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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对话理论和互动战略理论，互联网发展与管理两大变量的协作与消长在理论上可能形成四种关系模型，即“单极型”“均衡型”“冲突型”和“危机型”。在不同的关系类型阶段，国家治理角色应有所调整。
单极型指发展与管理两大因素的力量处于极度不平衡状态，一方力量远远强于另一方，两者的关系向单极偏向。俄罗斯互联网初期的发展显现出向发展变量偏向的特征，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互联网发展初期也具有此类特征，只不过“单极型”关系持续的时间各异，因为它还与互联网发展面临的PEST构成密切相关。
总体上，在互联网发展初期，由于人们对其认知不足，只有少数人对其青睐有加，互联网成为一种纯粹的技术“秀”，无论是国家、社会还是个体，对于互联网的管理都未予重视。此阶段属于发展变量极度强盛时期，虽然互联网从一开始即已显露出某些缺陷或不足，但是人们在“技术痴迷”和互联网“烧钱”的疯狂中对此没有重视，任其“野蛮生长”，即使有少数反对与抗议的声音，也很快变成“沉默的大多数”。此即典型的偏向“发展”的单极型关系。
理论上，也可能出现偏向“管理”的单极型状态。尤其是随着互联网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越发密切，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缺陷、导致的社会危害和不良影响以及线上线下共同作用产生的新现象和新问题，都对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管理变量将变得更加警觉，更加主动。因此，不排除在特定的情况下，在特定的地区和时间里，会出现“管理”单极型关系，甚至可以说，出现“发展—管理”关系向管理倾斜的趋势难以阻挡。比如在1996—2002年间，中国早期网吧兴起时，曾经有许多未成年人沉迷于此，家长为此愤怒地声讨网吧，要求对其加以严格管束。2002年，“蓝极速网吧事件”
发生，国家有关部门全面整治公共上网场所，关闭了大量网吧和游戏厅，并对其经营者和经营场所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此时一度出现了偏向管理的单极型关系，甚至不惜牺牲网吧的发展。清理整顿中，当时北京最大的飞宇网吧不得不停业一年。毕竟，在人的生命安全与健康面前，互联网的发展属于次要利益。同样，在大国博弈过程中，当互联网安全遭遇威胁时，也可能出现更大程度的向管理变量的偏向。俄罗斯最近几年一直在进行的“断网”演习便是在研究遭遇外部威胁时，如何实施互联网的中央控制。在此情形下，可能会牺牲部分网络功能或弱化网络体验以维持网络整体运营。
总之，单极型意味着向一个方向的极度倾斜，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往往出现在特定的时期，但显然不是最佳的关系模型。任何一种偏向都只能是暂时的，长期的关系失衡会导致互联网生态的根本性破坏。
理论上，均衡型关系乃最佳状态。当互联网的发展达到一定阶段，管理应运而生，管理力量因需而增。当两者相互匹配时，力量均衡，变量间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互为自变量和因变量，形成互联网治理的良性态势。打破均衡状态的往往是外源性力量。一旦在某一个时间节点，某个人、某件事或某种技术的出现打破了既有均衡态势，“发展—管理”关系便要重新平衡。重新平衡失败将导致两种后果：一种是向某一方向倾斜，即单极型关系形成；另一种是更为强大的外部变量介入，比如国家治理的加强。以俄罗斯互联网为例，当其进入发展与管理的第二个十年后基本处于均衡型发展阶段，互联网资源的数量不仅快速增加，而且对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完全符合本文对“互联网发展”概念的定义。但俄罗斯互联网“发展—管理”的“均衡型”关系在进入第三个十年后很快因为地缘政治因素的干扰不得不转向“危机型”关系模式。
是否所有的均衡型关系都会被危机所打断呢？此间会不会出现其他关系模型呢？通过对变量关系的推演，笔者认为，在形成新一轮单极型关系模式之前，理论上会出现一个过渡型关系模式，即冲突型。
互动战略理论学者哈丁将互动分为“冲突互动”“协调互动”与“合作互动”三种关系模式。互联网发展与管理两大变量在互动过程中，也存在着形成冲突型关系的可能。此处所谓冲突型关系，主要指互联网发展与管理变量在对话过程中，需要牺牲某一方的利益以实现另一方的利益或者达成新的平衡，但由于两大变量势均力敌，均希望牺牲对方利益以保存己方力量时出现的一种冲突状态。
冲突型关系并不一定意味着互联网产业和服务的负向变化，仍然存在向上的可能，即在博弈过程中，双方同时提升，发展与管理各自的创新动力被激发出来，共同做大平台，改善服务质量，提高管理水平。比如，当管理者通过行政手段淘汰落后技术和产能时，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回避冲突，提升战略竞争力，甚至改变市场格局。同样，创新生产方式和改造生产流程也会为管理提供新的空间和平台。
由此看来，冲突型关系对于整个产业发展与管理的影响需要结合实际做出具体分析，不可简单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冲突型模式下，变量间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内耗。当一方无力抗衡时，会让步或者退出，导致关系向另一方适度倾斜；如果两方都消耗过大，则外部治理机制将介入，协调两大变量，促进妥协，寻求公共利益最大化。
危机型关系大多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它破坏了两大变量的正常生态环境，给其带来意外干扰。在危机型关系模式下，生存是“发展—管理”关系的首要选择，内部变量间需要同舟共济，克服危机。危机的到来往往不可预料，它可能出现在前述任一种关系类型阶段，即无论是处在“单极型”“均衡型”还是“冲突型”关系阶段，都可能随时被“危机型”关系中断并取代，它是互联网“发展—管理”关系模型中不确定性最大的一种关系模型。同样，危机型关系何时结束、将向何方转向皆难以预料。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理的水平，尤其是国家治理的效果。其中，是否会出现其他关系模型，亦需不断探求。2014年乌克兰危机引发的美欧对俄制裁将俄罗斯互联网的“发展—管理”关系从均衡型直接引入危机型，俄罗斯互联网国家治理力度因此迅速加大。而何时能够退出危机型阶段不仅与本国互联网治理水平相关，而且受到地缘政治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借助研究模型可以进一步发现，互联网国家治理的主要对象是互联网“发展—管理”关系中存在的挑战与问题，它涉及互联网基础设施、内容和技术三个基础层面。它是一种基于信息社会、社会控制、信息主权、对话、互动战略等理论（见表2.1），以问题为导向、以善治为目标的互联网管理过程。其区别于一般管理与统治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以国家主体为主导，社会与企业主体为补充，通过命令、对话、自律三种机制以及法律、行政和技术三种基本路径，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表2.1 相关理论对研究模型的启发
诚然，作为全球共同面对的新挑战，互联网治理没有完整和系统有效的理论作指导，需要在实践中通过对既有理论的修正、完善与创新，不断予以探索。如表2.1所示，本书构建“发展—管理—治理”研究模型，得益于多种理论的启发，但它本身亦属一种创新尝试，能否成立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以俄罗斯互联网治理实践为例进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