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均GDP

对世界GDP的长期估计是直到最近才出现的。计量经济史学家们一直把实际收入增长的研究重心放在欧洲，一般说来也仅限于过去的两个世纪。直到最近，人们对较早一些世纪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推测性的。

我在1995年所做的研究中包括了对1820年以来世界经济各个部分的详细估计，以及对1500—1820年这一时期的粗糙、初步的估计（Maddison，1995a）。在本书中，我对1820年前的各个世纪的证据作了更加仔细的检查，并把它们同我对过去两千年中国经济表现的研究结果结合了起来（Maddison，1998a）。虽然其中仍然包括大量的推测，但我在附录A和附录B中尽可能透明地解释了我的证据和假设。所以持批评眼光的读者可以很容易地在我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调整和增补。

人均GDP水平及其变动是反映福利和生产潜力变化的基本的、具有一般目的性的指标。但是不应该忘记的是，同人均GDP相比，人均消费在长期中的增长比较缓慢，因为产出中有越来越多的份额被用于投资和被政府征用。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并不总是与人均收入的变动相平行的。中国在宋朝（960—1279）和日本在17—18世纪时所取得的进步要求人均劳动投入的大量增加。而在20世纪我们却发现了相反的现象——在西欧和西方后裔国，人均劳动投入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见附录E）。

表1-9概括了我对过去这个千年（1000—1998）的研究结果。它清楚地显示了西欧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出现的持续经济上升是例外的，它也说明了西方（A组）与世界其他地区（B组）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距的根源。

我从长期定量证据中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1）西欧的人均收入在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不仅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时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等其他地区的水平。

（2）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它以缓慢的步伐前进，但到了1820年，它的实际人均收入已经三倍于其起点水平。经济领先的地区及其特征发生了变化。意大利北方城邦国家，特别是威尼斯开始了增长的进程并重新打开了地中海贸易。葡萄牙和西班牙开辟了通往美洲和亚洲的贸易通道，但与在1600年左右成为领先经济的荷兰以及19世纪的英国相比，其增长势头则不那么强劲。

（3）在14世纪时，西欧在人均收入方面超过了作为亚洲领先经济体的中国（见图1-4）。此后一直到20世纪后半叶，按人均GDP来衡量，中国和亚洲大部分其他地区或多或少都停滞不前（见图1-5和图1-6）。这种停滞源于当地的制度和政策，但由于西方强国的殖民剥削而被强化了。这是自18世纪以来最显著的特点。

（4）西欧获得了北美的自然资源，并向后者输出了人口以及技术和组织方式，这给18世纪以来西方经济的上升拓展了新的巨大空间。到19世纪末，美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先者。

（5）日本是亚洲正常状态的一个例外。在17、18和19世纪的前半叶，它的人均收入赶上并超过了中国。1868年的明治维新推进了大量旨在追赶西方的制度变化。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收入方面它已实现了这一目标，但在生产率方面它仍然落后于西方。

（6）拉丁美洲的殖民占领与北美洲有些相似，但伊比利亚的制度比起北美的制度较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比之下，拉丁美洲有更多的土著人口，他们被作为下层阶级对待，无权得到土地和享有教育，其独立之后的社会秩序也没有多大改变。从长期来看，它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要慢于北美，但超过了亚洲或非洲。

（7）非洲在1820年时的人均收入要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的水平。从那以后它的人均收入的增长比其他任何地区都要慢。到1998年，它的人均收入水平仅比西欧1820年时的水平略高一些。它目前的人口增长比任何其他地区都要快，增长速度是西欧的8倍。

（8）最强劲的增长表现集中在最近两个世纪。自1820年以来，A组的人均收入增长了18倍，而世界其他地区也增长了4倍多——这使得早期的进步都相形见绌，因为要取得同样的进步，如今只需要很短的时间。

人们也许会问，在这些结论中有哪些是新的。首先，这种定量分析弥补了定性分析中的模糊不清之处。它有助于把整理后的事实与那些有时被当作事实的想象区分开。它更容易被质疑，也更可能被质疑。它可以使学术性的争论更加针锋相对，从而推动研究的发展。我们因此而得到一幅有用的关于世界发展的图景，它有助于我们弄清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例外的。

我的发现在某些方面不同于较早的对西欧经济上升的时间跨度和速度的解释。过去总的倾向是把这种上升追溯至1500年时欧洲人与美洲的接触和第一次直接进入亚洲的贸易世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把欧洲人的进步归因于新教伦理主义的崛起。这种看法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它在关于欧洲经济何时开始上升的问题上，同传统的认识是一致的。而我已不再相信在1500年左右，在人均收入的提高速度方面会有任何突破。

库兹涅茨（Kuznets，1996，Chapter 1）认为，“现代经济增长”时期同“15世纪末至18世纪后半叶之间”在西欧出现的商业资本主义时期，以及“更早之前的封建组织时期”，是截然不同的时代。在其著作（Kuznets，1973，pp.139—141）中，他提出了有关在商业资本主义时期西欧人均GDP增长率的似乎合理的看法。我在1995年的研究中接受了这个关于商业资本主义时期经济表现的库兹涅茨假说（Maddison，1995a）。但是，现在我认为那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比库兹涅茨所认为的速度要慢，与11—15世纪间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它并没有什么不同。因此，把“封建组织”时期与“商业资本主义”时期分开似乎是站不住脚的。相反，我把1000—1820年的整个时期称为“原始资本主义”时期。

在向被库兹涅茨称为“现代经济增长”时期（而我称之为“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过渡的具体时间上，我也与他有分歧。现在可以得到的证据表明，这个过渡发生在1820年左右而不是在1760年。克拉夫茨等人（Crafts，1983；Crafts and Harley，1992）和其他人的修正性著作有助于推翻英国在18世纪后半叶突然起飞的旧观点。有关荷兰的最新研究表明，在18世纪末，荷兰的收入水平已经超过了英国。20世纪最后20年中有关其他西欧国家的计量史学的研究使我们更有理由将这个过渡时间确定得更晚，并修正那种强调英国例外的旧观点。

我对美国经济表现的分析表明，它在18世纪时有着迅速的发展，这与戈尔曼（Gallman，1972）以及曼考尔和韦斯（Mancall and Weiss，1999）的发现完全不同。造成这一差别的基本原因是我的分析包括了对土著人口及其GDP的粗略估计以及欧洲定居者的活动（对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我也做了同样的分析）。

我对日本经济的评估也不同于传统观点。我对日本在德川幕府时代的经济表现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将其与中国进行了比较。大多数研究者注重将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与西欧进行比较，忽略了它的亚洲背景。

格申克龙（Gerschenkron，1965）和罗斯托（Rostow，1960，1963）都强调了在整个18世纪西欧各国的“起飞”是此消彼长的、非同步的。库兹涅茨（1979，p.131）支持了这一观点。事实上，西欧各国在经济增长上的加速比他们所认为的更具有同步性。

关于欧洲与亚洲的经济表现有两个思想流派。亚当·斯密在1776年时清晰地表达了作为主流派的观点。他并不擅长政治算术，但基于“劳动价格”和其他证据，他对18世纪70年代的各国经济作出了以下排序：

荷兰

英格兰

法国

英属北美殖民地

苏格兰

西班牙

西班牙属美洲殖民地

中国

孟加拉（因东印度公司的掠夺而使经济活动受到压制）

这一主流观点在兰德斯（Landes，1969，pp.13—14）的著作中得到了反映。他总的看法同斯密的观点一样，也与我的观点相似。他说：“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欧就已经富裕了，即与那个时代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是富裕的。它们的财富是数世纪以来缓慢积累的结果。这种积累依次依赖于投资、对欧洲之外的资源和劳动的利用以及重大的技术进步。它不仅发生在物质产品的生产方面，也发生在它们的交换和分配的组织及金融方面。……似乎明显的是，从1000年到18世纪的近千年时间里，人均收入经历了显著的增长——很可能是三倍的增长。”

我在1983年的一个研究（Maddison，1983）中，将兰德斯的观点与拜罗克等人（Bairoch and Levy-Leboyer，1981）关于人均相对收入的观点作了对比。从人均收入来看，拜罗克认为，在1800年时，中国遥遥领先于欧洲，日本和亚洲其他地区也只比欧洲低5%，拉丁美洲远超过北美洲，而非洲则大约是欧洲水平的三分之二。无论是对亚洲、拉丁美洲还是非洲，他都没有用资料来证明这种极不可能发生的情况。有关这些地区的数字基本上是猜测的。拜罗克一直坚持这样的立场，即富裕国家造成了第三世界的贫困化（Bairoch，1967）。事实上，他为这种假设捏造了数据[见Chesnais（1987）的批评]。

尽管基础不牢固，但拜罗克的观点一直有着影响力。布罗代尔（Braudel，1985，Vol.3，pp.533—534）曾经感谢“保罗·拜罗克向历史学家们提供的伟大服务”，他据此相信“毫无疑问，欧洲比它当时所剥削的世界要贫穷，即使在拿破仑时代过去之后也是如此”。弗兰克（Frank，1998，p.171，p.284）也引述拜罗克的材料，认为“大约在1800年，欧洲和美国在长期落后于亚洲之后，突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赶上并随后超过了亚洲”。彭慕兰（Pomeranz，2000，p.16）在引述拜罗克的观点时显得比较谨慎，但他的中国情结使他得到了相同的结论。他认为：“几乎没有理由认为在1750年甚至1800年以前，西欧人比人口密集的旧大陆的其他地区的同时代人有着更高的生产率。”

我在1983年将兰德斯和拜罗克的观点进行了对比，并评论道：“这些显著不同的定量结论有着非常不同的分析含义。如果拜罗克是正确的，那么第三世界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很可能必须由殖民剥削来解释，欧洲的优势只能在小得多的程度上归因于较早的科学进步、数世纪来缓慢的积累以及组织和金融上的繁荣。”（Maddison，1983）

迄今为止我在积累有关这一论题的定量证据方面所做的辛勤努力使我断定拜罗克和他的追随者们的观点是相当错误的。拒绝接受他们的观点并不是要否认殖民剥削的作用，而是对1800年前后那个时期欧洲的强大和亚洲的衰弱采取更现实的看法，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殖民剥削的作用。

增长分析的主要问题是要解释为什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集团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差距。当然，过去也有一些在发展上趋同的例子。例如，欧洲从最低点崛起并赶上中国，日本在德川幕府时代赶上中国，后来又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集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黄金时代，西欧在追赶美国的过程中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中，复兴的亚洲（包括中国内地、印度和所谓的“亚洲四小龙”以及其他地区）已经极大地缩小了它们曾因落后而与西方世界产生的差距。

在试图理解世界经济不同部分之间差距扩大的原因时，以及在试图理解落后地区追赶先进地区的可能性时，并不存在一个跨越千年的普遍模式。影响增长的力量会因时因地而异。我们将在第二章中试图说明，在上一个千年中，领先经济体和落后经济体的特征及其变化。 WoYVcvIYixmU1AXJPEEljOo9DM642AWiGKGoqbRlpUJv+GFmYWRjLo3dPvzv7n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