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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救助”、考察、开埠、倾销似乎是西方列国入侵他国的成熟套路，在非洲、东南亚等地都屡试不爽。为了让侵略行为看起来合理化，西方殖民者更愿意将其包装成为一种先进文明形态的传播。1884—1885年，帝国主义国家齐聚柏林，商讨分割非洲的方案，它们承诺支持文明化改革运动，援助传教士及各种机构去有计划地教育土著，教他们理解和欣赏文明的好处 [1] 。
早期游历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似乎更热衷于借助一个虚胖的中国叙述一种社会理想，以此作为促进西方社会开放进取的参照系，因为中国知识刺激了欧洲社会的危机感，催化了欧洲社会政治的改革和进步 [2] 。但是鸦片战争后，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又瞬间变得残败不堪，任人宰割。尤其是，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同意解除教禁，来中国的传教士如过江之鲫，鱼龙混杂，引起了中国社会的诸多波澜。
传教士在四川传教的历史比较久远。明崇祯十五年（1642），意大利人类思文、葡萄牙人安文思入川，先后到重庆设经堂、办学校等，开展传教活动。关于天主教早期入川的情形，天主教重庆教区大修院院长古洛东（Gourdon）在1918年刊印的《圣教入川记》有详细记载。康熙三十五年（1696），罗马教廷开始在四川设立宗座代牧区，法国人梁宏仁、毕天祥在重庆定远坊杨家十字建天主堂，但当时传教往来无定 [3] 。尽管后来清政府多次禁教，但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四川省还是得到很广的传播。1756年，四川省教徒不过4 000人，到1792年增加到2.5万，1801年更增加到4万多 [4] 。关于普通百姓入教的动机，1904年《中外日报》的一篇报道认为“其初实由内政不修，吏治日疲凡，词讼之失中，捐税之苛累，胥役之骚扰皆足使小民不能堪命。而惟入教者可以恃神甫主教之力，以与官相抵制，于是入教者遂多。” [5] 这说明洋教能够传播原因复杂，是一连串的社会经济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核心是内政问题。内政不修导致内部管理混乱、民不聊生，同时对外又没有竞争力，外交困顿、任人宰割。
道光二十四年（1844），天主教主教博方济、徐德新等来重庆传教，在临江坊蹇家桥建真原堂。到1872 年，该传教会在重庆就有信徒3 000人，有10位法国的和40 位中国的神父 [6] 。光绪七年（1881），美国美以美会在重庆创立教会，后设总堂于此；光绪八年（1882），加拿大美道会入川；光绪十四年（1888），伦敦会在重庆设立教会，信徒增至六百余人；光绪十五年（1889），英美公谊会进入重庆 [7] 。1892年，好博逊对四川省内的教会有较为详细的统计（见表1）。到20 世纪初，涌入重庆的教会有基督新教的伦敦会、大英圣书会、内地会、美以美会、美道会、公谊会、英圣公会、英美会，天主教的主母会、耶稣圣心女修会、加尔默洛女修会、方济各会等 [8] 。
表1 四川省各教会统计 [9]
客观地说，早期来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忍受了很多精神和身体的挑战。1872年，李希霍芬在四川游历时记录了几个传教士的身体状态，“这个传教站有15个欧洲神父，他们个个罹患消化疾病，只有一个人活到58岁，绝大多数人英年早逝。莫雷先生的身体完全毁掉了。主教的身体也病怏怏的，从他发黄的脸色、发黄的眼睛和身体的虚弱上可以看出。” [10] 因此，在生活在中国的西方人看来，这些传教士应该算得上是真正的“圣徒”，他们拿着极为微薄的报酬，用天主教教义去“唤醒”中国人。立德乐夫人曾发出这样的感叹，“一个中国劳工的生活费怎么能养活一个习惯了英格兰富裕生活的绅士呢？……如果这世上真有圣徒的话，那么我们在中国遇上的传教士中有一两个就是我们心中的圣徒。” [11] 也有一些传教士通过组织生产获利资助传教。李希霍芬在重庆游历时就记录到三个传教士尝试制作硬脂和明矾，但是都失败了，后来一个叫范寇的传教士发明了在白银中提炼黄金的方法而大获成功，这也是“我所想象的工业性质的传教会的第一个实例 [12] 。”
传教士群体对于在中国传教显示了足够大的耐心和信心，正如基督教公理会来华传教士明恩溥所言：“基督教将花费多长时间来革新中国？……从中国于1860年全面开放算起，50年时间将足够产生一个好的开端，接下来300年时间将用于基督教的全面传布，再有500年时间，基督教将明显地战胜所有其他的信仰。” [13] 一位匈牙利传教士在给他的中国教友的信中写道：“我永不停止的为中国工作，并恳切求会长神父，把我遣往中国越早越好；目下，我一心预备为将来传教一切紧要的才识：除竭力研究哲学，以备在中国，能便易阐明公教高深道理，或（若时事需要）教授哲学外，兼谈法文，中国史，……” [14] 面对层出不穷的教案，重庆的传教士也显得异常顽强，有人写道：“我在这个省里需要10位传教士……请给我派来这些人，我们很快就将有相当数量的能干的新教徒，他们将会使我们的敌人感到惶恐不安。” [15] 在多重因素作用下，以重庆为核心的川东成为四川教务最发达的地区。1907年，有人对四川各教区人口、传教士、教导员、学校、学生等信息进行了统计，川东地区各项数据都比较靠前 [16] 。
图1 重庆主教和他的中国牧师 [17]
在传教过程中，文化冲突、民族矛盾、现实利益等诸多因素交织，教案与传教如影随形。清末代表性事件有天津教案、长江暴动和四川余栋臣起义等 [18] 。重庆所在的川东地区是教案高发区域。据统计，1860年到1899年，全国811起教案，四川以117起居首位；另一项统计显示，1861年到1910年，四川共发生127起教案，重庆府以33起居首位、酉阳直隶州12起、夔州府4起、忠州直隶州3起，川东两府直隶州共52起，而成都府、资州和打箭炉厅等其余18个府直隶厅州75起 [19] 。川东地区教案之所以如此之多，是因为这里是外国人进入四川的门户，与西方交流最为频繁。
咸丰八年（1858），法兰西奉旨传教，在北京指索长安寺地改修重庆教堂 [20] 。同治二年（1863），重庆民众破坏了长安寺内天主教的财产和建筑，这是重庆发生的第一起教案，史称“长安寺教案”。1865年，教案平息后，天主教用获得的约100万两白银，对教堂和房屋进行了重建。长安寺教案刚刚平息，今重庆境内的酉阳县又连续发生教案。同年2月，酉阳百姓将法国传教士邓司铎修建的天主教堂公信堂捣毁，不久后又将传教士玛弼乐殴打致死。1867年，四川总督以处死1人，杖、徒、充军数人，赔款8万两白银结案。1869年1月，酉阳再起波澜。民团首领何彩率民众将欺凌平民的法国传教士李国杀死，随后被酉阳知州派兵迫令缴械解散。但华籍传教士覃辅臣趁机报复，率教堂武装杀死群众145人，伤700多人。此时，晚清重臣李鸿章正在四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贪污受贿案，清政府命他处置酉阳教案。1870年初，李鸿章在给同治皇帝的奏章中写道，“到渝后督同该道锡珮等，与梅西满往复开谕，几于舌敝唇焦。幸首犯何彩迅速就获伏诛，余犯分别惩究，并允赔补教堂。该主教输服无辞，地方亦相安无事。” [21]
六年以后，与重庆城一江之隔的江北厅再次发生教案。1876年4月8日，江北厅数千团民在陈子春等人带领下，先后捣毁城内外教堂、医馆9处，教民房屋二三百家，戕害教民26条人命，3 000多教民流离失所 [22] 。酉阳教案发生不久，江北再次发生教案绝非偶然。丁宝桢在奏章中写道，“再四川江北教案，迁延数年，民教结怨成仇，枝节丛生；几于不可收拾。” [23] 1886年，重庆民众捣毁城内外教堂和从教富人房屋；1891年，发生清末四川地区规模最大的教案——大足县（今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教案，即前文提到的余栋臣起义。
对于长安寺教案发生的原因，《长安寺记》记载，“重庆为全川要害，而长安寺地尤全城要害之区，高亘城之脊梁，扑地闾阎，翼然俯跨，右抱岷江、金沙诸水，左环嘉陵、渠、涪，前有涂山屏列，言地利者所必争也。……民人以失险堪虞，因愤阻而交讧，打毁该教真原堂，酿成外交巨案。” [24] 地盘之争只是诱因，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传教导致的底层民心分化。面对棘手的教案，地方政府往往以强力压制闹事之人，希望息事宁人。对于地方政府的这种做法，不同的民众有不同的看法。“自不入教者视之，则以为此必非。朝廷之本意特由外人逼迫使然，是入教者得保护之益，不入教者若不在覆载之列也，于是由畏惧之心积而成仇恨之心。又自入教者视之，则又以一经入教，即可得种种利益，入市虽皇帝亦无如我何。大有一人跳硠，万夫辟易之慨。于是，以依赖之心积而成狂恣之心。二者相结合，如冰与碳之必不相容，薪与火之有触即发而。” [25] 这也应了清末的一句民谣，“未入教，尚如鼠；一入教，便如虎。” [26] 正是由于清政府对普通民众合理诉求一味压制，不但没有缓解其与教民的矛盾，反而不断积累，导致教案持续不断，愈演愈烈。
为了传教的策略需要，教会在中国以“救助”之名，创办了不少以传播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医院和报刊等。重庆开埠前，已有传教士在重庆开办小诊所或小医院。1863年，在重庆第一次教案中，巴县居民打毁教堂设立的公所、病院、学堂。1877年，美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传教士麦嘉利溯江而上，在重庆开办福音堂，设诊所。1883年，美国美以美会派柯医生从上海至重庆，免费为居民诊治疾病，并宣传西医治病优点。1891年重庆开埠后，西方教会蜂拥而至，争相开办医院。当年，美国美以美会国外布道中华基督教派遣詹姆斯·H.麦卡特尼（中文名马嘉礼）和一名英国传教士来重庆，选址临江门筹建医院，于第二年建成。医院名为重庆综合医院，中文名宽仁医院，设门诊部、住院部。1896年，美国伦敦布道会派传教士樊立德来重庆，在木牌坊（今渝中区民族路）建私立仁济医院；1900年，法国天主教会重庆郊区总主教苏福堂，在方济各玛利女修会的直接主持下，选址通远门金汤街（今渝中区山城巷）筹建私立重庆天主堂医院 [27] 。
1906年，日本人山川早水在重庆游历期间，考察了当时几家传教士医院，“最大的一家医院就是美国医生玛卡杜诺所建立的。这位建立者十多年前赤手空拳来到此地，可能有些本事，博得内外官民之信任，完全以捐助的形式，占卜得到重庆一等景致之地，如图所见，建立起宏大的医院……仅次于玛卡杜诺医院者是法国天主教会设立的医院。该院有医生一名，护士五名。其势力可与玛卡杜诺抗衡。次之，有英国传教士所设立的医院。其规模虽不及前二者，据说以医术著称。明治三十八年（1905），由德国军医又设立一所医院，据说此医院，因由正规学习医学之军医所开，医术远远超过前三者，渐渐博得好评。医院政策之成就大致如此。” [28]
传教士创办医院自然不是发扬无私、博爱精神，其根本目的还是希望在思想和信仰层面影响普罗大众，为殖民者扩张消除障碍。山川早水发现，与日本人的急于求财不同，欧洲人似乎更加希望将医术作为长期扎根的手段。他写道：“侨居重庆之西洋人的事业中，最引人注目，就是作为他们唯一手段的医院以及传教。……因为西洋人把施以医术大多用作政治手段，其志不单在于利上，而我们最初以绝对营利为其目的，而中国中层以上之辈决不会依赖外国医生。” [29] 当普通人对西医产生信任和依赖后，下一步就是信仰的改造。立德乐夫人在其著作《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中直言不讳地说，“或许她（指一个农村妇女）不相信医院（指教会医院）会给孩子饭吃，即使她相信医院会给孩子饭吃，她也会怀疑医院这么慷慨大方，一定有所图谋。当然，医院这么做事有所图的，那就是让病人改变信仰，让他们改信上帝。” [30]
创办学校是传教士影响中国人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基督教教育家狄考文1890年在上海举办的第二次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上说：“真正的教会学校，其作用并不单在传教，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的更远，他们要进而给入教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令，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内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民众的先生和领袖。……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 [31] 基督教华西教育会总干事吴明競1915年在成都的一次讲话中也直截了当地说，“教会欲强大，必首重教育。而教育之实施首推教会学校为最重要。” [32]
基础教育的供给不足，给传教士通过教育手段去潜移默化地布道施教提供了机会。清末流行一句谚语“家有几斗粮，不做孩子王。”尽管教书育人看起来比较体面，但是实际的收入少得可怜。除了个别有名望、有实力的老师外，大部分老师的收入是仅够吃饭的谷物、一些作为燃料的干柴禾和每年10个银元左右 [33] 。1839年底，英国人温施娣和美国传教士布朗在澳门开办了近代中国第一座传播西学的学校马礼逊学堂。
教会学校在重庆乃至全国主要开办两类性质的学校：一类是纯粹的神学教育学校，包括针对教民实施宗教启蒙教育的教理学校、经书学堂、主日学校和为培养中高级神职人员的神哲学教育的大、中、小修院；另一类是世俗文化教育学校，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职业教育和大学 [34] 。重庆第一所神学教育学校是1844年四川宗座代牧助理范若瑟在重庆西郊马王乡深坑子创办的备修院（即小修院），主要培养神职后备人才。第一所世俗教育学校则是1886年美以美会传教士鹿依士在浮图关开设的圣公书室 [35] 。但正规的学校教育还是在五年以后，鹿依士在上清寺曾家岩创办求精高等学堂 [36] 。到1892年，重庆已有教会中学7所、小学5所。在教会影响下，重庆的新式学堂迅速增加（表2）。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重庆已有官、私立各类学校45所，成为四川省新式学堂最多的地区。
表2 部分教会学校信息表
（续表）
注：根据文献《学舍百年：重庆中小学校近代建筑》《巴县志选注》整理。
在与西方打交道方面，日本政府要比清政府聪明得多。1858年，日本与美国签订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规定外国人活动范围只限于住地及游览区，他们不能够到日本各地旅行。与之相反，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天津条约》允许外国人在内地任意游历，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37] 。法国海军上尉武尔士在《长江激流行》一书中就写道，“在中国，有个省份，目前还没有人想要去占领，我们可以考虑合法地考察它，这可以为我们控制印度支那提供有效的帮助。” [38]
1882年，英政府派遣谢立山任英国驻重庆领事。谢立山原名亚历山大·霍西（Alexander Hosie），1853年生于英国苏格兰阿伯丁郡，是近代英国著名外交家和探险家。谢立山在就任后不久，分别于1882年、1883年和1884年对四川、云南和贵州进行多次考察，并写就了《华西三年：三入四川、贵州与云南行记》一书。关于重庆开埠的潜在经济价值，谢立山在书中写道：
如果开放重庆，我们的工业品凭缴纳关税就可以运到重庆，然后，来自四川省主要城市以及来自贵州和云南的买主，凭入内地验单，只需缴纳通行税就可以从重庆运走他们的货物，到达最终目的地。不必缴纳其他的税费，比如厘金或货物入市税，使消费者不得不支付更高的货物价格，我毫不犹豫地说，在这个改善的规则下，四川将成为英国工业品的一个重要消费市场，在世界市场上占据很高的位置……我相信这一天并不遥远——到那时，英国国旗将在遍布中国西部的英国产品货栈上飘扬。 [39]
1891年，重庆开埠以后，各类考察团层出不穷。1896年1月，一批日本商业考察团到达重庆；同年3月，法国里昂开发中国商业考察团12人也到达重庆，成员包括商会代表、蚕丝专家、采矿工程师等；12月，英国领事署波恩率领的布拉克博恩考察团也访问重庆，停留3周，不停地收集情报 [40] 。在考察的基础上，欧美和日本人著书立说，谋划对四川的经济入侵。如日本人神田正雄著有《四川大势论》、法国人得让得勒著有《吞灭四川策》，这些著作“已有不肯让人独饱之意 [41] ”。正如周勇所言，外国人通过考察掌握当地的产业现状、产品需求等等，为后续大规模经济侵略做准备 [42] 。
除了以经济考察外，还有对四川城市、文化、农村、教育等方面的考察。1910年左右，美国社会学家罗斯记录了在四川考察的石窟。他写道：“我们还看到了著名的大石窟，石窟里有上千座神像石雕，它因此而闻名。虔诚的佛教徒，就着山势在悬崖上开凿了几百个壁龛。某位神仙或者某位圣人的画像，被放在壁龛里。有的画像与生活中的人一样大，有的会大上一些。” [43]
[1] 约翰·博德利.发展的受害者.何小蓉，谢胜利，李旺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3.
[2] 施爱东.中国龙的发明：16—19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4.87.
[3] 向楚主编，巴县县志办公室选注.巴县志选注.重庆出版社.1989.307.
[4] 隗瀛涛.巴蜀近代史论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34.
[5] 论教案之由来（上）.东方杂志，1904年第10期，52-54.
[6] 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787.
[7] 巴县志·卷五.转引自谯珊.重庆：旧秩序中的精英与城市管理（1644—1911）.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202.
[8] 唐伯友.近代重庆教会学校教育之初步研究（1886—1952）.西南大学，2009.
[9] 好博逊概述.1892年9月26日.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70.
[10] 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732.
[11] 阿绮波德·立德.穿蓝色长袍的国度.王成东，刘皓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140.
[12] 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786.
[13] 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陈午晴，唐军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277.
[14] 杂俎：一位匈加利修士同中国某修士的通信.天主公教白话报.1933年第4期，74-75.
[15] 中国川东宗座代牧区的综合报道.引自清末教案·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2000.193.
[16] 李重华.教会发展对川东教案的影响.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171-175.
[17] Bishop and priests of Chongqing，China，ca.1920-1940.（2011-05-04）.[2022-11-27].https: //digitallibrary.usc.edu/CS.aspx? VP3=DamView&VBID=2A3BXZ8ODP8Q&SMLS=1&RW=1872&RH=909
[18] 雷颐.中国切片，1900.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20.5.
[19] 李重华.川东教案的运行态势研究.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158-165.
[20] 向楚主编，巴县县志办公室选注.巴县志选注.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968.
[21] 李鸿章奏章.同治八年十二月初二日（1870年1月24日）.
[22] 李重华.1876年江北教案研究.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135-141.
[23] 向楚主编，巴县县志办公室选注.巴县志选注.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707.
[24] 同上书.706.
[25] 论教案之由来（上）.东方杂志，1904年第10期，52-54.
[26] 袁灿兴.困局·危局·变局：晚清裱糊史.上海：东方出版社.2017.48.
[27] 李君仁.西医传入重庆史话.重庆地方志，1992年第5-6期合刊，65-66.
[28] 山川早水.巴蜀旧影.李密，李春德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211.
[29] 山川早水.巴蜀旧影.李密，李春德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211.
[30] 阿绮波德·立德.穿蓝色长袍的国度.王成东，刘皓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174.
[31] 陆志轩主编.重庆市求精中学校志（含重庆第六中学）.（内部交流）.1998.68.
[32] 同上书.69.
[33] 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陈午晴，唐军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51.
[34] 唐伯友.近代重庆教会学校教育之初步研究（1886—1952）.西南大学，2009.
[35] 同上.
[36] 欧阳桦，李竹汀.学舍百年：重庆中小学校近代建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37] 加藤祐三.东亚近代史.蒋丰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65.
[38] 武尔士.长江激流行—法国炮舰首航长江上游.曹娅，赵文希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9.150.
[39] 谢立山.华西三年：三入四川、贵州与云南行记.韩华译.北京：中华书局.2019.170，172.
[40] 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137.
[41] 蜀川为外人注目之地 异日铁路航轮告成 商战必愈形酷烈 本省商界宜如何预筹抵制以杜觊觎说.重庆商会公报，1908年第94期，第3版.
[42] 周勇.辛亥革命重庆纪事.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428.
[43] 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何蕊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