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演说部典籍

§1.演说，古希腊人称之为logos，古罗马人称之为oratio。演说在古希腊罗马极为发达，其源头可上溯至荷马史诗里的“讲话”（speech）。据统计，“讲话”占据了两部荷马史诗逾半的篇幅，而这恰恰是荷马史诗独具的特征，其他希腊早期史诗如赫西奥德史诗或特洛伊诗系里的史诗并非如此。在荷马史诗各种类型的“讲话”里，公共场合上的长篇演说，例如《伊利亚特》第九卷奥德修斯代表阿伽门农向阿基琉斯求和的长篇演说，已经是技艺高超、说服力很强的演说辞，体现了演说的社会和政治功能。同时，“讲话”对于史诗英雄的养成也至关重要，无论阿基琉斯还是奥德修斯，都以“善于言说”和“善于行动”为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英雄理想，演说的教育功能早已不言而喻。除了荷马史诗，深受其影响的阿提卡悲剧和历史著述也非常重视演说辞。以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为例，从篇幅而言，演说辞占据了整部著作的四分之一，从思想而言，演说辞实为书中精华所在。修昔底德使用了当时出现的各种类型的演说辞，并经常将演说辞安排成并峙的一对，让站在不同立场上的演说者对同一情况做出截然相反的论证，以凸显历史事件及其原因的复杂性。

起初，演说技艺的传授主要依赖师徒之间的言传身教，精心撰作的演说辞被当作范本，供学习者记诵。演说成为一种专门的技艺（“演说术”）和一种专门的学问（“修辞学”），其兴起要归功于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一群来自希腊各地的巡回教师，也就是以传授演说术为业的智术师。著名的智术师如普罗塔哥拉、高尔吉亚、普路狄科和希庇亚斯等人，先后到访雅典，传授“智慧之术”（sophistry）以换取名声和报酬，大多数智术师传授的“智慧”是一种“德性”（aretē），据之能取得“政治上的卓越和成功”。为此，他们提供有助于处理城邦公共事务，以便在城邦生活中获得成功的技能训练，其中最为核心的科目是“逻各斯”的技艺，亦即“演说术”。公元前427年，高尔吉亚（Gorgias，约前490—前390）被故乡西西里的城邦莱翁提尼（Leontini）派遣为使节，抵达雅典后，做了公开的演说，这场演说在听众当中引起了巨大轰动，这一年因此被视作古希腊演说术与修辞学史上的一个分水岭。高尔吉亚将西西里演说与修辞传统和他个人的独特风格引入雅典，之后雅典的演说家纷纷效仿，通过几代演说家的努力，从公元前420年到前320年左右这一百年间，让雅典成为这门技艺与学问的中心，阿提卡十大演说家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分别代表了演说技艺和修辞学问的最高成就。

根据演说的实践和理论之别，我们将“演说部”典籍分属两个类目，其一“ 演说辞类 ”，其二“ 修辞学类 ”。以下分述《娄卜古典文库》所收这两个类目的典籍。为便于讨论，先要略知演说辞的种类。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把演说辞分为三类：议事类、诉讼类和展示类。议事类指的是演说者在公民大会上议论某个公共事件或问题，提出建议；诉讼类指的是演说者在法庭上面对陪审员进行控告或辩护；展示类演说辞发布于重大的宗教集会或典礼场合，意在颂扬或谴责。以上三种类型的演说辞都实际发表过或计划发表于某个现实场合，主要具备政治功能。另一种类型的演说辞亚里士多德没有提及，可与前三类并列为第四类，这是由智术师们发明，为了虚构的场合替想象中的人物所作的演说辞，目的是进行思维能力和演说技巧的训练，主要具备教育功能，我们称之为“虚构类”演说。这类演说辞由高尔吉亚肇端于前（见其所撰《海伦颂》和《为帕拉梅德斯一辩》，收入《早期希腊哲学》第八册），由伊索克拉底发扬于后。

§2.其一“ 演说辞类 ”。古希腊的演说术至古典时期的雅典而蔚为大观，涌现出大量的演说家，后来的亚历山大里亚学者从中甄选十位最杰出者，评定为“十大演说家”，按姓氏首字母顺序排列，他们分别是：埃斯基涅斯、安多基德斯、安提丰、德摩斯梯尼、狄那库斯、徐佩利德斯、伊赛奥斯、伊索克拉底、吕库古、吕西阿斯。这十大演说家为我们留下了总计约150篇完整的演说辞。

按照年代先后，十大阿提卡演说家可分成三组。第一组是安提丰、安多基德斯和吕西阿斯这三位，他们属于较早的一辈，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末或前4世纪初。 安提丰 （Antiphon，约前480—前411）的六篇传世演说辞是现存最早的阿提卡演说辞（《阿提卡小演说家合集》第一册），被视为公元前5世纪法庭演说的代表作，突出体现了作者善于推理和论证的风格。其中第一、五、六篇为实际发生的谋杀案法庭演说辞，由安提丰为当事人所作，而他也是已知最早的“演说辞撰写者”（logographer） ；余下的三篇，即第二至四篇构成的三组《四篇集》（ Tetralogies ），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具有示范性质的“虚构类”演说辞，共计12篇，每组由四篇短小的演说辞构成，针对假想的谋杀案件将相互对立的论点配合成对，即控方和辩方各两篇，其中所展示的推论和证明方式可以充当各种案件类型的通用样本，由演说者根据需要选取使用。 安多基德斯 （Andocides，约前440—前390）并非职业的“演说辞撰写者”或演说家，只留下了三篇演说辞（《阿提卡小演说家合集》第一册），其中第一篇《论密仪》和第二篇《论归家》涉及公元前415年发生的毁坏赫尔墨斯神像及亵渎厄琉息斯密仪的重大案件，第三篇《论和平》为政论性质的演说辞，主张与斯巴达重建和平，这三篇演说辞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吕西阿斯（Lysias，约前458—前380）是最伟大的早期阿提卡演说家，以平实朴质、清晰明了的风格著称。他撰写了大量的演说辞，据说超过两百篇法庭演说辞出自其手笔，存世共34篇（《吕西阿斯集》一册）（一说35篇），除去一篇葬礼演说辞（第二篇）和一篇残缺的展示演说辞（第三十三篇），其余皆为法庭演说辞，涉及的案件各式各样，诸如谋杀、通奸、贪污和叛国等，也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献。

第二组是伊索克拉底和伊赛奥斯这两位演说家，他们主要活跃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 伊索克拉底 （Isocrates，前436—前338）的影响持续整个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至中叶，尤其因为他于公元前392年在雅典的吕克昂（Lyceum）附近开办了一所演说术学校，并在那里执教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这所学校的教育目的、手段和课程多受益于智术师所倡导的演说术教育，而伊索克拉底也堪称这个教育传统的集大成者。伊索克拉底的存世作品共二十一篇演说辞和九封书信（《伊索克拉底集》三册），大体可分为四类：一、教学演说辞，包括第1—3，9—13，15这九篇，主要具有劝勉、教诲和展示的性质，可供演说学校教学之用，最具代表性的是第十篇《海伦颂》、第十二篇《泛雅典娜节演说辞》、第十三篇《驳智术师》和第十五篇《论财产交换》；二、政治演说辞，包括第4—8，14这六篇，类似借演说提出政治主张的政论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第四篇《泛希腊集会辞》和第七篇《战神山议事会辞》；三、法庭演说辞，包括第16—21篇，这些是为私人案件的诉讼人所作的演说辞，重要性不如前两类；四、书信九封，其中可能包含伪作。 伊赛奥斯 （Isaeus，约前420—？）系伊索克拉底的门生，后来又成为德摩斯梯尼的业师，由此联结起阿提卡演说最杰出的两位代表，而他本人是一位专职的“演说辞撰写者”，留下了十一篇法庭演说辞（《伊赛奥斯集》一册），全都与遗产继承的诉讼案有关。

第三组是德摩斯梯尼、埃斯基涅斯、徐佩利德斯、吕库古和狄那库斯这五位演说家，他们主要活跃于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 德摩斯梯尼 （Demosthenes，前384—前322）被推尊为十大演说家之首，也被认为是整个古典世界最伟大的演说家。他积极参与雅典的政治生活，是反马其顿政治方针的代表人物。德摩斯梯尼有大量的演说辞传世，虽然其中也羼杂了不少伪作。《德摩斯梯尼集》七册共收录六十一篇演说辞和六封书信：第一册为发表于雅典公民大会上的议事类演说辞（演说辞一至十七），其中最著名的是《奥林图斯辞》第一至三篇、《反腓力辞》第一至四篇、《论和平》诸篇；第二、三册为公共诉讼演说（演说辞十八至二十六），其中最著名的是《使团辞》和《金冠辞》，后者被誉为德摩斯梯尼最伟大的一篇演说辞；第四至六册为私人诉讼演说辞（演说辞二十七至五十九），共三十二篇，其中约二十篇出自德摩斯梯尼手笔；第七册为其他演说辞（演说辞六十、六十一），包括展示性演说辞《葬礼演说》《论情爱》《演说辞引言集》（各种类型的演说辞引言集锦，供教学使用）以及六封书信（其中第四、五两封疑伪）。 埃斯基涅斯 （Aeschines，约前390—卒年不详）起先支持德摩斯梯尼的政治主张，后来却成为其最坚决的对手，他留下的三篇演说辞都与德摩斯梯尼有关（《埃斯基涅斯集》一册）：公元前345年，德摩斯梯尼在提马库斯的协助下指控埃斯基涅斯犯下叛国罪，后者创作《诉提马库斯》这篇演说辞予以回击；两年后，德摩斯梯尼又以《使团辞》再次发起指控，埃斯基涅斯也以同名的《使团辞》反唇相讥；公元前336年，克忒西丰提出动议，向德摩斯梯尼授予一顶金冠以表彰其对城邦的贡献，埃斯基涅斯撰写了《诉克忒西丰》这篇演说辞，认为克忒西丰的动议违反法律，并宣称德摩斯梯尼的整个政治生涯对雅典祸害无穷，而德摩斯梯尼于公元前330年用自己一生最伟大的演说辞《金冠辞》彻底击败了埃斯基涅斯，使其在流放中度过余生。 徐佩利德斯 （Hyperides，前389—前322）是伊索克拉底的学生，早年曾任专职的“演说辞撰写者”，随后支持德摩斯梯尼的政治主张，加入反马其顿的政治活动。他的演说成就备受古人称誉，排名仅次于德摩斯梯尼。不过，他的演说辞在古代业已失传，所幸19世纪中叶古典学者们从当时出土的纸草上发现六篇署名徐佩利德斯的演说辞，判定确系出自其手笔（《阿提卡小演说家合集》第二册），其中第一至五篇为诉讼类演说辞，第六篇为展示类演说辞（葬礼演说辞）。 吕库古 （Lycurcus，约前390—前325）也是伊索克拉底的学生，亦支持德摩斯梯尼的政治主张，积极投入当时的政治生活，他仅留下一篇诉讼类演说辞（《阿提卡小演说家合集》第二册）。 狄那库斯 （Dinarchus，约前360—前290）在十大演说家里年齿最幼，他出生于科林斯，移居雅典后以“演说辞撰写者”的职业为生，有三篇诉讼类演说辞传世（《阿提卡小演说家合集》第二册）。

希腊古典时期的演说术和修辞学与哲学并列，成为古典教育的两大支柱科目。进入希腊化时期，演说的实际政治功能急剧减弱，更多地发挥其教育功能。到了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治下的承平盛世兴起了一股复兴古希腊文化，尤其是公元前5至前4世纪的智术师们所倡导的演说和修辞之术的热潮，史称“第二次智术师运动”，其中最著名的希腊语演说家是金嘴迪翁和埃利乌斯·阿里斯提德斯，拉丁语演说家是阿普列乌斯和弗隆托（见下§3）。

生逢早期“第二次智术师运动”的 迪翁 （Dio Chrysostom，约40—111），来自小亚细亚西北部比提尼亚地区（Bithynia）的普鲁萨（Prusa），因其舌灿莲花的口才而被后人赠以“金嘴”的美谥。他留下约八十篇演说辞（《金嘴迪翁集》五册），除一部分为涉及比提尼亚地区社会现实的政治类演说（演说辞第三十一至五十一篇），大部分都是展示类演说，旨在向普通民众宣扬画廊学派的哲理，充分展现了演说对于大众的教育功能。稍晚的 埃利乌斯·阿里斯提德斯 （Aelius Aristides，117—189）来自毗邻比提尼亚的米西亚地区（Mysia），他一生游走于主要的希腊城市，展示自己的演说才能，共留下55篇演说辞（《埃利乌斯·阿里斯提德斯集》一册），其中绝大多数为展示类演说辞。“第二次智术师运动”在3世纪中叶遭遇动荡时期而中断后，再度兴盛于3世纪末期至4世纪，当时最杰出的希腊语演说家为里巴尼乌斯以及罗马皇帝尤利安。 尤利安 （Julian，332—363）史称“背教者”，是罗马帝国最后一位信奉古代传统信仰的皇帝（360—363年在位），热衷于希腊哲学和演说术，除了若干文章、80封书信及一些铭诗，共计有八篇演说辞传世（《尤利安集》三册）。 里巴尼乌斯 （Libanius，314—约393）来自小亚细亚叙利亚地区的安条克（Antioch），一生主要在该地担任修辞学教授。现存六十四篇演说辞，其中第一篇为《自传》，第十八篇为《尤利安皇帝葬礼演说辞》，其余演说辞大多为“宣讲辞”（declamation），内容有关安条克和罗马帝国东部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此外，属于“第二次智术师”时期的著名演说家还有生活于2世纪的 路吉阿诺斯 （见“文学部杂纂类”《路吉阿诺斯集》，收录四篇“宣讲辞”和五篇“展示类”演说辞）和生活于2至3世纪的 菲罗斯特拉托斯 （见“史学部传记类”《菲罗斯特拉托斯》第四册）。

§3.演说在罗马古已有之，对于共和国早期的社会和政治生活而言，即席发表口头演说是一项重要的公共生活技能。到了公元前4世纪，罗马演说家开始将口头演说笔之于书，演说的文学意味和文学元素得以提升，口头演说逐渐发展成富于文学性和修辞性的演说术。最早有作品传世的罗马演说家是曾担任监察官的“瞽者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 Caecus，前340—前273），而最为著名的早期演说家是同样担任过监察官一职的老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前234—前149）。 《罗马共和国遗作辑选》 第三至五册收录共和国时期除老加图和西塞罗以外所有已知演说家的残篇、古人评述以及历史著述里对演说辞的再现。三册共计176个编号，包含180余位演说家，由此也可以想见演说术在当时罗马社会的繁盛之状。

古罗马最伟大演说家的桂冠非 西塞罗 莫属。这位在晚期共和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里叱咤风云的人物，一生创作了上百篇演说辞，今存58篇（《西塞罗集》第六至十五册下册《演说集》）。西塞罗的演说辞主要为“议事类”政治演说和“诉讼类”法庭演说，前者最著名的是四篇《反喀提林演说辞》和十四篇《反腓力辞》，后者最受称道的是《诉维勒斯》诸演说辞、《为凯利乌斯辩护》和《为米罗辩护》。西塞罗的演说辞结构严谨、文辞华丽、论证有力、感情饱满，被后世奉为圭臬，成为古罗马演说术的最高典范。

出生于共和国晚期，但主要生活于帝国早期的 老塞涅卡 （Seneca the Elder，约前50—？），见证了罗马从共和国到帝国的丕变，尤其是政治舞台上和法庭上演说之术的荣光不再，演说的政治功能一去不返，留下的唯有其教育功能。此际，演说更多以“宣讲辞”（declamatio）的形式出现，这是一种修辞术的练习或表演，要求演说者就一个虚构的或是新奇的主题发表技巧老到的演说。当时最流行的“宣讲辞”有两类：一类称作“辩驳辞”（controversia），近乎诉讼类演说，演说者需要针对一个假想的案子为控辩双方慷慨陈词；另一类称作“劝喻辞”（suasoria），近乎议事类演说，演说者需要为面临某种困境的历史或神话人物提出行动建议。“辩驳辞”和“劝喻辞”的典范见于老塞涅卡晚年为自己的三个儿子编写的两种同名演说集（《老塞涅卡集》两册），其中《辩驳辞》原十卷，存世五卷，《劝喻辞》一卷，共七篇。老塞涅卡之后，宣讲式演说的样貌体现于 伪托昆体良 之名的《短篇宣讲集》（《昆体良集》第六和七册）。

到了公元2世纪，如同在罗马帝国东部的希腊语地区，西部的拉丁语地区也经历了“第二次智术师运动”及其对演说术的复兴，此时拉丁语演说家的代表之一是伟大的小说家 阿普列乌斯 （Apuleius，约125—卒年不详），除了《金驴记》这部小说（见上“文学部小说类”），他还留下了一篇仿效诉讼类演说辞的《申辩》，一部由二十三篇各种类型演说辞组成的《英华集》以及一篇哲学性质的演说辞《论苏格拉底的神灵》（《阿普列乌斯集》第三册）。“第二次智术师运动”时期拉丁语演说家的另一位代表是与阿普列乌斯同时代的 弗隆托 （Fronto，约100—176），他被时人视为直追西塞罗的天才演说家，可惜他的演说辞未能流传至今，只是在19世纪早期发现的抄本上保存了他的《书信集》（见“文学部书信类”），其中包含一些次要的应景性质的演说作品（《弗隆托集》两册）。

§4.其二 “修辞学类” 。由演说发展而来的修辞学，古希腊人称之为rhētorikē，古罗马人沿用之。修辞学与演说术的实践密不可分，它是对演说术的理论化和系统化，使之便于传授和研习。据传，这门学问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西西里，叙拉古人科拉克斯（Corax of Syracuse）及其弟子忒西阿斯（Teisias of Syracuse）在当地成为最早的演说术教授，他们对法庭演说的规则和技艺进行了分析，撰成手册并以之授徒。关于这两位修辞学的奠基人，我们所知甚少。他们可能已经开始讨论演说辞的种类和各个组成部分，演说辞的论证方式，如何使用不同类型的证据，如何调动和掌控听众的情绪，如何发表演说（包括发音和吐字、手势和身体姿势），以及如何运用记忆之术来记诵演说辞等重要问题。公元前427年，来自西西里的智术师高尔吉亚把修辞学带到了雅典，经由其他智术师和演说家的进一步发展，这门学问终于在一个世纪后集大成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

综观古希腊的修辞学，主要涉及五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选题或取材（heuresis, inventio），亦即“说什么”，包括确定演说围绕的主题，找寻可用的说服方式，这又分作直接证据（如证人与合同）和间接证明（如诉诸演说者的性格或听众的情感以及各种逻辑论证方式），后者尤其涉及各种常式（topos），即惯用的主题和话语。第二部分为布局（taxis, dispositio），亦即“用何种顺序来说”，包括对演说辞各个部分的安排，这又要根据三种不同类型的演说辞具体来看，其中以诉讼类演说辞最具代表性，它有四个必备的组成部分，按先后顺序分别是（1）“引言”（prooimion, exordium）（2）叙述（diēgēsis, narratio）（3）证明（pistis, probatio）（4）结语（epilogos, peroratio），此外还可于“证明”之前添加“论点陈述”（propositio），在各部分之外添加“离题”（egressio, excursus）；议事类演说辞一般由三个部分构成，即“引言”“证明”和“结语”，而略去“叙述”部分；展示类演说辞则与前两种有所不同，有其独特的组成部分，且更经常地运用各种常式。修辞学的第三部分为“风格”（lexis, elocutio），亦即“如何说”，包括遣词和造句，其标准为准确、明晰、合宜与修饰（这部分讨论各式各样的修辞格），并以三种典型风格（宏伟风格、平直风格和居中风格）为最终目标。第四部分为“记忆”（mnēmē，memoria），亦即如何运用记忆术来记住整篇演说辞。第五部分为“发表”（hypokrisis, pronuntiatio），亦即发表演说时如何运用嗓音（包括音量、音高、语调等）和身体姿势（包括脸部表情、眼神、肢体动作等）来达到预期的效果。

古希腊罗马的修辞学著作或多或少涉及以上所列的五个部分。其中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 是古希腊存世最系统的修辞学理论著作。全书三卷，前两卷以演说的各种说服方式为主题，第三卷相对独立，以演说的发表和演说辞的风格为主题。第一卷可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第1—3章）给出修辞学的定义，划分三种类型的演说及其目的，第二部分（第4—8章）讨论议事类演说的题材（分为政治性题材和伦理性题材）和推论方式；第三部分（第9章）讨论展示类演说的题材和夸大的方法，第四部分（第10—15章）讨论诉讼类演说的题材和推论方式；第二卷从演说者的性格和听众的情感继续讨论演说的说服方式，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第1—11章）分析各种情感，以便演说者掌握听众的心理，激发或控制他们的情感，第二部分（第12—17章）分析各种不同年龄和身份的人物性格，以便演说者了解听众的性格，顺应他们的心理变化，第三部分（第18—26章）再次讨论演说术的推论方式，修辞式推论的主要形态和反驳的方法；第三卷讨论演说的风格和布局，亦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第1—4章）分析遣词层面上的各种风格，第二部分（第5—12章）分析造句层面上的各种风格，第三部分（第13—19章）分析谋篇层面上的各种修辞技巧。除了这部《修辞学》，还有一部托名亚里士多德的 《亚历山大修辞学》 （见“哲学部哲学类”《亚里士多德集》第十六册），学界一般认为系兰帕斯库斯的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 of Lampascus，约前380—前320）所撰，该书除一篇书信体的序言共37章，结构大抵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相同：第1—5章划分三种类型的演说，讨论每种类型的演说所使用的论证方式（对应《修辞学》第一卷），第6—22章讨论演说的各种论题（对应《修辞学》第二卷第三部分），第23—28章讨论风格（对应《修辞学》第三卷第一、二部分），第29—37章讨论布局（对应《修辞学》第三卷第三部分），但与亚里士多德的巨著相比，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在这部修辞学手册里完全付诸阙如，例如对修辞式推论、情感和性格的深刻分析。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之后，最重要的修辞学著述是 哈利卡那索斯的狄奥尼修斯 所撰的四篇论文，其一名为 《论古代演说家：吕西亚斯、伊索克拉底、伊赛奥斯与德摩斯梯尼》 ，但实际上讨论的只有前三位（另以《论狄那库斯》补之），因为论德摩斯梯尼的文章后来又单独成篇；其二即为单独成篇的《 论德摩斯梯尼 》，全名《论德摩斯梯尼令人惊叹的风格》；其三名为《 论词语的铺排 》，讨论如何根据不同的演说风格来安排词语之间的顺序和联系，以及如何由此造成谐和与悦耳之音；其四名为《 论修昔底德 》（另见“史学部史评类”）。另外，有一部题为《 修辞术 》（ Ars Rhetorica ）的未竟之作亦署名哈利卡那索斯的狄奥尼修斯，但无疑是伪作，且这部著作的价值也不高。除了哈利卡那索斯的狄奥尼修斯，生活于3世纪的演说家 米南德（Menander Rhetor） 也留下了两部讨论展示类演说辞的修辞学著作，分别是 《论展示类演说辞》 和 《论展示类演说辞的分类》 。

§5.虽说演说术在罗马发端甚早，但修辞学却与哲学一样，亦于公元前2世纪从希腊引入。到了公元前1世纪，随着希腊文化向罗马的进一步传播，修辞术已然成为罗马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开始对罗马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存世最早的一部拉丁语修辞学著作是大约成书于公元前86至前82年间的 《赫伦尼乌斯修辞学》 ，这部著作被归入西塞罗名下而随同其作品抄本一起流传，但其真正的作者不详，有说是当时的演说家科尔尼菲基乌斯（Cornificius）。该著分四卷，仿效古希腊修辞学著作分别讨论了修辞学的五大要素，即“取材”（inventio）、“布局”（dispositio）、“发表”（pronuntiatio）、“记忆”（memoria）和“风格”（elocutio），其中论“分格”的第四卷最有价值。

西塞罗 自己不仅是古罗马最伟大的演说家，也是最杰出的修辞学家。《西塞罗集》里的《修辞学著作集》包含七部修辞学著作（另外两部《论命运》和《廊下派的悖论》属哲学著作）。 《论取材》 大约作于西塞罗青年时期，基本上袭用了希腊修辞著作里的材料，特别是前面提及的《赫伦尼乌斯修辞学》一书。 《论最优秀的演说家类型》 系西塞罗为翻译德摩斯梯尼《金冠辞》和埃斯基涅斯《诉克忒西丰》这两篇著名的阿提卡演说辞所作的导言，他替这两位杰出的阿提卡演说家辩护，认为德摩斯梯尼代表了最优秀的演说家类型。 《论题篇》 受到亚里士多德同名著作的启发，讨论了演说家在进行论证、提出论据时可资利用的常式（topoi）。 《演说辞各部分》 是西塞罗为其子所撰的教科书，采用父子问答的形式，就演说者、演说和演说的主题三方面提供了一部演说术的“教理问答”。西塞罗最重要的修辞学论著是《论演说家》《演说家》和《布鲁图斯》这三部。 《论演说家》 作于前55年，该著一反常见于修辞学教科书的技术层面的琐碎讨论，采用柏拉图式的虚构对话体，戏剧性地再现了发生于西塞罗青年时期几位最有影响力的演说家之间的一场对话，并用其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克拉苏（Lucius Licinius Crassus）和安东尼（Marcus Antonius，“前三头”之一马可·安东尼的祖父）代表演说家的两种理想类型，前者是通晓哲学的演说家，也是西塞罗所持观点的代言人，后者是技巧高超的演说家。这部《论演说家》分为三卷，第一卷辩论演说家需要接受全面的人文教育，包括哲学、历史和法学（克拉苏的观点），还是更需要凭借技巧的培养、规则的掌握和亲身的实践（安东尼的观点）；第二卷主要由安东尼讨论演说术里偏重技巧和规则的三大要素，即“取材”“布局”和“记忆”；第三卷主要由克拉苏讨论演说术里另外两大要素，即“风格”和“发表”，以此证明演说者有必要在文化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哲学方面受到训练。题名相似的 《演说家》 作于近十年后（前46年），以较小的篇幅处理相同的主题，并增添了一部分，讨论有节奏感的散文所具备的特点。这部著作主要论及修辞学五要素里的“风格”，提出理想的演说家要熟练掌握三种风格及其用途：第一种是低沉的风格，用途在于给出论点并用强有力的论证来支撑论点；第二种是居中的风格，用途在于让听众从艺术性的语言当中获得审美的愉悦感；第三种是高昂的风格，用途在于诉诸强烈的感染力来激发听众的情感。 《布鲁图斯》 （又名《论著名演说家》）与《演说家》作于同一年，采用虚构对话体，戏剧性地再现了发生于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西塞罗的好友阿提库斯（Atticus）和西塞罗本人之间的一场对话。该著勾勒出罗马演说术的发展史，上起公元前509年任执政官的“解放者”布鲁图斯，经由前204年任执政官的克忒古斯（Cethegus），最后到他自己生活的年代，西塞罗对众多罗马演说家做出个性化的描绘，详细讨论最杰出的演说家如克拉苏、安东尼和斯凯沃拉，并对自己的演说实践加以辩护，自诩为沿着罗马演说术的发展进程而修成的正果。

昆体良 （Quintilian，约35—卒年不详）是西塞罗之后最重要的罗马修辞学家，也是罗马首位领取国家俸禄的修辞学教授。他著有 《演说家的教育》 （又译《演说术原理》），倡导人文主义的演说和修辞教育，旨在培养具有道德修养和文化涵养的“整全之人”。全书共十二卷，从儿童时代到最终成人，全面论述了演说家（也就是“整全之人”）教育的各个阶段。第一卷讨论儿童早年的家庭教育及随后的初级学校教育，强调语言学习是最重要的基础。第二卷从男童进入演说修辞学校开始，泛论演说修辞教育的方法和目标。第三至七卷详论修辞学的技术性细节，如三种类型的演说，演说的各个组成部分，材料的组织和布局等。第八至十一卷续论修辞学的另外两个要素，即演说的风格和发表的方式，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第十卷论及演说家必备的文学教育之时，作者从修辞学的角度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学和文学家做了著名的品评。第十二卷总结作者眼中的理想的演说家是具有高贵的性格、德性和趣味并善于言辞的“整全之人”。除了这部皇皇巨著，据昆体良自述，他还撰有《演说术衰落原因考》一书，讨论标题中的问题，可惜该书已佚。

不过，比昆体良稍晚的历史学家 塔西佗 也著有一篇 《关于演说家的对话》 ，探讨同样的问题。作者仿效西塞罗的对话录作品，采用虚构对话体，戏剧性地再现了发生于两位杰出演说家（均为塔西佗的业师）、一位诗人及一位显贵人物之间的一场对话，对话的主题从诗歌和雄辩孰优孰劣开始，随后转入共和国时期的演说和帝国时期的演说孰优孰劣，终结于帝国时期演说术衰落的原因。对话者之一认为，演说术衰落的原因在于演说教育的退化，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不利于未来的演说家，尤其是演说学校的教育，只知空洞无物的夸夸其谈，而没有全面的文化养成。另一位对话者则提出，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转变导致了演说术的衰落，共和国晚期动荡不安甚至混乱不堪的局势，给演说家带来了自由演说的空间和激动人心的演说主题，易于造就具有高尚人格的伟大演说家，而到了承平已久的帝国时期，政治生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此类演说显然已不再合时，必定日暮途穷，难以为继了。 CK9jdJQdfucE18jtu/fZ57rgSx2QIriPGUrmer2kTstSUGq9SeFbPEAkR766n1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