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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华人矿工的到来迅速改变了西婆罗洲的人口比例和社会关系，许多社会问题也接踵而来。1780年前后华人矿工的人数已有四五万人之多，他们的吃、穿、住、用等个人需要和华人的群体需要也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会涉及与当地人的关系。首先，马来人是华人首先打交道的对象，华人从中国进入婆罗洲，很大程度上也拜马来人的雇用所赐。17世纪后期，马来人已在西婆罗洲沿海地区建立了许多定居点，人数可能已超过30000人，他们搭建的高脚屋一排排的矗立在河岸边。自称出身高贵或受过伊斯兰教育的马来人则处于社会的上层，从事宗教或商业活动。而更多的平民则处于社会的底层，教育程度极低，只能从事简单的农业种植和渔猎活动，有些则以海盗和海上走私为业。华人的到来让他们的社会地位有所提升，上层人有了更多管治和赚钱的对象（交税和贸易），下层人则暗自庆幸有比自己处境更差的金湖苦力。
据荷兰和英国学者书中说，西婆罗洲的华人对马来人没有多少好感，尽管马来语已成为当地通用的社会语言。首先马来人从外貌看长得比较矮小和瘦弱，面部五官棱角毕现且皮肤黝黑，与华人的外貌相差较大。荷兰学者威特认为，马来人是一个混血种族，身上流淌着阿拉伯人、印度人、爪哇人的血液，是华人眼中难于接受的“杂种”。马来人不事产业，整天游手好闲，斗鸡、赌博、吸鸦片，还要为给众多的老婆分配时间而伤脑筋，这些行为也遭到华人的蔑视。曾在坤甸任职的荷兰官员桑克（S.H.Schaank）在书里说，华人认为马来商人都是奸商和海盗，他们称三发苏丹是“贼头”（强盗头子）。华人称呼马来人叫“木乃由番鬼”，欧洲学者认为番鬼的意思就是“野蛮人”或“没有开化的人”，客家人甚至私下称呼马来人为“四脚蛇”。爪哇的华人如果娶了马来女人为妻，则会被同胞认为低贱和无能，生下的子女也会被称为“四脚蛇”而遭到华人的歧视。西婆罗洲华人基本上不与马来人包括马来贵族通婚。荷兰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华人普遍对伊斯兰教抱有反感情绪。但也有学者认为，华人与马来人通婚的实例并非罕见，据说婆罗洲的文莱王室、三发王室和爪哇的廖内王室、旧港王室全都具有华人血统。应当是华人先皈依伊斯兰教之后再与马来人通婚的结果。
尽管华人对马来人普遍没有好感，但西婆罗洲几个马来苏丹并没有依仗马来人先入为主和拥有军队的优势而对华人施行杀戮和镇压，只是偶尔挑拨达雅人袭击和杀害华人，破坏华人的矿场和农业设施。坤甸苏丹甚至与罗芳伯结拜兄弟，长期与兰芳公司和平共处且维持良好的关系。后来华人的势力日渐强大，马来人反而希望与华人开展贸易和其他商业交流。南吧哇的马来人土王帕喃吧汉最初在罗芳伯时期曾与兰芳公司开战，兰芳公司势力强大之后他不敢继续与华人为敌。江戊伯第二次执政时期（1804），南吧哇发生达雅人袭击兰芳公司华人事件，江戊伯手执大刀站在河边一声大喝，叫船上的达雅人传话给南吧哇的土王帕喃吧汉，限他明日上来议事。帕喃吧汉不敢违抗，次日乖乖来到议事地点，江戊伯嘱咐他好好管束属下达雅人，不许再欺负华人，帕喃吧汉唯唯而退。可见马来人后期已承认华人公司的合法地位。西婆罗洲的马来人在荷兰人的扶植下一直保持优势地位，这个优势一直延续至印尼独立建国之后。
达雅人虽然是婆罗洲岛上开化较迟的民族，但由于他们的外貌长相与华人较为相似，且对华人有恐惧感而显得较为温顺驯服。有些达雅族女孩长得身材修长有致且皮肤白净，几乎与华人少女无异。故而早期来到西婆罗洲的华人多娶达雅族女子为妻。谢清高口述之《海录·新当国》一节有云：
山中嚟子
极盛，唯各据一方，不敢逾越。稍有迁徙，辄相残灭。故虽强盛而见无来由
、荷兰及中华人皆畏惧，不敢与争。恐大兵动，无所逃遁也。中华人初到此，所娶妻妾皆嚟子女。其后生齿日繁，始自相婚配，鲜有娶嚟女为妻者矣。嚟性尤凶暴，喜杀，得人首级则归，悬之门，以多者为能云。
上述新当国在今坤甸以东的西加省新当县，谢清高所言嚟子即达雅人，可见当时的达雅人尚处于原始愚昧状态，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据说一直到20世纪中期，西婆罗洲内陆地区还有不少达雅人过着家族群居生活。他们用木头、竹子和茅草搭建近五十米长的吊脚屋，一家三代都住在第二层的竹子地板上。平时男女俱赤裸上身，即使少女也无羞耻感。人们出入多用细长的独木舟沿水路而行，男人喜用铁叉捕鱼，用绳套、陷阱或竹筒吹管吹出毒箭捕猎鸟兽，百余斤重的野猪中箭后很快倒毙，猎人可以轻松背起猎物翻山越岭归家。达雅人依然保持落后的迁徙性耕种农业，一般在旱季将坡度平缓的灌木丛或草地点火烧光，翻土后略作平整，雨季来临时种上玉米、旱稻或薯类。雨后让作物自然生长，成熟时收获食用。种植三四年后土地肥力下降，作物产量降低，则将长屋搬迁到另一处合适的地方，再一次放火烧荒开垦播种。达雅人的家族一般划地而居，不敢轻易越界，以免引起土地争端。偶尔需要时才由壮年男子相约出山，用土产向马来商人换取铁制用具、农具和火柴、食盐、布等生活必需品。其余大多数时间均隐居山林，不敢与外族人接触。
达雅人居住的长屋
至于为何华人会称达雅人为“嚟子”（也写作唠子）？袁冰凌书中引用19世纪英国学者厄尔（Earl）的说法：中国人称呼达雅人为“La-o-kia”。但厄尔和几个欧洲学者对这个词都无法解释。袁冰凌把它译作“唠番仔”，但据笔者以一个地道梅县客家人的认知和在坤甸等地的调查，这个“La-o-kia”是客家话对一种体形硕大的“蜘蛛”的称谓，准确的发音是“Lakia”，它在汉语普通话里找不到对应的字眼。或许是原本古汉语里称呼这种小动物的字眼为“蝼蛴”或“蛯蜞”的类似发音，客家话一直保留下来，但笔者不敢断定。西婆罗洲淡水港以北四五里处有个名叫“Sungai purun kecil”（印尼语：小港）的地方，华人写作“唠子港”或“唠夯港”。笔者访问几位当地华人老者，他们都说此地其实客家话叫“Lakia guong”，很早以前就有唐人在此居住。传说旧时曾有唐人在此处发现一只硕大的“Lakia”（蜘蛛）吐珠而得名。笔者认识一位现居台湾桃园县的官德光先生，他出生并成长于印尼西加省万那县，据他说西加客家人都称那小动物叫“Lakia”，没有人叫它“蜘蛛”。坤甸学者苏润嘉先生也认为唠子港就是客家话说的“Lakia港”。至于那个“夯”字，笔者认为是婆罗洲客家人生造的汉字，据说念“kia”。因为客家话说某人力气很大，用手可以举起重物称为“kia”（应该是擎“kiang”的变音），便用“大、力”二字组成的夯字读作“kia”字。而夯普通话读作“hang”，意为砸地基的木槌，字义大相径庭。由此观之，嚟子或唠子的本义原是大型蜘蛛，联想到客家人对马来人的贬称“四脚蛇”（荷兰学者也记载，中国人称呼马来人为蜥蜴），可推知客家话对达雅人的贬称是“Lakia”，即汉语普通话所指的大型蜘蛛。
18世纪中期之后华人矿工大批涌入西婆罗洲，据荷兰学者调查，当时华人社会的男女比例约为10∶1。许多华人男子只得娶达雅族女子为妻，就连兰芳公司的创建人罗芳伯也娶了一位达雅族夫人。据《兰芳公司历代年册》记载：“罗大哥夫人亦有贤德，极力襄助。偶值粮食不继，自出簪珥等项，令镇平人黄安八下坤甸采办粮食器用，以济紧急之需。”可见达雅妇女接受了华人家庭气氛的熏陶，也会成为贤妻。据袁冰凌在书中转述荷兰军官范瑞斯的说法，有些华人矿工在金湖辛苦几年赚到了钱，便花钱娶一个达雅女人为妻，建立家庭生儿育女。由于达雅女子温顺勤劳，有钱的坤甸华人甚至娶了几房达雅人妾室，既可以帮忙干活养家，又能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达雅女人一般都能尽为妻为母之责，丈夫会教他们说客家话和操持家务，甚至会教他们如何待人接物，许多达雅妻子学会了看店做生意而成为“头家婆”（老板娘）。他们生下的儿女具有一半达雅人血统，被华人称为“半唐番”，荷兰学者威特将其翻译成“Pentompan”，并指出这些半唐番的勇气胜过他们的父辈，在战场上尤为突出。但从外貌上看半唐番与华人其实差别不大，虽然在华人社会的地位低于从中国过来的“唐人”，但一般不会受到华人社会的歧视。他们会接受中国式的家庭教育，适当时候会进学堂学习中国文化，长大后可以融入华人社会。少数半唐番的父亲会带他们回中国家乡认祖归宗，返回南洋后地位几乎与唐人无异。
达雅族一家人
英国学者厄尔也研究了华人与达雅人之间的关系。据厄尔调查，打唠鹿地区的华人许多都娶了达雅女人为妻，并且对他的达雅族岳父母一家也提供照顾和保护。随着越来越多华人娶达雅妇女为妻，达雅亲戚日益增多，一个达雅人小村庄慢慢在离打唠鹿几千米的地方形成，两个族群的关系日益融洽。另据袁冰凌引用荷军指挥官安德里山中校的话：达雅人一般不愿为了荷兰人或马来人的利益与华人开战，除非是为了他们自己族群的利益。这位指挥官于1852年率千余名陆军士兵进入西婆罗洲，几年间几乎消灭了所有华人公司。想必他的部下曾有达雅人士兵与华人交战。据另一位荷兰官员范·德·格拉夫（Van De Graaf）称，1847年他在打唠鹿调查，大约有一千名达雅人住在那里，他们有的是亲戚，有的是家庭雇工。他们与华人和谐相处，可以参加华人的各种节日集会，在华人东道主家中行动自由。而华人也认为达雅人是他们远古时期同胞兄弟的后代，总的说来对他们的好感比对马来人多一些。大约到1800年之后，第二代华人（半唐番）已经长大，华人娶达雅女子为妻的现象逐渐减少，代之以半唐番男女之间互相嫁娶。但华人家庭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则依然沿袭，至今犹存。
大约从1770年至1850年的八十年间，西婆罗洲华人公司处于全盛时期，有学者认为西婆罗洲的华人人数最多时达到十余万人。据荷兰文献记载，当时西婆罗洲的黄金钻石产量位居亚洲之首，丰厚的收入吸引着一批批“新客”由中国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前来西婆罗洲谋生。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赚到了钱，搭乘回程的帆船衣锦还乡，买田建屋，光宗耀祖。其余大多数人只能在异乡辛苦劳作一生，最后因伤病孤老而客死他乡。有些人在异邦娶妻生子而落地生根，子孙后代落籍成为当地居民。经历二百余年社会变迁，当年华人先辈们在西婆罗洲开疆拓土、建立政权、治理社会和发展生产的业绩早已销声匿迹，而他们留下的历史遗迹和文字记载却未曾泯灭，他们的后裔仍然在西婆罗洲繁衍生息。时至今日尚有数十万华裔居住在当地，他们仍然以客家话或潮州话作为母语，在浓厚的中华文化氛围中以印尼公民的身份安居乐业，继续繁衍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