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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5月，清政府为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镇压革命，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四川各阶层强烈反对，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为镇压四川人民的反抗，湖北新军奉调入川，进而造成武昌空虚，这为辛亥革命爆发创造了绝佳机会。10月10日晚，湖北新军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不久，湖北军政府成立，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武昌起义胜利后，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辛亥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终结了清王朝的统治，也推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重庆，重庆革命党人首先在清政府统治薄弱的区县发动起义。11月18日，长寿起义，建立军政府；11月20日，革命党人高亚衡宣布涪陵独立，建立涪陵军政府；随即发兵，攻下丰都、忠县。武隆、彭水、酉阳、秀山也相继起义，即告光复。11月22日，杨庶堪、张培爵等出动同盟会控制的中营城防游击队、商勇、川东道防营、水道巡警及炮队、民团等武装力量，召集重庆官、绅、商、学各界代表二三百人在朝天观开大会，围观群众达二三千人。慑于形势，川东道朱有基弃印逃跑，重庆知府钮传善、巴县知县段崇嘉被迫到会，缴印投降。随后，重庆蜀军政府成立，驻原巡警总署。蜀军政府公告称，“蜀军于本日午后三时由重庆举义，道府县及印委各官一体投诚，市面平静，外人安堵。但兹事体大，以后尚望互相匡助，时通消息，同人公感。” [1]
11月27日，进入四川的湖北新军哗变，署理四川的端方被杀，四川境内的清军主力也土崩瓦解。因此，四川境内的革命并未经历太多腥风血雨。关于端方被杀，当代史家雪珥认为，“革命党早欲除去端方，就因其突出的能力与号召力，如‘使其久督畿辅，则革命事业不得成矣’。在‘壮烈’的革命恐怖行动之中，被列入暗杀对象的都非贪腐而民愤极大者，而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员。” [2] 这或许也能解释动荡的清末经历了辛亥革命为何并未迎来海晏河清，而是持续的政治动荡。
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全国革命成果最终被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窃取。革命尚未叫日月换新天，就已黯然失色，重庆也概莫能外。重庆革命之时，军政府大部分领导人都风华正茂。正都督张培爵1876年生人，时年35岁，副都督夏之时1887年生人，时年24岁，蜀军政府管理经验不足在所难免。加之革命过程较为顺利，对强大的封建势力认识也不足，最终导致革命失败。美国英美会执行秘书派尔克在1911年12月9日给成都同事的信中就预料到了这一点，“在这城市最大的威胁是开支太大，新派掌权的人很快就要把城里的金库动用一空。……现在城市的政权都在大多数的青年手里。他们是官学堂的学生，毫无经验。我们祈祷一切事情顺利进行，但不能不对未来有点忧虑。” [3] 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证明了派尔克的判断。
1912年1月27日，成渝军政府全权代表张治祥、朱之洪在双方边界荣昌县谈判，签订《成都四川军政府、重庆蜀军政府协议合并条约》。2月2日，经双方盖章生效，通告成渝合并。在合并的关键时刻，蜀军政府正都督张培爵主动提议成都四川军政府领导人尹昌衡为正都督，其为副都督，并多次表达让贤归隐之意。3月3日，他在发给孙中山的电报中写道，“一佚大局平定，仍赋遂初，为民国自由之民，以观郅治之盛”； [4] 3月4日，在成渝两地军政府合并文告中又袒露心声，“培爵一佚大局平定，即当召集公民，举贤自代，退归田里，为民国自由之民，以领略共和幸福之乐趣。” [5] 和他几乎同时，原副都督夏之时（时任重庆镇抚府总长）也表达了功成身退之意，“且交朱君携去之条件，原有川事稍定，到可以辞职之时，其游历留学各条仍为有效……思维至再，惟有电请宣布此意，立见允辞退，达我游历留学之目的。” [6] 3月11日，蜀军政府正式被四川军政府合并，统称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尹昌衡任正都督，张培爵任副都督。与重庆军政府倾向革命不同，成都四川军政府中混杂着旧军人、立宪派等多支势力。
幼稚的重庆革命政府向守旧的成都四川军政府让步，导致整个四川省一直笼罩在混沌状态。重庆镇抚府被取消就是这种混沌状态的最好注脚。1912年3月，四川军政府成立，在重庆设立重庆镇抚府。成都为全省政治中心，重庆为全省军事中心，这是川渝两地军政府合并协议内容。但是，新政府成立后，重庆镇抚府总长夏之时认为天下太平，提出辞呈。随后，尹昌衡任命袁世凯爪牙胡景伊接任。4月12日，胡景伊就任四川全省军长兼重庆镇抚府总长。上任伊始，胡景伊就开始谋划取消重庆镇抚府事宜。6月10日，胡景伊通电各地，“本月初十日实行取消镇抚府以促全川统一之进行，川东南置宣慰使，按临各属，重庆设府知事，执行政务……” [7] 6月11日和12日，胡景伊连续致电袁世凯、黎元洪等人，报告军队裁撤情况。12日的电文写道，“团长已照前议办法，一律令于本日解散，毫未紊乱秩序，并即由营动身回籍，一无逗留，地方安谧如常。” [8]
重庆镇抚府撤销，重庆同盟会革命党人丧失最后阵地，重庆政权落入拥戴袁世凯的胡景伊之手，标志着重庆的辛亥革命失败 [9] 。随后，四川和重庆的军阀统治进入“走马灯”时代。1912年7月，尹昌衡领兵西征，平定康藏叛乱，胡景伊被任命为护理四川都督。1913年6月，胡正式接替尹昌衡担任四川都督。1915年2月，胡被召入京，陈宦接任四川督军。1916年6月，蔡锷任四川将军兼巡按使，独揽四川军政大权（7月，改称省长）。9月，蔡锷因病离川，罗佩金任督军，戴戡任省长。1917年11月到1918年间，张澜、但懋辛、杨庶堪等短暂任省长。1918年，云贵军阀占领四川，熊克武就任督军兼省长。1918年，熊发布《四川靖国各军卫戍及清乡剿匪区域表》，实行“防区制”，即主客各军按驻防地区就地划款，以充军饷。1920年8月，四川爆发“靖川之战”，云贵军阀退出四川。12月，刘存厚任督军，熊克武任省长。1921年到1924年间，刘湘、向楚、刘存勋、杨森、邓锡侯都或兼、或任、或代理省长。1924年6月到1935年间，在重庆设立四川省长公署，赖心辉、杨森、刘湘、刘存勋、刘文辉等又轮番登场。刚刚脱胎于府治的重庆，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转型发展难度可想而知。
开埠以后，重庆逐渐从一个传统城市向西南的商贸中心转型。革命以后，假若河清海晏，则重庆城市腹地不断扩大，商贸中心进一步巩固，区域性政治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地位开始凸显。但是历史没有假设。革命没有成为城市转型发展的助推器，反而导致重庆在内的四川旋即陷入无休止的军阀混战和政治波动，城市转型雪上加霜。
民国初年，美国游记作家哈利·弗兰克从泸州坐船来到重庆。弗兰克在《百年前的中国》一书中记录了他从朝天门码头下船进入重庆的情景。“透过浓浓的晨雾终于见到重庆出现在眼前。我很快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条望不到头的台阶之上，路上满是淤泥和死去的动物，一直通向巨大的城门……城里的不少街道修着台阶，和通向江边的长长台阶一样，常常可以把你带到那些风景如画的地方，也会通向某些偏僻的角落，那里几十年来不管雨水还是人为，从来没有被清洗过。有些外地人不愿坐轿子，顺着这些阶梯，爬上那数不清的石级，结果发现走错了道，来到死胡同里的破烂屋子跟前。每一间房子都又小又脏，里面总能见到孩子在不停哭闹，黄狗在门口游荡。重庆的街道高低起伏，熙熙攘攘，不少地方连挤都挤不过去，到处很嘈杂，一如中国的其他地方。” [10] 重庆人宁达蕴在1923年从京返渝，没有见到他心目中的“巴国胜景”，看到的却是人民精神萎靡、政治腐败不堪、军人祸国殃民、教育界钩心斗角、学生界不务正业、商业凋敝萧条等，整个城市“日趋愈下，真不堪回首之慨！ [11] ”
第一，商贸中心黯然失色。革命爆发后，重庆到各地的商道不通，导致进口的商品和出口的土货都滞留重庆，“相当一部分已抵渝的煤油直到年底仍贮存在重庆，尽管内地煤油奇缺，终因商道不靖而无法运输。” [12] 尽管1911年的直接进口和复进口洋货比1910年略有增加，但内部贸易额明显下降。1910年为76.49万海关两，而1911年只有48.33万海关两，减少36.82%。1912年，内部贸易不畅进一步传导到对外贸易。1912年，重庆海关直接进口和复进口洋货共值781.54万海关两，比1911年减少高达474.40万海关两。内地贸易额下降更为厉害，1912年仅12.23万海关两，较1911年下降36.10万海关量，下降74.69%。无怪乎重庆关帮办毕洛关于重庆1912年的报告开篇就写道，“新年一开始，前景就十分暗淡。三个敌对的省政府并存，一个在成都，一个在重庆，一个在泸州，彼此争夺霸权，致使市场不稳，商人不愿投资于任何不能立即取得利润的商业企业。” [13]
此后，偶有好转，但动荡仍是主流，重庆海关对此描述比比皆是。1918年报告写道，“1916、1917年报告中所提的妨碍贸易发展的各种情况本年更加严重了” [14] ；1919年写道，“尽管政治上的障碍已经消失，起码是暂时消失，但贸易条件仍处朝露未晞之状，远不能令人振奋精神开发新事业” [15] ；1920年写道，“年初，贸易前景令人乐观，……但结局并非理想，人们的希望也没有实现” [16] 。更为致命的是，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的多种物产本来从重庆销往全国，但由于捐税盛行，这些贸易都不再经由重庆。“例如以前经由重庆输出的一种云南红茶名叫‘沱茶’，自1925年以来即运往越南转海路到上海，现时在重庆，沱茶成为由上海来的输入品了……现时内地和临省商人日渐趋于直接从上海其他处订购货物由邮政包裹递送——诸如格花呢、人造丝织品、棉织品等。” [17] 1912年到1926年间，重庆的进口洋货的总值忽高忽低，但基本没有超过1911年的水平；出口总值个别年份有所下降，但总体呈上升趋势；进内地货值在1919年达到顶峰，但随后急剧下降；出内地货值与前三者相比，微不足道。
第二，防区制导致城市间交流割裂，重庆城市腹地不断萎缩。1918年，熊克武发布《四川靖国各军卫戍及清乡剿匪区域表》，四川的防区制开始形成。防区制导致军阀间弱肉强食，城市当局频繁变更，增加了城市间经济往来的成本，导致简单的经济行为变得不经济。1919年，熊克武发起重庆电力炼钢厂的创办，但因政局生变，建厂计划无疾而终，所购设备任其锈蚀，后来又或建或停，原本一年半建成的项目拖延近20年仍未完工 [18] 。熊克武本人最终也被防区制反噬，1924年4月被迫带兵出川自保。1921年7月2日，刘湘通电，经各军将领推举，在重庆就任四川总司令兼省长。虽然名义上统一了全省政治，但他的军事实力不足以实现真正的统一。1924年，重庆出版的《商务日报》在回顾重庆清末民初10年间商业变迁时就直言不讳地点出战乱对于商业的影响，“重庆商场为长江上游巨埠，开放以来，日见发展，最近十年间，以战事频仍，进步不免稍滞，然处此交通艰阻、金融枯竭之四川，一般商人乃能于戎马仓皇、朘削无已之际，特开生面，搘住危局，亦云幸矣。” [19]
第三，军阀开启卖、卖、卖模式，导致城市功能分区模糊。1913年2月，袁世凯施行道管县体制，废除省、府、州、厅建制，四川全省置7个道，其中重庆置川东道，至此重庆府也成为历史。重庆府撤销后，重庆府署被当作官产拍卖，重庆商会集资组织大同公司承买。1914年4月，《字林西报》报道《过度拥挤的重庆：房屋激增》谈到重庆商会购买旧重庆府及周边土地，可能用于建造新街和公园，“应尽可能鼓励修建公园，它们有助于城市的健康。但如重庆这般拥挤的城，可能更倾向于拆除城墙和迁坟，因为那儿有大量土地适合建造现代化的街道和公园。” [20] 但是在商言商，提升城市品质从来不是商人的使命。重庆商会将重庆府署及所属行台、经历署等辟作商业场，修建完成后重庆商会从县庙街三忠祠迁到原府署 [21] 。1926年，刘湘重新占领重庆。由于经费困难，刘湘将官产出卖，原道署被辟为第一模范市场（图 3）。过去重庆的官署包括道署、府署及府署各署、县署及县署各署，还有文庙、府城隍庙、县城隍庙，从东水门一直排到太平门，这一带长期是重庆城的政治中心。但是，随着这些官产被出售，这里也逐渐成为商业中心。
图3 重庆模范市场一瞥 [22]
第四，城市管理缺位，火灾频发、传染病失控和鸦片交易陡升，偶有的城市建设计划终因政局动荡而束之高阁。1912年7月31日，重庆城内商业中心发生火灾，有1/5的区域被毁坏，造成的损失估计100万两；1913年5月31日，重庆一条商业街发生大火灾，大批房屋烧毁，数人丧生；1917年，江北县城因居民焚烧纸钱失慎，引起特大火灾，烧毁民房千余家 [23] 。1920年，重庆城及郊区出现严重的霍乱病疫，每月死亡千余人，疫病经过4个月才得到控制。
尽管有诸多的艰难，还是有一些企业和商人在夹缝中求生存，勉力支撑重庆的内外贸易。重庆关署理税务司葛尼尔情不自禁发出感叹，“它再次显示出中华民族具有非凡的复原能力，他们具有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贸易的决心。” [24] 这一时期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卢作孚。卢作孚，1893年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今重庆市合川区），自15岁离家以后就孜孜不倦地寻找救国图存之路，历经革命救国、教育救国，最终在1925年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1925年，他成立了民生公司，开通合川到重庆的定期客运航线，并一步步做大做强，最终统一了川江航运，收回了丧失了数十年的川江内河航运权，后来更是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指挥完成了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1938大撤退” [25]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主席谈到中国近代历史时说，有四个人我们万万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胁迫下，清政府开启一批又一批通商口岸，这些口岸被统称为“约开商埠”。这些约开商埠体系的实质是，“外国进口商缴纳低价的子口半税以获取运照，使他们的货物豁免随后所有的内地通过税，进而免除所有的厘金（内地通过税）和其他阻碍中国内地贸易的地方税。” [26] 在约开商埠的影响下，清末民初各地兴起了自办商埠的高潮。1906年1月，在袁世凯多次提议下，济南自办商埠区正式开埠，这也是中国人办的第一个商埠。到1908年，中国水陆商埠有广州、汕头、琼州、北海、三水、拱北、江门、甘竹、香港、九龙、澳门、广州湾、天津、秦皇岛、张家口、芝罘和济南等 [27] 。与此同时，还有绍兴、郑州、齐齐哈尔、关东、梧州等地或初办，或议开商埠。面对日益增多的自办商埠管理需要，清政府拟定了开设商埠办法，要求“凡中国自行开放口岸，一律仿照日本官制。由外务部、农工商部慎选娴悉外交通商律人员，专充商埠大臣。” [28] 另外，清政府还采纳农工商部尚书溥仲璐绘制全国商埠地图的建议，“须由详细地图，俾得考核商务。因特通饬各督抚派员查明各属商埠。按现今地界，详绘地图。每方寸一中里。如有沿革更改等处，用线分色为记。其商埠左近山岭、大地、镇市、水陆运各路，一并标注附入。” [29] 到1910年，全国共有商埠30多处 [30] 。
民国以后，北京政府更是将商埠作为一种富国强民的手段，要求各省对境内可开商埠地区进行调查上报，以便择要开办 [31] 。1913年，袁世凯一次性下令开设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张家口、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县）、赤峰、兆南（今吉林省洮南市）、龙口和葫芦岛七处商埠。时人对此评价：“此举殆欲诱致列强之势力缓和……日俄关系较密，或不能无怏怏。然所开各埠如葫芦岛外大抵皆为农村。市场非旦夕所可繁荣，虽经开放，欧美之来者，一时未必遂盛。日人人穷而地狭，取道甚便，而谋利不远。此正其用武之地也。” [32] 在全国如火如荼的自办商埠之时，深居内陆的四川略显冷清。1905年左右，曾有国外势力要求在四川省开设商埠，时任四川总督锡良致电外务部请求拒绝国外势力的要求 [33] 。民国初年，工商兼农林总长针对川汉铁路兴建向国务院提出修建沿线商埠的计划，其中四川境内提议“资州为川省货物辐辏之区，亦应开为自由商埠，以扶植铁路之营业。” [34] 但由于四川陷入军阀内战，每个军阀都没有较为稳定的根据地，自然无暇顾及商埠事宜。
1921年11月，刘湘设重庆商埠督办处，委任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兼任督办，开启了重庆第一次自办商埠的尝试。杨森，原名淑泽，号子惠，1884年生，四川广安人。1906年从顺庆府联合中学堂毕业后入伍，曾加入同盟会，历任川军第二十军军长、贵州省主席、重庆市市长等职 [35] 。杨森素有“基建狂人”之称，从后来他陆续执政的南充、成都、万县（今重庆万州区）、贵阳等看，都有或大或小的城市建设。11月12日，重庆商埠督办处在重庆商会成立，杨森在任职仪式上表达了对城市的看法，“重庆地势据长江上游，为蜀川中枢，商务之盛，物产之丰，人口之众，已达极点。只因地势太狭，无由发展。各种事业，无人整顿。如街道之不整齐、交通之不便利、卫生之不讲究、消防之不得力、公共娱乐场之未设备、马路之未修筑、轮渡之未兴起、电灯电话之未扩张、自来水之未安置，皆为重庆最大缺点。” [36] 与此同时，他还抨击了国人办事徒尚空谈、遇事铺张和有始无终的三大弊病，并表达了自己建设重庆的决心，他表示“务望办事同人，互相勉励。立除以上弊病，庶不负总节刘公之委托，及各界来宾之盛意。” [37] 刘湘也在成立大会上表达了对重庆市政建设的支持和对杨森的期待，他说：“今以本埠一区筹办市政，夙至子惠军长在泸创办斯举，成效既彰。特嘱其以治泸者治渝，将见整齐尽一，耳目俱新。推之而马路也，下水道也，船坞也，安见其不如与津汉滬宁媲美哉？” [38] 此外，参加成立大会的还有日本领事代表、美国领事阿乐满、德育社社长陶维持、东川道尹叶秉诚、省议会议长李少甫、商会会长汪云松、学界代表温少鹤等。
随后，杨森制订了宏大的“重庆新商埠之大计划”，涉及新机构的组织架构，管辖范围，电灯、轮渡、汽划、路政电话、机械所、电车的计划和财政来源等 [39] 。商埠督办处内设“五局一厂”，包括自来水局、电话局、电灯局、江轮局、工程局和机器厂 [40] 。根据市政计划，新商埠重点建设区域突破原有的旧城格局，“其扩张区域之范围，大河南岸至龙门浩、海棠溪等处；北岸至相国寺、江北城治等处。上迄鹅项颈，下迄唐家沱。” [41] 为了争取广大市民对于重庆商埠建设的支持，重庆新商埠工程局发布通告，解释重庆为什么建商埠，为什么在旧城外建商埠 [42] 。理由包括：第一，中国已经开办了很多商埠，重庆开办商埠并不算稀奇。第二，重庆是通商码头，如果不办商埠很多利权可能被外国人攫取。第三，重庆水陆交通便利，有建商埠的天然交通优势。第四，重庆是四川的商务中心，具有比较好的经济基础。第五，重庆建设商埠可以拓宽市民收入途径。在说明原因之外，通告还劝告市民购买入股奖券、放远眼光、打破城市建设劳民伤财的成见，全身心投入城市的建设当中。
1922年5月，德国工程师施贺斯比较了三河坝、曾家崖 [岩]和江北三个地方，最后推荐江北作为重庆商埠重点建设区 [43] 。《时兆月报》报道了重庆新商埠工程建设情况，“商埠之形势：自江北打鱼湾为起点，至唐家湾为终点，计延长三十里，中间坡度高下不一，现开工修筑者为自打鱼湾江北嘴至头塘之一段，约长五里。滨江岸筑堤，其高度须以春夏水涨不能淹没为限，故新堤之高，略与江北旧有城垣相等，砌石在六十余级以上。工程亦颇浩大也。铁桥之建筑，据工程局图式，由江北嘴与重庆朝天门外朝天嘴之间，架一铁桥，已由工程局长王建模携工程师贝克尔（美国人）、杨承棠连日勘测，桥长约一里半，朝天嘴及江北嘴两地先建桥工基础，预计费用约在二十万左右，则异日全桥之筑成，所费自当更巨。” [44] 除江北以外，《巴县志》记载，“民国十年（1921），杨森为重庆商埠督办，主拆临江门，发展城市交通。”临江门成为重庆旧城最早被拆掉的一座城门 [45] 。
遗憾的是，杨森并没有给重庆市政带来根本性改变。《钱业月报》曾经预言，“倘将来成功，重庆市面，十年内必大有一番变化，城内冷落，热闹地方必在停轮一带。”但是不到一年，随着杨森在川内军阀争斗中失败，所有计划化为泡影。《时兆月报》对重庆商埠工程的预测一语成谶，“成功之预测：自江北嘴至头塘一段之工，最速亦须两年方能竣事，至唐家沱修筑成日又至少须待十年，用款总计在三千万以上。此十年中，川省能否不发生他变，是在新商埠之命运如何耳。” [46] 1924年《道路月刊》一篇文章回顾了杨森时期的重庆建设，肯定了杨森开创重庆市政建设的先河，但是效果差强人意：“重庆为中国通商巨埠，自昔本无所谓市政也。溯自民国九年，刘湘任川军总司令兼省长时，始注意及此。委杨森为商埠督办，专办重庆市政……当时轰轰烈烈，颇为炫世骇俗，未几遂销声匿迹，停止进行。” [47]
杨森去职后，川军三师师长邓锡侯来渝，改商埠督办为市政公所，邓自兼督办。其后，川军七师师长陈国栋、川军七师十四旅旅长朱宗慤继任督办。三任督办，三年时间，除发行市政奖券及小钱兑换券，恃此收入以作经费外，建树未遑也 [48] 。不过，市民仍对市政建设充满期待。1923年，申输挥发表文章认为改良重庆市政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增大城区，首要任务就是便利交通，其中尤以跨江交通最为重要 [49] 。关于重庆与长江南岸的交通，他建议：“此南岸交通虽有木船，然以所载人数甚少，速度甚缓，需费又多；且常有意外危险，甚不便利，其便利方法一是建筑桥梁，然建筑桥梁，为费甚巨，似非今日所可能。一是在此两岸多筑码头，多置小火轮，如此则需费较少，轻而易办。盖两岸坚石甚多，人工亦贱。码头之建筑为费甚少，其小火轮每只不超过二三千元，若有七八只，往来轮载，则亦已足。”关于重庆与江北的交通，他建议“此两处之交通若建筑桥梁，需费固较长江两岸筑桥梁之费为少，但现刻重庆兵匪充斥，人民穷困，亦颇难筹此巨款，闻前杨子惠（注：杨森）曾欲兴办，恨终未果。为今之计，亦莫若建筑码头及置小火轮之为便也。”除了跨江交通，申输挥还对城内交通、警察、自来水、电灯、电话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良措施。
总的来看，政治波动导致城市转型举步维艰。时人茹玉写道，“自四月六日杨森入重庆后，商界中人以为交通可以恢复，轮舟可以开驶，商业可以复兴矣。不意此种希望，竟成泡影。全省战争，迄未宁息。匪乱四起，商务停滞。” [50] 邓大鸣对于重庆的“商”和“埠”发出这样的感叹：关于“商”，“须得工业发展，商业才有根据，因为须先要有成品，然后才有交易，而重庆之交易，则仅以原料品之输出为大宗，同时承销外货之力亦甚强……可惜本地商人，都无远大之志，重要营业悉操于少数洋行之手”；关于“埠”，“重庆街市之肮脏，居民之密度，交通之不方便，凡我所经之城池，无有出其右者。” [51]
[1] 周勇.辛亥革命重庆纪事.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104.
[2] 雪珥.国运1909：晚清帝国的改革突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84.
[3] 同①书.424.
[4] 张培爵致孙中山等推举尹昌衡为四川正都督电.民立报，1912-3-19.转引自周勇.辛亥革命重庆纪事.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254.
[5] 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关于成渝两地军政府合并文告.国民报，1912-3-11.转引自周勇.辛亥革命重庆纪事.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255.
[6] 重庆镇抚府总长夏之时要求辞职留学至四川都督府副都督张培爵电.国民报，1912-3-19.转引自周勇.辛亥革命重庆纪事.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262.
[7] 重庆镇抚府总长胡景伊宣布取消重庆抚镇府通电.1912-6-8.转引自周勇.辛亥革命重庆纪事.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287.
[8] 重庆胡景伊致大总统曁黄留守等电（六月十二日）.政府公报，1912年第52期，8.
[9] 周勇.辛亥革命重庆纪事.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145.
[10] 哈利·弗兰克.百年前的中国：美国作家笔下的南国纪行.符金宇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596.
[11] 达蕴.三年不见的重庆.佛化新青年，1923年第1卷第5期，1-2.
[12] 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384.
[13] 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374.
[14] 同上书.423.
[15] 同上.
[16] 同上.
[17] 同上书.353.
[18] 隗瀛涛.巴蜀近代史论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309.
[19] 十年来重庆商业之变迁.田星五.重庆商务日报十周年纪念刊.1924年纪念刊.1.
[20] 杨宇振.100像：文字与图像间的重庆城（晚清—民国）.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67.
[21] 彭伯通.古城重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94.
[22] 新都重庆市之鸟瞰.远东摄影新闻，1938年第1卷第5期，22.
[23] 重庆市江北区房管分局地产志编辑室.重庆市江北区房地产志（内部发行）.12.
[24] 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382.
[25] 莫玉.民国一代船王：卢作孚.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4.
[26] 鲍德威.中国的城市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张汉，金桥，孙淑霞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
[27] 调查：中国水陆商埠一览表.农工商报，1908年第33期，22-23.
[28] 拟订开设商埠办法.广东劝业报，1909年第77期，45.
[29] 饬绘全国商埠地图.广东劝业报，1909年第58期，41-42.
[30] 实行商埠新官制之先声.广东劝业报，1910年第93期，41.
[31] 商界：广开商埠.交通丛报，1913年第4期，2-3.
[32] 新开七商埠记.时事汇报，1914年第3期，1-3.
[33] 交涉汇志：要求四川商埠未允.之罘报，1905年第12期，19.
[34] 路事纪闻：川汉沿路商埠之计划.铁路协会会报，1913年第15期，123.
[35] 李新 总编.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
[36] 重庆商埠督办处成立纪.钱业月报，1921年第1卷第11号.
[37] 同上.
[38] 重庆商埠督办处成立纪.钱业月报，1921年第1卷第11号.
[39] 杨宇振.100像：文字与图像间的重庆城（晚清—民国）.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86.
[40] 渝埠市政之规划.申报，1922-1-7，第2版.
[41] 重庆新商埠之大计划.钱业月报，1921年第1卷第11号.
[42] 重庆新商埠工程局通告.道路月刊，1922年第1卷第1期，76-83.
[43] 重庆商埠之计划.京报（北京），1922-5-20，第6版.
[44] 重庆商埠之工程.时兆月报，1922年第17卷第5期，4-6.
[45] 《母城渝中》编辑委员会.母城渝中.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20.
[46] 同①.
[47] 渝埠之市政.道路月刊，1924年第11卷第2-3期，90-92.
[48] 向楚主编，巴县县志办公室选注.巴县志选注.重庆出版社.1989.800.
[49] 申输挥.对于重庆市政改良的管见.冬青杂志，1923年第1卷第1期，16-19.
[50] 茹玉.匪乱与商业：重庆.总商会月报，1922年第3卷第12号，38-39.
[51] 邓大鸣.对于重庆“商”“埠”的感言.渝声季刊，1925年第6期.转引自杨宇振.五十章：文字空间中的重庆城（晚清—民国）.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