔终生养老金。靠着这笔钱他在乡下买下了一间小小的农舍，并雇佣了一个管家来料理自己的生活起居，过上了平淡舒适的归隐生活。
吉辛借赖克劳夫特这个落魄文人之口抒发了自己心中的块垒，以恬淡自洽的口吻表达了对大自然、对文学艺术、对昔日美好时光的向往和爱恋，并在对大自然的描写和情感的抒发中将自己的思考和见解娓娓道来，文风朴实淡然，语句优美动人，文字精炼简洁，一打开就让人不忍释卷。这部作品可以视为一位智者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和反思，渗透全书的除了“平和且稳重的满足感”，还有“吉辛所企望却未能实现的心境” [180] 。“与其说它是一本回忆录，不如说是一种期望。” [181]
乔治·吉辛1886年出版的小说《民众》（Demos，1886）反映出其对自然生态的关注，作品通过对万利山谷不同时期的景色描写以及矿场工人的遭遇，发出了希望人类回归大自然的强烈呼唤。除了小说、随笔之外，吉辛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狄更斯研究》。1956年，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刊文称其“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狄更斯评著” [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