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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经过去的千年之中，世界人口增长了22倍，人均收入提高了13倍，世界GDP提高了近300倍。这与在此之前的那个千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时世界人口仅增长了六分之一，而人均收入并没有任何提高。
在1000—1820年间，人均收入的增长是缓慢的。从世界平均水平来看，人均收入提高了50%。这样一个收入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支持了这一期间4倍的人口增长。
同以往相比，世界的发展在1820年后要活跃得多。人均收入提高了8倍以上，而人口则增长了5倍以上。
人均收入增长并不是唯一的经济福利指标。在漫长的发展中，人口预期寿命也有了惊人的提高。在1000年时，人均寿命只有24岁左右。有三分之一的婴儿在生命的第一年中死去，而剩下的三分之二为饥饿和流行病所折磨。在1820年以前的西欧，预期寿命的提高几乎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改善发生在1820年以后。如今，人均寿命可以达到66岁。
增长的过程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是不平衡的。预期寿命的提高和收入的增长在西欧、北美、澳洲和日本是最为迅速的。到1820年这一组国家的收入水平已经是所有其他国家的两倍。而到1998年时这个差距扩大至7:1。在世界的领先国家美国和最贫困的非洲之间，这个差距是20:1，而且仍然在扩大。虽然这种趋势是主流，但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亚洲的复兴已经表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缩小同西方的差距是可行的。然而，在1973年以后，世界经济的增长放缓了，亚洲的进步已经被其他地区的停滞和倒退所抵消。
本书使用定量的方法，综合各种因素，考察世界收入与人口的长期变化，并解释导致富国的成功和阻碍落后地区进步的主要因素。它也探讨富国与穷国的关系，目的是评价在何种程度上后者的落后可能是源于西方的政策。
对长期经济表现的考察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他开创性的著作中曾经对此有过一个宽泛的讨论。其他研究者也有过类似的宏论。近年来在人口史学的研究上也有可观的进步。
本书的特点在于它对经济表现的比较研究进行了系统的量化。
在过去，计量经济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增长最快的19世纪和20世纪。追溯较早的历史则只能依靠对气候条件和其他线索的掌握及假设的提出。然而这是有意义的、有用的，而且是有必要的工作。因为对世界经济的主要部分而言，其演变的速度与模式深深植根于它的过去。
定量分析旨在澄清定性分析中那些模糊的地方。同定性分析相比，它更容易受到质疑，而且也更可能受到质疑。因此，它可以使学术探讨更尖锐，从而有助于刺激针锋相对的假说的建立，以推动研究的发展。只有使提供数量证据和选择代表性变量的过程透明化，才可以使持有不同看法的读者补充或拒绝部分数据，或者建立不同的假说。本书第一、二、三章的分析就是由六个旨在提供必要透明度的附录所支持的。
在过去的一千年当中人口与收入的增加由三个相互关联的活动所支持：（1）对人烟相对稀少、土地肥沃和有着新生物资源地区的占领和殖民；（2）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3）技术和制度上的创新。
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个主要事件就是中国人对长江以南相对空旷和潮湿地区的殖民，以及从越南引进适合多季种植的快熟稻米。这发生在8—13世纪。在此期间，人口增长加速了，人均收入提高了三分之一，人口与经济活动的分布也改变了。在8世纪，只有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居住在长江以南的地方，而到了13世纪，四分之三以上的中国人居住在这个地区。新技术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所以生产率的增长慢于人均收入的增长。
更具有戏剧性的例子是欧洲人对美洲的发现。直至1492年哥伦布（Co-lumbus，1451—1506）航行之前，欧洲人并不知道那个大陆的存在。
这个发现向他们展现了一片广阔的、大部分都是人烟稀少的土地。墨西哥和秘鲁是其中最先进的也是人口最多的地区，但是很容易就被西方人征服了。这个地区四分之三的人口死于被欧洲人不经意地带进来的疾病。这片新大陆提供了前所未知的作物，如玉米、土豆、甜薯、木薯、辣椒、西红柿、落花生、菠萝、可可和烟草。这些农作物被输入欧洲、非洲和亚洲，提高了那里的生产潜力和支持人口增长的能力。同时，这些地区也补偿性地向美洲输入了农作物，因此又大大提高了美洲的农业生产潜力。这些新输入的作物包括小麦、水稻、甘蔗、葡萄、莴苣、橄榄、香蕉和咖啡。新的可作为食物的动物包括牛、猪、鸡、绵羊和山羊，以及用作交通役畜的马、牛、骡和驴。
美洲最初的吸引力是墨西哥和秘鲁富饶的银矿，以及种植园发展所引起的对非洲奴隶的进口贸易。此后在北美和拉丁美洲的核心地区发展起来新式的欧洲经济。直到18世纪的后半叶，美洲的人口才恢复到其1500年的水平。随着19世纪大量欧洲移民涌进和铁路发展带来的生产前沿的西移，美洲的潜力才充分显现出来。
目前美洲各国在经济表现上的差异，如美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之间的差异，部分地是由于它们在资源禀赋上的不同，部分地是由于它们过去的制度和社会影响。在北美和巴西，相对较少的土著居民被边缘化和消灭了。在原西班牙的殖民地，土著居民一直作为下层阶级而存在。而在所有曾经实行过奴隶制的地区，奴隶的后代也属于社会上的贫困阶级。除此之外，殖民时期在伊比利亚制度和北美制度上的差异也很重要。这些都影响了这些地区以后在经济增长上的表现。
国际贸易在西欧经济的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它在亚洲或非洲的历史中却远没有那么重要。
1000—1500年，威尼斯在打开欧洲内部（佛兰德斯、法国、德国以及巴尔干国家）和地中海地区各国之间的贸易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它开拓了沿商旅之路至黑海港口之间的对中国商品的贸易，以及通过叙利亚和亚历山大港进行的对印度和其他亚洲地区商品的贸易。这些贸易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们不仅将贵重的香料和丝绸带给了欧洲，而且向欧洲输入了亚洲、埃及和拜占庭的生产技术（譬如意大利的丝绸和棉布生产、玻璃制造、水稻种植，以及威尼斯在其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殖民地的蔗糖生产和加工）。在相当重要的程度上，威尼斯的海上扩张依赖于它在阿森纳（Arsenal）造船技术上的进步、航海上罗盘的使用及其他方面的改进。威尼斯之所以成为那个时代的领先经济体也取决于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如银行、会计、外汇和信用市场的发展，公共财产清偿制度的创立，以及有效的外交服务制度的创立。威尼斯在促进西欧思想运动的发展上也起了重要作用。它开创了旨在收藏手稿的图书馆和书籍出版事业。它的玻璃工业使其成为第一个可以大规模制造眼镜的国家。在文艺复兴时期，它在将希腊著作介绍给西方的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它的帕多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Padua）是当时欧洲的主要学习中心，而伽利略（Galileo）则是其中杰出的教授之一。
威尼斯同亚洲的联系最终由于拜占庭的衰落、奥斯曼帝国的崛起、黎凡特地区十字军国家的崩溃以及埃及马穆鲁克政权的垮台而中断。在15世纪的下半叶，葡萄牙发动了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促使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经济交往的大航海活动。
在发展欧洲对大西洋诸岛的贸易、航行和殖民方面，在开拓环绕非洲、进入印度洋和联系中国与日本的贸易路线方面，葡萄牙都起了主要作用。在整个16世纪，它取代了威尼斯成为将香料运送到欧洲的主要运输者。它的航海家发现了巴西。它用相当精明的外交手段说服了西班牙认可它在那里的领土要求，同时允许它行使对摩洛哥香料岛屿和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垄断。虽然西班牙拥有一个更庞大的帝国，但它在美洲之外唯一主要的基地只有菲律宾，而它的两个最著名的航海家是哥伦布和麦哲伦（Magellan），前者是在葡萄牙受过训练的热那亚人，而后者就是葡萄牙人。
葡萄牙在发展其海外商业与扩张其帝国疆域方面有着重要的优势。它坐落于靠近地中海的出口处。欧洲的南大洋海岸使之拥有战略上的利益。从事深海捕捞的渔民不但为葡萄牙提供了主要的食物供给，也积累了关于大西洋风力、气象和潮汐的独一无二的知识。王室对大西洋探险的支持、对导航技术的研究、对导航员的训练、采用罗盘方位绘制的航海图以及航海经验的积累等，又加强了这些知识的积累和技能的改进。里斯本和波尔图的葡萄牙造船厂在船舶设计中吸收了不断积累的对于大西洋航行条件的认识。最重要的进步发生在桅帆和索具技术方面。最初，葡萄牙人主要采用三角帆技术。然后，为进一步深入大西洋并进行远绕好望角的航行，他们增加了方形帆和三角帆的混合技术。导致葡萄牙人成功的另一个因素是他们可以吸收“新基督徒”，即那些在穆斯林统治伊比利亚期间起了重要作用的犹太商人和学者。他们当中很多人在被赶出西班牙后到葡萄牙避难，因此使后者的人口增加。虽然他们被要求进行形式上的皈依和受到一定程度的虐待，但是他们在促进葡萄牙在非洲、巴西和亚洲的商业利益上，在科学的发展上，在充当同伊斯兰世界的贸易中介以及吸引热那亚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对葡萄牙企业的投资上，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是葡萄牙人把蔗糖的生产与加工技术引入了大西洋的马德拉群岛和圣多美岛，进而又引入了巴西；也是他们开创了向新世界工业提供劳动力的奴隶贸易。在1500—1870年间，约有一半的非洲奴隶是葡萄牙人输往美洲的。在15世纪的欧洲，糖是非常稀缺和昂贵的商品。到了18世纪末，它已成了欧洲大众的消费品。糖的贸易量的增长快于任何其他热带商品的贸易量的增长。
在葡萄牙的先驱们拓展世界的同时，欧洲北部各地区的贸易因荷兰航海能力的显著提高而加强了。到了1570年，荷兰商船的运输量大约相当于英格兰、法国和德国全部商船队运输量的总和。而从人均水平来看，荷兰商船的运输量相当于后者的25倍。
航运和造船技术的发展、传统农业向园艺的转变、大规模运河系统的建立，以及对由风车和泥炭产生的动力的使用，使荷兰成为从1400年至17世纪中叶欧洲最繁荣的经济体。它在推动国际分工的专业化方面超过了当时任何其他国家。航运和商业服务成为它收入的主要部分。它进口谷物和活畜，同时出口鲱鱼和奶制品。在1700年时，它只有4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
在1580年之前，荷兰一直是一个较大政治实体的一部分。它包括了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这些欧洲工业最繁荣的地区，同时又是一个银行、金融和国际商业中心，相当于欧洲北部的威尼斯。这个地区曾在15世纪末之前一直为勃艮第人控制，然后落入由西班牙人统治的哈布斯堡王朝手中。荷兰人因为这个掠夺成性的王朝过重的税赋，以及政治和宗教上的压迫而奋起反抗，并创造了一个保障商人和企业家财产、促进非宗教的人文教育和宗教宽容的现代国家。
大多数金融与企业界的精英和很多熟练的工匠从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迁到这个新的共和国。荷兰人封锁了斯凯尔特河和安特卫普港口达200年之久。同时荷兰也打破了伊比利亚对非洲、亚洲和美洲贸易的垄断。
从1580年起到拿破仑战争的结束，荷兰人戏剧性地展示了西欧在那个时代同世界经济交往的方式。
荷兰共和国在经济上最初的成功，以及它在航海和商业上的霸权地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它在战争上的胜利，以及它在同葡萄牙和西班牙竞争中以邻为壑的商业政策的成功。然而，到了18世纪，由于两个新的对手英国和法国的崛起，荷兰丧失了它的霸权地位。英法两国极大地增强了它们的航海实力，使用同样的技术把荷兰人赶出了他们曾经统治的市场。1720—1820年间，荷兰的对外贸易下降了20%，英国的出口则增长了7倍以上，法国的出口增加了2.75倍。与此同时，荷兰的人均收入下降了六分之一，而英国的人均收入上升了二分之一，法国的人均收入上升了四分之一。
在1680—1820年间，英国人均收入的增长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这归功于它对由荷兰人建立的银行、金融、财政和农业制度的改进，以及在此期间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同时，这也得益于英国人因巧妙地采用以邻为壑的商业策略而获得的商业霸权地位。经过六十多年的武装冲突和限制性的《航海法》，英国把寻求垄断地位的竞争者们逐出了市场。到1820年，英国已占据了从非洲向加勒比贩运奴隶的领先地位，同时建立了一个拥有一亿人口的海外帝国。
其他欧洲势力在与英国人竞争霸权时都沦为失败者。在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荷兰人失去了除印度尼西亚外所有的亚洲殖民地。法国人在亚洲的殖民地缩小到仅为一种象征的地步，同时也失去了他们在加勒比的主要财产。战后不久，巴西从葡萄牙的统治下获得了独立。西班牙失去了它在拉丁美洲的庞大殖民帝国，只保留了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英国人获得了法国人和荷兰人曾经在亚洲和非洲的领地，并将他们的控制扩张至印度，同时建立了在拉丁美洲的商业特权。
其他的失败者包括印度的前统治者们，他们的权力和收入在相当程度上落到了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们的手中。在后者的统治下，在1757—1857年间，印度的人均收入下降了，而英国却大受其益。
在1820—1913年间，英国人均收入的增长快于以往任何时代，是其1700—1820年间人均收入增长率的3倍。收入改善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进步的积累，以及与之伴随的物质资本的迅速增长、教育和劳动力技能的改进。商业政策的变化也有着重要的贡献。在1846年，对农业进口的保护性关税被取消了。在1849年，《航海法》被中止了。到了1860年，英国单方面取消了所有的贸易和关税上的限制，并同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建立了旨在促进自由贸易的互惠条约。这些含有最惠国条款的条约意味着双边自由化同等地应用于所有参与国家。
自由贸易同样被强加于印度和英国的其他殖民地，以及其他非正式的帝国成员。中国、波斯、泰国和奥斯曼帝国虽然不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在削弱它们自身的商业主权和赋予外国人治外法权的条约下，也承担了低关税的义务。这种自由贸易帝国主义不但有利于英国的出口，同18世纪时的情况相比，它也较少地损害殖民地的利益。因为在18世纪时，牙买加只可以同英国及其殖民地进行贸易，而瓜德罗普岛只可以同法国进行贸易。
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以及愿意依赖进口食品对世界经济有着正面的影响。这些政策加强和传播了技术进步。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北美洲、拉丁美洲南部和澳大拉西亚（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附近诸岛），它们因为有着富饶的自然资源而获得了大量的投资。同时，应当指出，作为这个帝国中最大也是最穷困部分的印度也受到了一些正面的影响。
通信方面的创新在连接各国的资本市场和促进国际资本流动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英国在国际金融方面已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应当归功于它的稳固的公共信用和货币制度、它的资本市场和公共债务的规模，以及它所能维持的货币金本位制度。这个帝国的存在创造了一种产权制度，它使英国国民在海外的投资看起来如同在英国国内的投资一样得到保护。英国当时已是一个很富有的国家，它所使用的几乎是当时最前沿的技术，因而它的食利阶层也可以在边际利润较小的情况下进行对外投资。
从1870年起，以海外投资为目的的英国资本大量流出，数量相当于它一半的储蓄。在此期间也出现了大量的法国、德国和荷兰对海外的投资。
这样一种旧的自由秩序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20世纪30年代以邻为壑的政策所导致的资本流动、人口迁移和贸易的停滞而被破坏了。同1870—1913年相比，1913—1950年间，世界经济的增长大大放慢，世界贸易的增长远远慢于世界收入的增长，地区间的收入不平等也大大增加了，其中退步最大的是亚洲。
到1950年时，殖民主义的解体加速了。除去一两个例外，到了20世纪60年代，从帝国制度的退出已大致完成，英国的帝国秩序已宣告结束。同时，比利时、法国、荷兰和日本的帝国时代也相继结束了。在西方，美国作为一种新崛起的霸权势力同苏联集团竞争，以对刚刚独立的亚洲和非洲国家施加影响。
世界经济在1950—1973年间比以往任何时候增长都要快。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黄金时代，世界人均GDP每年提高近3%（这个速度意味着每25年翻一番）。在全世界GDP总额每年增长近5%的同时，世界贸易额每年增长将近8%。这样的增长影响了所有的地区。增长最快的地区是欧洲和亚洲。地区之间的差距因此在逐渐缩小，其中主要是美国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西欧和日本）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了。
这个黄金时代异常突出的经济表现是有原因的。首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了一种新型的自由国际秩序。在经济合作方面，它规定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明确合理的行为规范和组织制度，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及其前身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AT）。从1948年起，东西方之间一直存在严重的分裂。然而，这种分裂却加强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调和，所以战前的那种以邻为壑的行为不再出现。美国在欧洲最需要的时候提供了巨额的援助，因而使它可以推动经济合作和贸易自由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它也为国际货币稳定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证。南北关系也从战前的殖民地托管转向了更多地强调推动发展。发达资本主义经济间巨大的贸易扩张推动了世界经济增长。
其次，这种经济力量也得益于发达国家自觉地推动高水平的需求和就业的国内政策。不仅增长是前所未有的，商业周期也事实上消失了。投资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而且对投资的前景有着乐观的预期。20世纪70年代之前，通货膨胀的压力比人们在这样持久的繁荣中可能预期的水平要低得多。
最后，从供给方面看，增长也是有潜力的。饱受连年萧条和战争折磨的欧洲和亚洲在那些促进“经济复苏”的“正常”因素上表现出巨大的潜力。此外，也是更主要的因素，就是领先国家中持续的和不断加速的技术进步。应当更进一步地指出，同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做法不同，美国在这个黄金时代扮演了一个促进技术扩散的角色。
在黄金时代之后，整个世界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下降了一半。地区之间的表现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在西欧和日本，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大大低于其在黄金时代的速度，但是仍然高于其在1870—1913年间的水平。令人瞩目的成功出现在拥有世界一半人口的、崛起的亚洲经济体中。它们在1973年后经历了比在黄金时代更快的人均收入的增长，是其在旧的自由秩序下增长速度的十倍。
如果这个世界只由这两组经济体组成，我们可以说世界发展的模式明显地展示出一种走向趋同的可能性。在有效地动员和分配资源上的成功，以及在对人力和物质资本上的改进以模仿和接受适用技术，使这些崛起的亚洲经济体在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程中取得了重要的进步。
然而，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组经济体（共有168个经济体，大约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它们从黄金时代以来的经济恶化已经引起我们的警觉。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非洲的人均收入水平完全停滞不前。在东欧和前苏联国家，1998年时的人均收入只是1973年的四分之三。在拉丁美洲和许多亚洲经济体中，收入的增长相对其在黄金时代的水平而言是微不足道的。这组经济体虽然收入水平各异，但都是“步履蹒跚的经济”，它们不是在追赶而是在被进一步抛在后面。这组经济体多数没有能够成功地进行经济调整以适应黄金时代后大大改变了的国际经济秩序。
关于战后经济秩序迄今的发展变化，我们会以对主要地区经济表现进行概括比较的表3-5为基础，在第三章详细讨论。
在1000—1820年间，技术进步比以往要慢得多，然而它却是增长的主要动力。没有农业上的改进就不可能有世界人口的持续增长。没有航海技术和商业制度的改进，就不可能有世界经济的开放。重要领域中的技术进步依赖于在科学方法、实验检验、新知识的系统积累和出版发行上的一些根本性的改进。这种长达数世纪的努力为19和20世纪更加迅速的进步提供了知识和制度的基础。
航海和导航技术发展的历史清楚地展示了这种技术进步积累的过程。同罗马帝国时代相比，欧洲的船舶和导航技术在1000年时并没有什么进步。进步开始于1104年，当时威尼斯建成了一所公共船坞，即阿森纳。在这座船坞中，它建成了帆桨并用的大木船，同时也改进了船舶设计。而罗盘和沙漏的引进有助于改进对海上时间的测量，进而使船舶的生产率提高了一倍。这样，船只可以在恶劣的天气中航行并且在一年中两次往返威尼斯和亚历山大之间，而不再是一次。葡萄牙人为航行印度而进行的准备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研究计划。它得益于延续多年的在船舶技术方面的试验、导航仪器和海图的改进、天文学的应用以及关于海风和海流知识方面的发展，再加上对一系列其他可替代航线的研究。荷兰人创造了一种新型的船舶工厂以便在海上处理刚刚捕捞上船的鲱鱼。他们还开发了批量生产低成本通用货船的方法。英国政府则资助和鼓励了在天文学和地磁学上的研究，以及第一台航海天文钟和天文历的生产。英国人还证实了泡菜和柑橘汁在预防坏血病方面的作用。
18世纪末的航海船只可以运载相当于14世纪威尼斯帆桨船运载量10倍的货物，但其所需要的船员数量却大大减少了。同时，长途航行的安全状况也得到了极大的改进。在达伽马（da Gama，1460—1524）和卡布拉尔（Cabral，1468—1520，葡萄牙航海家）第一次的亚洲航行中，他们损失了一半船员和一半以上的船只。麦哲伦（Magellan，1480—1521，葡萄牙航海家）在他第一次环球航行时损失了90%以上的船员。而库克（Cook，1865—1940）在240年后成功进行的环球航行基本上达到了现代航海的安全标准。
在15世纪之前，欧洲在很多领域中的进步都依赖于来自亚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技术。在1405—1433年，中国人在造船技术上的优势表现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航行中（见表2-11）。中国的舰船比葡萄牙人的舰船更大，更经得起风浪，而且因装备有水密舱和更多的舱位而更为舒适，同时亦具备长途航行远至非洲的能力。然而在此之后，中国与世界经济隔绝了，其航海技术也随之衰落了。
到了17世纪末，欧洲在造船和武器方面已经很明显地处于领先地位，同时它也有很多制度上的进步。譬如，同亚洲相比，它有着更先进和复杂的银行、信用、外汇市场、金融和财政管理、会计、保险以及公司治理制度等等。这一切都同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发展有关，是欧洲得以成功地开拓世界经济的基本制度因素。
在欧洲内部，技术的扩散是相当迅速的，即使存在频繁的战争，各国之间技术水平的差距也并不悬殊。促进各国技术联系的主要因素是人本主义的学术发展、大学的建立和印刷术的发明。
在16和17世纪，由于有哥白尼（Copernicus，1473—1543）、伊拉斯谟（Erasmus，1466—1536）、培根（Bacon，1561—1626）、伽利略（Galileo，1564—1642）、霍布斯（Hobbes，1588—1679）、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配第（Petty，1623—1687）、莱布尼茨（Leibnitz，1646—1716）、惠更斯（Huyghens，1629—1695）、哈雷（Halley，1656—1742）和牛顿（Newton，1642—1727）这样一些学者和科学家之间的交流，西方科学研究的质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他们中的很多人同其他国家的研究同行们保持了紧密的联系，或者长时间生活在海外。这种合作由于科学院的创立而制度化了。科学院鼓励讨论、研究，并将这些结果以讨论报告的形式发表出来。这些工作中的相当一部分同技术应用相关，也有很多领先的学者关心公共政策问题。
这些进步在欧洲之外的扩散是相对有限的。耶稣会的学者们在北京生活了近两个世纪，其中一些人如利玛窦（Ricci，1552—1610）、汤若望（Schall）、南怀仁（Verbiest）等与统治者有着很密切的接触，但是中国的精英阶层对西方的知识和科学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好奇心。同中国相比，日本对西方知识的接触虽然更为有限，但是它受到的影响反而更为深刻。葡萄牙人和耶稣会在日本待了近一个世纪。在那段时间里，日本人对欧洲的船舶、地图、导航术和枪炮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葡萄牙人被赶走之后，日本同西方知识的唯一联系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中那些身为科学家的官员们，如肯普费（Kaempfer）、桑博格（Thun-berg）和冯西博尔德（von Siebold）。虽然这些接触是有限的，但是它在打破日本人对“中国事物”尊重的同时，刺激了他们对“西方事物”的好奇心（见附录B）。
自1757年起控制了印度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们具有一种强烈的边沁激进主义（Benthamite Radicalism）倾向，他们迫切要求修改印度的法律和财产制度。在1857年印度反英暴乱之后，直接的帝国统治建立起来了，那些激进的希望将印度西方化的目标也就被放弃了。拿破仑战争期间，在英国管制下的印度尼西亚也曾有着类似的目标，但是在19世纪30年代的蒂博·尼哥罗反叛（Diponogoro Revolt）之后也被放弃了。
到18世纪末，欧洲技术和科学的唯一有效的海外转移是在英属的13个北美殖民地。在1776年时，相对于250万人口来说，这些殖民地已经有了九所大学和一个十分熟悉当时欧洲情况的知识精英阶层，如富兰克林（Franklin，1706—1790）和杰斐逊（Jefferson，1743—1826）。相比之下，作为西班牙殖民地的巴西和加勒比地区有1700万人口，但是只有两所以神学和法律为主的大学（分别位于墨西哥城和墨西哥西部的瓜达拉哈拉市）。
对于1820年以后影响技术进步加快的因素，我曾在较早的《1820—1992年世界经济之考察》（1995）中有着详细的分析，特别是在其第二章的第71—73页中。因此在本书中我并没有对此作任何展开的分析。1913—1973年间的技术进步是有史以来最快的。然而这种进步现在已经放慢了。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较缓慢的技术进步是世界经济增长放慢的原因之一。那些自封的“新经济”权威们不愿意接受技术进步放缓的观点，并用一些零散的微观经济证据为自己辩护。然而，他们所谓的技术革命的作用至今还没有在宏观经济统计上显示出来。所以，我无法赞同他们那种乐观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