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经过民国初年的战争袭扰、经济困顿、社会混乱，1927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名义上统一全国，中国也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四川省在1926年到1927年交替之际也相对安定下来，究其原因，“不过那时毕竟已经出现一批地位稳定的军事将领，省内地盘分配问题也得到初步解决。民国初年引起混乱的政权合法性问题，也部分解决了。” [1] 在此大背景下，重庆的城市管理由梦想照进现实。
1926年初，刘湘重新占领重庆，改市政公所为商埠督办公署，任命第三十三师师长潘文华兼任重庆督办，重庆进入较为稳定的发展期。7月19日，潘文华正式兼任重庆督办，重庆进入“潘文华时代”。潘文华，1886年生，四川省仁寿县人，历任川军教导师师长兼重庆市长、国民党第7战区23军军长、28集团军总司令兼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等。潘文华任职后，旋即召集专门人才研究商埠督办公署（下文简称“公署”）组织机构和职能职责事宜，并请本地绅商名流组成参议会。公署设督办1人，会办2人，下设总务处、财政处、公安处、工务处、收支局、新市场管理局和江北办事处，同时参事会作为议事机构。公署行政职责包括：商埠内各项规则的制定、修正、公布；公共财产的维持、取缔及处分，房屋土地的调查、登记及使用，规定房屋土地等级及其租赁；街道、桥梁的建设，新市场的开拓及其土木工程等项；交通、电力、自来水、车船、肩舆及其他公用事业的经营管理；航务、码头及保险、堆栈事项；征收各项税捐及国家或地方税费的收支；水陆警察和保安团的监督指挥及其他保安事项；教育及自治事项。从机构设置和职能职责看，公署在城市巡警职能基础上职权扩大，成为实施城市全面管理的一级行政机构。重庆商埠督办公署的建立，标志着重庆建制的诞生，使重庆城市成为一个区域性的自治团体 [2] 。
1927年2月到11月，商埠督办公署组织出版了10期《重庆商埠月刊》（下文简称《月刊》）杂志，详细记载了重庆市城市规划和建设情况，为我们研究重庆城市规划和建设留下丰富的史料。正如《月刊》第一期简章所言，“本月刊系登载商埠督办公署办理市政之近事，以供研究市政者之参考为宗旨。”《月刊》记载内容包括城市建设、政府收入（税，捐，费）、法律法规、人员工资、民事纠纷、刑事案件、人事任免和社会管理等诸多内容。可能受重庆市的影响，周边区县都出版有类似刊物，如璧山县的《璧山县县政公报》（1931年创刊）、奉节县的《奉节县政月刊》（1931年创刊）、涪陵县的《涪陵县政周刊》（1931年创刊）、铜梁县的《铜梁县政公报》（1932年创刊）等。这些刊物为我们研究重庆近代城市转型留下了丰富的史料。
1935年6月16日，根据蒋介石武官不兼文职的要求，潘文华卸任重庆市长 [3] 。同年，重庆市政府编制了《九年来之重庆市政》，从市政组织和区划、工程建设、公用建设、社会建设、教育建设、土地建设、公安建设、卫生建设和团务等方面总结了1927年到1935年重庆城市建设的成效。尽管潘文华作为地方将领引领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但它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我国近代城市改良运动的一部分。在这场运动中，各地采取的模式大同小异：整修街道以改进交通，重建城市空间以创造“现代”的城市景观，规定卫生标准以防止疾病，清除街头乞丐以推进“进步”的城市形象，设立各种规章以维持公共秩序，改良休闲娱乐以“启蒙”大众，发扬爱国精神以培养新的国家认同，强化政治以推动国家控制等 [4] 。经历潘文华领导的城市改良运动不久，重庆就迎来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入驻，随后正式进入中央政府的管理体系，这也印证了王笛的观点，“一个城市如果采取了全部这些措施，则反映了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 [5]
关于公署成立前的城市状况，《月刊》第1期开篇就写道，“惟因本埠地形，三面环水，一面负山，以致建筑不良，街道狭隘，交通梗阻，市面秽污，居是邦者，咸有恶劣污浊之歎……”按照潘文华的设想，重庆市政建设分三期进行，“第一期‘以整理旧市场为要义，所有铺面之整齐、街道之清洁、消防之联络、厕所之改良，与夫小贸如何安置，贫民如何救济，教育如何普及，旧有之公园及电灯、电话、自来水如何规划整顿，凡属有关公益，皆当次第举办’……；第二期‘注重于新市场之筑建’，重点有附近河岸之码头和通达曾家岩、菜园坝之马路；第三期拟对江北、南岸开展扩充新区建设。” [6]
针对制约重庆城市发展的突出问题，公署成立伊始开展的工作有开辟新市场（即城市新区）、整理旧街道、建设公共基础设施、改善公共服务机构等，为重庆市现代城市格局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重庆现代城市格局设计人——傅友周 [7] 。傅友周，又名傅骕，原籍江西金溪，1886年出生于重庆府陕西街。1910年9月，傅友周与竺可桢、胡适等人同赴美国留学，1914年毕业回国。1929年2月，重庆市政府成立后，傅友周任首任工务局局长、重庆市建设期成会顾问、重庆电力公司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重庆地区电管局、重庆电业局副局长。1927年，他遵照潘文华“革新重庆”、建设现代城市的要求，按照重庆江城、山城和半岛的特点，经过充分调查研究，拟定了城市发展规划 [8] ，并通过组织一系列城市建设活动推进规划实施。
第一，开辟新市场。规划的新市场包括南纪门到菜园坝、临江门到曾家岩、曾家岩经两路口到菜园坝、通远门到菜园坝、南岸玄坛庙和龙门浩、江北城到香国寺等共6个区域。为推动区域建设，公署成立了重庆商埠新市场管理局，任命郭勋为管理局局长，并拟定《重庆商埠新市场管理局暂行简章》。为加快推进新市场建设，公署对新市场管理局和工务处人员进行混合编制，制定了《新市场工程规划临时办法大纲》。建设过程中，公署也参考了国外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先进做法，如《重庆新旧市场之改建》提到“……苟财力充裕者，则不妨仿华盛顿都市之城规，而为大规模之建筑，一面修街，一面筑路……（《月刊》，第3期）”。公署规划中区干路、南区干路和北区干路三条主干道。围绕主干道，公署根据《中央政府土地收用法》制定了《重庆商埠督办公署土地收用规则》对土地进行征收，规则规定了不同权属土地收用手续、民有土地收买价格和收买流程等。同时，公署制定了《重庆商埠新市场第一期招领地皮暂行条例》进行土地出售。根据土地位置、地势、交通和环境等分为三等，价格分别为每丈方30元、20元和15元。为鼓励市民请领，规定在条例颁布2个月内招领土地按七折交费，要求承领人按照新市场建筑规则修建房屋，并在马路完工前修建完成。对于马路建设涉及民房征用的市民，公署规定市民到指定地点暂住，待新市场完工后专门划定地点进行等面积安置。到1927年7月，由于公署办公经费紧张，决定撤销新市场管理局，成立新市场迁坟事务所，集中推进新市场坟茔迁移工作。是时，重庆通远门外的坟茔连绵不绝，据统计有43.7万多座，占地面积大约有90万多平方米（八万数千方丈） [9] 。1927年8月开始，到1934 年3 月结束，政府共迁徙无主坟43.59万座，耗资2万多元。
第二，整理旧街道。公署初期拟定对旧城内全部街道进行整理，修建马路，但遭到城内百姓强烈反对，因此决定缓修马路，将整理范围缩减至“马路经过之街道”。为此，公署出台《本署整理马路经过街道规则》，具体建设内容包括：①针对交通繁荣差异规定各种街道宽度；②沿街铺房及临街楼廊一律折退与门柱平齐；③街面设置的柜台与货架移退到铺门内；④沿街梯坎改修成缓斜坡道；⑤沿街火墙门洞一律撤销。1926年8月到次年7月，公署在旧街道整理方面，两期共整理普通街道64条，整理马路经过街道61条；查勘市民改建房屋方面，公署早期规定比较烦琐，1927年7月采用四联请勘书形式大大提升批建效率；改修街面方面，通过颁布《重庆商埠修改街面暂行规则》，详细规定了街面整理程序、整理资金来源、街面材质和工艺、地下排水、街面维护；安置沿街电灯方面，拟定守置全城市街电灯计划，由于烛川公司推诿未实现；取缔电杆线及迁移电杆方面，制定取缔电杆规则十条，将妨碍交通电杆全部迁移。《月刊》记载了大量市民关于街道整理事宜的请求，如有市民请求保留过街火墙、美孚洋行请求折退赔偿、市民租佃纠葛影响整理等。针对这些问题，公署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不同裁决。
第三，建设公共基础服务设施。①自来水厂。在1908年，重庆商会就曾建议修建自来水厂 [10] ，但最终由于资金过大加之政局动荡未能兴办。公署拟定采用官督商办形式，设置股份有限公司建设自来水厂。选取长江水作为饮用水源，给水站选址在旧城地势较高的打枪坝，预算投资68万美元。初期规划满足30万人用水量，计2万吨。同时，对未来城市发展的用水需求也进行工程规划，为满足重庆陪都时期用水需求打下基础。②电灯电力。1927年前，重庆开办有烛川公司。烛川公司由刘熊曾（沛膏）等人于1908年发起 [11] ，采用股份公司的形式创建，创建之初还制定有《重庆烛川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但在公署办公时，该公司已经支不抵债。因此，公署规划将烛川公司收购为市有，分两期进行改造，分别供电给下半城附近区域、上半城新市场和南岸一带，预计投资14.4万元。③电话所。公署对原供警政用的电话设施进行改造，由于招商不顺，因而采用自办形式，预计投资7.7万元。1927年1月，公署附设电话局，委派经理进行管理。1930年，总机和各区线路安装就绪，全城次第开始通话。1934年，潘文华再次拨款购买交换机6台，每台120号，到年底扩充安装完成。④码头。公署以码头为水路枢纽，以堤路为码头的脉络进行总体规划，并在对水面水平高差、地面形势、码头形势和码头路线规划基础上确定建设了嘉陵码头和朝天码头。到1933年，又先后修建了江北、千厮门、太平门、飞机坝、金紫门、储奇门码头，为重庆工商业进一步繁荣创造了条件。同时，通过新开街工程和半边街工程连通了码头和旧城。
图4 1927年9月24日建成的朝天门码头 [12]
第四，改善公共服务机构。①学校。公署仿照抽收红庄捐（注：以房地价格为基准）形式筹措创办市立模范小学的经费，并选择城内寺庙或道观作为校址。另外，公署开办十二所平民学校，通过白话布告宣传平民学校是知识饥荒的发赈处、接受民权的大好工具、改良职业的唯一策略等，劝失学市民入读。商埠江北办事处为提升辖区平民教育水平，拟定七所平民夜读学校，并拟定《重庆商埠江北办事处设平民学校简章》。简章规定了修业时间、课程设置、招生对象、免除学费和毕业证书等内容。大学方面，1929年10月，重庆大学在菜园坝杨家花园建校，刘湘被推选为重庆大学校长。1933年10月，重庆大学各院系全部迁往沙坪坝新校址。②公园。鉴于旧城人口稠密、空气污浊，市民缺乏休憩场所，公署决定在旧城扩建中央公园（今人民公园）、新建文庙公园和中山公园；在新市场区域选址曾家岩农业试验场和菜园坝修建两处公园，在江北城修建江北公园。③通俗阅报社。为增进一般市民普通常识，公署在江北市区内设立七所通俗阅报社，并制定了相应章程。
第五，其他社会管理。①人口统计与管理。为加强人口管理，防止瘟疫或犯罪影响市民人身安全，公署实行居民死亡报告登记制度，要求“……无论市民之老幼男女死亡，均须报请该厅验明病症，给予病死登书，并制发尸棺出城证据……（《月刊》，第8期）”。②保险管理。公署出台《取缔保火险规则》，要求签订保险合同必须经被保险人左右邻居核实和公署核准才能生效，以防止被保险人骗取保险和危害四周邻居。③食物营业管理。为保障市民食物安全，公署要求所有经营食物的店铺登记并补领营业执照。但40家应补执照的店铺中，只有13家主动到公署领取执照，为此，公署发训令要求警察厅督促其他店铺领取执照。④药品管理。鉴于戒烟药品为特殊商品，警察厅拟定《取缔戒烟品章程》，要求所有药商在规定时间内呈报立案，经警察厅核准发照后才能营业。⑤救助贷款。由于埠内贫民众多，生计维艰，公署成立重庆商埠因利局，性质为营业兼慈善。《重庆商埠因利局简章》规定以零星银钱形式贷款给有谋生计划或谋生能力之人，借贷人采用分期摊还方式，年利率约为8.69%。
第六，城乡分界与区划调整。如前所述，清末城乡分界以后，城区范围没有明文规定，主要以警察岗巡范围为准。1926年，潘文华上任后认为明确城区范围较为重要，因此“暂定重庆上下游南北岸城各三十里为市政区域 [13] 。”1930年2月，21军军部明令召集审定市县权限委员会办理划界事宜。随后，重庆市政府与江北县、巴县政府组成的市区测量委员会根据《省市县勘界条例》，利用山脉、河流为界线，从巴县划入272.5方里，从江北划入252.5方里，划入总面积525方里（约131.25平方千米）。但因为江北县和巴县士绅的反对而作罢。1932年冬，21军再次召集重庆市与巴县、江北县有关方面会议共同踏勘，至1933年始确定辖区，巴县划入的场镇有两路口、姚家场、南城坪、海棠溪、弹子石及县城全部；江北县划入市区的有江北县城及附近的刘家台、廖家台、简家台和溉澜溪、香国寺两码头。最终，巴县划入172方里，江北划入115方里，共计287方里（约71.75平方千米）。关于此次划界，1940年巴县县长王煜对巴县部分有更为详细陈诉，“查市县划界自民十九年一月倡议后，中几经波折，殆至二十二年五月始将经界划清，以巴县姚公场、南城坪、海棠溪、龙门浩、弹子石、两路场等地，划归市区，其界线自嘉陵江岸红岩嘴一号石标起，经黄沙溪、千金岩、赵家湾、石灰窟、真武山、沙田坎，至大江南岸苦竹林33号石标止，面积约172方里，当时二十一军部及江（北县）、巴（县）、重庆市各方均认为妥善。” [14]
四川省政府和潘文华领导下的重庆市政府为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开展了一些积极的工作。第一，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潘文华主政时期，胡光麃制定了《开发华西计划书》呈报刘湘，并得到了刘湘的支持。《开发华西计划书》虽然涵盖川康滇黔四省内容，但重点是重庆建设。关于重庆的经济发展就设计了很多产业和企业，包括：1.发展电力工业：兴建电厂，以重庆为重点。2.设立机器制造厂：厂设重庆。3.创办新兴煤矿：在重庆附近建立机械化生产的煤矿。4.建立炼油厂：设厂于重庆附近之煤矿区。5.建立钢铁厂：厂设重庆或威远。6.建立纺织厂：厂设重庆。7.建立化学工厂：厂设重庆或自流井。8.建立水泥厂：厂设重庆。9.兴建成渝铁路。10.市政建设：在重庆兴建或改建马路，整理或新设自来水厂、电灯厂、电话局。11.设立建筑材料制造厂：厂设重庆。 [15] 第二，举办产品博览会。1928年10月10日，重庆市政府在文庙组织了国货展览，由于筹备期短，展览的主要是本市和附近地区的商品。1936年5月，市政府在市商会又组织第二次展览，展览了四川省内各地和云贵等省的农产品和工艺制品等 [16] 。
到1933年，重庆共有工厂415家，工人数12 938人，资本734.5万元，生产净值1049.6万元 [17] 。重庆的工厂数、资本额和工人数均占四川近代共有的2/3，为四川工业最集中的城市 [18] 。以纺织业为例，一些电力织布厂陆续投产。裕华印染厂成立于1927年，具有资本3万元，设备100架铁机和120架木机。铁机使用的机器由上海和德国制造，以柴油机为动力，按照德国式技术指导。年产染色布3万匹，约值24万元。到1933年达到极盛，各类棉质工厂达1 300多家 [19] 。这一时期，重庆面粉业也有发展。1926年开办的信丰厂，集资15万元，月产38斤制面粉600袋；1928年开办的先农厂集资8万元，月产38斤制面粉200袋；1930年开办的日商朝华厂，集资10万元，月产38斤制面粉250袋。
但此时，重庆工业发展水平总体较低，重工业缺失，轻工业刚刚起步。1933年，铁昂认为，“（重庆）也有了新式的金融机关和新式企业——交易所，信托公司、面粉公司——然而我们不能说它已走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阶段，连资本主义的雏形都还没有完全具备，所具备了的只是一点气氛……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本基础是在轻工业和重工业，尤其是后一样，重庆不但没有重工业，不但轻工业也不过萌芽，就连工业的原动力——电力——都还没有。” [20] 次年8月，重庆军、政、商、金融各界头面人物发起成立了官商合办的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在大溪沟设立电厂，当年开始发电。稳定的电力也带动了钢铁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等重工业的发展。1934年，熊克武在1919年发起创办的重庆电力炼钢厂起死回生，华西兴业公司创办华联钢铁厂，两厂均在1936年投产。机器制造业方面，华兴机器厂在1934年建成投产。
产业发展也带动了城市人口的稳步增长。潘文华主政初期，城市人口为20.83万（1927年）。潘文华离任前一年，1934年10月，重庆市警备司令部根据内政部规定对重庆市人口进行了详细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全市总户数6.085万（含寺庙和公共处所，不含江北片区），人口30.99万，具体如下 [21] :
（一）普通户口。全市户数60 358户，人口总数，男164 518，女111 727；现住男160 805，女110 717，他往男3 713，女1 010；学童男20 163，女15 569；壮丁，74 651；有职业男，10 246，女6 790；无职业男，9 306，女69 683；废疾男，146，女90；曾受刑事处分者，男30，女20；素行不正者，男75，女39；形迹可疑者，男257，女222；非家属杂居者，男4 132，女1 235。
（二）外国寄居中国户口。全市户数50，人口总数，男80，女40，现住男80，女40；有职业男72，女26；无职业男5，女14；国籍之区别，（英）男19，女6，（美）男15，女16，（法）男10，女8，（德）男14，女4，（俄）男2，女无，（日）男14，女4，其他男5，女2。
（三）寺庙户口。全市户数114，人口总数男370，女191；现住男368，女190；他往男2，女1；宗教区别，佛教男女62，4 124（注：原文如此，疑似有误）；道教，男35，女12；回教男3，女无；耶稣教无，其他男45，女10。
（四）公共处所，总数378户，男30 594，女7 230。
重庆市实施大规模的新市区建设和旧城改造极大改善了城市面貌。新市区主要向西建设新市场带动城内商业外迁，旧城改造主要是拓宽公路、整理市容、改造公用事业等。1930年代中期，重庆市新市区开辟和旧城改造告一段落，重庆市城区由临江门、通远门、南纪门一线向西扩大到曾家岩、两路口、兜子背一线。从1927年到1935年中央军进川，重庆建成区由1927年约4.4平方千米增长到约12平方千米，城市基础设施取得较大进步。
当然，囿于各种情况限制，城市的建设还有很多不如意之处，普通市民和专业人士都对市政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和建议。1932年8月，刘郁樱评价重庆市徒有其表，他在文章中写道：“曾记十年前，他不过是封建社会里一个普通的市镇，因为水陆交通的原故，不过商务比较繁盛一些，然而拿欧美的各大都市来比较，简直是望尘莫及；而今呢？它已披上了资本主义的外衣，俨然成了一个新兴的都市，其实下细窥探，它只是虚有其表，好像讨口子（乞丐）穿着绸衣，终脱不掉一个可怜的样子。” [22] 从刘郁樱具体的抱怨内容看，既有中央公园人满为患、“在马路上吃灰”等基础建设方面的问题，也有鸦片烟馆众多、车辆管理疏漏等社会管理问题。1935年，陈叔华以《倘若你住在重庆》为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阐述了重庆各类城市问题，包括公共绿地空间不足、空气污染、房租畸高、火灾频发、看病巨贵、商业投机倒把等。对于这些城市问题，陈叔华反讽道：“高坎坡可以练习脚劲；没有游览地方，可在家里多用思想。医生索价昂，一年到头可多讲卫生，正不必‘山僧结夏期’才‘我辈服食谨’呢。商人气更好，他可以教给你名誉不足惜，美人不必爱，佳酿无须尝，唯独一养 [样] 东西最有价值：那便是金钱。这种‘金钱万能’的学说是四年的大学课程所不能教的。这是重庆城给人的好处中最大的一种，我敢说。” [23]
1934年，上海东亚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钱少平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三条城市改进的建议：第一，市区方面，建议开展功能分区，协调各区关系。“若能将现有城内地方，作为商业区域，通远门外一带，作为居住区域，既可免人多之患，又能得身体健康。再将江北划为工业区域，本市工厂，完全迁居于此。”第二，交通方面，建议完善交通系统。包括“将各街马路，完全修齐。并于嘉陵江上，建造铁桥一座，使江北工业区内造成之货物，直达商业区。复于扬子江面，仿南京至浦口之轮渡办法，置大轮一双，浮于江面，车马可以直达南岸。更进一步，由上半城至下半城，修隧道二三路。由朝天门至曾家岩，建电车道一路。”第三，码头方面，建立完善的码头若干，“其建筑之方式，可先在嘉陵江岸，筑横堤数座，由岸边伸向河心，成海港形势，港内水深而静。堤旁泥沙，可用掘泥机，将泥掘去，随时保留水之深度。” [24] 1936年，王治裳也从专业角度提出了重庆市政建设的问题，“重庆的街道因地势高低不平的原故，街道无甚系统，交通大受障碍，自来水供给并未普遍，住宅无若何划分，公园则仅中央公园一个，规模既小，游人又众，至于谈到分区，未见实行……在分区未见实行以前，当注意于消防与卫生两方面的整顿和设备。” [25]
较之以上问题，苛捐杂税、战争、滥发货币、汇率波动、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更为突出，严重影响重庆的内外贸易。以苛捐杂税为例，从来没有一个较为固定、规范的管理。根据官方统计，公署的主要收入是统捐附加、土叶附加、瘾民附加、煤气油附加、卷烟附加等附加税 [26] 。1927年，民间统计重庆商埠督办公署抽取的杂税费有戒烟执照捐、违警训金、消防捐、妓捐、牛捐、席桌捐、茶棹捐、妓女从良执照捐等13种。1928年，《银行周刊》直接以《重庆苛税层出》为题痛诉刘湘在重庆横征暴敛，“重庆二十一军军长刘湘自令重庆筹款一百万元后，复令辖区各县出二三十万元不等。催收迫切，民怨沸腾。今复以军款为名义，又在重庆征收山货、药材之护商费……今不派军队，亦须缴欵。而设立局卡，俨成一正税机关。” [27] 1929年10月1日，重庆地区的各种捐税归并于重庆税捐总局。到1931年6月间，重庆税捐总局收到的税款高达570多万 [28] 。1933年，中行调查发现将重庆100元的杂货由小川北路送到成都，税捐要100多元，其中在重庆要交的税费包括：重庆军队护商税1.5元、渝北护商税1元、江防捐0.5元、马路捐0.1元、自来水捐0.5元、印花税0.5元、统捐10—20元、城门验票六仙 [29] 。文人墨客对重庆税捐之多瞠目结舌，“税捐总局位于城中会府，最小之物像窗纱铅皮亦要抽税，从黄沙溪沿岸一带关卡无数。犹幸军长能体恤民情，除每年筹备军款借垫数百万元之外，不若另一军长之暴敛横征，也算重庆老百姓得着这慈眉善目、顶礼佛门之唯一善人了！” [30]
1935年，中央军入川，建立了统一的四川省政府，内陆地区和主要贸易干线的各种名目的杂税才逐步规范。从1936年开始，重庆“全年更加稳定的政局和更加令人满意的金融条件对贸易产生了普遍有利影响。” [31]
[1] 罗伯特·A.柯白.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殷钟崃，李惟健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 潘夕潮.抗日爱国名将：潘文华将军传.成都：巴蜀书社.2007.48.
[3] 潘文华辞渝市长.申报，1935-6-17，第5版.
[4] 王笛.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社会的最底层看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97.
[5] 同上.
[6] 舒莺.重庆主城空间历史拓展演进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88.
[7] 重庆市文史研究馆.新编文史笔记丛书（第四辑）：巴渝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2005.78.
[8] 邓颖.傅友周：重庆现代城市建设开拓者.红岩春秋，2016年第02期，49-53.
[9] 新市区迁坟.九年来之重庆市政.1935.118.
[10] 论重庆自来水之宜亟办.重庆商会公报，1908年第98期，1-2.
[11] 重庆电灯烛川公司开会演说.重庆商会公报，1908年第108期，1-3.
[12] 邓颖.傅友周：重庆现代城市建设开拓者.红岩春秋，2016年第02期，49-53.
[13] 市区勘划之经过.九年来之重庆市政.1935.28.
[14] 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迁都 定都 还都.重庆出版社.2014.
[15] 重庆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重庆工商史料（第二辑）：华西兴业公司始末.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61-62.
[16] 国货展览.九年来之重庆市政.1935.91.
[17] 严中平 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106.
[18] 隗瀛涛.巴蜀近代史论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321.
[19] 隗瀛涛，沈松平.重庆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1.
[20] 铁昂.两种形态下的重庆市的经济.读书月刊，1933年第3卷第6期.转引自杨宇振.100像：文字与图像间的重庆城（晚清—民国）.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145.
[21] 社会一瞥：廿三年度重庆户口总调查.四川月报，1935年第6卷第1期，193-194.
[22] 刘郁樱.在重庆城里.道路月刊，1932年第39卷第1期，1-8.
[23] 陈叔华.倘若你住在重庆.论语，1935年第78期，25-28.
[24] 社会一瞥：重庆之改进计划.四川月报，1934年第4卷第3期，127-128.
[25] 王治裳.改进重庆市政之外刍议.现代读物，1936年创刊号，4-6.
[26] 杨宇振.100像：文字与图像间的重庆城（晚清—民国）.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182.
[27] 重庆苛税层出.银行月刊，1928年第8卷第9期，188.
[28] 重庆捐税情形.四川月报，1932年第1卷第1期，5-7.
[29] 同②书.182.
[30] 松山.重庆印象.星期三，1933年第1卷25期，390-391.
[31] 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