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欧的复苏和振兴（1000—1500）

在公元1000—1500年期间，西欧的人口增长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快。其中北部国家的人口增长又明显快于那些靠近地中海的国家。城市（指人口超过1万人的城镇）人口的比率从0增长到6%，充分表明了制造业和商业活动的扩张。能够养活日益增多的人口的主要原因，一是在许多地区尤其在荷兰、德国北部和波罗的海沿岸农村定居地的扩大，二是逐步采用的新技术提高了土地的生产率。林恩·怀特（Lynn White）对当时这些农业变化有过如下经典分析：“……沉甸甸的犁，开阔的田野，种植业和畜牧业的新结合，三季轮作，现代化马具，带钉的马掌和车前横木，所有这些构成了公元1100年时农业开发的一个体系，它给从大西洋到第聂伯河之间横跨北欧的大地带来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White，1962）怀特可能有点夸大了新技术的作用和繁荣的程度，但不容置疑的是技术进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从两季轮作制度转变为三季轮作制度也保障了食物的供给，减少了饥荒的发生。如此一来，农产品中越来越多的部分被用来生产服装（用羊毛）、酿造葡萄酒和啤酒（用谷物和葡萄）以及转换成饲养马匹的饲料。在食物生产中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区域专业化迹象，同时谷物、牲口、奶酪、鱼和酒的国际贸易也与日俱增。食盐贸易的增加和对香料的重新进口不仅改善了肉类和鱼类食品的口味，而且促进了肉和鱼的保存。

对水和风车的利用的提高，为工业加工尤其是像制糖业和造纸业这类新型工业增加了动力。当时在羊毛业中已存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即英国的羊毛被出口到佛兰德斯生产服装，然后服装又被销售到整个欧洲。丝绸工业在12世纪才被引入欧洲，但到1500年时已在南欧得到相当规模的发展。纺织品的质量、花色品种和设计都有了重大改进。热那亚在13世纪时已通过定期航运将明矾从希俄斯岛输入布鲁日。采掘和冶金技术的进步有助于欧洲武器生产的改进和发展（Nef，1987；Cipolla，1970）。11世纪到15世纪期间船舶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是地中海、波罗的海、大西洋群岛和非洲西北海岸之间贸易增长的基础。

在此期间，金融、会计和海运保险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大学的建立和发展使知识阶层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人类的学识水平也有了增长；在15世纪末印刷术又被引进欧洲。

这个时期的政治秩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曾经攻打过英格兰、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诺曼底，并深入俄国的那些斯堪的纳维亚入侵者最终变成了商人，并在斯堪的纳维亚、英格兰、诺曼底和西西里建立了有效的管理制度。一个民族国家体系开始崭露头角，中世纪时代的政治权力分割得到了遏制。虽然发生在英国和法国之间的百年战争（1337—1453）并不是最后一次，但在战争结束后两国的国家身份得到了更加明确的确认。在15世纪末，西班牙通过再征服确立了其现代国家的身份。但在东地中海，情形正好相反，奥斯曼帝国不仅在1453年攻占了君士坦丁堡，而且很快又将其霸权扩展到巴尔干、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

很明显，对这个时期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GDP进行估计，会存在较大的偏差。本书的第一章和附录B中尽可能详细明了地介绍了我采用的估计方法。我的结论是，公元1000—1500年，西欧的人均GDP几乎翻了一番，而同期中国的人均GDP只增加了三分之一，亚洲其他经济体的人均GDP增加得更少，非洲的人均GDP反而减少了。似乎很清楚，在这个时期结束时，西欧的收入和生产率水平要高于亚洲和非洲的水平，但在公元1000年时，它们还落后于亚洲。就西亚和埃及而言，我的以上看法似乎得到了穆斯林史学家们如阿布拉菲亚（Abulafia，1987）和阿布卢格霍德（Abu-Lughod，1989）的认同。至于有关中国和西欧经济表现的比较，我在1998年的一项研究中已对这一结论的证据做了详细的讨论（Maddi-son，1998a）。

这个时期欧洲内部最重要的经济进步出现在佛兰德斯——北欧的羊毛生产、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以及意大利的几个城邦，如佛罗伦萨、热那亚、比萨、米兰和威尼斯，其中最成功和最富有的就是威尼斯。在下一节中我们将详细探讨威尼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0ctRzRJooWK/cUqQC/vGEMAOFMXMioUqhlXvJW8qC3R4ZkUPi+eeskDYW10Pn5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