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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继帅
【内容提要】 王与之《周礼订义》八十卷，共征引超过七十位学者的上万条经说，尤以宋代《周礼》诠释成果为主，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是，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书中引文的作者归属并非完全清晰和准确。以《订义》卷首《编类姓氏世次》为出发点，从史源学角度对引文的作者和出处进行核查，可以将相关问题粗略总结为自违其例、名实不符及别有本源三个类型。这便提醒我们，利用《订义》辑佚和研究宋代《周礼》学佚著时，要特别注意引文的复核工作。
【关键词】 《周礼订义》 引文作者 史源
在经学史上，每间隔一个较长的时段，便会有学者通过编撰集解的形式，对先儒经典诠释的成果加以总结。截至南宋理宗年间，宋代学者的《周礼》相关论著积累了近百种之多，以本朝为主，上探汉唐，重新编撰一部集解的条件已经成熟。八十卷篇幅的王与之《周礼订义》，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全书共征引超过七十位学者的上万条经说，尤以宋代学者的《周礼》诠释为主，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宋元革鼎之后，随着原始文献的渐次散亡，《订义》成为后人引用、辑佚和研究宋代《周礼》学佚著的宝贵中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订义》中引文的作者归属不够准确，就难免会给后人造成一些误导。那么，《订义》引文条目总数上万，其作者归属都是明晰且可靠的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介绍一下《订义》卷首《编类姓氏世次》。
《编类姓氏世次》是一篇引用书目，以汉、唐、宋时代先后为序，依次介绍了《订义》所引五十一位作者的姓氏、著述和题名，是核查《订义》引文的最重要凭借。
举例言之，《编类姓氏世次》首条“杜氏子春，见本经注，今作杜氏”，意指《订义》引杜子春说出自郑玄《周礼注》，书中题作“杜氏”。又如，第七条“刘氏敞，字原父，立说见《七经小传》，今作刘氏”，意指《订义》引刘敞说出自《七经小传》，书中题作“刘氏”。在正常情况下，《订义》中引文的作者归属应该与《编类姓氏世次》的说明相符，但实际却并非完全如此。早在清康熙年间，张云章校勘影宋钞本《订义》时，就已经敏锐地发现书中“有立说人姓氏错误者”，
富有启发意义。近年，夏微在《<周礼订义>研究》一书中也曾指出，《订义》引用郑兴、郑众说，有与郑玄说相同者；引用程颐、张载、吕祖谦、叶适等人之说，有来源不明者。
笔者在此基础上，从史源学角度入手，进一步扩大核查范围，逐渐注意到更多类似的问题。下面，本文通过三组例证，具体探讨《订义》引文作者的疑误情形，以及背后可能的原因，就正于方家。
《编类姓氏世次》云：“郑氏兴，字少赣，河南人，见本经注，今作郑氏”，“郑氏众，字仲师，见本经注，今作郑司农”，“郑氏玄，字康成，见本经注，今作郑康成”。据此，《订义》引郑兴、郑众和郑玄说均出自郑玄《周礼注》，分别题作“郑氏”“郑司农”和“郑康成”。今检《订义》引文题作“郑氏”者四十条，但核对郑玄《周礼注》，其中三十七条实为郑玄说。
郑玄《周礼注》原本俱在，可以覆案，故《订义》引郑玄说而题郑兴之名，乃误题无疑。那么，这种误题是如何产生的呢？众所周知，郑玄注《周礼》，常常先引杜子春、郑兴、郑众之说，再以“玄谓”形式做补充和辩证，读者如果分辨不仔细，忽略“玄谓”二字，即有可能将郑玄说误属杜子春等人名下。《订义》中就有这样的例子。《夏官·大司马》云“大兽公之，小禽私之，获者取左耳”，郑玄《周礼注》云：
郑司农云：“大兽公之，输之于公。小禽私之，以自畀也。《诗》云：‘言私其豵，献肩于公。’一岁为从，二岁为豝，三岁为特，四岁为肩，五岁为慎。此明其献大者于公，自取其小者。”【玄谓：“慎读为麎。《尔雅》曰：‘豕生三曰豵，豕牝曰豝，麋牝曰麎。’】获，得也。得禽兽者取左耳，当以计功。”
郑玄先引郑众说，再附以己见，区分原本清楚，但《订义》（48-19a）引用此注，省略了【】中的郑玄注，误将【】外前后两部分视作一条，统归于郑众名下。此类引用错误，当因郑众、郑玄经说相连，王与之未曾细辨而致。但与此不同，《订义》中误题郑兴之名的三十七条郑玄说，在《周礼注》中都不存在郑兴、郑玄观点同时出现的情况。例如，《天官·寺人》云“掌王之内人及女宫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纠之”，郑玄注云：“内人，女御也。女宫，刑女之在宫中者。纠犹割察也。”
此注中仅有郑玄一人之说，而《订义》（12-16a）节引“纠犹割察也”数字，题作“郑氏曰”，归入郑兴名下，显然不是因两人经说相连而致误。再者，《周礼注》中保存的郑兴说总计不过十三条，王与之在编撰《订义》时不可能对此毫无察觉，而将多达三倍的郑玄说误认为郑兴说。因此，笔者认为，这些误题并非王与之主观上将郑玄说错判为郑兴说所致，而是因为《订义》征引郑玄说本身就混用了“郑康成”和“郑氏”两个题名。
实际上，《编类姓氏世次》所拟定的引文作者题名，在《订义》正文中往往未能得到严格的贯彻执行。例如，根据《编类姓氏世次》，《订义》引郑伯谦说应题“郑节卿”，而书中有题“郑伯谦”者；引林之奇说应题“林氏”，而书中有题“林之奇”者。可见，本属同一作者的引文，在《订义》中常有不同题名，若胶执《编类姓氏世次》所拟题名，统计引文时难免会有遗漏。更进一步说，如果两个及以上的同姓作者，如郑兴、郑众和郑玄，引文题名不严格遵守《编类姓氏世次》的区分，就很容易导致张冠李戴。分析至此，前述《订义》引郑玄说而误题郑兴之名的问题就不难理解了。简言之，《订义》引用郑玄说，绝大部分皆题“郑康成”，同《编类姓氏世次》所拟题名吻合，而偶有自违其例，随意题作“郑氏”者，因此客观上造成与书中引郑兴说相互混淆。
为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不妨再举一例。《编类姓氏世次》云：“明道程氏颢，字伯淳，有数说，见《语录》，今作程氏”，“伊川程氏颐，字正叔，间有数说，见《语录》，今作程伊川”。据此，《订义》引二程说应分别题作“程氏”和“程伊川”。《春官·大宗伯》（29-4a）先引“程氏曰：《孝经》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天与帝一也，天言其体也，帝言其主也”云云，间隔数行又有王与之按语云“愚按天之与帝，其实则一，如伊川之说无疑”。前后互参，则此处引文中的“程氏”为程颐而非程颢，王与之原本很清楚，而题名却与《编类姓氏世次》不合，正是自违其例的现象。上文所举《订义》引郑玄、郑兴说题名混同问题，恰与此例差相仿佛。
其实，寻此思路，或许还能解释更多《订义》引文作者疑误问题。《编类姓氏世次》云：“南城李氏觏，字泰伯，有《周礼致太平论》，今作李氏。”今检《订义》引文题“李氏”者共二十四条，其中八条不见于今本《周礼致太平论》。
《周礼致太平论》共五十一篇，最初单行，后收入李觏文集，流传至今并无散佚。因此，笔者怀疑这些引文本非出自李觏《周礼致太平论》，而有可能是《订义》引用其他李姓学者之说。列入《编类姓氏世次》的李姓学者有三位，即李觏、李叔宝（字景齐）和李嘉会，而王与之所拟引文题名分别为“李氏”“李景齐”和“李嘉会”。假若《订义》引李叔宝、李嘉会说，因自违其例而题作“李氏”，就不可避免会与李觏说相混淆。如果此推论属实，则上述引文作者当为李叔宝或李嘉会。
又如，《编类姓氏世次》云：“横渠张氏载，字子厚，秦人，有数说，见《语录》，今作张氏。”据此，《订义》引文题“张氏”者应为张载说。夷考其实，《天官·内宰》（12-8a）和《春官·冢人》（37-8b）两条引文，作者虽然题作“张氏”，但分别见于张栻《南轩集》卷八《经筵讲义》和卷一三《思终堂记》。再检《订义》卷首《序周礼废兴》和《春官·大宗伯》（29-6a）各引“张南轩”说一条，分别出自张栻《孟子说》卷四和《南轩集》卷一〇《尧山漓江二坛记》。由此可知，尽管《编类姓氏世次》未列张栻之名，但《订义》中实有引用其说，或题“张南轩”，或题“张氏”，非但体例不一，而且极易与张载说相混淆。再如，《编类姓氏世次》云：“山阴黄氏度，字文叔，有《五官解》，刊在浙东仓司，今作黄氏。”但《订义》引文题“黄氏”者，并非均属黄度之说，而是有少量出自黄裳《演山集》。
黄裳之名同样未列入《编类姓氏世次》，这些引文很容易被误认为是黄度之说，清人陈金鉴辑《宋黄宣献公周礼说》就曾误收。
诸如此类，皆因《订义》体例不严所致，需要细加别白。
尽管异姓作者的引文题名，不容易出现因自违其例而相互混淆的问题，但并非毫无疑问。《编类姓氏世次》云：“陆氏佃，字农师，采之《礼记解》中，今作陆氏。”据此，《订义》引陆佃说出自《礼记解》，题作“陆氏”，但实际情形却远为复杂。今检《订义》引文题“陆氏”者二十二条，另有题“陆佃”者九条，题“陆氏《表记解》”者两条，题“陆氏《礼运解》”者一条，共计三十四条，题名颇不统一。至于这些引文的真实来源，则更有值得怀疑之处。
陆佃《礼记解》共四十卷，原书已经亡佚，幸赖卫湜《礼记集说》引用八百余条，借此尚可窥其梗概。
以《礼记集说》引文为参照，《订义》引陆佃说可以确定出自《礼记解》者，仅《春官·载师》（21-4b）一条而已。另有三条引文，王与之既已举出《表记解》和《礼运解》的篇名，
虽然没有直接的比对材料，其出处亦当可信。除以上四条外，《订义》其余三十条引文中的绝大部分，
皆同见于陈祥道《礼书》。试举《天官·小宰》（4-15a）引文为例：
陆氏曰：商人尊神，交于明，故先乐而求诸阳；周人尊礼，求诸幽，故先祼而求诸阴。郑氏谓王酌郁鬯以献尸，尸受之、啐之、奠之。然尸神象也，初受而自祼，非礼意也。郑氏又谓宗庙有祼，天地大神尊不祼。考之礼，于《典瑞》、《玉人》、《鬯人》则祼先王、宾客、社稷、宗庙、山川、四方而已，是祼不施于天地。然《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莅玉鬯。”《表记》曰：“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盖祀天有鬯者，陈之而已，非祼也。
这条引文讨论祭祀祼礼问题，近似表述同见于陈祥道《礼书》卷八五：
商人尊神而交神于明，故先乐而求诸阳；周人尊礼而辨神于幽，故先祼而求诸阴。《书》曰“王入太室祼”，《祭统》曰“君执圭瓒祼尸”，则尸入太室，以圭瓒酌郁鬯祼之，后又以璋瓒酌郁鬯亚祼。其祼尸也，如祼宾客，则王与后自灌之矣。郑氏释《小宰》，谓王酌郁鬯以献尸，尸受，祭之、啐之、奠之。然尸神象也，神受而自灌，非礼意也。郑氏又谓宗庙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考之于礼，《典瑞》“祼圭有瓒，以肆先王，以祼宾客”，《玉人》“祼圭尺有二寸，有瓒，以祀庙”，又《鬯人》秬鬯之所用，则社、庙、山川、四方而已，是祼不施于天地也。然《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莅玉鬯。”《表记》曰：“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盖祀天有鬯者，陈之而已，非必祼也。
比较可知，《订义》引文稍略而《礼书》原文稍详，两者存在明显的同源关系，其他条目亦大体如此。那么，《订义》中这些题有陆佃之名的引文，真如《编类姓氏世次》所言出自《礼记解》吗？
陈祥道与陆佃生活年代大体同时，并且均为王安石后学。
陈氏《礼书》的撰写自熙宁二年（1069）即已开始，至元祐四年（1089）完成，前后历时二十年，其后进呈御览、写付太常，以钞本形式在学者中流传，至南宋初方付梓刊行。
陆氏《礼记解》具体成书时间不详，但应与《礼书》相去不远。单纯从成书时间、流传脉络等外缘因素，很难直接说明《礼记解》与《礼书》之关系。为探明《订义》引文的原始作者，只能求助于其他证据。
首先，卫湜《礼记集说》引陆佃《礼记解》八百余条，数量已经较为可观。王与之明言《订义》引陆佃说取自《礼记解》，但书中三十四条引文，仅有一条同见于《礼记集说》，其余绝大部分反而同见于陈祥道《礼书》，不能不令人生疑。其次，《礼记解》是随文释义的经解体，而《礼书》是分门别类的条目体。前述引文讨论祼礼，遍考《三礼》《尚书》，并不限于《礼记》一经，与《礼书》体例显然更为符合。再次，《订义》中题有陆佃之名的引文，有与别处所见陆佃说相违戾者。如《春官·司尊彝》（34-5a）引陆佃云“鸡、鸟、虎、蜼之彝，取诸物也；斝耳、黄目，取诸身也”，同见于陈祥道《礼书》卷九五，
反而与陆佃《礼象》云“旧图黄目尊画人目而黄之，人目不黄，作而黄之，理无有也。……黄目宜画龟目”不合。
如果暂且不考虑陆佃立说前后存在变化的可能，则这条引文为陆佃之说的概率恐怕很小。
分析至此，似可下一断语，即《订义》引陆佃说而同见于《礼书》者，原始作者应当不是陆佃，而是陈祥道。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王与之从《礼书》中摘录部分条目而误题陆佃之名，抑或另有更为复杂的背景，目前笔者暂时难以给出圆满的解释。
附带一提，陈祥道《礼书》在南宋影响颇大，或明或暗引用其说者甚多。例如，《编类姓氏世次》云：“永嘉薛氏季宣，字士隆，有《释疑》，今作薛氏。”今检《订义》引文题“薛氏”者，有二十余条同见于陈祥道《礼书》，
其中有的大体照录原文，有的做了较多改写。又如，《编类姓氏世次》云：“三山林氏，之奇，字少颖，有《全解》，祖荆公、昭禹所说，今作林氏。”今检《订义》引文题“林氏”者，有五条同见于《礼书》。
不难推论，这应是薛、林二人注《周礼》时曾经参考《礼书》，其后又被《周礼订义》吸纳的结果，与前文所讨论问题的性质不同。
《编类姓氏世次》云：“永嘉陈氏傅良，字君举，其说有一《集》及经进四篇，今作陈君举。”今考陈傅良有《周礼说》三卷，分“格君心”“正朝纲”“均国势”三目，每目各四篇，另有序文一篇，合计十三篇，借《周礼》阐发修齐治平之道，绍熙三年（1192）进呈光宗御览。
《编类姓氏世次》所谓“经进四篇”即指《周礼说》，只是篇数偶误。《周礼说》原书已经亡佚，仅“格君心”四篇仍保存在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二四《礼要指》中。
《订义》引陈傅良说共一百二十五条，与《西山读书记》对勘，可以确定出自《周礼说》者，仅《天官·内宰》（12-10b）一条，则其余多数应为“一《集》”中的内容。
但是，此“一《集》”在其他史料中别无所见，究指何书，向无定说。清儒孙诒让云：
《中兴艺文志》谓《周礼说》十二篇，专论纲领。今以《订义》所引核之，其说于名物度数、琐屑繁碎者，亦多考核，似不止论纲领。考《订义·序目》云：陈说有一《集》，及《经进》四篇；丘氏《全书》则云：“有《讲义》《集说》。”疑止斋《进说》外，尚有《讲义》之一集，故如释《考工记》车制，综贯群经，释名辨物，最为详审。而于原目所谓“格君心、正朝纲、均国势”者，则无可附丽，其为别有一集，殆无疑义。惟丘书讹舛难据，止斋《讲义》别无所见，故此未据补录。
孙氏根据《周礼说》“专论纲领”的特点，将《订义》引陈傅良说中考证名物度数的条目归入“一《集》”中，确属卓见。所谓“丘氏《全书》”指丘葵《周礼全书》，又名《周礼补亡》。该书卷首有《治<周礼>姓氏》一篇，罗列了东汉至南宋治《周礼》者凡五十家，其中有云：“陈氏傅良，字君举，永嘉人，有《讲义》《集说》。”孙氏“疑止斋《进说》外，尚有《讲义》之一集”，似以“讲义集说”四字连读。但是，如果我们对《治<周礼>姓氏》的史源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它实际是由《编类姓氏世次》删改而成，不具备独立的史料价值，
因此孙氏亦谓其“讹舛难据”。笔者认为，《治<周礼>姓氏》所言《讲义》《集说》，应即分指《编类姓氏世次》中的《周礼说》和“一《集》”。
陈傅良此书既然以“集”为名，自有集解体之可能。集解体的一般特点为博采前人旧说，同时附以己意，书中内容不完全是作者的原创。顺着这一思路，笔者逐条寻索《订义》引陈傅良说的源头，现将部分考察结果列表统计如下，以清眉目：
如上表所示，《订义》引陈傅良说中有十七条同见于《周礼注疏》《周礼致太平论》等五部著作。这些著作的作者，贾公彦、李觏、王安石、胡宏生活时代皆早于陈傅良；吕祖谦与陈傅良生年相同，而卒年则早二十余年。根据时代差异，前述引文的原始作者自然不难判定。下面就引文具体内容试做比较，以《天官·九嫔》条为例：
陈君举曰：妇人女子常与至尊幽居九重，人弗得见，骄蹇自恣，无所不至。故使之分职于六宫，附属于冢宰，而天官内宰、春官世妇又得以参检其事，与夫妇妾贱人自相使令而无畏忌者不同矣。汉高欲立戚夫人子，留侯曰“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人何益”；袁盎却慎夫人坐，文帝怒，说以人彘乃从。使大臣得与内事，其如是乎？后世一女专恣，而公卿附离之不暇，尚何冢宰之能率。
这条引文同见于李觏《周礼致太平论·内治第二》，今摘引如下：
彼妇人女子而当于至尊，幽居九重，人弗得见，则骄蹇自恣，无所不至也。是故使之分职于内而附属于外，有职则当奉其法，有属则必考其功。奉法则不敢不谨，考功则不敢不慎，举宫中之人而知所劝勉者，官有其长之效也。而况内宰亦用大夫、士，春官世妇每宫卿二人，盖皆分命贤臣，以参检内事，与夫婢妾贱人自相使令而无畏忌者，不同年而语矣。天子所御，而服官政，从官长，是天子无私人。天子无私人，则群臣焉得不公？庶事焉得不平？“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此之谓也。汉高帝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留侯曰：“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人何益。”此大臣不得与内事之敝也。爰盎引却慎夫人坐，谓妾主岂可以同坐，文帝怒，说以人豕，乃说。如使盎辈得制宫中之事，则尊卑有不序、上下有不和者乎？官失其守，一女颛恣，则公卿附离之不暇，其何冢宰之帅也？悲夫！
比较可知，《订义》引文显然是改编自李觏《周礼致太平论》，不是陈傅良的原创内容。但需要注意，我们现在看到的《订义》引文，可能是已被王与之删节过后的形态，陈傅良“《集》”中原文是否如此，则难以确知。其他相关引文大体类此，无需再一一举证。
综上所述，《订义》引陈傅良说至少有十七条本非陈傅良原创，
这就为“一《集》”的集解体性质提供了较为直接的证据。不过，仍需存疑的是，这些引文的原始作者姓名在“一《集》”中已经被隐没，还是王与之引用时未加分辨，径题陈傅良之名所致？因为史料限制，如今无法详细讨论。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即使我们将陈傅良引用或化用前人经说的行为，视为他对这些观点的认同，在利用《订义》辑佚和研究陈傅良《周礼》学著述时，都不能不先做一番甄别工作。
保存资料是集解体著述的最重要价值之一，但普遍存在的引文来源不明确、作者张冠李戴等问题，往往给读者造成极大障碍。王与之在《订义》卷首设置《编类姓氏世次》，对引文来源和作者做了较为详细的交代，有助于规避上述问题，同时也为后人核查史源提供了便利。以上，笔者即从《编类姓氏世次》出发，通过三组具体的例证，对《订义》引文的作者疑误做了初步的史源学考察。
首先，王与之在《编类姓氏世次》中拟定的引文作者题名，常常与正文实际使用情况脱节，因而造成很多自违其例的现象。如果偏信《编类姓氏世次》，就很可能对《订义》引文作者形成误判。前人或不明于此，利用《订义》辑佚宋代《周礼》学佚著时，有时便会误辑他人佚文。如前所述，清人陈金鉴辑黄度《周礼说》，便曾将《订义》引文题“黄氏”者尽数辑出，而不知其中混杂有少量黄裳说。因此，我们使用这类辑本时需特别留心。
其次，《编类姓氏世次》对《订义》引文来源的说明不够明晰，甚至不完全可靠。例如，《订义》引陆佃、陈傅良说的原始出处、作者归属，均颇有可疑之处。这就提醒我们，无论是研究《订义》本身，还是通过《订义》辑佚和研究其他《周礼》学佚著，事先要做一番辨别。《订义》的学术水平和价值，也理应得到更为客观的评价。
当然，本文对《订义》引文作者的考察还存在诸多局限。今存《订义》最早版本为南宋淳祐本，但因条件限制，目前无法查看全书，
退而求其次，则当用《通志堂经解》本。《通志堂经解》本源出明代李开先旧藏影宋钞本，文字讹误颇多，总体质量欠佳。
因此，本文所考《订义》引文作者问题，其中有一部分很可能是在传钞、传刻过程中造成，并非王与之本人的失误。此外，由于古书散亡，笔者所能用于复核《订义》引文的文献捉襟见肘，不仅考察的范围仍然较为有限，而且无力为已经发现的问题全部给出圆满的解释。凡此诸多遗憾，皆有待新资料的发掘、开放与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