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荷马，追认和想象的文化英雄

许多前代乃至当代学者都认为“歌仙”刘三姐是广东和广西两省“始造歌之人”“蛮歌的鼻祖”。广西山歌有一句招牌性的歌词：“如今广西歌成海，都是三姐亲口传。”足证广西歌手对于刘三姐的推崇和爱戴。

在广西贵港市一带，每逢喜庆佳节，人们都要大摆歌台进行对歌活动，对歌前要先派人到刘三姐和白鹤少年对歌的大茶江，唱歌延请歌仙，起首的《请神歌》唱道：

刘三姐，秀才郎，

我请你来坐正堂；

我请你来正堂坐，

歌声不出你来帮。

请到主家堂屋之后，要将熟鸡一只供于堂中上位，拜祭刘三姐。再唱《祭神歌》：

刘三姐，秀才郎，

我请你来坐正堂。

我请你来正堂坐，

捉只黄丝鸡仔劏。

对歌活动结束的时候，歌手们还得恭恭敬敬地唱一首《送神歌》：

刘三姐，秀才兄，

送你慢慢不出厅；

送你慢慢不出屋，

嫌我瓦盆酒肉轻。

《广东新语》称刘三姐为广东新兴女子，广西《浔州府志》则称其为浔州府人，吴淇《粤风续九》甚至明确记载其为唐代神龙年间“始造歌者”，许多地方还存有祭祀刘三姐的庙宇。广东、广西大凡山歌盛行的地区，都流传着大量的刘三姐传说，许多著名山歌的曲调，据说也是刘三姐发明的。1993年版广西《贵港市志》有专文《歌仙刘三姐出贵县西山》详细论证刘三姐就是贵县人。

但是，钟敬文先生在《刘三姐传说试论》中指出：恰恰相反，“刘三姐为歌圩风俗之女儿”。也就是说，人们先有了歌唱的需要，然后才有歌圩的风俗，后人为了解释这一风俗的形成，就虚构了一个“歌仙”刘三姐，并且试图借助刘三姐的仙望，奠定这一风俗的文化地位。这种现象在中国的行业神崇拜中极其普遍。

刘三姐到底是真实的人还是虚拟的神？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南方的许多历史学者和文化学者。

一个相似的问题一样困扰着西方的古典学家们。伟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是同一个人吗？“荷马”是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史诗诗人？他在什么时代、如何创作出了这些伟大的史诗作品？

哈佛大学著名古典学教授、美国语文学会前主席格雷戈里·纳吉（Gregory Nagy）的《荷马诸问题》（巴莫曲布嫫译）一书试图回答的，正是这一系列困扰了希腊文学上千年的难题。

关于“口头传统”的背景知识

在读懂《荷马诸问题》之前，我们得先了解揭秘工作的核心概念“口头传统”。

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被文字书写之前，这些英雄史诗都是由一些吟唱艺人口头演述的，我们将这种演述活动的一般性特征称为口头传统。纳吉认为：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荷马史诗是书面文学，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史诗源自口头传统，也不了解口头诗学的表演规律，那么，我们不仅无法正确理解荷马史诗，也无法正确认识荷马。所以，纳吉写作此书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将口头传统的生命力重新引入古典学的概念框架。

口头传统是基于“口头程式理论”而建立起来的一套关于口头演述的认知体系。口头程式理论又称“帕里-洛德理论”，其创始人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和艾伯特·B.洛德（Albert B.Lord）师徒是哈佛大学的两位古典学教授。

19世纪以来的欧美古典学界，围绕荷马史诗的论争主要分为两派：“统一派”和“分辨派”。这两派的核心分歧在于：荷马是一个作者的名字，还是许多作者的共称。统一派认为，这两部伟大史诗都是诗人荷马的天才诗作，他们坚决捍卫荷马史诗的完整性、统一性及其作为书面文学的美学价值。分辨派却认为，荷马史诗源出多头，是由后来的编辑者将许多前人的同类作品拼凑而成的“大杂烩”，分辨派一直试图将荷马史诗的内容和结构进行分解说明。

分辨派的先驱沃尔夫（Friedrich A.Wolf）早在1795年出版的《荷马绪论》中，就提出了荷马史诗源于口头创作的观点。“沃尔夫认为，荷马生活在公元前10世纪，当时希腊人尚未发明书写，因此，荷马只能以口头的方式进行创作，其作品不可能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样的长篇巨制，而是短小得多的诗歌。这些诗歌经过后人口头传承了4个世纪之久，其间发生许多改动，甚至增加了后人创作的诗篇。最终，所有这些归于荷马名下的诗歌于公元前6世纪在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统治下的雅典被收集、整理、编辑，成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陈斯一《再论“荷马问题”中的口头与书面之争》）

受到沃尔夫的影响，许多分辨派的学者从两部史诗中找出了大量前后矛盾、时间错乱、风格迥异的表述问题，进而认为，同一个作者不可能出现这么多自相矛盾的问题。但是，这些矛盾似乎并不能构成对于一个盲诗人的指责，即使是现代作家的书面创作，同一部小说中还有许多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何况一位盲诗人的口头演述，出现一些矛盾的表述并不奇怪。

直到20世纪中叶“帕里-洛德理论”的出现，才彻底褫夺了统一派的立足之地，并且逐渐奠定了口头传统在荷马问题上的新统治地位。

帕里从语文学角度入手分析荷马的诗歌句法，发现荷马史诗充满了重复，不仅有大量重复出现的单词、短语、句子，甚至还有大量重复出现的段落、场景、情节。在荷马史诗中，相似意义的段落可以反复出现在不同的场景中，也可以安置在不同的人身上。也就是说，荷马史诗的语言会尽量坚持“俭省”原则，对不同场景的描述，只要能用同一个片语来表达的意思，诗人就会尽量不使用另外的片语。

帕里经过复杂的辨析，得出一种结论，认为这些重复使用的“结构性单元”（“帕里-洛德理论”将这种结构性单元称作“程式”）不可能是即兴创作的语词，而是“传统性”的构件。这些程式必定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逐渐积累而成，成为一个系统性的构件集合。经过进一步的分析，他认定早期的荷马史诗一定是“口头作品”。

为了验证这些论断，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帕里带着他的学生洛德在南斯拉夫进行活态史诗英雄歌的田野研究。他们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地区找到一位著名的史诗歌手胡索，通过对胡索以及其他一些歌手的研究，帕里认为胡索就是一位在悠久的口头传统中孕育出来的“当代荷马”。

通过对于活态史诗演述活动的调查，帕里断言，所有的活态史诗都是基于传统的“创编活动”，史诗是由许许多多不同层级的“结构性单元”组成的，这些结构性单元不是歌手即兴创作或发明的，而是基于传统的、记忆的、反复使用的。一个成熟的史诗艺人可以不假思索地、轻松地将这些单元组装成一部现场作品。“民间口头诗人有许多‘武器’来帮助他们记忆故事和诗行，他们大量地运用程式、典型场景和故事范型作为现场创编故事的‘记忆单元’。”（朝戈金《国际史诗学若干热点问题评析》）

也就是说，每一次史诗演述，都像是一次搭积木的过程，这些木块是早就存在于史诗艺人头脑中的零部件，并不需要临时制作。流畅的演述相当于一次熟练的组装。越是优秀的史诗艺人，越有能力快速搭建出精美的积木作品。帕里的口头诗学理论完美地解释了为什么一个文盲歌手能够在现场表演中，即兴地唱诵成千上万的诗行。正是这些在歌手的演述传统中形成、积累的“结构性单元”，使得他们能够在现场表演中快速地组织起故事的情节和语言，进行流畅的表演。

口头传统有别于书面传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没有“定本”。口头传统在演述过程中获得生命力。每一次演述，都是一次基于传统的再创造，没有任何两次演述行为或演述文本能够做到“一模一样”。哪怕是同一个人的两次演述，也会因为场景、听众、情绪，甚至赞助人的赞助额度而有所不同。

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知道，分辨派和口头传统学派也不一样。分辨派一直试图通过找出史诗中的矛盾和不同之处，来说明荷马史诗不是出自同一作者之手；而口头传统学派却是通过找出史诗中重复出现（相同）的程式性片语，通过对这些“程式”与活态史诗演述传统的比照，指出荷马史诗一定是从口头传统演化而成的作品。

荷马是史诗艺人的通名

早期的英雄史诗大约萌芽于公元前两千纪，从那时直到公元前8世纪中期，不可能存在一部作为书面范本的整体史诗，甚至连口头传承的整体史诗都不大可能。

早期的英雄史诗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有一个完整的结构或次序，而是由一些杂乱的、与某一共同事件相关的系列英雄故事所组成的，它们大多是以吟唱的形式表达人们对英雄或者祖先（更多的时候，英雄与祖先二位一体）的赞颂。每一位吟唱艺人口中都有属于他自己喜爱的英雄故事，不同艺人的英雄故事是各自独立的。也就是说，宏大史诗是从零散的英雄赞颂诗进化而来。

作为古希腊的文化英雄，荷马这个名字大约出现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这一时期，广泛流传在泛希腊地区的所有英雄诗系，包括《塞浦路亚》《小伊利亚特》等，以及全部的忒拜史诗，全都被归在“荷马”名下。这就像如今广西人说：“如今广西歌成海，都是三姐亲口传。”也就是说，当时的荷马并不是被当作某部英雄史诗的特定作者，而是被当作一种通名，泛指所有史诗文类的演述者。

这些英雄诗系很可能共处于同一个史诗传统。比如，《伊利亚特》第2卷493行以下，以大量的篇幅描述了阿伽门农联军结集时各支船队的统帅和航船数目，而同样的描述在《塞浦路亚》中也出现过，可见他们是共享一些史诗唱段。无论这些诗系是否为同一个作者，都说明这样的结构单元就是当时英雄诗系的通用程式。

我们或许可以把话说得更直接一些：荷马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种职业或功能，正如中国古汉语中的“瞽史”“巫觋”之类，并不是指向特定的个人，而是指向一类人。所以说，“荷马”指涉的正是一种传统，一种历史悠久、流布广阔的口头史诗传统，任何把荷马当作一个人，或者把荷马史诗当作一个特定时代作品的说法都是错误的。

纳吉认为，讨论荷马史诗的形成及其演进，需要同时考虑三个变量：演述、创编、流布。

有别于书面文本的背诵或朗读，对于口头演述来说，现场演述和即兴创编是一体的，每一次演述行为都是一部新作品的创编过程，同样，作品的创编也总是在具体的演述活动中完成的。

另一方面，荷马史诗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听众的接受。史诗流布越广，听众对于史诗的了解越多，史诗艺人的创编自由度就越低，如此一来，最广阔的接受，就必定会要求最大限度地去恪守一个标准的版本。所以说，时间越往后，荷马史诗会呈现出越来越少的流变性和越来越多的稳定性，直至最终定型。

公元前8世纪或前7世纪，字母已经被发明出来了，文明进入了文字阶段。现代考古发现，这一时期已经有一些简短的诗歌铭刻在石头上。因此有学者认为，荷马史诗在这一时期已经有了文字写本，甚至有学者认为，文字就是为了录记荷马史诗的需要而产生的。

纳吉当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即便是文字记录也有不同的形态，他严格区分了“诗歌铭文”和“录记本”“誊录本”三个概念。古希腊“诗歌铭文”，是一种类似于我们理解的史诗梗概的文字，是用来记录事件，而不是誊录演述内容的，它可能是诗的形式，也与史诗相关，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现场演述的一种平行文体、等效物。但是，铭文不等于史诗，它不是现场演述的录记本。

“口述录记本”是帕里和洛德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史诗艺人为了供人记录需要而慢慢朗诵或诵唱出来的歌词，它不完全等同于现场表演的歌词，诵唱中会有较多的停顿和等待。帕里和洛德认为荷马史诗很可能就是这样一种口述录记本。“誊录本”则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抄本、副本，是一种转录的起参考作用的、有一定权威性的书面文本。

这一时期，也即公元8世纪以后，基俄斯岛出现了一个有组织的史诗吟诵群体，类似于我们的说书行会组织，这种组织至少持续了3个多世纪之久，他们把荷马奉为祖先，自称“荷马之子”。这个行会成员中或许有某种“故事梗概”性质的手抄文本流传，早期或许会有一批不同英雄诗系的口述录记本。正是他们的行业崇拜，在公元前7世纪至前5世纪的两百年间，让荷马这个名字传向了整个泛希腊地区，也为荷马是“基俄斯盲诗人”的说法奠定了舆论基础。

荷马史诗的经典化

荷马史诗的经典化跟“泛雅典娜赛会”的史诗吟诵比赛有很大关系。泛雅典娜赛会是一个古老的宗教性日，每年夏天举行一次的叫“泛雅典娜节”，每四年举行一次的叫“泛雅典娜大节”。赛会活动主要有三项：一祭祀，二游行，三竞赛。第三项除了我们今天称作“奥运会”的田径竞赛之外，还有一项诗歌朗诵比赛。

许多记载中都提到，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公元前6世纪初—前527年）家族统治时期，将吟诵荷马史诗增列为泛雅典娜赛会的比赛项目。正是在这一时期，也即公元前550年（大约相当于孔子出生的时间）之后，才开始出现手抄本形式的书写文本，其中的某些实例已经具有誊录本的特点，看得出是为了记录某个特定的创编文本，以此控制演述活动。

与荷马史诗相关的英雄诗系，早期是以一些零散诗章的方式被搜集的，它们在实际的演述活动中并不是作为有机整体中的一部分，而是作为相对独立的篇章而存在。比如，被归在《伊利亚特》中的诗章有“海船上的战斗”“多隆的故事”“阿伽门农最豪勇的时刻”“帕特罗克洛斯的故事”“赎礼”“帕特罗克洛斯葬礼上的赛事”“誓约的撕毁”等。被归在《奥德赛》中的诗章有“发生在派罗斯要塞的故事”“发生在斯巴达的故事”“卡鲁普索女仙的岩洞”“木筏的故事”“独眼巨人的故事”“死者的魂灵”“女巫基耳凯的故事”“杀死求婚者”等。

那么，哪些诗章排在前面，哪些诗章排在后面，就出现了一个排序的问题。据说庇西特拉图曾指派一位名叫奥诺玛克利托斯的整理者，从众多的手抄本中整理和校勘出一个诗序，以此作为史诗吟诵诗人选材的依据。这样，事实上就等于把这些英雄诗章编排、整理成了一个有序的整体。

纳吉注意到一种施行于泛雅典娜赛会的习惯法，亦即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演述中，禁止史诗吟诵人选取自己喜爱的史诗叙事段落，而是由一位吟诵人接着另一位吟诵人，按照指定诗章的顺序来依次进行。这种习惯法用一种强制的方式，为史诗的整体结构规定了秩序。

这种季节的、反复举行的诗歌朗诵赛会为荷马史诗的演述提供了更高规格的表演场合，同时，也为史诗演述制定了一套新的规则。荷马史诗从无序的系列故事到有序的整体史诗，正是这一时期、这些新规则的产物。这是公元前6世纪中叶到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的两百多年间的事。

泛雅典娜赛会使荷马史诗成为当时唯一被官方指定在赛会上吟诵的史诗作品，从而使荷马史诗脱离了众多英雄诗系的行列，逐渐被经典化。

雅典僭主制时期，对诗歌的占有是僭主财富、权力和声望的一个主要标志。庇西特拉图家族不仅为荷马史诗的演述制定了新规则，而且独占了荷马史诗的手抄本，控制了史诗内容的变异方向，他们将自己的血统追溯到了英雄时代普洛斯国王奈斯托耳的儿子庇西特拉图（如《奥德赛》第3卷的描述）。

这一时期，史诗的演述是与歌颂、缅怀祖先联系在一起的。庇西特拉图家族借助于史诗的吟诵，变相地塑造了自己的高贵血统，试图为其统治地位奠立一种合法性。这就像中国的李唐王朝追认李耳为先祖，将其追尊为帝一样。所以说，荷马史诗对于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来说，具有特殊的政治意味。

宏大史诗的演述方式

由于荷马史诗过于宏大，倘若要在演述场景中做一次完整表演，大概需要几百个小时的时长，所以任何演述者都不会在特定节庆场合完整演述一部史诗。这样，史诗就会被划分为不同的演述段落——纳吉称之为“叙事片段”，每个片段着重演述一个相对独立的事件。

早期的叙事片段是从杂乱的英雄诗系中编排、演化出来的，因此并不像书籍的章节那样均衡分量，它们有长有短，风格也会有所差异。不仅如此，某些叙事片段可能比其他叙事片段更受欢迎，因而会被重复地加以演述。比如在中国藏族史诗《格萨尔王》的演述中，《英雄诞生》和《赛马称王》就适用于更多种场合，也更受欢迎，演出的频次也相对较多。而另一些叙事片段则很少能够听到，甚至某些歌手也不熟悉，比如关于英雄战死的章节就不大受欢迎。

由于注意到这一问题，纳吉提出一个假设，荷马史诗的演进经历了一个由“非均衡分量”到“均衡分量”的渐进过程。就荷马史诗的早期形成来说，纳吉认为这种均衡分量还与“统摄性”的概念密切相关。

所谓统摄性，指的是如何将散乱的英雄诗系统摄在一个共同的主题之下，使之前呼后应，联结成一个相对统一的叙事整体。比方说，在特洛伊战争的叙事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阿基琉斯主题就具有这种统摄性。为了突出主要英雄，整体的史诗只能以牺牲特洛伊城其他英雄的若干主题为代价，因而也就弱化乃至删减了后者的故事。

正是由于这种统摄、整合的要求，原本离散的英雄诗系，在《伊利亚特》中，都与特洛伊战争连接了起来。比如，在这场战争的最后一年，史诗再次历数了“海船谱”——这个场景更适合放到特洛伊战争的开战之初；史诗再次引入了“特洛伊的海伦”，重现了墨奈劳斯和帕里斯为争夺海伦而发生的战争——这个情节更适合放到特洛伊战争开战之前。但是出于统摄、均衡的需要，它们都被安插到了战争最后一年的故事讲述中。

泛雅典娜赛会上颁发给优胜者的奖品是羊羔，优胜者被称作“羊羔歌者”。参赛歌手为了赢得比赛，会在各个叙事片段之间进行修补、调整，使之尽量合乎竞赛规则，向着整体的创编标准靠拢——他们也因此被称为“史诗吟诵人”（rhapsōidós）。从词源上看，rhapsōidós是个典型的合成名词，意为“把歌（aoidḗ）缀合到一起（rháptō）的人”。

纳吉是个语文学家，尤其擅长词源追索。他在印欧语系语言的诗歌传统中发现一些有趣的线索，通过精细考证，认为荷马的词源意义可以解释为“他就是拼合在一起的那个人”（homo-加ar-）。可资比较的是，传说中与荷马齐名的另一位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名字同样耐人寻味，其词源可以用来形容“发出美妙的声音”。这些富有意味的名字，共同指向了诗神缪斯的职责范畴。所以说，古希腊最著名的两位史诗歌手，荷马和赫西俄德，他们的名字本身就指示一个历史悠久、流布广阔的口头史诗传统。

一代又一代的史诗艺人，通过对于早期英雄诗系的缀合、拼接、调整、均衡，使一些完整而有机的宏大史诗得以成型。《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最终分别被归整为二十四卷，就是均衡分量的有力证据。所以纳吉强调说：“在均衡化的过程中史诗叙事片段属于累积式的成型。”

荷马史诗是漫长岁月中逐渐成型的作品

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英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就已经确立了它们在希腊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大约相当于孔子活动的年代，荷马史诗文本已经大致成型。泛雅典娜赛会对于推动荷马史诗的经典化和文本化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即使有了手抄本、有了整体的史诗之后，荷马史诗依然没有固定的文本。纳吉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发现一个有趣的个案，著名的官方神谕诗篇整理者奥诺玛克利托斯，就是我们前面提及的那个被庇西特拉图任命的史诗整理者，他在把自己的诗行插入神谕诗主干部分的当口，被人当场发现。试想，如果奥诺玛克利托斯的行为不是被当场发现，事后恐怕也不会有人质疑这些诗行的真正来历，因为史诗本来就没有定本。

从另一个角度说，即使雅典僭主已经拥有了荷马史诗的手抄本，泛雅典娜赛会上的史诗演述比赛也不可能照本宣科。荷马史诗在这一时期的主流形态依然是口头的，它活生生地存在于“羊羔歌者”的口头演述之中。作为一种口头文学，史诗的歌手们仍然有创编的自由，我们可以将之视为一种主要基于传统的“演述中的创编活动”。

从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被纳吉视作荷马史诗的标准化时期。这一时期，出版业逐渐兴起，出版商为了批量复制荷马史诗，会让一个朗诵员大声诵读一部史诗，其他一些抄写员则坐在他的周围，将他们听到的句子写下来。由于当时的生活环境中还有活态史诗的演述活动，无论朗诵员还是抄写员，都能清楚地理解口传史诗的变异特点，他们不会执着于逐字逐句地忠实于原文；即兴添加一句或改动一句，删去过于冗长的重复片段，并不会对他们的工作造成多大困扰。

此外，不同的出版商，手中可能握着不同版本的荷马史诗，它们在结构上或许大同小异，但是不会有一个统一划定的文本标准。只有当荷马史诗的口头传统逐渐淡出生活，书面文本成为主流的时候，史诗才会进入真正的“标准化”时期。

直到公元前3世纪，依然还存有不少英雄史诗的抄本，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学者们依照自己的想象，把这些英雄史诗分别安放到了不同作者的名下。荷马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作者”，分得了最著名的两部，那就是现在被我们称作荷马史诗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当时还有人试图进一步缩小荷马文存的范围，这批学者以“离析者”而著称，他们试图把《奥德赛》的作者与《伊利亚特》的作者分开。这种努力虽然没有成功，但至少说明就当时来说，作者和作品的对应还存在争议。

直到公元前150年左右，伟大的古希腊文献校勘家、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阿里斯塔科斯主持完成了荷马史诗的文本编订工作，他极其严格地修订了荷马史诗，格外尊重原有的抄本，并在不同的抄本之间进行比较，认为一切梗概都要有所依据。但是，荷马史诗到了这一阶段已经基本定型，阿里斯塔科斯的校订工作只是相当于围棋的“收官”之举，对于文本变异的影响已经不大。

纳吉一直强调，荷马史诗作为文本的定型应该视作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次性成就的个人作品。在创编、演述和流布的演进过程中，史诗的荷马传统按其自身的再创编模式，呈现出流变性越来越弱而稳定性越来越强的特征，随时间的推移而缓慢地向前发展，直至一个相对静止的阶段。

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荷马史诗的崇高地位，其巨大的光芒遮蔽了整个古希腊英雄诗系，以至于造成了“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的结果，那些曾经广为流传的英雄诗系，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大多数都逐渐消失了。

被追述的“文化英雄”

下面这一大段话，在纳吉书中重复了两次，应该可以算作该书的总结性发言：

古希腊的制度往往倾向于因循传统进行回溯，被希腊人自己回溯到一位原创者，一位有功于一种既定文化制度及其全部盛誉的文化英雄。这种做法是司空见惯的：将社会的任何主要成就归结为一位文化英雄那恢弘的、个人的功绩，即使这样的成就只有通过社会进步的漫长过程才能得以实现，这位文化英雄也被视为在这一特定社会的一个更早的时代就业已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从而被加以描绘。荷马也同样如此，他被追溯为英雄歌的原创天才，一位原型诗人，他的诗篇被后继的演述者持续不断地复制着。

其实，这种“文化英雄”的神话生产机制不仅适用于古希腊，也适用于印度，适用于中国。胡适为《三侠五义》（俞平伯点校）所写的“序”，就曾针对包拯的英雄事迹和形象问题，提出“箭垛式人物”的概念：

历史上有许多有福之人。一个是黄帝，一个是周公，一个是包龙图。上古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后人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只好都归到黄帝的身上，于是黄帝成了上古的大圣人。中古有许多制作，后人也不知道是究竟是谁创始的，也就都归到周公的身上，于是周公成了中古的大圣人，忙的不得了，忙的他“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

这种有福的人物，我曾替他们取个名字，叫做“箭垛式的人物”；就如同小说上说的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一样，本来只是一扎干草，身上刺猬也似的插着许多箭，不但不伤皮肉，反可以立大功，得大名。

包龙图——包拯——也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一般人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两个人的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包龙图遂成了中国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了。

帕里-洛德口头诗学的兴起，首先颠覆了宏大史诗“一次成型”的观念，进而为我们理解这一长达千年的史诗成型过程提供了可能。纳吉的研究告诉我们，早期的英雄史诗是一些地方性的、彼此没有统属关系的英雄诗系，这些诗系在创编、演述和流布的演进过程中，逐渐被整编到一个更加庞大的统一体之中，呈现出流变性越来越弱、稳定性越来越强的特征，直至被一些职业的文献学者编定为一个固定的文本。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说所有人都是史诗的作者，也可以说史诗根本就没有可指认的作者。

可是当我们通俗地介绍一部史诗的由来时，我们不可能含含糊糊地讲述这么一大串历时发展进程，读者需要一个更具确定性的知识，我们只好借用一个代表性的作者符号——荷马，它既可以用来指代荷马史诗成型过程中一大批无法具体指认的演述者、誊写者、编辑者、校订者，也可以用来指代一种曾经流行于广大泛希腊地区的口头传统。也只有基于这样一种方式，我们才能在既定的文学史范式中言说历史、言说文学。

对照荷马以及荷马史诗的故事，借用口头诗学理论反观刘三姐传说，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这样一些事实：所有托名刘三姐发明的山歌，都是长期流传在广东、广西一带的传统山歌；广西壮族的山歌起源传说，各地略有不同，但是传说中的造歌主人公都是个人，而非集体，刘三姐则是这些著名歌师中的杰出代表；刘三姐应该被我们视作南方山歌传统的一个指代性符号、一个承载了各种山歌传说的箭垛式人物；即使真的曾经存在过一个叫作刘三姐的善歌女子，也绝不是传说中的那个模样，绝没有传说中的那些故事，她只是无数传说的符号化主人公。

一种传统的形成，总是有一个复杂的、渐进的过程，可是，这个过程很难被语言言说。取而代之的是，传统在神话或者传说中会找到另外一种简单而明确的阐释方式，往往被说成某一个人创造，或者某一事件造成的结果。

正如一个疲惫的男人回到家，妻子问他今天都做了些什么，他可能只用两个字就回答了：“上班。” pBSMIXzrsoKrnKn0dEuuIaoxyWlIH1hsrBZwiMMjZ4dNBLZlZdMZypm40K3aS7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