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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慎王五年（前316），苴蜀相攻击，各来告急于秦。这为秦国南下巴蜀地区创造了机会。当时正逢韩国入侵，秦惠文王犹豫不决。张仪建议先讨伐韩国，但司马错认为讨伐蜀国可“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最终，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的建议，派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出兵巴蜀。十一月，灭蜀国，后东进灭巴国。随即在巴、蜀等地设巴郡、蜀郡，共32县。秦巴郡初治阆中，兼领汉中九县。《史记·列国分野》记载，“秦地於天官东井、舆鬼之分壄。其界自弘农故关以西，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陇西；南有巴、蜀、广汉、犍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又西有牂柯、越嶲、益州。” [1] 巴渝地区设巴郡是中央政府对重庆地域实行一级行政管理机构的开始 [2] 。
秦灭巴两年后，即公元前314年，统帅张仪筑城江州，重庆成为秦王朝统治川东地区的军政中心 [3] 。《华阳国志》记载，“仪城江州”。但也有学者对张仪筑城表示异议，周勇认为张仪在攻下阆中后不久，至迟在次年返回咸阳，史称所筑的阆中、江州城至多可能有一处为其督造 [4] 。关于筑城江州的原因，他认为是争夺巴东盐泉（井）的需要，同时为伐楚做后勤准备 [5] 。公元前311年，张仪在说服楚国臣服秦国时提到，“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余里。” [6] 说明江州城可能从战略攻击便于粮草储备、屯兵角度来建设。筑城是一个浩大工程，原因也应该是多方面的。笔者还有一种猜测，那就是为了软禁部分巴国王族。首先，虽然张仪“执王以归”，但不可能带走所有王族。巴国和蜀国是秦国灭亡的比较有影响力的大国，对其王族的态度也可能影响后续关东国家的抵抗程度。《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徐中舒据此认为，秦灭蜀后，对于巴的统治阶级和部族，都采取了羁縻政策 [7] 。羁縻政策核心是“因俗而治”，即在少数民族承认中央王朝统治的前提下，中央王朝允许其进行有限度自治，保持本民族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 [8] 。其次，从后面秦始皇灭六国的后续安置措施看，将六国王族安置在咸阳与对巴国的处置是一脉相承的安排。江州城修好以后，秦可能将巴国王族远支安置于此。
无论何种原因，张仪筑城是重庆城市建设的发端。关于张仪所筑江州城的位置，学界也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城址在两江半岛，中心位于今渝中区小什字到朝天门之间的台地上；另一种观点认为城址在今江北区的江北城，中心位于嘉陵江注入长江之处的江北嘴一带 [9] 。徐煜辉认为秦汉江州城有可能遵循了“北府南城”的规划布局，即整体格局上是一个隔江而治、城郭分置的城市——官舍居于“北府”，起到政治中心的控制作用；市井中心位于“南城”，便于长途商贸水运，是城市的经济中心 [10] 。李正权认为张仪建的江州城为土城，因为被雨水冲毁，需要修缮或者重修，才把江州州治搬到北府做一个过渡，然后再迁回渝中半岛，契合《华阳国志·巴志》的说法，即“汉世，郡治江州巴水北，有甘橘官，今北府城是也。后乃 [迁] 还南城。” [11]
如果筑城江州是为了军事目的，那么与渝中半岛相比，江北嘴腹地开阔、地势较为平坦，更符合攻击准备的需求。史料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司马错从陇西出发，率领巴蜀军队十万人，大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攻取楚国巫郡和黔中郡 [12] 。而且，在攻取楚国前后的秦昭襄王二十六年至三十年（前281—前277）间，秦巴郡治所从阆中迁移到江州城。《太平寰宇记·山南西道》记载“（秦）以其地置巴郡，领县十一，理江州。汉因之。”此时的11个属县分别是江州、垫江、阆中、宕渠、江阳、符县、枳县、朐忍、鱼复、夜郎和鄨。
江州作为行政中心和镇守据点，按照当时郡治规模比较面积应在1平方千米以内。古代志书没有记录秦汉重庆城市建设的描述。考古发现，在渝中半岛尖端一带发现多处战国至西汉的古井、陶器和瓦当。秦汉时期，除今江北嘴的江州城外，今江北区刘家台、相国寺码头，渝中区渝中半岛、南岸区涂山脚下已有街市、村庄。1982年，有市民在嘉陵江边散步时拾得一枚金质“偏将军印章”，印章大致应为新莽建国初年至东汉初建武中元末年间物件 [13] ，说明在汉代这里曾经是居民密集区。另外，战争也可以侧面反映城市建设，“……建武十一年，岑彭讨伐公孙述，述将田戎败保江州，彭至城下，以城固粮多难卒拔……” [14]
秦代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巩固了中央集权，也使得中央政权对各地的区位和资源更为熟稔。因此，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谋略家更愿意去掌握地理、形势等信息。秦末，当各路起义军攻入咸阳竞相掠夺金银财宝之时，只有萧何进入秦王宫廷收集秦朝丞相御史所保管的律令、图书等档案资料。后来，楚汉相争时，萧何帮助刘邦掌握了各地的要塞、人口、物产等情况，为刘邦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四川盆地自秦代被纳入中央直辖范畴后，其富庶为天下所知，“天府之国”从此也成为四川盆地的专属名词。
汉朝时期，多任太守比较有为，深得百姓爱戴。《华阳国志》和清乾隆《巴县志》记载，太守杜安“恤民礼士，政绩有声”；太守应季先“政尚宽仁”；太守吴资“政和民乐，屡获丰年，歌风颂德，遍及闾阎”；太守王堂“拨乱政治，进贤达士”；太守但望“运机布政，恤隐拯忧”；太守张汭“廉平，不苛，民用和乐”。也许因为政通人和，当时巴郡的人口得到大幅增长。《汉书·地理志》记载，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巴郡15.86万户，人口70.81万；东汉永和五年（140），有31.07万户，108.60万；到东汉永兴二年（154），户数增加到46.48万户，人口达到187.55万。
西汉继承秦代户籍登记制度，法律不允许人民脱离户籍，也不允许人民自由迁徙 [15] 。除汉初外，外界移民迁入巴、蜀等西南地区的很少，本地人口也基本没有外流 [16] 。因此，西汉人口增长基本源于自然增长。任乃强认为，“巴郡户口激增的原因，可以代表边郡逐步转变为腹地的过程。初期因为民习术语语言均与内地不同，生产落后，地利未开发，地不足以养民，故人口稀少。虽已开置郡县，斥为边郡，中原之人未肯迁住。待郡县开置，官吏、员役从职而至，觉其风土不恶，生活廉便，始陆续有就城邑附近住居落户、经营商贸者，皆获厚利，致富盛。于是逐世益增，次第向沿江水运便利之地垦拓成家，成为官府依恃之民户。其人亦恃官府保护，逐步向沿江稍远之山区开发产业。土著民族，受其带动，亦知采用进步方法进行生产，改变经济生活。由于长期政局安定，民族融洽，工商业一致发展不替，社会丰乐，人民富裕，又推动工商业发展。腹地狭乡人民，趋利而至，从而落籍者益多。” [17]
巴蜀地区人口众多、土壤肥沃。在群雄割据的年代，富庶的巴渝自然逃脱不了政治家的视野。东汉末年，诸葛亮与刘备坐而论道，提出“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 [18] ，建议刘备以益州为根基以成帝业。历史的发展正如诸葛亮所言。东汉建安十四年（209），刘备以关羽、张飞、赵云、刘封、黄忠为主要将领，诸葛亮、庞统、法正为主要军师，先后收复荆州各郡、迫降刘璋占领西蜀、击败曹操攻取汉中，进而建立了蜀汉政权。
但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为关羽报仇举全国之兵讨伐东吴，结果为陆逊击退，兵败退至白帝城（今重庆奉节县境内）。章武三年（223），刘备病重，在白帝城托孤给丞相诸葛亮和尚书令李严。世人因《三国演义》对诸葛亮比较了解，但对李严知之甚少，最近热播的《风起陇西》更让人对其产生误解。李严非常有才干，是蜀汉重臣，因而成为刘备托孤的唯二人选。《三国志》记载，“李严，字正方，南阳人。少为郡职吏，以才干称。”蜀后主建兴四年（226）春，李严移驻江州。此时，作为屏障的荆州已经被东吴据有多时，江州成为蜀汉东向的重要门户。李严驻守期间对江州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华阳国志》记载，李严筑城的范围比张仪筑城的范围要大，“周回十六里”。南线大致从今朝天门以南起沿江至南纪门；北线约在今新华路、人民公园、较场口一线，面积近2平方千米。
此外，李严还向诸葛亮建议在江州半岛的狭窄处挖一条渠道沟通长江与嘉陵江，使江州成为四面环水的江心洲，但诸葛亮以有伤地脉为由没有同意。在诸葛亮看来，李严有把重庆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的想法。他在《弹李平表》（注：李严后改名为李平）中写道，“自先帝崩后，平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臣当北出，欲得平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际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之子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 [19]
虽然李严筑城主要出于政治目的，但也不排除其经济目的或者客观上对于城市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吴刚认为我国从三国两晋南北朝开始，南方和北方城市有个分向，“由于其受到来自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影响，出现了中国所特有的北方城市偏重政治，南方城市偏重经济的不同倾向。” [20] 李严筑城前不久的建安十五年（210），曹操开始营建邺城。营建后的邺城为南、北两城的格局，冲破了原来“宫市”的传统，而将“市”与“里闾”“坊巷”结合，其目的“既保证了宫城的安全，有利于管理和警戒，同时也不影响交易的进行”。 [21] 尽管没有看到相关史料，但笔者推断李严筑城或许是为了满足与东吴，甚至是曹魏的经济贸易需要，进而为军事防御、政治地位提供支持。
李严大城修筑后，巴郡及江州县即迁治于此，原为行政机关驻地的旧城（北府城）逐渐荒废 [22] 。李严之后，廖立被任命为巴郡太守，“练士卒，葺城堡，资保障焉。” [23] 这一时期重庆城市是一幅什么景象呢？东汉永兴二年（154），巴郡太守但望上疏朝廷请求分郡时写道，“……郡治江州，时有温风。遥县客吏，多有疾病。地势刚（侧）险，皆重屋累居，数有火害。又不相容，结舫水居五百余家。承三江之会，夏水涨盛，坏散颠溺，死者无数……” [24] 但望为让皇帝同意其分郡请求，对城市环境难免夸张。但其“重屋累居，数有火害”的描述与清末时期重庆城市照片和火灾报道十分相似，有一定可信度。城市逼仄，人口稠密容易导致今天所称的“城市病”，具体包括：（1）流行性传染病。“温”古同“瘟”字。江州作为郡治，“时有温风”，容易导致郡内来往客吏感染疾病。（2）城市环境比较逼仄，居民房屋上下左右交错，容易引发大面积火灾。（3）族别冲突/官民冲突。水居的居民为“蜑户”，他们受官府歧视，只好在江中居住 [25] 。（4）居民背崖临江而居，地势低洼，涨水容易被淹。
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比，连绵不绝的战乱对城市的破坏力更为惊人。炎兴元年（263）八月，魏大将钟会、邓艾东西夹击，五路伐蜀。十一月，灭蜀。由于长期战乱，巴郡仅存约3万—5万人。晋太康初年（280），巴郡仅26 000户，不超过14万人 [26] 。十六国政权之一的成汉与晋拉锯期间，巴郡大量居民迁徙，流入荆湘，当地人口锐减，城邑空虚，村落萧条，郡县治所迁徙不定 [27] 。自东晋永和三年（347）成汉灭亡到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巴渝地区先后经历了东晋、前秦，南朝的宋、齐、梁，北朝的西魏、北周等七个政权的统治，其间还有多个割据势力。由于政权更迭频繁，政局动荡，巴渝地区人口持续减少自然在情理之中。
隋唐时期，重庆称渝州。北宋崇宁元年（1102），统治者认为渝州之字不祥，取“恭行天罚”之意，改渝州为恭州。淳熙三年（1176）前后，宋朝诗人范成大离成都赴京（临安）经重庆作有《恭州夜泊》。诗云：“萆山硗确强田畴，村落熙然粟豆秋。翠竹江村非锦里，青溪夜月已渝州。小楼高下依磐石，弱缆东西战激流。入峡初程风物异，布裙跣足总垂瘤。” [28] 根据“小楼高下依磐石，弱缆东西战激流”可以想见，诗人夜宿船上，眺望近在眼前的重庆城，对映入眼帘的吊脚楼，奔流不息的江水感慨不已。诗人没有进城，无法窥见城内景象。不过，宋代是我国城市发展急剧变化的时期，重庆这一时期也应有巨大变化。
宋代较之唐代，采取了取消城中住宅区和商业区的严格划分、允许县治以下设市等相对宽松的城市管理手段。后世学者喜欢用“坊墙倒塌”这一典型特征来形容宋代时期城市空间发生的巨变。在这些政策推动下，宋代城市数量和规模急剧增加，南宋达到我国城市化历史的最高峰 [29] 。据学者推算，南宋有4 000多个集镇 [30] ，城市总人口占比大约在22.05% [31] 。单是都城大临安城内占地面积45平方千米，城外郊区180平方千米，高峰人口250万，约45万户 [32] 。
重庆地处长江和嘉陵江汇流之处，是川东门户，具有发展工商业的独特优势。11世纪中期，重庆商业税额不过4万余贯铁钱（折合铜钱4 000贯），到熙宁十年（1077）州城税额已达到铜钱3.1万贯，数十年增长七八倍 [33] 。可见，重庆在宋代完成了从行政、军事功能城市向交通、行政、军事、经济、文化等多重功能城市的嬗变。虽然重庆城市内部景象无法窥见，但可通过学者对当时城市普遍性总结想见。李春棠归纳唐宋城市变迁时写道：“严密封闭的街区结构的松弛、变裂，在唐代后期就开始了，这是一个缓慢的长过程，直到北宋中期，坊市制才彻底崩溃。从此，城市里所有通衢小巷都成了市场，而且夜市不禁。就连东京这条最庄严肃穆的御街，也变得熙熙攘攘，喧闹嘈杂，完全从冷漠中走了出来。这是我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大变革。” [34] 更为直观的景象则是北宋末年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它生动记录了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和市民生活场景。
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宋孝宗禅位于赵惇，即光宗。当年八月，光宗升其潜藩之地恭州为重庆府。急剧提升的政治、经济地位和传统的军事功能交织，让重庆在南宋末期成为重要的防守支点。南宋末期嘉熙元年（1237），彭大雅出任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驻节重庆，经营东川防务。彭大雅，字子文，鄱阳（今江西鄱阳县）人，进士出身，官朝请郎。在彭大雅来之前，巴渝地区已经经受了蒙古大军多番侵扰，民生凋敝、土地荒芜。重庆的城墙大部分都是用泥土砌成，在蒙古铁骑下不堪一击。而且，城外较场口、大梁子一线地势平缓，城墙内侧陡峻，防御较为困难。
为强化重庆外围防御，彭大雅派遣都统甘润在合州城东的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交汇之冲的钓鱼台上修建驻兵城寨，作为重庆北部屏障。城市防御方面，彭大雅令军民将所有的泥墙推倒，用条石和煅烧的大青石加固城墙。并将重庆城墙的西线由李严旧城的今大、小梁子，较场口一线北拓到今临江门、通远门一线，原城外西部的制高点（今打枪坝水厂遗址）筑入城内，城区范围较李严旧城扩大近两倍。由于工程量大、时间紧迫、资金缺乏，筑城的阻力很大。彭大雅毅然决然，他说，“不把钱做钱看，不把人做人看，无不可筑之理。”到嘉熙四年（1240）春，城垣基本建成。随后，彭大雅命人在四门立四大石，上刻“大宋嘉熙庚子，制臣彭大雅城渝为蜀根本” [35] 。同时代的右正言刘晋之对彭大雅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蜀祸五六年间，历三四制臣，无地屯驻，独彭大雅城渝，为蜀根本，不然蜀事去矣。” [36] 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也评价说，“我朝自绍定（1228—1233年）失蜀，彭大雅遂城渝为制府，支持西蜀且四十年。” [37] 遗憾的是，彭大雅本人并未得到善终。彭大雅去职致仕不久，宋廷以“贪黩残忍，蜀人衔怨，罪重罚轻”将其除名，贬往赣州 [38] 。
淳祐三年（1243）春，四川制置司治所由成都迁至重庆，接任四川防务的兵部侍郎、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玠设置制司于金碧山下的重庆府衙。余玠，1199年生，字义夫，号樵隐，浙江开化人，侨居蕲州，从军起家，有丰富的战争经验。余玠赴任重庆时，成都已经被蒙古大军攻破，南宋的西线防御形势已经岌岌可危。他将一副对联“一柱擎天头势重，十年踏地脚根牢”贴在重庆府戟门两边，壮志抒怀 [39] 。为巩固防线，余玠吸取彭大雅的经验，采取依山制骑、以点控面的方略，在四川各地建起了几十座或大或小的山城，包括青居城、大获城、钓鱼城、云顶城、多功城、龙崖城、天生城和磐石城等，形成完整的山城防御体系。城防方面，余玠不仅加固了重庆城，还增开城门，形成了重庆的九门结构 [40] 。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在太平门附近出土了一些有“淳祐乙巳东/西窑城砖”字样的宋代城砖，正是余玠增筑重庆城时所用，说明淳祐五年（1245）宋代城郭至少已延伸到太平门以西 [41] 。余玠对于南宋四川防务功绩斐然，明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中写道：“自富平之败，金人专意图蜀，微玠身当其冲，无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 [42]
难能可贵的是，余玠在军备之余还留下了《觉林晓钟》这样一首极具生活气息和城市画面感的绝句。“木鱼敲罢起钟声，透出丛林万户惊。一百八声方始尽，六街三市有人行。” [43] 可以想象，习惯了战争的城市居民早上听到钟声还是会有一定的惊慌，不知是敌人侵扰，还是正常的报时。当钟声响尽，城市居民从睡梦中醒来，大街小巷渐渐恢复白天的人烟气息。“六街三市”的说法出自《资治通鉴》，本义指唐代长安城中的六条大街和早晨、中午、傍晚三时之市。余玠选用“六街三市”描写重庆，说明尽管重庆当时在战乱之下，但城市依然人口众多、交易繁忙。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首抒情诗，表达其遭遇诬告、打击、陷害后的愤懑心情。“六街三市有人行”表达了余玠有烦恼欲求超脱，但又留恋生活的矛盾心情 [44] 。
元至正十七年（1357）十二月，农民起义军领袖明玉珍趁元朝重庆守军空虚，主将不和，一举攻下重庆。随后，以重庆为都城，建立了明夏政权。明夏政权存续时间不长，大约有8年。但他十分注意都城内的宫殿修筑、城防设施、道路交通和港口码头建设。《重庆府志》记载，明夏政权的皇宫就建在重庆南临长江的“太平门内，金碧山下”。当时重庆除面临长江的太平门、薰风门（今东水门），面临嘉陵江的洪崖门、千厮门以及通路的镇西门（今通远门）外，明夏政权还开通了朝天门 [45] 。
明洪武四年（1371），汤和攻克重庆，继续西征，留下戴鼎守卫重庆。1373年到1377年间，戴鼎在重庆旧址基础上筑石城，确立了明清重庆城的范围，城墙闭合面积约2.35平方千米。《巴县志》记载，“明洪武初，指挥戴鼎因旧址砌石城，高十丈，周二千六百六十丈七尺，环江为池，门十七，九开八闭，象九宫八卦。”关于明朝时重庆城市内部景观，明末巴县知县傅宗龙称：“……龙建铺舍集居，人商旅称便。又于山腰捐立凉亭，以休行者……” [46] 这说明当时重庆商贸繁华，客商云集，一派繁忙景象。
明末清初，重庆成为明、大西军和清军争夺的焦点。清顺、康年间，重庆发生的战事多达16次，是清代嘉陵江流域战争发生次数最多的中心城市。正是由于各方势力对重庆战略地位的重视，重庆才成为各方势力反复争夺的对象 [47] 。清顺治十四年（1657），清廷专置四川总督，驻重庆，首任总督李国英。但直到1659年南明将领谭洪再袭重庆失败，清朝在重庆的统治才算稳定。
康熙元年（1662），四川总督李国英下令补筑城墙，修补长度达到6千米，约占戴鼎所筑城墙的70%以上。对于修筑的原因，李正权认为当时重庆城内只有几百户人家，但是清驻军达到十万多人，为防止士兵惹是生非，给刚打完仗闲下来的军人找点事做 [48] 。康熙八年（1669），清政府在紫金门内建重庆镇总兵署。重庆镇内辖三营十九汛，有马兵96人，战兵524人，守兵692人，共计1 312人。清代重庆绿营总兵官除了操练兵马、振扬威武、申明纪律、抚恤士卒、严明斥堠、防遏奸宄等职责外，还有城市建设和维护职责，包括修浚城池，缮治器械，相度地势险易，控制要害处所，责成该汛弁兵，力图保障 [49] 。
康熙年间，重庆人龙为霖记录了从南岸涂山观重庆的夜景。他在《月下登澄鉴亭观渝城夜景》中写道，“渝州形胜本堎嶒，向夜清幽觉倍增。欲揽全城露上景，宁辞绝巘晚来登。一亭明月双江影，半槛疏光万户灯。独惜鸣钟人尽睡，探奇何处觅高僧。” [50] 此外还有一首名为《同人订于二月十三日登涂山澄鉴亭观渝城夜景，为寒风所阻，怅然有作》的诗同样描写重庆城市景观，“渝城之景本奇观，向夜何当更远看。灯火万象悬一叶，秀色重重真可餐。涂山绝顶凌天汉，孤城遥对好凭栏。” [51] 康熙十一年（1672）十月初八，王士祯记录了他见到的重庆，“抵重庆府，巴县治。江中遥望渝城。因山为垒，邈在天际。女墙阙阒，缭绕山巅。下被水面，山号金碧。濒江人家编竹为屋，架木为砦，以防暴涨。注谓江州地势侧崄，皆重屋累居，数有火害。……今渝城岁有火灾，盖地势使然也。” [52] 关于清中期重庆城市景象，乾隆年间编撰的《巴县志》有更为详细的描述，展现了山城江城、贸易繁忙、治安混乱等城市意象：
巴一叶云浮，万家烟聚，坊厢廛市傍壑凌岩。吴、楚、闽、粤、滇、黔、秦、豫之贸迁来者，九门舟集如蚁。陆则受廛，水则结舫。计城关大小街巷二百四十余道，酒楼茶舍与市闼铺房鳞次绣错。攘攘者肩摩踵接，而宵小奸宄时潜伏于城隅阛阓间。纵严保甲以稽之，而朝迁暮徙，迄无定居。文武兵役，虽日供使令，保无悍蛀局赌囤娼。市井牙侩，虽日评物价，保无奸猾骗客屯商。至于附郭沿江之充募水手者，千百成群，暮聚晓散，莫辨奸良，此皆渝州坊厢可深为隐忧者。稽察稍疏，贻害滋大。职斯土者，警惰防奸，小惩大戒，坚以一心，始终罔逸，庶奸匪不至容足抵隙于以柔远宁迩俾肘腋之地，绥辑无虞厥道弗在，是与至于古昔筑城俱留有出水洞门，疏通城内沟水，俾无壅滞。固城墙、便行人、保屋舍，厥义至远，但日久淹塞，猝遭暴雨，难免横流，今附列于右，庶触目动心，以时饬修云。 [53]
清雍正、乾隆年间，工部逐步规范了城垣管理。如《钦定工部则例·卷三》载，“各省城垣令该省督抚详细查勘，于岁底将是否完固之处修缮折奏明。其保固限外，城垣有些小损坏，令地方官随时贴补。责成该管道府直隶州等官留心巡视，报明督抚查核。如有贴补较多，办理妥协，分别奖劝；倘任其残损，不即补修者，即以玩愒参处，著落赔修，并将该管道府直隶州一并附参。统于年底将该省城垣有无坍损补修缘由开单具奏。” [54] 此后，重庆城墙维修较为频繁。乾隆二十五年（1760），巴县知县奉总督开泰令，将城墙改列为急工修理 [55] 。第二年，重庆开始重筑城墙，清军士兵、落业的外省移民以及返回的原籍重庆人皆参与城墙修建。修建后，有九个开门，分别是长江沿岸的朝天门、东水门、太平门、储奇门、金紫门、南纪门和嘉陵江沿岸的千厮门、临江门以及位于西南陆路上的通远门，另外八门闭 [56] 。乾隆三十二年（1767），重庆知府、巴县知县等地方官员带头捐资修建城墙。修补竣工后，重庆城周长二千六百一十八丈七尺五分，坍塌修补城墙共计六百七十丈二尺，城门九座。乾隆五十三年（1788），巴县县衙对东水门至元通寺段低矮城墙进行了增高补筑。嘉庆十八年（1813），巴县县衙要求各坊厢及各场“修建栅栏”，以司启闭，“各场每逢场期，轮流派人梭织巡查”，遇有流匪到场，随时拿获送究，晚上“定更后即应关锁，钥匙即交更夫巡查经管”。 [57] 此后，咸丰二年（1852），重庆知府鄂惠重修；咸丰九年（1859），川东道王廷植重修；同治九年（1870）大水，川东道锡珮、知府瑞亨、知县田秀栗补修，其他均无大修。
杨宇振引用瞿同祖在《清代地方政府》一书中的观点认为，州县官怕承担责任，因而对修缮公共工程之事绝少主动提及，能躲就躲 [58] 。但从重庆的历史看不太一样，乾隆三十二年的修筑或许说明了原因。这次修筑由地方官员带头，筹集资金约2.36万两白银。工程竣工后，通共需用工料银二万三千五百八十三两一钱二分零九厘。经费筹集和使用相差无几，或许能说明为什么地方官员并非躲躲闪闪，这也印证了美国学者罗斯对清末中国人的精辟总结：“中国人有一种极难撼动的思想观念，那就是：无论干什么都要从中收取点酬金，或者‘得到点什么’……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中国就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不管通过什么渠道凑集到的投资款，总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就被用完了。” [59]
除位于今天重庆渝中区的主城以外，嘉陵江北岸的江北城墙也时有修建。清嘉庆三年（1798），川东白莲教起义进入江北厅境，同知李在文集江北城内居民兴筑四门土城；道光十三年（1833），同知高学濂劝渝本地绅民捐资修石城。不久离任，由继任同知福珠朗阿集议兴工，历十九月，建成八门石城 [60] 。咸丰十年（1860），同知符葆召集乡绅再筑外廓，增建嘉陵、永平二门，称为“江北新城” [61] 。
清朝末年，《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曾到重庆游历。他在《1894，中国纪行》一书中写道：“重庆是一个富饶的城市。它建在‘小河’和长江的交汇口上，而这样的位置，使它成为四川省的内河大港。……重庆建在离江面很高的地方，目前水位较之夏季要低六十英尺。它的城墙高不可攀。附近最高山顶上的巍峨宝塔象征着好运。此地庙宇众多，有各色宽敞衙门和富丽楼阁，其中最高耸的是文昌帝君庙。重庆道路崎岖，街道也是那么的陡峭而多坡，随处是一连串坚硬岩石凿成的台阶。”
此时，重庆已经开埠三年，莫理循没有看到的或者没有说的是，这座古老的城市已经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悄然开始了又一次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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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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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0.
[26] 周勇.重庆通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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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李春棠.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
[31] 同②.
[32] 同②.
[33] 周勇.重庆通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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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16.2750.
[37] 胡三省.《通鉴》注，卷一四六.转引自潘玉光.巴蜀砥柱——余玠.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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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潘玉光.巴蜀砥柱——余玠.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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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同上书.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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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同上书.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