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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松
【内容提要】 钱谦益在《御史钱府君墓表》中称道其族兄钱岱精明强干，德行可风。但是，与之同时的顾大韶撰有《讨钱岱檄》，将钱岱描述为一个作恶多端的“众弃之罪人”，给我们提供了钱岱另一个形象。而钱岱的后一个形象，较为集中地呈现了晚明时期江南乡绅的横暴不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揆诸史事，顾大韶在《讨钱岱檄》中所描述的钱岱形象更为真实。
【关键词】 钱岱 顾大韶 《御史钱府君墓表》 《讨钱岱檄》 江南乡绅
钱谦益（1582-1664）的《御史钱府君墓表》，全名是《文林郎湖广道监察御史钱府君墓表》，见于其《牧斋初学集》卷七六。这篇墓表，是为其堂兄钱岱所作，全文如下：
钱氏之先，自吴越有国，至文僖公惟演，传七世，而千一公玄孙始渡江居常熟。又四世曰镛，其小宗曰珍，公与余自是始分。公讳岱，字汝瞻，镛之第八世孙也。公抱淳禀和，钟美丰物。具既醉之五福，极生死之荣哀。登进士高第，授广州府推官。秩满，召为侍御史。入践台阁，出按齐、楚，子孙趾美，再世制科，服诗书义府之训，袭青油畼毂之盛，是其贵也。壮岁服官，强仕解组。不试故艺，推以治生。高台曲池，丹青错迕；琳宫仙馆，黝琧弥望，榱桷焕乎先庙，甃石被乎水涯，是其富也。享年八十有二，坚悍不衰，度曲饮酒，移日分夜。天启壬戌五月廿二日，其弥留之夕也，犹与客燕笑对奕，饰巾就寝，形神已离。康宁考终，夫又何愧。惟公明允沉塞，弘亮端庄。其在闺门也，正容率物，动有恒常，而必以岂弟为德；其在公门也，斧劈刃解，举无秕政，而必以求生为仁。自同气以至于九族，无弗恤焉；自旧故以迄于茕嫠，无弗收焉。贵势熏灼，而户堂不绝夫饥寒；年齿笃老，而礼貌不衰于寡稚。五福之本，曰攸好德。所谓惟其有之者与？
呜呼！公长才伟节，骋足仕涂，中年牵累，一斥不复，以座主江陵公之故也。公为御史八年，未尝有不次迁拜。其在山东，岁所决囚不满额，江陵恚之，顾亦以此知公。江陵故急才，得公所上封事，辄反复称善。江陵未为不知公，公故未尝附江陵也。夫不附江陵者，公之义也；江陵之能知公者，公之材也，江陵之察也。江陵功在社稷，久而著明矣。以江陵牵累者，虽不获伸于生前，亦可以白于身后矣。蔡中郞之叹卓也，柳子厚之附叔文也，君子犹深原之，而况于江陵乎？而况于公乎？公闲与余言，江陵默然终日，能一言徐定是非，如昔人所以称王魏公者。一日朝会，中都留守司官不候引奏，御史欲纠之。江陵曰：“留守不引奏也。”视朝仪果然。都门木中出火。台臣欲上闻，江陵曰：“朽木能生火也。”言者遽止。公酒闲与余语万历初事，娓娓不休，以此知公有心于当世者也。繇此言之，谓公附江陵，不知公者也。讳公为江陵所知，又岂知公意哉！公之子湖广副使时俊卜葬公于湖桥之新阡，既食，属为石表之辞。余谨书其大略，而三致意于仕止之际，辞繁而不杀焉。不惟以信于后世，亦公之志也。
这篇墓表在钱谦益的文章中是非常特别的，前半以俪体骈文为主，后半则是以散体古文为主。在文章前半部分，钱谦益称颂族兄钱岱之富贵与其道德，譬如笃于故旧，礼遇寡稚，恤济贫寒等；在文章后半部分，辩白钱岱并非依附张居正，并以蔡邕同情董卓、柳宗元依附王叔文作比，为钱岱开脱。文中称颂多用骈体，辩白则多用散体，可谓深得文章体制之用。但是，钱谦益在《御史钱府君墓表》中云云，多非历史真实。
与钱谦益约略同时，且年纪稍长于他的顾大韶（1567—？），著有一篇檄文《讨钱岱檄》，所叙之钱岱与钱谦益《御史钱府君墓表》云云，大相径庭。其文云：
原任削籍御史钱岱者，山川钟戾，宇宙穷凶。筮仕节推，而佯败奕棋，作吴太守之门客；躐等侍御，而号呼狗窦，附张相国之义男。敬大臣命题，士林讪笑；《八丑记》成曲，里巷喧传。既失江陵之鹰犬，而垂首以归；旋为虞邑之豺狼，而张吻以噬。丞簿佐贰，悉供颐指气使之人；门皂吏胥，尽结爪牙腹心之党。瞿起吾以刀笔入幕，素著阁老之称；王寿舍以筹算登堂，兼擅国舅之宠。署曹完为发丘校尉，赵王坟之白骨夜零；授叶凤为横海将军，扬子江之赤波昼沸。用文则高良、朱文臣之徒逞其诈，用武则陆胜、侯文学之属耀其威。立分管四十九区，处处生波造衅；准手本数千百纸，日日传板投文。极势力之可吞，大不厌乎万贯；苟搏攫之所及，细不遗乎百文。其可以柔取者，则饵之以酒食，钓之以女优，不惜捐廉丧耻；其可以强取者，则逼之以私牢，却之以官法，奚惮极惨穷刑？金玉满堂，尽是御人之货；田园半邑，孰非悖入之财？……毁文学书院为中堂，而荷亭之卧榻难稳；截蕉尾琴川为西沼，而辋川之疆界日恢。局哄族叔君平，立罟钱三山百年之产；奸诱妾姊郑氏，潜移顾豫川半万之资。杀夫大逆也，贪其色而掩其好，则有若萧文煌之嫂；强盗重辟也，赖其赃而收其党，则有若王玉川之儿。父子相争，则助子以杀父，骨肉之焚尸暴矣；主仆成讼，则佐仆以殴主，李翁之托孤痛哉！陈尚书敕谕犹新，松楸之斩伐殆尽；赵少宰骨肉未冷，田庐之攘夺靡遗。翁都谏二姓姻盟，爱女几葬于幽阱；陆职方两榜年谊，亲弟垂毙于老拳。捏假命以诈乡绅，则先太常忍耻唾面；纵群优以辱甲榜，则王进士饮恨垂涕。龚孝廉发忿以成名，半因挞之朝市；浦举人抚膺而立死，正缘辱及妻孥。认奴子为孙行，裔昌之登谱牒，不可解也；压宗女为奴配，钱梗之投书揭，岂能已乎？总之，作恶似惟日不足，行凶真罄竹难书。计罢官以来，历三纪于兹，日管一事，则所破不下百万馀家；月杀一人，则所毙何止三百馀命。若斯人者，鲸鳄不足喻其贪，虺蝎不足比其毒，蛆蝇不足喻其秽，鬼蜮不足比其奸。上自衣冠缙绅，下至行乞负贩，方百里之内，五万户之民，闻者无不痛心，言之莫不切齿。以故龙桥羞为之父，焚封诰以绝恩；陈氏恨为之妻，借托钵以表怨。张大尹丑诋于公案，秦直指榜示于通衢。乃至甘、邓二案台，耿、杨两父母，屡欲伸威国法，迄今漏网天诛。岂意众弃之罪人，突踞上元之宾席？老生利其微贿，攘臂公然具呈；学师畏其积威，给解先行谢事。将使千年庠序，转为盗贼饮博之区；五百须眉，尽成儿女唾骂之物。高皇之《大诰》何在？列圣之申饬荡如。匪直一邑之羞，实重三吴之耻！且岱八旬安富，三世豪奢。再输重宝于天合家，业已腰缠金带；预拜房师于相国寺，亦遂名荐贤书。兼之贻厥孙谋，直足绳其祖父。杀婢仆如草芥，缚良善如鸡豚……虽岱势堪摇岳，钱可通神，触之必焦，犯之必碎。姚志禹微讦之而身殒于毒饼，孙弘道隐讽之而祸悬于伏机……
据钱谦益墓表，钱岱拥有的财富，是由于善于“治生”所得。顾大韶檄文所云，钱岱的这些财富，基本上是通过不法手段巧取豪夺所得：“极势力之可吞，大不厌乎万贯；苟搏攫之所及，细不遗乎百文。”“金玉满堂，尽是御人之货；田园半邑，孰非悖入之财？”而且，依仗自己的财富，钱岱不断地荼毒残害乡宦与普通百姓。即使服一品、曾官山东布政使、南京太常寺卿的顾云程（顾大韶之父），也遭到钱岱的侮辱，更何况一般乡宦与平民百姓呢？因此，在顾大韶看来，钱岱是一位“山川钟戾，宇宙穷凶”道德极其败坏、国人皆曰可杀的众弃之罪人。顾大韶行文或许有夸大之处，但文中控诉钱岱的诸多事实，有些是可以考证的。如“姚志禹微讦之而身殒于毒饼”，《（康熙）常熟县志》卷二一《耆硕》有记载：“姚志禹居河阳里，择古忠、孝、节、义各一人肖像供奉，伏腊祭享，洽比其邻，必作规励语。万历丙申（1598），忽诣直指秦公，检举故御史某，累数千言。直指曰：‘汝与若何雠？’志禹曰：‘公恶难泯，岂有雠耶？’又问：‘汝不顾身耶？’加以严刑，神色不变。”
《（康熙）常熟县志》是由钱岱的族孙钱陆灿所纂。钱陆灿在县志中虽未明确交代姚志禹检举故御史某为何人，但联系到顾大韶此檄，不难推知是钱岱了。至于姚志禹“身殒于毒饼”，是否系钱岱所为，则难以考证。不过，据《（康熙）常熟县志》，钱岱在当时确实是有“公恶”的，只是钱谦益、钱陆灿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不曾指明罢了。关于顾大韶檄讨钱岱一事，生活于康、雍时期的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有所记载：“明万历丁巳（1617）岁，吾邑举御史某公（邑中举钱侍御岱）为乡饮大宾，一国哗然，而顾大韶仲恭檄之，有‘通学云翔而不救，则国学亦可儳言；壮夫林立而莫前，则病夫亦可仗义。敢持正论，责备诸儒。若不能抗步扬声，举觥而法郅恽；亦便当卷堂削迹，蹈海以追仲连’等语，诸生（王宇春）从而和之。御史既命驾矣，仲恭要于中途，以檄致之，御史遂不敢往。”
在顾大韶此檄的声讨下，钱岱自知自己的恶行触犯了众怒，因而未曾出席乡饮大宾礼，半途而返。钱岱之依附于张居正，在当时已是人们共识，所以，顾大韶在檄文中大加丑化。正因如此，钱谦益在为钱岱所作的墓表中为之辩白不已。然而，无论是官修、私修的明史，对钱岱此事都或多或少有提及。如明人吴亮所编《万历疏钞》钞录高桂一疏，云：“彼居正初坏科场，每以意授人，忤者立见显祸。能先意承志者，则以美官酬之……陆檄、钱岱、嵇应科甘心鹰犬。”
陈鹤《明纪》卷四一载：“钱岱监湖广乡试，先期请张居正少子还就试。会居正卒，不果，遂私中篆子之衡。”
傅维麟《明书·张居正传》载：“傅作舟、王蔚、秦舜翰、李选、朱琏、钱岱、顾尔行为之（引者按：即张居正）牙爪，而作舟、琏尤恣肆巽鄙无耻。”
张廷玉等所撰《明史·曾同享传》载：“九年，京察拾遗，给事中秦耀、御史钱岱等复希居正指，列同亨名。勒休致。”
在这些斑斑史籍面前，钱谦益再怎么为之辩白，无疑也是徒劳的。顾大韶死后，钱谦益曾为之作传（《初学集》卷七二《顾仲恭传》），表彰其学术与文学创作；如果顾大韶《讨钱岱檄》云云纯属捏造，钱谦益胸襟再宽广，大概也是不齿其人的，更不会有作传之举了。由此看来，《讨钱岱檄》所云虽然有所夸张，但基本属实。
墓志碑表与檄文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墓志碑表的书写原则是“惟书其学行大节；小善寸长，则皆弗录”；
而檄文按刘勰的说法则是“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
针对同一对象，墓志铭与檄文在书写上往往会呈现不同的态度，前者称颂赞美，后者则多是揭露批判。因此，对于顾大韶在《讨钱岱檄》中所列举的钱岱种种恶行劣迹，钱谦益自然不会在墓志铭中予以叙述。而顾大韶在《讨钱岱檄》中声讨的钱岱这一乡绅，其实是晚明时期江南乡绅横暴的一个典型。明代中晚期，类似钱岱这样的乡绅颇为不少。如徐阶，据伍袁萃《贻安堂稿·金集·翼史篇》记载：“华亭（引者按——指徐阶）在政府久，富于分宜（指严嵩），有田二十四万，子弟家奴，横暴闾里，一方病之，如坐水火之中。”
而李贽在《续藏书》卷二三《海忠介公传》中记载：“（公）近抚应天……是时吴中富人，无逾华亭相国。公案问其家，曾无少贷。其弟侍郎陟，武断残民，公亦逮治如律，尽夺其所侵民田。士大夫之以贪虐名者，多窜迹他郡，小民始忻忻然，有更生之望矣。”
徐阶作为朝廷重臣，是比较贤能的；而当其作为乡绅，则是一乡之害。据《续藏书·海忠介公传》中“士大夫之以贪虐名者，多窜迹他郡”两语，可知当时近于徐阶、徐陟的这类乡绅不在少数。另如钱贷，据谈修《避暑漫笔》卷上记载：“松江钱尚书贷，治第时多役乡人，而砖瓦取给于他处……吾乡显要，造坟多役乡民。”
而江南这类乡绅最著名者为董其昌，其横暴竟引发民变。关于这一民变事件的诸多文件，汇编在无名氏《民抄董宦事实》一书中。是书中，有一文件对董其昌及其子董祖常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云：
吾松豪宦董其昌，海内但闻其虚名之赫弈，而不知其心术之奸邪：交结奄竖，已屡摈于朝绅；广纳苞苴，复见逐于楚士。殷鉴不远，不思改辙前人；欲壑滋深，惟图积金后嗣。丹青薄技，辄思垄断利津；点画微长，谓足雄视当路。故折柬日用数十张，无非关说公事；迎宾馆月进八九次，要皆渔猎民膏。恃座主之尊，而干渎不休，罔顾旁观之清议；因门生之厚，而属托无已，坐侵当局之大权。谋胡宪副之孙女为妾，因其姊而奸其妹；扩长生桥之第宅以居，朝逼契而暮逼迁。淫童女而采阴，干宇宙之大忌；造唱院以觅利，坏青浦之风声。膏腴万顷，输税不过三分；游船百艘，投靠居其大半。收纳叛主之奴，而世业遭其籍没；克减三仓之额，而军士几至脱巾……
兼以恶孽董祖常，一丁不识，滥窃儒巾；万恶难书，谋充德行。倚藉父势，玩藐官常。用刺贼陈明等为爪牙，托帮棍施心旭（即代董文出官者）、夏尚文（即诬执陆兆芳者）等为耳目，打听消息，包揽居间。或亵服而入后堂，或更馀而进书帖；或供招已出而覆审，或罪名已定而潜移。又且招集打行，肆行诈害，温饱之家，则挜债而盘折其田房；膏粱之子，则纠赌而席卷其囊橐。囹圄怨气冲霄，阛阓怨声载道。他不具论，止论其凌虐同袍者，即如青浦生员洪道泰，以杯酒不从，灌马粪于府门（有卷在府）；金山卫生员陆调阳，以游园闭门，毁家资于白昼（成讼被寝）。去岁九月间，复诱淫生员陆兆芳家使女绿英，臧获耸计，遣奴二百馀人，二更时分，打进兆芳之内室，惊散其家人，掳掠其什物。以致合郡闻之不平，造为《黑白传》诸书。
在其昌父子，只宜自咎，以息谤端，何乃信谗，而疑内戚？掠生员范昶于庭，喝奴詈骂，逼与说书钱二同跪赌誓，羞忿成疾，不旬日而身死。昶之母妻，恃托姻亲，造门哭诉，揆之情理，岂曰非理？况止随三四妇女，宁有他图？其昌父子不思自反，辄肄凭陵，毁轿于河，闭门毒打；将州守公之命妻，推委于沟壑（即昶母冯宜人）；将给谏公之孙女，裂去其缞裳（即昶妻龚氏，与其昌妻为姊妹）。惨辱随从之妇女，更不可言状，大都剥裤捣阴，四字约而该矣。打后大开重门，祖常南坐，对众呼为榜样；复将诸妇，舁入坐化庵中。泥涂满面，上无蔽体之衣；血流至足，下乏掩羞之布。观者摩肩，人人指发：咸谓董氏之恶，至此极矣。嗟此诸生，谁无罔极之爱，谁无狐兔之悲？以缙绅辱缙绅之妻，固乡评所不齿；以生员辱生员之母，亦黉序所不容。桀纣之恶，至于炮烙，未至辱及仕门；官府之刑，非犯奸淫，原无概褫裩服。况龚氏实祖常母姨，而可淫刑以逞者乎？
（文中句读，经引者校正）
董其昌与其子董祖常之行径，与《讨钱岱序》中之钱岱相比，何其相似乃尔！而且其行径更为恶劣，令人发指。《民抄董宦事实》卷末有藏书者识语，云：“此本得于奉贤陈礼园家。董文敏居乡颇不理于人口，盖亦是时吴下乡绅习气，即徐文贞不免云。戊子正月十七日。”
据藏书者识语，可知徐阶、董其昌以及钱岱的横暴是当时“吴下乡绅习气”。对于明代中叶以后江南乡绅的横暴，时人多有描述，如焦竑《国朝献征录·兵部尚书王公宪传》中云：“……（宪）入为监察御史，巡按苏、松诸郡。时有豪贵怙势，暴横乡里，家置水牢。有负其债者，禁滞于中。”
赵南星《敬寻职掌剖露良心疏》云：“……四曰乡官之害。夫吏于土者不过守、令，而乡官之中多大于守令者，是以乡官往往凌虐平民，肆行吞噬。有司稍稍禁戢，则明辱暗害，无所不至。”
赵南星疏中所云的“乡官”，即乡绅，自然包含了江南乡绅。清初松江人叶梦珠在《阅世编》卷四《宦迹》中亦云：“时松江缙绅大僚最众，子弟僮仆，假势横行，兼并小民，侵渔百姓，撄其锋者，中人之产，无不立破。”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不难想见当时的江南乡绅已成为社会的公害。正是因为这些乡绅普遍横暴不法，所以，吕坤在《呻吟语》卷二中愤怒地指出：
古者乡有缙绅，家邦受其庇荫，士民视为准绳。今也乡有缙绅，增家邦陵夺劳费之忧，开士民奢靡浮薄之俗。然则乡有缙绅，乡之殃也，风教之蠹也。
吕坤怒斥乡绅为“乡之殃”“风教之蠹”，足见他对乡绅的憎恶之情。而顾大韶在《讨钱岱檄》中对乡绅钱岱的指斥、声讨，则是以文学的形式生动地展现了以钱岱为代表的江南乡绅的种种恶行劣迹，反映了晚明时期江南社会的历史现实，与焦竑、叶梦珠等人的历史记述桴鼓相应，若合符契。可见，顾大韶的《讨钱岱檄》不但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同时也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是研究晚明时期江南乡绅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
然而，对于《讨钱岱檄》中钱岱这样一个道德极其败坏、国人皆曰可杀的众弃之罪人，钱谦益却在《御史钱府君墓表》里大加称颂赞美，虽然说是遵循了墓志碑版这类文体的书写原则，但与他一再标榜的自己的这类作品“取信来世”
“取信天下”
是相违背的。钱谦益曾在《辽东王府君墓志铭》中针对当时墓志碑版的信实问题提出了批评：“今之为辞者，缘饰名行，铺陈盛美，欺生谀死，贷口借面，虽其大书深刻，碑板照曜，而其中固枵然无所有也，则亦何怪其速朽哉！”
反对碑版墓志书写“缘饰名行，铺陈盛美”的不良风气，主张碑版墓志的书写应该保持信实，以传久远。而他撰写的这篇《御史钱府君墓表》，正好属于自己所批评的存在信实问题的碑版墓志。换言之，其碑版墓志的书写实践与其理论主张之间有相当的距离。
其实，墓志碑版的信实问题早在唐代即已被关注，韩愈所作墓志，被时人刘叉视为谀墓。而宋代曾巩在《寄欧阳舍人书》中，对墓志碑版的信实问题作了非常深入的讨论，他说：
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及世之衰，为人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
曾巩指出：墓志碑版这类文体与史传作品是不同的：“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墓志碑版，则是称述“功德材行志义之美”。利用墓志碑版文体的这一特点，“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而“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因而“书之非公与是”，从而导致墓志碑版这类文体“不实”，即存在信实问题。唐宋时期墓志碑版这类文体存在的信实问题，即使到了明代，也没有得到解决。明人崔铣在《松窗寤言》中对明代墓志碑版这类文章的书写曾发出这样的感慨：“碑志盛而史赝矣！”
指斥墓志碑版这类文章的繁盛导致史传的失真。清初黄宗羲亦云：“今之为碑版者，其有能信者乎？而不信先自其子孙始。”
可见，墓志碑版这类文章因信实存在问题自两宋以来一直受到诟病。因此，对于唐宋以来墓志碑版这类作品提供的历史信息与人物评价，不可不信，但不能完全相信，应采取审慎的态度，甄别其中的“缘饰名行，铺陈盛美”，剔除其虚饰部分，尽可能地获得真实客观的历史信息。
针对同一对象，由于文体承担的功能不同，呈现出的历史人物形象也是不同的。钱谦益在《御史钱府君墓表》中给我们塑造了一个精明强干、人品可风的钱岱形象，而顾大韶在《讨钱岱檄》中给我们描述了一个“众弃之罪人”的钱岱形象。钱岱这两个形象差别之大，简直是判若云泥。无疑，钱岱的这两个形象都有事实根据，但联系晚明诸多文献中记载的江南乡绅之横暴，顾大韶《讨钱岱檄》所描述的钱岱形象似乎更真实，也更具有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