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从功能上看，互联网最早的属性是通信工具。早期的新闻组和电子邮件等应用都是人们交流的手段。但俄罗斯互联网无意间在一场国家政变中早早地与政治联姻了。1991年8月19日，俄罗斯联邦的缔造者、政治家鲍利斯·叶利钦在决定自己政治前途和命运的“八一九”事件中，正是得到了当时苏联程序员们的帮助，利用互联网上的新闻组（Usenet）向国际社会传递信息，获得了外界的支持，塑造了其“民主斗士”的形象，开启了崭新的政治生涯。
对此，叶利钦曾在自己的传记中简单提及。他表示只是听说，并没有直接与程序员接触过。这一表述至少证实此事的确存在。2016年10月，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原负责人阿历克谢·索尔达托夫（Алексея Солдатов）之子安德烈·索尔达托夫（Андрей Солдатов）和伊林那·勃罗冈（Ирины Бороган）共同撰写的《捍卫俄罗斯互联网战役》
一书，在前言中首次披露了俄罗斯互联网与政治联姻的细节。本节以叶利钦的回忆录《总统马拉松》和前文所提《捍卫俄罗斯互联网战役》等为参考，对俄互联网早期与政治的“亲密接触”予以介绍，回顾这段历史有助于理解俄罗斯互联网的早期发展环境。
如前所述，俄罗斯程序员助力叶利钦执政所涉及的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拥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其研究人员享有更多对外交往的自由，远胜于普通苏联公民。例如，1966年11月，该所曾邀请当时有争议的作家索尔仁尼琴
与该所600多名科学家见面。此次会面为该作家创造了第一次公开发表演讲的机会。他借此讲述了自己在集中营里的遭遇，还朗读了自己尚未发表的长篇小说片段。由此可见，该研究所具有不同凡响的社会资源动员力。
1991年“八一九”事件前，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的互联网已经连接了苏联国内400余所大学、研究所、科学院和国家机构，涉及苏联70座城市。“八一九”事件发生时，叶利钦刚刚结束对当时的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的访问，准备飞回莫斯科家中休息。闻听苏联进入紧急状态的消息后，他马上回到自己的大本营——当时俄罗斯共和国政府所在地“白宫”
。面对随时有可能被捕的危险，叶利钦和他的支持者唯有躲在“白宫”等待救援。但此时对外通信被紧急状态委员会控制，叶利钦的手下只好四处发传单，呼吁公民走上街头，保护“白宫”，保护叶利钦。
正是一名发传单者敲开了雷尔康姆公司的大门，让未满周岁的苏联互联网不经意间与叶利钦政治集团结盟。当时，有14名程序员负责维护“德莫思”系统运营，公司拥有一台备用服务器和辅助调制解调器，速率为9.6KB/秒。但政变之日正逢莫斯科国际计算机技术展览会开幕，雷尔康姆公司所有的程序员都去参加了展会。公司负责人巴尔金立即打电话要求他的同事带着设备返回公司，并迅速恢复了已经中断的网络通信。正在外高加索出差的该研究所负责人阿历克谢·索尔达托夫获知政变消息后，分别给研究所和雷尔康姆公司打了电话，叮嘱他们：邮局应该工作。显然，此处“邮局”暗指互联网。
实际上，“白宫”的工作人员敲门而入并非为了上网，而是想借用公司的复印机，复制叶利钦的《告人民书》。但索尔达托夫明确要求，必须集中保障通信。对他而言，印制传单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与苏联其他城市以及世界保持联系。因此，程序员巴尔金告诉“白宫”的敲门者，快忘了传单，他们能够与全苏所有大城市进行通信，甚至连接整个西方。闻听此言，“白宫”的第一位敲门者离开不久便来了另一位。后者交给巴尔金一份叶利钦的控诉书，请他上网发布。随后，程序员们帮助“白宫”与列宁格勒
政府建立了直线联系，对方表达了对叶利钦的支持。由此，俄罗斯互联网与政治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实现了。
借助互联网，叶利钦及其支持者的声明得以在苏联国内各大城市和国外传播。Usenet新闻组中的talk.politics.soviet成为“八一九”事件中叶利钦与外界沟通的最主要的新闻渠道。程序员将网络讨论建立在几个服务器上，以保障其稳定性和可靠性。随后，支持叶利钦的消息源源不断地从西方传回来，为叶利钦与紧急状态委员会对峙提供了强大的外部激励。到了莫斯科的夜间，新闻组中充满了美国人，因为此时正是美国的白天。由于访问量骤增，网络一度瘫痪。研究所要求程序员不惜代价恢复网络。著名程序员、su域名的管理者安东诺夫为此向网友呼吁，暂停向这个俄罗斯与国外联系的唯一电子渠道发送任何笑话和愚蠢的问题，也不要在此开玩笑，或进行私人交流，以保障叶利钦支持者的通信能力，组织舆论反击。他们利用网络向全世界发布来自亲叶利钦的新闻机构如国际文传电讯、莫斯科回声、俄新社、西北通讯社和波罗的海传真的消息。此类消息正是紧急状态委员会所禁止的，无法通过正常渠道传播。此后，上述媒体也得到了叶利钦的保护。
正在雅尔塔休假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通信部部长布尔加克（Владимир Булгак）在事发后也奉命回到了莫斯科，接受叶利钦的指示，试图控制无线电中波通信。但当时的加盟共和国并不掌握苏联的通信密码，要绕过苏联政府设置的密码发射无线电中波信号并非易事。所幸，经过努力，两天后布尔加克取得了成功，中波发射站开始工作。当叶利钦手持麦克风，走下“白宫”台阶时，他的声音终于被整个俄罗斯听到。此举震惊了当时的苏联通信部工作人员，因为布尔加克做到了理论上不可能成功的事情——破译密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组织者深感失望。8月21日，政变幕后主使、时任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Владимир Крючков）命令取消对叶利钦的监听，并立即销毁一切录音，随后紧急状态被解除。
与布尔加克助力叶利钦声扬全国不同，雷尔康姆公司不仅发布了叶利钦的声明，还鼓励网民将自己看到的“窗外情景”通过网络向世界传播。从政变当天起，程序员们便要求苏联国内所有网络用户朝窗外看，然后将他们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传递上网，但明确要求只讲事实，不带情绪。雷尔康姆公司的程序员们将大众传媒上的新闻与目击者的观察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互联网诞生之前人们从未看到过的社会图景。此时的网络用户不仅传播信息，而且收集和发布信息，或许可以被视为早期的UGC （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产内容）的一种探索，他们也因此成为俄罗斯公民中最早的网络政治参与者。
早期互联网的政治属性远非今天表现得如此清晰。尽管西方一些政治人物始终将其视作推动特定国家的人民推翻现政权的重要工具，但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发展并非如网络乌托邦者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人们通往自由民主之路的助力者；而借助技术革命改革现行的社会制度，也鲜见成功案例。俄罗斯互联网与政治联姻后，一度赢得了长达20年的自由生长期，从表面上看似乎与政治无关，但它的政治基因始终存在，并日益活跃。
俄罗斯互联网独特的“史前史”展示了其强大的通信能力，让俄首任总统直接感受到互联网的重要性。虽然叶利钦任期内并未对互联网发展做出特别明确的规划，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作为互联网的直接受益者，叶利钦在执政期间对互联网发展持高度包容的态度，任其自由发展。当传统媒体被当局牢牢把控时，互联网就成了俄罗斯各党派竞争的舞台。普京执政后虽然重拳整治金融寡头，从他们手里夺回了对大众传媒的控制权，并使之按照俄罗斯“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运营，但仍然给互联网保存了一份“自留地”。与政府加强互联网建设几乎同步的是，俄罗斯国内政治反对派的网络资源不断增加。除了国际知名社交网络品牌推特、脸书外，俄罗斯最著名的博客网站直播杂志（livejournal），社交媒体“联系”“同学”等都成为政治角逐的重要空间。
从1992年叶利钦担任总统到普京的两个任期，再到梅德韦杰夫2012年结束第一个任期，这整整20年中俄罗斯对于互联网的发展始终较为包容。即使是注册为互联网大众传媒的网站也仍然享有比电视媒体自由得多的信息生产与传播空间。对此，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研究者称之为俄罗斯传媒的“双层制”。
所谓双层制，即一部分传播渠道，特别是电视媒体，受到严密控制，与此同时，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其他渠道被允许拥有较为充分的自由，借此保持俄罗斯媒体适度的多元化，满足非执政党派的传播需求，发挥信息流动“安全阀”的功能，塑造俄罗斯民主的形象。
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大规模应用，所谓“颜色革命”开始向俄罗斯渗透，俄反对派开始广泛利用互联网的社会动员功能，表达更加多元的诉求。从2011年底议会大选到2012年总统大选期间，从西伯利亚到莫斯科，俄罗斯多座城市爆发游行，抗议选举结果，反对普京连任，最多时聚集的游行者达10万人，成为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境内最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而此前的各类游行人数最多的为200人。
此间，社交媒体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深深地刺痛了俄当局。在此情势下，互联网曾经给俄联邦创始人带来的政治利益以及此后产生的政治红利开始让位于现任领导人对“国家安全”的担忧，一度沉默的俄互联网政治基因再次被激活，并出现了互联网管理“政治化”倾向。
所谓政治化倾向表现为三方面：一是俄罗斯和许多国家一样，开始努力在互联网空间行使类似于物理空间的国家主权。二是俄罗斯政府和其他各国政府一样，加速立法，不断改变立法落后于技术发展的现状。互联网立法与现实间的差距已经使人们质疑基于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的民族国家的本质及其适应当前挑战的能力，而这些挑战正导致政府与政府、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走向重构。三是随着互联网用户构成的变化，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互联网环境正在迅速变得更加国际化，而不再以西方为中心。未来，互联网的重心将转移到东部和南部，越来越多的政府将不再满足于当前的互联网治理制度，会不断试图挑战美国在网络领域的历史主导地位。在西方学者眼里，21世纪最初的十余年，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中充满了对现行互联网管理制度的挑战，他们力图改变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互联网治理体系中的西方叙事模式，而后者正是以美国为中心。换言之，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俄罗斯互联网治理开始发生变化，加强互联网主权控制和“去美国化”的政治倾向表现明显。
中国学者杨成认为，2012年俄罗斯总统选举的结果标志着俄罗斯梅普组合“双头政治”格局的结束，以及始于2000年并可能持续至2024年的“长普京时代”新阶段的开始。
以强国、威权为主要特征的“普京主义”或将继续左右俄罗斯的政治生态。然而，新中产阶级的兴起、选民结构的代际变化，以及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勃兴，可能会消解“普京主义”的正当性。如何应对新型媒介生态下出现的各种治理挑战成为普京进入第三个任期后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因此，随着互联网对俄罗斯社会结构的改变，其早期形成的政治属性将更加彰显，国家治理互联网的路径、措施和力度也将不断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