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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管理是互联网国家治理研究模型中的两大变量，其属性并非一成不变，需结合研究对象的历史与现状确定，否则便难以反映俄罗斯互联网自身的特征。究竟哪些具体变量影响着俄罗斯互联网国家治理的选择？在不同历史阶段，变量角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本章以俄罗斯联邦通信与大众传播部2011—2020年间发布的《互联网年度报告》为样本，分析影响俄罗斯互联网国家治理的关键变量。
之所以选择2011—2020年间的俄罗斯互联网行业的年度报告为样本，是因为它们是此间俄罗斯以国家名义发布的最完整和最权威的互联网统计与分析报告。俄罗斯联邦通信与大众传播部自2005年起开始发布行业年度报告，最初只发布期刊市场报告，对报纸、杂志、图书等市场进行整体分析，直到2011年才开始按照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图书、印刷等细分市场分别发布年度报告，从而为本研究提供了连续且翔实、权威的研究资料。研究发现，从2011年开始发布《俄罗斯互联网年度报告》并非偶然，因为正是从2010年开始，俄罗斯使用互联网购物和支付的用户数量占居民总数的12%。
从互联网的创新扩散过程看，当早期少数创新使用者迈过目标对象总体的10%的门槛时，该创新便具备了大众化的特征。对于俄罗斯互联网而言，2010年互联网大众化的一个显著亮点即互联网购物更加活跃，与之相应的是互联网贸易的物流业加速发展。在各类交易商品中，衣服已经取代了在电子贸易初期图书一统天下的地位，成为俄互联网购物中最活跃的交易物，它表明俄互联网与大众的日常生活的联系更加紧密。
本章以各年度的报告为对象，统计互联网“发展—管理”关系的变量在相关章节出现的先后顺序及其变化、报告内容的长度（页数）、变量属性的调整等，研究国家、受众、互联网经济、基础设施、数字内容、技术、管理等变量在报告中的变化，揭示不同时期影响俄罗斯互联网“发展—管理”关系和国家治理的关键变量及其自身属性的演变过程，确定本研究的具体对象。
需要说明的是，《俄罗斯互联网年度报告》发布的时间通常为每年3—5月份，相关调查数据最晚截至当年3月。当年发布的年度报告主要反映上一年度俄罗斯互联网发展与管理的基本情况，报告的基本名称固定为“俄罗斯互联网：现状、趋势和发展前景”，报告的具体结构则根据当年互联网产业的特征、发展重点和管理创新等进行调整。本书主要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3月，其他资料更新至2022年7月，如法律法规等。
本研究的具体统计方法是，首先将各年度报告的目录进行汇总，按照2011年到2020年的顺序，汇总章节的名称（包括前言、结语、附录等），删去重复的，列于表格左侧第二列，共获得22项。然后在相应年度列出实际章节序号。比如，2011—2015年的报告始终以“前言”始，统计该项时就将其“位置”标为“1”，但2016年一反常态，报告首次未设“前言”，则当年该位置被标为“0”，依此类推，形成相应的统计表（见表4.1），反映相关变量的产生顺序、出现频次、持续时间、位置变化等，以进一步确定影响国家治理的关键变量。关键变量提取后，再根据不同年度报告的内容，对报告中描述的变量属性分别予以统计，研究其内涵与外延的变化，为后续研究俄罗斯互联网国家治理的实践与面对的挑战提供取舍依据，以发现俄罗斯互联网治理样本的独特性。
表4.1反映了2011—2020年间《互联网年度报告》结构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俄罗斯互联网研究中的不同变量在不同时期受关注的程度，它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俄罗斯互联网“发展—管理”关系的变化。
表4.1中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0”的次数在增加。一方面，它表明年度报告之间的差异性整体上在扩大；另一方面，它反映出俄罗斯互联网不断渗入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其年度报告的关注对象逐渐从最初互联网自身发展的技术性和功能性的一般性总结向互联网与社会、互联网与国家、互联网与教育的关系转变，并不断使用更为宽泛的概念，如互联网基础设施等，将互联网自身发展的一般性、技术性和内部性因素融入其中。
例如，2011年报告正文的第一部分为“一般特征”（在报告中居“前言”之后，故表中依序标为“2”），属当年报告的第一象限内容，也是当年研究者和社会最为关注的方向。它从地区分布、使用目的、宽带用户数、移动用户数、广告组成、全球地位等多个角度概括了2010年俄罗斯互联网发展的基本情况，但此后的年度报告却再未专设此章节（表中对应栏标注均为“0”）。该变化意味着，互联网完成基础性建设后，开始与更多的社会分支发生关系，其影响力已经超出互联网行业本身，报告的关注点因而随之增加和调整，互联网发展的基础性数据则被分散到其他章节中。正如表4.1所示，自2017年起，年度报告正文基本上由五大部分组成，即互联网与国家、互联网与社会、基础设施、互联网与经济、教育与人才等，互联网的一般特征不再属于报告研究的重点。
统计发现，有些章节的设置出现反复的情况，即可能在消失几年后再次被关注。如2011年报告设“受众”章，正文中用近17%的篇幅研究受众（总报告81页，受众研究占14页），详细分析了2003年到2011年间俄罗斯受众的变化，揭示了18岁以上网民从2003年冬季占居民总量的3%增长到2010年冬季的31%（活跃用户达到3600万）
的重大变化过程及受众的上网兴趣和行为特征。如此重要的内容在2012—2014年连续三年的报告中均未单独设章加以研究，而是变成“统计”或其他章节中的一小部分。这或许并不能说明受众因此变得不重要，但至少表明此后几年中，报告发布者关注的重点发生了变化。
表4.1 2011—2020年《互联网年度报告》目录结构的内容统计
注：表中“0”表示该变量未出现在相应年度报告的目录中，“1”“2”……表示该变量在相应年度报告目录中的顺序。左侧第二列变量的顺序按照2011—2020年报告发布的先后顺序自然生成，不重复统计。最右侧的“生命力”指相关变量在历年报告中单列成章的次数，表中最后一行中的“报告长度”指当年报告的正文页数。
有趣的是，2015年和2016年“受众”再次单独成章。仔细阅读报告正文可以发现，经年的积累已使得俄罗斯网民的数量和比例均出现显著增长。2014年底，俄罗斯每天上网人数超过居民总数的52%，达到6080万
；2015年网民数量突破8000万，在2002年到2015年的13年内增长了8倍，每天上网人数占居民总量的57%
。由此可见，报告构成的变化能够反映特定变量影响力的消长。
又如，2016年的年度报告中突然出现“危机与互联网”，反映了2014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克里米亚地区全民公决加入俄罗斯联邦，在美国及其盟友不断升级对俄制裁的大背景下，俄罗斯互联网发展面临的挑战。此后，该内容再未以单独章节出现，但“危机”背景始终存在，并体现在“互联网与国家”“互联网与经济”等章节中。
同样，2020年的报告中，首次将“网络安全”单列一章，反映了安全在俄罗斯互联网治理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在2011—2020年的年度报告中，长度最短的是2011年，共计81页，最长的是2012年，其次为2014年，两者均超过130页。2011年的报告只有5章，即前言、一般特征、受众、经济与社会活动和结语。如果不考虑前言与结语，则实质性内容为一般特征、受众和经济与社会活动。显然，从国家层面看，当时俄罗斯关注的只是互联网本身。或许这样的报告并不能完全反映俄罗斯互联网发展与管理的全貌，因此，2012年的报告变成至今最长的一份报告，达139页。报告的篇幅构成也不断丰富和优化，从最初的5章增加到2012年的10章和2014年的13章。正是在这三年，俄罗斯互联网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并在2011年底开始成为欧洲网民人数第一，月度活跃用户达5290万人，占俄罗斯18岁以上公民总数的46%，周活跃用户和日活跃用户则分别占18岁以上公民总数的42%和33%。
2015年后，国家关注的重点从互联网行业的中观和微观发展，转向互联网与国家、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宏观关系，因此“互联网与国家”首次位居报告正文之首，并一直持续至2020年。2021年和2022年俄罗斯未以《互联网年度报告》形式总结行业发展状况。相应地，2011—2014年间始终没有被提及的“教育与人才”成为此后多年报告中的“常客”，反映了俄罗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已经对教育和人才提出了更高的和更多的要求。任何一项技术或发明，如果对它的需求被实质性地传导到教育层面，则表明其影响力已非常强大，它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已非同一般。
哪些变量属于互联网国家治理的关键因素？通过对变量的自然排序、生命力排序和报告的期末排序这三种排序结果的对比，可以发现互联网发展与管理的优先变量，然后根据变量的属性分析，确定国家治理的关键客体。按照表4.1中不同变量出现的时间和位置顺序可得出变量的自然序列，即被俄联邦政府纳入报告的顺序；根据各个变量在10年中出现的总次数（其出现在不同年度报告目录中的次数，出现次数最多者位居表4.2生命力排序栏中的“1”位，相同次数者再考虑其被引入报告的顺序，依此类推，但只取出现三次及以上的变量）可排出生命力排序；各变量在2020年度报告中的位置即为期末排序，因2021年俄罗斯未发布独立的《互联网年度报告》，因此变量统计截至2020年。三种排序中均不包含前言、结语、缩略语、信源名单等辅助内容，结果形成表4.2。
表4.2 不同变量的三种排序列表
统计表明，生命力明显领先的变量是“互联网与国家”“基础设施”和“互联网与社会”，出现次数分别为9次、8次和7次，高于中位数3。它们属于互联网国家治理研究中最主要的变量。其中，“互联网与社会”是最早出现在报告中的变量之一；“互联网与国家”虽然最初出现时排序靠后，但一直存在并且自2015年起连续6年居正文的第一位；“基础设施”自2013年便一直“在场”，无论是生命力排序还是期末排序均居第二位。由此可以推断出互联网治理的三个最重要变量，即“互联网与国家”“基础设施”和“互联网与社会”，并由此析出俄罗斯互联网国家治理研究的两个主体——“国家”与“社会”和一个客体——“基础设施”。
第二梯队是三个生命力相等的变量“互联网与经济”“教育与人才”和“数字内容”，前两项在年度报告章目录中各出现6次，“数字内容”出现5次。它们不仅出现次数多，而且除了“数字内容”在期末报告中与“互联网与经济”融合在一起外，另两个都坚持到统计期末，属生命力强盛变量。由此可以析出俄罗斯互联网治理的另一个重要主体，即与“互联网与经济”和“教育与人才”密切相关的企业，以及另一客体——内容。
第三梯队变量大多属于常量，在国家互联网治理中的影响相对较小，但不可或缺。它们是“受众”“技术与工艺基础”“基础性和辅助性服务”“互联网与企业”“法规基础”等，均属年度报告的早期构成，均有过三次及以上单独成章的机会，只是在此后的报告中被逐步融入更大的分类，以节的形式出现。它们构成各个报告的基础性变量，在不同的互联网发展与管理阶段具有不同的影响力。
研究发现，影响俄罗斯互联网“发展—管理—治理”关系的变量并非一次性形成，它们与俄罗斯互联网的发展与管理的关系、阶段和水平相关。这一发现表明，基于“发展—管理”基本关系模型研究互联网治理具备较充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经过1994年至今近30年的发展与管理的相互作用，影响俄罗斯互联网治理的主体、客体和主要手段均已显现。其中，受众、国家和企业是互联网治理的三个主体，基础设施、数字内容、技术与工艺基础是主要客体，经济、法规、教育与人才以及危机等属于外部影响因素。通过内容分析法获得的俄罗斯互联网治理变量的构成和本书第二章构建的研究模型具有较高的匹配度，支持本研究的深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