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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两通《毛诗考异》稿本，作为谢氏手稿，颇有助于还原《毛诗考异》的著述过程，现择要讨论如下：
（一）《毛诗考异》初稿本有助于厘清《毛诗考异》成书时间。对于《毛诗考异》的成书时间，谢氏自序谓：“盖自甲子至今，又十年矣，乃始条件而录之。”此序文写于光绪三年（1877）人日，十余年前之甲子为同治三年（1864），据序文，则谢氏立意《毛诗考异》当始于十三年前的同治三年，而正式动笔似乎在光绪三年。实际上，《毛诗考异》初稿本第一册末附有谢氏《尔雅义疏跋》，笔迹潦草，多处涂改，当是谢氏为郝懿行《尔雅义疏》作跋的草稿，偶记于此。作跋时间为“乙亥六月”（光绪元年，1875），则谢氏正式动笔当早于光绪元年。
（二）初稿本、誊清本的文字状态有助于还原谢氏作《毛诗考异》时面对具体问题的思路。初稿本、誊清本在正文之外，天头皆有批注，内容是谢氏对正文的订补，或是补充新的校勘记条目，或是对原有条目加以修改，增加新证据。誊清本将初稿本天头批注整理入正文，而在天头又添新批注。这种层层增添的批注，反映了谢氏思考具体问题的深入过程。如卷五之二《卢令》疏“孟子谓梁惠王曰”条，初稿本校语作：
阮云“谓”字当衍。按：此下所引皆孟子告王之语，若无谓字，则“孟子”“梁惠王曰”皆不连属矣。又如“欣欣然有喜色”，阮本“欣欣”作“忺忺”，阮云毛本改作“欣欣”非也，当是本作“忺忺”，不与今《孟子》同。此皆袒护宋本，以不误为误，无可质证，其可从乎？
誊清本在天头另有补充：
按：阮以“谓”为衍，意谓“梁惠王”是篇名，此语是告齐宣王，非告梁惠王。然此疑《正义》之误记，“谓”字各本皆有，不能遽去。《正义》他处引《孟子》，无举其篇名者，《孟子》在唐列于诸子，注解之盛不及老庄，非如今之家弦户诵者，《正义》误记，良不足怪。
此处主要讨论《卢令》疏“孟子谓梁惠王曰”之“谓”字有无的问题，阮校以“谓”为衍字，谢氏初稿本以“若无谓字，则‘孟子’‘梁惠王曰’皆不连属矣”为由，认为“谓”非衍字。虽有观点，但是论证过于简单。誊清本则在初稿本的基础上，分析阮校以“谓”为衍字之由（此语是告齐宣王，非告梁惠王，“梁惠王”当为篇名），进而论证，既然“谓”字各本皆有，则不可径以为衍，不能排除《正义》误记的可能，毕竟唐时《孟子》并非显学。与初稿本相较，誊清本所补内容既分析了阮校以为误之由，又分别从版本、《正义》文例、唐代《孟子》流传三个角度说明不当以“谓”为衍字。
又如卷六之一《山有枢》疏“既取名于亿萬”条，初稿本正文作：
阮本萬作万，按：萬万亦古今字，而阮本《正义》皆作万。
初稿本天头书：
礼禮亦古今字，阮本《正义》禮亦多作礼，且有上句作礼，下句作禮者。如《绸缪》章“犹室家待礼而成也，室家既须以禮”类，其字体多不如是。
此处初稿本对毛本、阮本《山有枢》疏文“既取名于亿萬”作比勘，进而讨论萬、万古今字的问题。萬最早见于甲骨文，象蝎之形，《说文》云“虫也”，假借作数词（十千）。万亦见于甲骨文，本义不明，春秋战国以来亦表示数词（十千）。两字通行既久，因此唐人《干禄字书》云：“萬万并正。”谢氏以萬万为古今字，则是认为萬字经典相承沿用，而万字则于经典中不多见，以萬为古字，而万为今字。谢氏天头进而讨论“礼禮亦古今字”的问题，虽然与本处校勘无关，却是“萬万亦古今字”思路的延伸，反映了谢氏对阮校“易字之例”思考的深入。
（三）誊清本的文本状态有助于理解《毛诗考异》在谢氏生前未能付梓的原因。在谢氏生前，《毛诗考异》一直以稿本形式流传，至民国三十二年才由郭则沄刊刻。郭则沄《毛诗注疏毛本阮本考异序》云：“闽士耻为名，往往笃学毕生，而不敢有所著述。有之，亦秘诸箧衍，不敢遽以行世。”
郭氏认为，《毛诗考异》在谢氏生前未能刊刻，乃是由于闽人谦虚谨慎的学风所致。光绪十年，陈宝琛为业师谢章铤刻《赌棋山庄所著书》，此时距《毛诗考异》誊清本写成已历八年，而《毛诗考异》仍不在其中，以此确实可见谢氏于学术著述之谨慎。但是，从目前的誊清本文字状态可知，誊清本虽然将初稿本天头部分吸收进正文，但是又在天头补充了新批注。而在若干条目下，誊清本又附有“俟考”二字。可见，即使谢氏已经为《毛诗考异》作序，《毛诗考异》对谢氏而言，仍然需要修订。因此，在谢氏生前，《毛诗考异》未能付梓，固然有谢氏于学术著作谨慎的一面，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在谢氏看来，《毛诗考异》仍然不够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