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人也很早进入西婆罗洲。由于航海技术的进步,马来人在15世纪就由马来半岛或爪哇岛渡海到达西婆罗洲,除了经商之外,他们也带来了马来文化,甚至在西部沿海地区建立了几个分散的小政权。
据欧洲学者记载,17世纪初期,马来人在婆罗洲西南部的吻律述(Sukada-na,也称苏加丹那)建立了第一个政权,首任苏丹名叫古里·库斯马(Guri Kus-mah),据说是爪哇岛万丹(Bantan,在今泗水)苏丹的支系。18世纪30年代,另一位有阿拉伯血统的马来人赛义德·艾哈迈德·阿尔卡德里(Sayid Ahmad Alkadri)来到离吻律述不远的马坦(Matan)定居,在伊斯兰教会担任神职。他自称的高贵血统让他拥有宗教特权而可以出入宫廷,据说甚至娶到了马坦的王后(一位达雅人女奴)为妻,后来他带着妻儿移居到南吧哇,继续担任伊斯兰教神职。
在更早前,南吧哇已由马来人(也有记载说是武吉思人)达恩·马那奔(Daeng Menambun)建立了一个小政权,它的领土得自妻子(马坦公主)带来的“嫁妆”——南吧哇河流域的广大地区。1750年,阿尔卡德里带着妻儿由马坦迁居南吧哇,老国王马那奔的儿子帕喃吧汉(Panembahan)收留了他们一家,阿尔卡德里带着儿子继续在清真寺任职阿訇。阿尔卡德里的长子后来娶了帕喃吧汉的妹妹为妻,但他不愿留在南吧哇过王室成员的生活,在荷兰人的资助下他出海做贸易,做过海盗,积累了丰富的钱财。1771年,他在卡巴斯河口建立了另一个马来人政权,成为首任坤甸苏丹阿尔卡德里·谢里夫·阿都拉曼(Alkadri Syarif Ab-dulrahman)。坤甸苏丹自称拥有卡巴斯河流域中游上侯、塞加道和河口三角洲的大片土地。后来兰芳公司华人的生产活动和居住地也主要在上述区域,因而与南吧哇王和坤甸苏丹的交往和争斗都比较多。
15世纪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先后来到婆罗洲。最初以探险家和商人居多,除了地理考察、绘制地图和起个名字介绍给欧洲人之外,他们也为本国的远洋贸易探路。17世纪,当地土著民仍以季节性迁徙农业和简单的渔猎手段维持生存,早期并无大宗农产品或矿产可供贸易。由于欧洲、马来半岛及中国的商人进入,婆罗洲开始有椰干、豆蔻、丁香、蜜蜡、鱼干等本地土产进行交易。18世纪初期,荷兰探险家知道婆罗洲蕴藏有金、银、铜、锡和钻石矿,一些爪哇人和巽达人被荷兰商人雇用来卡巴斯河沿岸,在泥砂石砾中寻找天然的金块和钻石。有一次荷兰驻巴达维亚(Batavia)总督派几个军人到婆罗洲探路,当地人竟然进贡了一粒硕大的钻石和几块天然黄金。荷兰人也逐渐认识到婆罗洲的战略价值,东印度公司很早就在吻律述建立了商业据点,收购黄金和钻石,后来因获利无多而放弃。荷兰驻巴达维亚总督希望在爪哇及其他各岛的统治局面稳定之后,再进一步进军西婆罗洲。
在坤甸,阿都拉曼得益于拥有的丰厚财富,据点规模迅速扩大。但他的政权遭到了本地马来人和华人的反对。马来人是商业和税收的基础,也是苦力和兵员的来源。而华人则因为善于淘金和经商而颇有价值。据说阿都拉曼通过与华人头领“胡须大伯”(罗芳伯)结拜兄弟而受到华人的拥护,又在后者的帮助下平息了达雅人的叛乱。后来,马来人逐渐觉得阿都拉曼是他们的同胞和生意来源而拥护他,坤甸的经济得以发展,战略地位日益显现。
177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人来到西婆罗洲找到阿都拉曼,后者建议荷兰人谋取卡巴斯河沿岸的广大地区。双方一拍即合,并于次年签订了合作协议书。荷兰人承认阿都拉曼的苏丹地位,又授予他东印度公司的附属身份(Vassal of the Company),从此奠定了阿都拉曼苏丹家族在坤甸百余年的统治者地位。
欧洲早期航海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人都曾进入婆罗洲,但后来都因为当地缺乏商机而离开了。荷兰人早在17世纪初期就进入了爪哇岛并站稳脚跟,但进入西婆罗洲则较迟,且曾因一度在南部的马辰(Bandjarmasin)受阻而撤离数十年之久。据查有关文献,1619年荷兰海军以武力打败英国海军和巽达军队,占领了西爪哇的噶拉巴(Kelapa,马来语椰子意,又称“吧城”,即今雅加达),1621年将噶拉巴命名为巴达维亚,推行武力支持下的贸易活动。1633年荷兰人控制了马鲁古群岛,爪哇全岛基本稳定。1778年荷兰人进入婆罗洲,据说是以“爪哇的万丹苏丹欠下荷兰东印度公司大笔钱财,已将婆罗洲统治权转给荷兰人以偿还债务”为借口,诱使坤甸苏丹与其建立了从属关系。阿都拉曼承认自己是荷兰人的附属,荷兰势力逐渐由沿海进入内陆。
不料,1806年欧洲爆发战争,拿破仑率法军占领荷兰,荷兰执政者威廉逃往英国,引发英国与荷兰亲法政权之间的战争。英国海军百余艘军舰在爪哇海大败荷兰海军,占领巴达维亚长达四年。1814年拿破仑帝国覆灭,荷兰恢复独立后与英国谈判并重返亚洲,1815年才基本上控制了爪哇岛。此后荷兰人腾出兵力谋取西婆罗洲,1816年派遣军舰进入坤甸,占领海口航道并逐渐向婆罗洲内地扩张。1820年谢清高看到“海口有荷兰番镇守。洋船俱湾泊于此”(《海录·昆甸
国》)即言此事。这是西婆罗洲华人公司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荷兰人的到来给这块本来就充满矛盾和争夺的土地上插入一支利剑,本书记述的许多故事由此展开。18世纪中期,西婆罗洲发现金矿,华人矿工接着登场。最初由荷兰人雇用的爪哇人和巽达人在河床上寻找少量的天然小金块。1760年前后,南吧哇土王帕喃吧汉听闻北婆罗洲的文莱苏丹雇用当地华人采金,华人的采金方法更加先进而收获更多,于是聘请了十几名来自文莱的华人矿工,在南吧哇附近的百富院挖金,果然取得了很好的收益。三发苏丹和一些马来人土王也效仿这个做法,聘请华人来自己的领地挖金。一时间,西婆罗洲的淘金热迅速蔓延,头脑灵活而又吃苦耐劳的华人矿工供不应求。这个好消息很快传回中国沿海地区。当地华人纷纷写信寄回家乡,招引更多亲戚朋友前来“金山”发财。粤东潮州府、嘉应州和惠州府各县的农民互相转告:婆罗洲发现的金山遍地黄金,在矿场做苦力包吃包住还有工钱。晚上回到住处,把脚上穿的草鞋脱下来放到面盆里洗一洗,第二天就能沉淀出一粒金豆子来。许多年轻人纷纷邀约一起去婆罗洲淘金发财,后来成为“坤甸王”的罗芳伯在同乡邀约下于1772年渡海来到西婆罗洲。据荷兰学者威特等人的说法,在西婆罗洲淘金热潮最盛的1770—1820年,每年二、三月间,至少有两千的中国矿工到达西婆罗洲海岸,六、七月则有数百人带着赚到的钱财返回中国。最初十几年间大批矿工从中国广东的潮州、嘉应州和惠州等地蜂拥而来,西婆罗洲的华人很快就达到数万人之多。
当大批华人涌入西婆罗洲之后,当地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急剧变化,各种利益的争斗和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华人、马来人和达雅人之间经常有利益纠纷发生。那时的西婆罗洲可以说是“华夷并起,天下大乱,强者为王”。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身居海外的华人纷纷组织起来以原籍为基础组建“公司”,二十年间西婆罗洲出现了几十个华人武装割据集团,开启了西婆罗洲的华人公司时代。
据史料介绍,较早出现华人公司的地区是在婆罗洲西北部的三发和西部的南吧哇和坤甸。十几年间,三发河口以南到卡巴斯河以北的沿海平原上聚集了数万华人,他们大多数从事挖金工作,有些人则开店铺做贸易,也有些从事农业种植,以稻米和蔬菜等出产供应矿工所需,也有人靠自身拥有的手艺,从事教书、酿酒、打铁、理发、裁衣、泥水、木匠、油漆、堪舆、择日、念经和卜卦算命等华人社会传统的职业。沿海河口附近的三发、邦戛(Pemangkat)、山口洋、打唠鹿、南吧哇和坤甸等地方逐渐形成了人口密集的市镇。有人在集市开设了赌场、酒廊和餐馆等服务业场所,秘密会党和黑道也应运而生,本地华人社会已经形成。
据中外文献记载,早期居住在三发、打唠鹿等地的华人主要来自粤东地区的潮阳、揭阳一带,他们说的是一种叫“福佬话”(今多称潮州话)的汉语方言。在西婆罗洲尚未进入淘金时代的1750年之前,本地的福佬人主要以农业种养为生。据荷兰学者威特书中记载,早期中国大陆流行的民间会党组织已传入婆罗洲,打唠鹿很早就有秘密会党“天地会”活动的踪迹。他甚至认为后来罗芳伯于1772年来到西婆罗洲第一站是先到打唠鹿居住,也组织了另一个客家人的会党“兰芳会”。几年后“兰芳会”与“天地会”在黄梨岽(地名)大战一场,罗芳伯失败后才逃到南吧哇。
福佬人后来在打唠鹿组建了一个以农业种植为主的“大港公司”,据说属下居民最多时有三万人。而淘金时代进入西婆罗洲并居住在邦戛、百富院、昔邦、拉腊(Lara)、乌乐和西尼尼一带的华人则主要来自粤东的河婆(揭阳)、海丰、陆丰、永安(紫金)和归善(惠阳),他们说的是另一种叫“客家话”的汉语方言。这些地区的华人主要从事挖金工作,他们组建了“三条沟公司”“十五份公司”“坑尾公司”“新屋公司”“满和公司”“惠和公司”等十几家华人公司,总人数也不下几万人。而位于卡巴斯河口的坤甸和松柏港、淡水港(Sungai purun)、明黄和东万律一带,则聚集了许多来自粤东潮州的福佬人和来自嘉应州以及邻近大埔、永定等各县的客家人,他们组建了“聚胜公司”“四大家围”等几个公司。1777年,罗芳伯也在坤甸以北百余里的东万律组建了“兰芳公司”,这些公司人数最多时也有两三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