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口变化的本质及其福利含义

在刚刚过去的千年之中，世界人口的加速增长可能源于生育率的上升或死亡率的下降。我们的证据（见表1-4）表明，死亡率的缓慢且不规则的下降是1820年前人口增长的主导原因。1820年以后，死亡率的下降要比以往明显得多，并且显然产生了主导性的影响。事实上，自从1820年以来，生育率也有了大幅度的下降（见表1-5a）。预期寿命的提高是人类福利改善的重要反映。它虽然不在GDP所测算的范围内，但是无论是比较各个时期还是各个地区，人均收入的提高与预期寿命的改善都有着显著的一致性。

资料来源：罗马埃及的数据取自Bagnall and Frier（1994，pp.70，100）。英格兰1301—1425年的数据取自Russell（1948，pp.186，218）。英格兰（蒙默思郡除外）1541—1826年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的数据分别取自Wrigley et al.（1997），第614页和第291页。法国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的数据分别取自Blayo（1975），第141页和第138—139页。瑞典的数据取自Gille（1949）。有关日本的数据取自Jannetta and Preston（1991，pp.428，433—435），以及Yasuba（1987，p.291），年龄数据向下调整一年以便同西方的算法一致。对Sai-to（1997，p.143）两种性别的高婴儿死亡率估计采取了平均数。表中前两个估计数字出自寺庙登记（過去帳），第三个估计出自人口登记（宗門改帳）。日本资料中有关婴儿死亡率的信息远少于欧洲记录中的信息。人口登记中没有覆盖儿童。寺庙记录提供了分年龄的死亡资料但没有人口资料。进一步的问题是，日本记录年龄的方法与西方不同，有关婴儿年龄的计算更为模糊。日本婴儿在出生时就被说成是1岁，在进入第一个新年时就被认为是2岁。因此，当一个日本小孩按日本年龄计算方法是2岁时，他可以是2天和1周岁之间的任何年龄（Saito，1997）。所以对日本婴儿死亡率的估计只是假设性的或推断性的。斋藤修（Saito）使用了Coale and Demeny（1983）为填补分年龄的死亡信息而建立的随机模型中的一个。Saito（1997，p.136）列出了比我在此所列出的三个预期寿命估计值要高得多的估计结果。在我看来，这些估计值是不可信的，它们显示或者推断了不切实际的低水平婴儿死亡率。Kalland and Pederson（1984，pp.54，61）的研究显示钟崎（Kanezaki）在1700—1824年时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44岁，婴儿死亡率小于100‰。Smith（1977，pp.57，162）的研究表明中原（Nakahara）在1717—1830年时的人口预期寿命是43.2岁，以及一个包括不同婴儿死亡率的选择区间，Saito计算出这些不同婴儿死亡率的平均数为145‰。Hanley and Yamamura（1977，p.222）的研究则表明，西方（Nishikata）在1782—1796年间的预期寿命是45岁，藤户（Fujito）在1800—1835年间的预期寿命是43岁，但是他们没有给出婴儿死亡率。

在公元1000年时，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很可能大约为24岁，这并不比我们在该纪元开始时的情况更好；到1820年时，它仅提高到大约26岁（表1-5a）。A组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是最多的，在1000—1820年间从24岁提高到了36岁；自1820年以来它已经上升到目前（1999）的78岁，后两个世纪的预期寿命提高速度是前8个世纪的10倍以上。对于B组，我们非常粗糙的估计表明，在1000—1820年间它们在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方面并无改善；但到1999年时，它们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急剧地上升到了64岁。（表1-5b和表1-5c显示了1000—1999年间A组和B组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及其增长率）

资料来源：关于1820年和1900年的出生率数据：欧洲国家的数据大部分取自Maddi-son（1991a, p. 241）；1821年的英国数据取自Wrigley et al.（1997，p.614）；1818年的巴西数据取自Marcilio（1984），其余年份的巴西和墨西哥数据取自Maddison and Associates（1992）；1820年和1900年的美国数据取自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5，Vol.1，p.49）；1929—1931年的中国数据取自Barclay et al.（1976）；印度1900年和1950年的数据取自Mari Bhat（1989，p.96）；日本1816—1820年的数据（横帳 ）取自Hayami（1973，p.160），1900年和1950年的数据取自Jap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1987）。1950年的数据一般取自OECD（1979）和有关国家官方资料来源。1998年的数据取自OECD， La-bour Force Statistics, Population et Sociétés （INED, Paris, July-August 1999）和UN Popula-tion Division（1999）。

关于1820年的预期寿命数据：法国的数据取自Blayo（1975）；德国的数据取自Knodel（1988，p.59）（采用其不同估计值的平均值）；意大利的数据取自Caselli（1991，p.73）；西班牙的数据取自Livi Bacci and Reher（1993，p.68）；瑞典的数据取自Gille（1949，p.43）；英国的数据取自Wrigley et al.（1997，p.614）；俄罗斯的数据（1874—1884）取自Ohlin（1955，p.411）；美国的数据取自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5，Vol.1，p.56）（1850年的数据仅为马萨诸塞州的数据）；日本1820年的估计值为表1-4中三个估计值的平均值；巴西1872年和1900年的数据取自Merrick and Graham（1979，pp.41，42，57）；中国1929—1931年的数据取自Barclay et al.（1976，p.621）；印度（德里）1833年的数据取自Visaria and Visaria（1983，p.473），1891—1911年和1941—1951年的数据取自Mari Bhat（1989，p.92），这里使用了所列三个估计值的平均值。1900年的数据取自Maddison（1995a, p.27），只有英国是例外，取自Wrigley et al.（1997）。大部分OECD国家1950年的数据取自OECD（1979），墨西哥的数据取自Maddison and Associates（1992）。中国的数据取自Lee and Wang（即将出版）。印度的数据取自Mari Bhat（1989）。日本的数据取自Ja-p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1987）。其他国家和地区1950年的数据取自UN Population Di-vision（1999），1999年的数据取自 Population et Sociétés 。各地区1820—1900年的数据通过对各国估计值的加权平均求得。世界平均值是以地区人口为权重的加权平均数。

到1999年时，A组内各国的人口预期寿命已经相当接近了。而在B组中，虽然在俄罗斯、拉丁美洲和亚洲之间并无多大差别，其平均值是67岁，但是在非洲，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只有52岁，显著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尽管人口预期寿命和人均收入改善的模式一直是相似的，但是，目前人均收入上的地区差异远大于人口预期寿命上的地区差异。1999年时领先国家日本的人口预期寿命是81岁，而非洲只有52岁，其差距之大实在令人难过。但是，与它们之间15:1的收入差距相比，这个差距还是小得多。

西欧的经验

图1-1和表1-6提供了西欧人口长期增长的证据。在这过去的两千年中，人口变化的步伐很不均匀。在6世纪和14世纪中发生了一些重大灾难。在17世纪时也有几个国家遭受了重大挫折。在19世纪以前，人口增长不断地被时间长短不一、严重程度不同的危机所打断。这些危机主要有三类：因农业歉收引起的饥荒，连续不断的传染性疾病，或者是战争。当然，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会在不同程度上相互关联。

由于欧洲国家过去的经济水平同现在相比更接近于仅仅维持生计的水平，再加上落后的运输与储藏设施，农业歉收会造成死亡率的剧烈上升。农业歉收还会影响生育率，因为营养不足会引起女人闭经或使年轻男女推迟结婚。这类危机的重要例子是爱尔兰的土豆饥荒，它使爱尔兰在1846—1851年这五年间的死亡率比正常时期高出一倍，“过量”死亡人数几乎有100万，大约是其1845年人口的12%（ó Gráda，1988）。

传染病的反复出现也造成了死亡率的急剧上升。其中最严重的是黑死病，它使欧洲人口分别在6世纪和14世纪减少了三分之一。第二次黑死病延续了几个世纪，最终于1665年在英格兰消失，于1720—1721年在法国消失。约翰·格兰特（John Graunt），第一位人口科学家，记录了1592年、1603年、1625年、1630年、1636年和1665年黑死病对伦敦的冲击。在最惨的一年，人们共埋葬了97000具尸体（大约占其人口的16%）。比拉本（Biraben，1972）估计，一艘带病船只从叙利亚来到马赛，致使普罗旺斯地区在1720—1721年间有94000人死于黑死病（大约占其人口的32%）。黑死病的冲击最后因严格地控制人们出入感染地区而受到限制。虽然这个瘟疫被消灭了，但许多其他致命疾病如霍乱、白喉、痢疾、流感、麻疹、天花、结核病、斑疹伤寒和伤寒仍然存在着。它们的发病率因瘟疫消灭掉了抵抗力最弱的人群而暂时下降。在某些情况下，对疾病长期反复的接触似乎已经带来了人类抵抗力或免疫力的提高。在其他情况下，引起感染的病菌或病毒组织也许已经发生变化。尽管人类所获得的免疫力模式及其持续性因各种未被充分理解的原因而不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传染病的影响在欧洲明显地下降了。只是1918—1919年的全球性流感再一次使死亡人数猛增。至于来自艾滋病的威胁，它似乎在A组国家中已经得到遏制。

在20世纪前，死亡率下降进程的主要抵消力量是城市化的扩大。尽管与农村相比，城市居民收入更高，食品市场组织得更好，但其死亡率却显著高于农村。约翰·格兰特在7世纪的伦敦观察到了这一现象，那里的葬礼数量远远超过洗礼数量。伦敦的死亡率比他所调查的拉姆西、蒂弗顿和克兰布鲁克这些小城镇要高得多。伦敦城市规模的扩大是由于大量移民的流入，但这个大城市也因卫生条件差而成为各种传染病的汇集之处，这些传染病对幼儿和新移民的影响是最致命的。Wrigley et al.（1997，p.218）指出，在18世纪早期，伦敦的婴儿死亡率是全国的两倍。速水融（Hayami，1986a）援引1840—1868年间日本首都江户的证据，指出同一现象也曾发生在日本。在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这一差距已经消失了[关于在19世纪时法国这一差距的缩小见Preston and van der Walle（1978）]。

从长期看，在1820年以前的数个世纪里，农业生产率呈缓慢上升趋势，可供利用的食品也在增多，饥荒不再那么频繁和严重。对疾病的抵抗力因为生活水平的上升而提高，也因为以葡萄酒、啤酒和茶水代替受污染的水，以及对衣服和被褥的改进而得到增强。在19世纪和20世纪，更好的环境卫生和公共健康设施，以及医疗知识与设施的改善，极大地降低了未成年人的传染病死亡率[关于死亡率下降的因果分析见Fogel（1986）]。最显著的特征是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在1820年左右，西欧每1000个婴儿中大约有150—200人死亡，日本大约有200人死亡。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西欧每1000个婴儿中大约只有7人死亡，日本大约只有4人死亡。1950年以来，西欧、西方后裔国和日本的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已引起医疗支出的迅速上升。相比之下，人们对出现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死亡率下降所付出的经济代价却要小得多。

图1-2是关于欧洲出生率与死亡率变化情况的一幅相当有代表性的图示。它的时间起点是1736年，代表国家是瑞典。这是可以得到的有关此类数据的最早记录。沃林（Vallin，1991）为英格兰、法国、芬兰和挪威描绘了1720年以来类似的死亡率变化曲线。在19世纪后半叶以前，所有这些国家的变化模式与其随后的时代相比都更加不规则。因为从那时以后，危机时期的死亡率已经极大地降低了。图1-2还显示出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贯穿西欧大多数地区的人口迁移。

同死亡率相比，出生率的下降更快。1998年欧洲的出生率大约只是1820年的三分之一。其结果是人口增长大大放慢，人口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英格兰的经历在西欧相当典型。在1821年，英格兰将近39%的人口是在15岁以下，而只有不到5%的人口达到或超过65岁；到了1998年，15岁以下的人口只占19%，将近16%的人口达到或超过65岁，年龄在15—64岁的人口比重从60%上升到65%。

美洲与澳大拉西亚

美洲与澳大利亚人口的死亡、迁移和增长的模式因与西欧的接触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人口相对密集的墨西哥和秘鲁的农业文明，随着16世纪西班牙人的征服而被迅速地破坏了。其主要原因是这种征服不经意地带来了欧洲的传染性疾病（如天花、麻疹、流感和斑疹伤寒）。随后不久的奴隶贸易又带来了黄热病和疟疾。其后果对当地土著人口的命运是毁灭性的，至少三分之二的人口因此而死去（见附录B）。在整个拉丁美洲，因此导致的人口死亡率相当于欧洲因黑死病导致的人口死亡率的两倍。

在主要从事狩猎和采集、人口密度较低的美洲地区（如巴西和后来属于加拿大及美国的一些地区），疾病对死亡率的影响要略微小一些。

西方与澳大利亚和其他太平洋岛屿的接触发生在18世纪末。疾病对当地人口死亡率的影响与美洲相似。但比起西班牙人统治下的美洲，那里流行着更加人为的毁灭当地人口的政策。

尽管征服与殖民化的最初影响对土著人口是极具毁灭性的，但它却使美洲的长期经济潜力得到极大的提高（Crosby，1972）。美洲所获得的新农作物是小麦、稻子、甘蔗、葡萄、莴苣、橄榄、香蕉和咖啡，新食用动物是牛、猪、鸡、绵羊和山羊。运输和牵引牲畜如马、牛、骡、驴与轮式运输工具和犁（代替了掘土棍）的一道引进，使美洲的生产能力增强了。反过来，美洲的农作物也得以输入欧洲、亚洲和非洲，包括玉米、土豆、甜薯、木薯、辣椒、西红柿、落花生、菠萝、可可和烟草。这一切提高了全世界的生产潜力和支撑人口增长的能力。

新的经济视野和广阔领土的获得导致了人口大规模地从欧洲和非洲迁出。在1500—1870年间，有将近950万名非洲奴隶被运送到位于巴西、加勒比和美国南部的糖料、烟草、咖啡和棉花种植园去工作。

在1820年以前，西班牙和葡萄牙向拉丁美洲移民定居的人数要少于它们所输入的奴隶人数。葡萄牙向外移民的人数大约是50万（Marcilio，1984），而西班牙向外移民的人数不到100万（Sanche-Albornoz，1984）。盖伦森（Galenson，1996）估计在1630—1780年间，英国向加勒比地区移民的人数大约是25万。如果把法国和荷兰的移民人数也包括进来，在1820年前白人向拉丁美洲的净移民人数总计约为200万。而这些地区在同一时期却输入了750万名奴隶。可是，奴隶的预期寿命要比白人低得多。据麦瑞克和格兰姆（Merrick and Graham，1979，pp.56—57）估计，在1872年，巴西男性奴隶的预期寿命只有18岁，但是巴西全部人口的预期寿命达到了27岁。由于奴隶建立家庭生活的机会很不确定，他们的生育率也更低。白人移民中的女性人口比重较低，四分之三或更多的白人人口由成年男性所组成。由于与当地土著和黑人的非正式通婚，白人的生育率非常高。其结果是，同北美洲相比，拉丁美洲有更多的种族融合。

1820年以来，拉丁美洲的人口增长超过了欧洲。其主要原因是拉丁美洲较高的出生率，因为其死亡率的下降出现较迟且下降幅度较小。1913年以前，这种人口增长差距的很大一部分是由欧洲向拉丁美洲的移民造成的，但此后，移民的重要性下降了。

在今天的美国和加拿大地区，欧洲人的殖民始于17世纪，在18世纪时迅速扩张，同时奴隶也被大量输入该地区。在欧洲人定居的地区，土著人口或被杀掉或被赶走。在1700年，土著人口占当地人口的四分之三，而到了1820年，他们只占当地人口的3%左右（见附录中的表B-15）。农业种植园集中于南方，其劳动力的主要部分由奴隶组成。在北方，白人人口占了绝大多数，他们主要经营家庭农场。

北美白人人口的预期寿命与欧洲人相似。北美奴隶人口的寿命低于白人人口寿命，但其差距要小于巴西的水平。麦瑞克和格兰姆（1979，p.57）指出，19世纪50年代，奴隶人口的预期寿命是35.5岁，而同期美国总人口的预期寿命是40.4岁。当时的生育率很高，美国在1820年时的每百人出生率为5.5，加拿大（魁北克）为5.7。这远高于英国的4.0和法国的3.2。

1820年以来，美国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西欧。两者的死亡率相似，但前者的出生率一直高于后者，尽管两者下降的幅度一致。美国移民的规模一直很大。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大多数美国移民来自欧洲，所以人口迁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美国与欧洲人口增长的差距。

（图1-3显示了1500—1998年三个最大的美洲国家与其宗主国人口水平的变化。表1-7a至表1-7d显示了这一期间的人口增长、移民等数据。）

日本

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日本在经济、社会和制度的各个方面都模仿中国，但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人口变化：（1）在较长时期内，日本人口增长的主要障碍是饥荒，疾病和战争对其的影响远小于中国（和欧洲）。（2）到18世纪后半叶，也许更早一些，日本的人口预期寿命已经与西欧相似，远高于中国。

饥饿、疾病和战争发生率的比较

麦克法兰（Macfarlane，1997）对影响英格兰和日本死亡率的长期因素进行了总体比较；杰尼塔（Jannetta，1986）详细研究了日本流行病的历史；斋藤修（Saito，1996）在长期和可比的基础上对日本的饥荒和疾病发生率进行了评价。他们的研究工作中都提到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日本并未受到淋巴腺鼠疫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日本与外部世界的隔离。200公里宽的多风暴的海洋将它与朝鲜半岛隔开，距中国内地的最近距离也有750公里。这种海洋屏障以及官方政策强加了一条有效的防疫线。进出日本受到很大的限制，与日本进行贸易的外国人或多或少被永久性地限于长崎附近的一小块地方。日本没有谷物和其他可能带来病虫害的农产品的进口。蒙古人在1274年和1281年的两次入侵企图都未能得逞。如果他们得逞了，日本的人口历史（以及许多其他方面的发展史）就会截然不同。

在我们纪元的第一个千年和接下来的五百年中，日本人口增长快于欧洲和中国的主要原因是免于鼠疫之灾。天花是日本最主要的流行病。其他疾病如霍乱、痢疾、疟疾、麻疹、结核病和伤寒所引起的死亡率都低于欧洲的水平。流行性斑疹伤寒则没有在日本发生过。这主要得益于日本民族的卫生习惯和与动物非常有限的接触。日本有丰富的溪流和温泉。神道教对身体洁净的重视使人们每天在家里或在公共浴室沐浴。日本人的房屋俭朴，但一尘不染、通风良好。鞋子放在入门处，家里除了蚊帐事实上没有其他家具和悬挂物。日本人的食物主要由大米、鱼、各种各样的蔬菜、竹笋和萝卜组成。佛教传统意味着日本人事实上不怎么吃肉。他们没有牛、猪、绵羊、山羊，或者说没有家畜粪便。尽管人的排泄物被用作肥料，但到过日本的外国人很少不对其清洁的厕所和污水的卫生处理方式印象深刻。1853年，外国人迫使日本人对外开放，这极大地扩大了日本人同外国人的接触范围。其结果是很快导致了霍乱在1858—1860年的流行，以及流感、结核病、斑疹伤寒、伤寒和痢疾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染（Sai-to，1996；Honda，1997）。这也造成了一直持续到19世纪90年代的死亡率显著上升（Ishii，1937，pp.124—125）。

斋藤修（1996）核对了从8世纪至20世纪期间日本历次饥荒和农作物歉收的历史记录。尽管人们不可能衡量这些饥荒的严重程度，但可以了解到它们间隔期的变化：从8世纪到10世纪，饥荒每3年发生一次；从11世纪到15世纪，每5年发生一次；从16世纪到18世纪，每4年发生一次；在19世纪，每9年才发生一次；在20世纪，则没有发生过。

将日本的饥荒与中国或欧洲的情况进行比较是不可能的。然而，日本的饮食同欧洲相比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欧洲人消费大量的肉、奶和其他动物性食品，这些在日本人的饮食中是很少的。欧洲人要有足够的谷物产量以用于制造日本人所没有的麦芽酒和啤酒。日本的土地更加稀缺，所以他们的劳动强度不得不超过欧洲人。同欧洲人相比，更加俭朴或苦行的生活，加上更高的生理紧张程度，完全可能使日本人在饥荒面前更加脆弱。他们对饥荒的这种敏感性很可能与中国人相似。

抑制人口增长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战争。与中国相比，日本所经历的战争是非常温和的，很可能也比西欧所经历的战争要温和。

1234年蒙古灭金的战争使中国蒙受了重大损失。许多城市被夷平，农业也遭受了极大的破坏。随后元军于1279年灭南宋。虽然这次战争的破坏性远不如上次，但蒙古骑兵于1353年带来了淋巴腺鼠疫，结果大约有3000万中国人因此而丧生。

从元朝的统治到明朝的过渡并没有造成大量的死亡。下一个人口大灾难则发生在满族入主中原并以清朝取代明朝的时期。清军于1644年迅速占领了北方，但是他们与忠于明朝的反抗者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683年。战争的残暴加上天花和饥荒使中国人口减少了2000多万。从中国内地向境外迁移的人口数量也很大。在与以台湾为基地的郑成功的斗争中，清政府在台湾对面的广东、福建和浙江的沿海地区实行了焦土政策，将纵深大约为8到30英里地区的庄稼和村庄烧毁，致使大量人口从这一地区向台湾地区流动，同时也出现了中国移民向东南亚迁移的浪潮（Purcell，1965）。

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太平天国运动和其他反清运动中也出现了重大的人口损失。由于这些事件和与其相伴随的饥荒与疾病，在1850—1870年间，中国人口减少了5000多万。

1840—1945年间西欧国家、日本和俄国的入侵，以及中国在1946—1949年 的国内战争，也使中国遭受了严重的人口损失。

日本从未遭受过外国入侵带来的苦难。其两次主要内战分别发生在12世纪后半叶建立第一个（镰仓）幕府的时期，以及1467—1568年间。然而，它们所产生的影响远无法与中国所经历过的战争相比。

德川幕府时期出现的较早的人口转变

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迅速扩张后，日本的人口增长在18世纪早期到19世纪中叶之间显著地放慢了。

这反映了一个较早的、向低死亡率与低生育率水平以及向高于亚洲正常人口预期寿命水平的转变。在某些方面，这与西欧国家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所经历的人口转变过程相似。（表1-8a至表1-8c显示了日本、中国和西欧的人口增长情况和城市化率）

日本18世纪的人口记录有某些不足，但较早几个世纪的记录则好得多。在过去的40年中，受到速水融高产的开拓性工作的激励，新一代人口史学家对这些人口记录进行了极其仔细的审核。结果，对这一时期的解释发生了完全的变化。18世纪时出现的人口增长下降，曾被认为是马尔萨斯式的贫困现象，但现在的解释是，它反映了这个时期的福利上升。

根据德川幕府时期最好的统计资料，几乎毋庸置疑的是，人口增长在1721—1846年间是停滞的，而有合理的证据表明在此之前的17世纪有着更快的人口增长。有理由相信这个时期的出生率相对较低，而预期寿命相对较高，虽然关于预期寿命水平仍有争论。最令人信服的预期寿命的估计区间是32—37岁。这个估计区间反映了由于缺乏婴儿死亡率的直接证据而造成的不确定性。这就需要用到我在表1-4注释中所介绍的推断方法。

日本传统的限制家庭规模的方法是流产和溺婴。在18世纪，家庭规模因结婚年龄的推迟和更低的婚内生育率水平而进一步缩小。这一变化是由新的制度安排、人均收入的上升和人均劳动投入的增加引起的。

早在17世纪，德川幕府政权就迫使其军事精英（大名）将武士们从乡下迁移到有城堡守卫的城镇中来。农民因此不再受到严密的控制，所以可能有更大的自由获得由于生产率提高而带来的收益。虽然大量的大米作为贡赋上缴给武士们，但这些贡赋或多或少是固定的，因而这种税收负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了。

日本在17世纪进行了大规模的垦荒和灌溉工程，当时种子得以改良，对肥料的利用也增加了。用于双季稻生产的土地有了显著的增加，新的经济作物（棉花、蚕桑、油菜籽、糖料和烟草）和工业性副业也有了迅速的发展。虽然这些变化带来了实际收入的提高，但它们要求更高的劳动集约度，这就增加了妇女的劳动量（Saito，1996）。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庭被认为是一种负担。如果需要赡养的人口减少，人均收入就能够提高或更容易维持。限制家庭规模在社会上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一个村庄有共同上缴强制性大米税赋的责任，所以整个村庄社区的福利因较低的赡养率而得到保障。家系断代的危险因广泛流行的成年人过继制度（如招女婿）而消除了，因为所过继来的成年人可以继承家庭姓氏并最终继承家庭财产。日本的继承制度或多或少与只要求一个继承人的长子继承权相似，而不是那种在中国流行的继承权可分割的制度。

日本的死亡率和出生率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略有上升。由于官方态度和做法的变化，其中的一些上升与其说是实际发生的，不如说是表面上的。其原因是德川幕府对流产和溺婴的态度从容忍变为压制。由于日本在明治时代实施了有着更大有效覆盖面的新人口登记系统，流产和溺婴的做法也更易于被发现。然而，按后来亚洲其他地区的标准来判断，日本的家庭规模和人口增长的变化过程一直是相当温和的。 VgNZVS++6l786/E2SWYMqNB9WT7lf5LIDu4Xjj2iB9WEfs8BTEJmR8iot2MSrsn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