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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年时亚洲的人口（2.84亿人）是西欧人口（0.57亿人）的5倍左右，到1600年时这种格局基本未变。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亚洲贸易商的经营网络横跨东非和印度，以及东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马六甲海峡以东，贸易主要由中国主导。印度船只难以抵御中国海的台风袭击，它们的军事配备也不足以应付中国沿海一带的海盗活动（Chaudhuri，1982，p.410）。
后来葡萄牙人取代了亚洲商人，向红海和波斯湾港口供应香料，再将这些香料销售给威尼斯、热那亚和加泰罗尼亚的商人。但是，香料贸易仅仅是亚洲商品贸易的一部分，也许仅占后者的四分之一。亚洲内部的海上贸易还包括纺织品、瓷器、贵金属、地毯、香水、珠宝、马匹、木材、食盐、生丝、金、银、草药，以及其他许多商品。
因此，香料贸易不再是葡萄牙人和后来加入的其他欧洲商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等）的唯一贸易机会，丝绸和瓷器贸易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到了17和18世纪，棉织品和茶叶贸易已经变得十分重要。另外，也存在参与亚洲内部贸易的机会。在16世纪50年代至17世纪30年代，葡萄牙通过参与中日之间的贸易赚取了可观的利润。
亚洲商人对印度洋的季风规律及其他各种问题比较熟悉。亚洲商船上有经验丰富的舵手，有关于天文和航海的科学研究记录，也有不比葡萄牙逊色多少的航海仪器。
从东非到马六甲（位于苏门答腊与马来半岛之间的狭窄海峡）的亚洲贸易路线主要由商人团体经营，没有武装船只护航，也没有受到政府过多的干预。南印度是葡萄牙人在亚洲经商的第一站。虽然它被维贾亚纳加尔帝国所统治，但其沿海贸易条件由少数政治团体的首领制定，这些首领通过向商人提供保护和市场而获取收入。维贾亚纳加尔帝国以及后来的莫卧儿帝国统治者们的收入主要来自土地税收，他们对国际贸易活动没有明显的兴趣。但是，中国和日本的情况却有所不同。
亚洲商人喜欢在种族、宗教、家族、语言相近的一个相互影响的群体网络中做生意，并且唯利是图。就唯利是图这一点来说，他们的经商习惯与威尼斯商人或在地中海阿拉伯世界经商的犹太商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在西亚和中东，商人一般都是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但再往东边就包括“来自古吉拉特的瓦尼雅斯人、泰米尔人和泰卢固仄迪人、来自西南印度的叙利亚基督徒，以及来自福建省和邻省的中国人”
。如果他们交纳保护费和市场准入费，就可以在那里自由地做生意；如果保护费太高，他们通常就会转移到其他地方另辟天地。
葡萄牙人的经商网络在两个方面有所不同：一是它由一系列构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的基地组成，并受其武装舰队的保护，因此，市场力量因武力恫吓而被调整；二是与亚洲贸易公司或后来渗入亚洲的欧洲贸易公司不一样，葡萄牙商人同时也参与宗教传播活动。
葡萄牙贸易帝国的总部于1510年设立在被占领的阿拉伯港口果阿，一个处在西印度海岸中部的海岛港口。西印度海岸作为葡萄牙的殖民地长达近460年。
它是葡萄牙总督的居住地，自1542年起成为耶稣会士在亚洲活动的大本营。马六甲是控制从印度输往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货物以及它们之间往来船只的港口。它于1511年被葡萄牙占领，直到1641年被荷兰抢占。葡萄牙在斯里兰卡的贾夫纳建立了一个肉桂的贸易基地，从那里运走大部分原产于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胡椒和生姜。但对于价值较高的香料，葡萄牙人在摩鹿加（位于西伯里斯岛和新几内亚之间）的德那第岛建立了一个丁香、肉豆蔻和肉豆蔻皮的贸易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