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学部典籍

§1.“文学”，古希腊人没有一个对应的统称，只有对各种文学样式的个别称呼（详下）。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如以英语的literature为例，其词根来自拉丁语的littera，意为“字母、书写”，原本与汉语“文学”一词的最初含义一样，泛指用文字书写而成的所有文献和书籍，后来才特指超出日常用语水准的、追求更强的表达效果、更利于记诵的语言艺术作品，尤指诗歌、戏剧、散文和小说等专门类型的作品。这个意义上的古希腊“文学”，源于口耳相传的神话故事、宗教仪式上的颂歌、与宗教活动相关的神谕和咒语以及日常生活和劳作中的各类歌曲，其中古希腊特别发达的神话故事传统，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古希腊文学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由于受到更古老的近东文明的刺激，尤其是得益于公元前8世纪希腊字母的发明，这个广义上的口传“文学”演进为高度成熟的书面文学，其中的一部分得以保存至今。

“文学部”位列古希腊罗马典籍四个部类之首，不仅因为文学作品出现最早，更因为古希腊罗马人心目中最崇高的经典属于文学作品，譬如《荷马史诗》和阿提卡悲剧之于古希腊人，恩尼乌斯《编年诗》和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之于罗马人。可以说，在古希腊罗马文明里，文学作品的地位有些类似中华文明里“经”的地位，“文学部”也可仿照“经部”居于首位。确立了整个“文学部”的地位以后，我们再将其细分为八个类目，其中诗体与散文体各占四类，诗体包含 “史诗类”“各体诗类”“悲剧类” 及 “喜剧类” ，散文体包含 “小说类”“书信类”“杂纂类”及“文论类” 。以下分述《娄卜古典文库》所收这八个类目的典籍。

§2.文学部的八个类目里，其一“史诗类”地位最高，实为经典中的经典。史诗，古希腊人称之为epos，古罗马人沿用之，是指用六音步长短短格（dactylic hexameter）这一格律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其来源极为悠久，可以远溯到印欧时期。传世最早的希腊史诗主要有两大传统：一是以荷马为代表的英雄史诗传统，二是以赫西奥德为代表的谱系史诗和教谕史诗传统。此外，托名荷马的《颂诗》严格来说并非史诗体裁，但也用同样的格律创作，且有数篇也属于早期的长篇叙事诗。这些史诗作品，尤其是两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赫西奥德史诗《神谱》和《劳作与时日》以及《荷马颂诗》这五部作品，共同构成一个整体，描画出一幅完整的世界图景，堪称古希腊文化乃至整个古典文化的最高经典。

定形于公元前8世纪早期和中期的两部荷马史诗 《伊利亚特》 和 《奥德赛》 （《荷马集》四册），乃英雄史诗的典范之作，奠定了古希腊英雄主义的世界观，在所有古希腊典籍当中居于首位。其次是 赫西奥德 （Hesiod，公元前8世纪晚期—前7世纪早期）的 《神谱》 ，这部作品构筑了古希腊的众神系统，乃谱系史诗的典范之作，《神谱》之后还续有《名媛录》，乃英雄谱系的最早范本； 《劳作与时日》 则开创了古典世界源远流长的教谕史诗传统（《赫西奥德集》两册）。托名荷马的三十三篇 《荷马颂诗》 （《荷马颂诗、荷马外典、荷马传记》一册）里，前五首皆为数百行的长篇叙事诗（即第二首《致德墨忒》、第三首《致阿波罗》、第四首《致赫尔墨斯》和第五首《致阿芙洛狄忒》，第一首《致狄奥尼索斯》原先亦为长篇，但抄本残缺，仅存十余行），据传是在荷马史诗表演之前诗人向神明诵唱的“序诗”，不妨也归入史诗类。此外，早期希腊史诗还有诸多残篇存世，属于英雄史诗传统的残篇，例如特洛伊诗系、忒拜诗系、有关赫拉克勒斯和忒休斯的史诗残篇，皆收录于《希腊史诗残篇辑选（公元前7至前5世纪）》，署名其他诗人的谱系史诗残篇也收入此册，而所有署名赫西奥德的谱系与教谕史诗作品残篇则收录于《赫西奥德集》第二册。

史诗体裁盛行于公元前8至前5世纪，此后经历了两个世纪的衰落，直到前3世纪的希腊化时期才稍有复兴。 罗德岛的阿波罗尼乌斯 （Apollonius Rhodius，约前295—前215）的 《阿尔戈英雄远征记》 （《罗德岛的阿波罗尼乌斯集》一册）叙述伊阿宋及其他阿尔戈英雄远航寻取金羊毛的故事，这部诗作取得很高的文学成就，希腊英雄史诗的古老传统得以重振。同时期的 阿拉托斯 （Aratus，约前315—约前240）所撰 《天象》 （附于《卡利马科斯集》第二册）赓续教谕史诗的传统，用史诗体阐释有关星座（第1—732行）和气象（第733—1154行）的自然知识和神话故事，甫一问世便广为流传，成为古代世界继两部荷马史诗之后最受欢迎的诗作。降至罗马帝国时期， 士麦那的昆图斯 （Quintus Smyrnaeus，生活于3世纪）远绍荷马史诗的遗风，撰写了一部 《后荷马史诗》 （《士麦那的昆图斯集》一册），叙述《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之间发生的故事。希腊化的埃及 人农诺斯 （Nonnos，活跃于450—470）创作了卷帙浩繁的神话史诗 《狄奥尼索斯纪》 （或译《酒神纪事》，《农诺斯集》三册），以两部荷马史诗卷数的总和（即四十八卷）向荷马发起了不成功的挑战。希腊晚期的史诗诗人还有 奥皮安 （Oppian，生活于2世纪晚期），他的四卷《狩猎记》和五卷《捕鱼记》别辟蹊径，为教谕史诗开拓了饶富新意的题材。另外，两位来自埃及的诗人 克鲁图斯 （Colluthus，生活于5世纪）与 特吕斐奥多鲁斯 （Tryphiodorus，生活于5世纪）隶属英雄史诗传统，均受到农诺斯的影响，却以微型英雄史诗见长，前者的《海伦被劫记》共计394行，后者的《特洛伊沦陷记》也仅有691行（以上三位诗人见《晚期希腊史诗三家集》一册）。另一位受到农诺斯影响的晚期希腊诗人 缪塞奥斯 （Musaeus，生活于5至6世纪），撰作《赫萝与莱安德》（附于《卡利马科斯集》第一册），共计343行，是一部微型浪漫史诗。

§3.古罗马的史诗并非原生的文学类型。公元前3世纪，来自意大利南部希腊城市塔兰图姆的 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 （LiviusAndronicus，约前284—约前204）最先把荷马史诗《奥德赛》翻译成拉丁文，史诗这一文学类型遂传入罗马，由此催生了罗马人自己的史诗创作。与安德罗尼库斯同时代的 奈维乌斯 （Gnaeus Naevius，约前270—约前190）撰写了第一部罗马史诗，题名《布匿战记》，开创了带有罗马特色的历史史诗的先河。此后，大诗人 恩尼乌斯 （Ennius，前239—前169）所作 《编年诗》 ，结合《大编年史》（ Annales Maximi ）的传统，从埃涅阿斯抵达意大利一直叙述到诗人自己生活的年代，极大地完善了历史题材的史诗。以上三位诗人的史诗作品未能完整传世，安德罗尼库斯的《奥德赛》存世20余段残篇（收入《上古拉丁遗作选》第二册），奈维乌斯的《布匿战记》存世60余段残篇（收入《上古拉丁遗作选》第二册），而恩尼乌斯的《编年诗》则有400余段残篇共600余行存世（收入《罗马共和国遗作选》第一册）。

到了帝国早期，维吉尔、奥维德和卢坎这三位诗人将罗马的史诗创作推向了顶峰。 维吉尔 （Virgil，前70—前19）的 《农事诗》 赓续赫西奥德《劳作与时日》开创的教谕史诗传统，而 《埃涅阿斯纪》 则直追荷马的两部英雄史诗，与之一较高低（《维吉尔集》两册）。 奥维德 （Ovid，前43—17）改塑谱系史诗，创作了别具一格的神话史诗 《变形记》 ，用十五卷的宏大篇幅叙述了二百四十余个变形故事，被后世奉为古罗马最伟大的史诗之一，与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不分伯仲（《奥维德集》第三至四册）。 卢坎 （Lucan，39—65）的 《法萨路斯之歌》 （又名《内战记》）回归罗马特色的历史史诗传统，大抵以编年体的方式叙述凯撒与庞培之间爆发的内战，基本摒弃神话元素及众神的干预，与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对峙，被视为一部“反《埃涅阿斯纪》”（《卢坎集》一册）。帝国稍后时期，另有三位以史诗名家的诗人，其中 瓦莱利乌斯·弗拉库斯 （Valerius Flaccus，生活于1世纪）的 《阿尔戈英雄远征记》 （《瓦莱利乌斯·弗拉库斯集》一册）和 斯塔提乌斯 （Statius，约45—约96）的 《忒拜战记》及《阿基琉斯之歌》 （《斯塔提乌斯集》三册）承接了希腊英雄史诗的传统，而 西利乌斯 （Silius Italicus约26—约101）的 《布匿战记》 绍续奈维乌斯、恩尼乌斯和卢坎的历史史诗传，其篇幅（逾一万两千行）居所有罗马史诗之首（《西利乌斯集》两册）。

§4.其二 “各体诗类” 。除史诗这类篇幅宏大的叙事诗体以及主要由人物对白构成的戏剧诗体（悲剧和喜剧，见下），古希腊罗马还存在大量不同体裁的诗歌，这些诗歌通常篇幅较小，一般统称为“抒情诗”（lyric）。不过，这一笼统的名称并不恰当。首先，古希腊的lyric，大多不像现代诗歌分类里的lyric那样“抒情”，往往具备无关乎抒情的其他功能。其次，lyric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lyric有如上述，而狭义的lyric是指由lyra（一种古老的弦琴）伴奏的诗歌，可译作“弦琴歌”。以上这两种含义容易混淆，因此我们暂且用“各体诗类”来囊括除史诗体和戏剧体之外的所有古希腊罗马诗歌体裁，而于必须统称讽刺体、挽歌体和弦琴体这三种诗体时，才勉强使用“抒情诗”这一名称。

讽刺体、挽歌体和弦琴体是古希腊除史诗体外出现最早的三种诗体，它们与史诗体一样，都有各自悠久的历史，可以远溯到印欧时期。用这些诗体创作的早期作者姓名已佚，只是到了公元前7世纪，才开始有具名诗人的作品传世，他们的诗作构成了继史诗之后古希腊经典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讽刺体诗 ，原文名iambos，指的是由短长格为节奏特征的诗行，主要的格律为三音步短长格（iambic trimeter）及四音步长短格（trochaic tetrameter）。iambos最初很可能与狄奥尼索斯和德墨忒的秘教仪式有关，源自带有诙谐、调笑和谩骂内容，甚至包含露骨的猥亵话语的仪式歌曲，用以取悦神明，后来则逐步与仪式脱离，成为具有讥刺和詈责乃至恶语毁谤功能的诗体（但也可用来处理严肃的主题）。这种诗体如何表演已无法确知，但表演场所应该是会饮或节日。《希腊讽刺体诗集（前7—前5世纪）》是古风与古典时期希腊讽刺体诗人总集，包含诗歌残篇与古人评述，其中 阿尔基洛科斯 （Archilochus，生活于前7世纪上半叶）、 塞蒙尼德斯 （Semonides，生活于前7世纪中叶）和 希波纳克斯 （Hipponax，生活于前6世纪中叶）三位最为重要，尤其是阿尔基洛科斯，既创作讽刺体诗歌，也创作挽歌体诗歌（但通常归入讽刺体诗人），被古希腊人誉为堪与荷马和赫西奥德比肩的第一位“抒情诗人”。

挽歌体诗 ，原文名elegos，指的是由一个六音步长短短格诗行（dactylic hexameter）和一个五音步长短短格诗行（dactylic pentameter）组成的挽歌对句（elegiac couplet）。早期的挽歌体诗与悲伤、哀悼并无多大关系，只是到了公元前5世纪，这种格律常常被用来撰写墓志诗（epitaph），才渐渐获得它现有的含义。挽歌体介于吟诵的史诗诗体与弦琴伴奏的弦琴诗体之间，表演时用“竖笛”（aulos，或译作“双管”）伴奏。现代学者把挽歌体分成两类，一类是主要在私人会饮上表演的短篇挽歌，另一类是主要在公共节日上表演的历史题材的长篇挽歌。《希腊挽歌体诗集（前7—前5世纪）》是古风与古典时期希腊挽歌体诗人总集，包含诗歌残篇与古人评述，其中 卡利诺斯 （Callinus，生活于前7世纪中叶）、 提尔泰奥斯 （Tyrtaeus，生活于前7世纪下半叶）、 弥木奈墨斯 （Mimnermus，生活于前7世纪下半叶）、 梭伦 （Solon，约前640—约前560）、 特奥格尼斯 （Theognis，生活于前6世纪中叶）和 塞诺芬尼 （Xenophanes，约前565—前470）这五位诗人最为重要。这些诗人创作的挽歌体诗涉及除毁谤和猥亵以外的各种主题，包括战斗与勇武、青春与老年、情爱与男童恋、城邦政治与社会、会饮规范与礼仪、神话与历史等。

弦琴体诗 ，原文名lyrikos，但这一名称直到希腊化时期才出现，此前的诗人自称其诗作为melos（“歌”）。弦琴体诗的格律非常多样而复杂，一般根据表演方式分成两大类：其一是由诗人自弹自唱表演的“独吟歌”（monody），这类诗歌结构相对简单，通常由格律相同的诗节（stanza）组成，主要在会饮场合上表演，因此更具个人性；其二是由合唱队载歌载舞表演的“合唱歌”（choral song），这类诗歌结合了诗、乐、舞，结构比较复杂，往往采用三段体（triadic）形式，包含“首节”（strophe）、格律与之对称的“次节”（antistrophe），以及格律与首节和次节不同的“末节”（epode），主要在宗教性质的场合上表演，因此更具公共性。“合唱歌”又可根据其表演场合及性质分为许多“亚类”，包括阿波罗颂（paean）、狄奥尼索斯颂（dithyrambos）、行进歌（prosodion）、婚礼歌（hymenaios）、悼歌（threnos）、少女歌（partheneion）、赞歌（enkomion）、竞技凯歌（epinikion）等。《希腊弦琴体诗集（前7—前5世纪）》（共五册）是古风与古典时期希腊弦琴体诗人总集，包含诗歌残篇与古人评述。第一册收入两位“独吟歌”的重要诗人 萨福 （Sappho，活跃于前6世纪上半叶）与 阿尔凯乌斯 （Alcaeus，活跃于前6世纪上半叶），第二册收入“独吟歌”的第三位重要诗人 阿纳克瑞翁 （Anacreon，活跃于前6世纪下半叶）以及前7世纪的“合唱歌”诗人，其中最重要的是 阿尔克曼 （Alcman，活跃于前7世纪下半），第三册收入前6世纪的“合唱歌”诗人，其中重要的是 斯忒西科洛斯 （Stesichorus，活跃于前6世纪上半叶）、 伊比克斯 （Ibycus，活跃于前6世纪中叶）和 西蒙尼德斯 （Simonides，约前556—约前467），第四册收入前5世纪的“合唱歌”诗人，其中重要的是 巴居利德斯 （Bacchylides，活跃于前5世纪上半叶）和 柯丽娜 （Corinna，活跃于前5世纪上半叶，一说前3世纪末），第五册收入前5世纪中叶至前4世纪中叶的“新诗派”诗人，其中最重要的是 提摩泰乌斯 （Timotheus，约前450—前360）。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里亚学者从前650至前450的“弦琴体”诗人当中评选出“九大诗人”，按字母顺序排列依次为阿尔克曼、阿尔凯乌斯、阿纳克瑞翁、巴居利德斯、伊比克斯、品达、萨福、西蒙尼德斯以及斯忒西科洛斯，其中品达被公认为远超众人的最伟大的弦琴诗人。 品达 （Pindar，前518—约前438）一生的创作集弦琴体合唱歌各个类别之大成，亚历山大里亚学者将其诗作按类别分作十七卷，包括竞技凯歌四卷，颂歌、阿波罗颂、赞歌和悼歌各一卷，狄奥尼索斯颂、行进歌、少女歌和舞蹈歌各两卷，分离自少女歌的其他诗歌一卷。其中占据首位的四卷竞技凯歌，分别为《奥林匹亚凯歌》一卷14首，《皮托凯歌》一卷12首，《尼米亚凯歌》一卷11首以及《地峡凯歌》一卷8首（第9首为残篇），共计45首完整诗作（《品达集》两册），是早期希腊传世最完好的一部弦琴体合唱歌诗集，也被誉为古希腊弦琴体诗歌的最高成就。

希腊化时期最为后世称道的三位杰出诗人分别是罗德岛的阿波罗尼乌斯、卡里马科斯和特奥克利托斯，第一位致力于重振古老的史诗传统（见上“史诗类”），后两位则回避大型的史诗创作，转向尺幅小作而别树一帜。 卡里马科斯 （Callimachus，约前310—前240）既是大学者又是大诗人，其诗歌作品有着深厚的学术底蕴，被公认为古代学者-诗人的典范。他创作了大量诗篇，包括挽歌体诗、颂诗、讽刺诗、弦琴诗、微型史诗和铭体诗等不同类别。传世最著名的是六首颂诗（除第五首为挽歌体，其余各首皆为史诗体），诗人独辟蹊径，重拾《荷马颂诗》之遗风，对前者进行了博学但不无讽刺的摹仿和戏拟。差堪媲美的是他另一部用挽歌体创作的教谕诗诗集《起源》（ Aetia ），原作共四卷，约7000行，讲述宗教仪式、节日、习俗和城邦的神话和历史起源，在古代极负盛名，可惜仅有残篇存世（《卡里马科斯集》两册）。

忒奥克利托斯 （Theocritus，活跃于前3世纪早期）发明了一种新诗体—— “牧歌” （bucolic）。这种诗体以乡村为背景，结合了史诗体的格律和弦琴体的情调，往往通过对话或者赛诗的形式来呈现理想化的田园景观。忒奥克利托斯名下共有30首牧歌传世，其中虽阑入部分伪作，但绝大多数出自诗人手笔，被视为牧歌诗体的典范之作，深刻影响了维吉尔的《牧歌》。除了牧歌，忒奥克利托斯也创作颂歌、赞歌、微型史诗、拟曲和铭体诗（《希腊牧歌三家集》之《忒奥克利托斯集》收录了牧歌与铭体诗）。文学传统上名列忒奥克利托斯之后的另外两位牧歌诗人分别为 墨斯克斯 （Moschus，活跃于前2世纪中叶）和 比翁 （Bion，活跃于前2世纪末），可惜他们创作的牧歌已经散佚，存世的少量作品主要为其他诗体，比如墨斯克斯的《欧罗巴》是一首166行的微型神话史诗（《希腊牧歌三家集》之《墨斯克斯集》），比翁的《哀阿多尼斯》是一首98行的史诗体哀歌（《希腊牧歌三家集》之《比翁集》）。

风靡于希腊化时期的其他诗体还有拟曲、诗体寓言和铭体诗。拟曲原文名mimos或mimiambos，源于早期的宗教仪式，叙拉古人 索弗荣 （Sophron，活跃于前5世纪末）最早用散文体创作了具有文学性质的拟曲，分为“妇人拟曲”和“男人拟曲”，内容多涉市井生活，颇受时人称道（《索弗荣集》，见“哲学部哲学类”之《泰奥弗拉斯托斯集》第六册《品性丛谈》）。忒奥克利托斯的《牧歌》集里也有数篇属于拟曲（例如第二、十四和十五首），但格律还是史诗体，情调较为传统，而稍后的 海罗达斯 （Herodas或作Herondas，活跃于前3世纪中叶）所撰“拟曲”（mimiamboi）使用了“变体短长格”（choliambos），使之与iambos的精神相契合，更加突出了现实性的讽刺意味，19世纪末出土的纸草上发现了他的大体完整的七篇“拟曲”，以及残缺的第八篇与其他断章，每篇呈现一个场景，侧重性格刻画，而非情节铺展，充满对人情世故细致入微的摹写（《海罗达斯集》，见“哲学部哲学类”之《泰奥弗拉斯托斯集》第六册《品性丛谈》）。

同样使用“变体短长格”（choliambos）的诗歌作品还有 诗体寓言 ，这其实也是讽刺诗（iambos）的一种，早期讽刺诗（例如阿尔基洛科斯）便有假托动物寓言来讽喻世人的传统。动物寓言最著名的作者是相传生活于前6世纪的伊索（Aesop），伊索使用散文体创作寓言，到后来被改为诗体结集。一位希腊化的罗马人， 巴布里乌斯 （Babrius，约生活于1—2世纪）编定的《伊索寓言》是存世最丰富的希腊语诗体版本，两卷共计143篇，悉数用变体短长格写就，这些寓言在后世尤其是中世纪广受欢迎（《寓言两家集》之《巴布里乌斯集》）。

铭体诗 ，原文名epigram，起先指刻写在墓碑或贡品上的简短诗行，通常用挽歌对句的格律写就，后来逐步发展成言简意赅、机警灵动的诗体，可用来表现爱情、宴饮、劝勉、训诫、讽刺、哀悼等各种主题。前6世纪的弦琴诗人西蒙尼德斯是早期最著名的铭体诗人，但铭体诗真正成熟为文学性的诗歌体式是在希腊化时期，到了阿斯克莱皮亚德斯（Asclepiades，活跃于前3世纪早期）、卡里马科斯和忒奥克利托斯等诗人的笔下。活跃于前1世纪的诗人莫勒阿格罗斯（Meleager）编选了一部此前数百年间创作的铭体诗选，名之为《花冠集》（ Stephanos ），名噪一时。嗣后多次经他人重编，如1世纪菲利普斯（Philippus）和6世纪拜占庭诗人阿伽提阿斯（Agathias）的选本，这些选本又被10世纪拜占庭诗人凯法拉斯（Cephalas）汇总重订。今日所见《 希腊诗选 》（ Greek Anthology ）便是基于凯法拉斯的选本而有所增删，该本结合了帕拉蒂努斯抄本（Anthologia Palatina）和普拉努德斯抄本（Anthologia Planudea），共16卷，其中第5—12卷包含了希腊铭体诗的精华（《希腊诗选》五册）。

§5.古罗马原生的诗歌类型被称为carmen，大抵与宗教仪式和日常生活有关，属于朴质无华的前文学诗歌形式。自前3世纪希腊文化传入罗马，希腊人发明的各种诗体也受到罗马诗人的青睐和效仿，文学性的诗歌创作才在罗马应运而生。这些诗歌种类里，发展成独具罗马特色的当属讽刺诗（诚如昆体良所言：“讽刺诗完全是我们自己的”）。 罗马讽刺诗 （satura）公认最杰出的四家，分别是路基利乌斯、贺拉斯、佩尔西乌斯和尤维纳利斯（旧译“玉外纳”）。 路基利乌斯 （Lucilius，约前180—前102）被视为罗马讽刺诗的鼻祖， 他撰写了三十卷讽刺诗（存世约1300行，见《上古拉丁遗作辑选》第三册《路基利乌斯讽刺诗残篇辑选》，尝试了不同的格律，但最终确定六音步长短短格为讽刺诗的标准格律。第二位讽刺诗人贺拉斯（Horace，前65—前8）尊奉路基利乌斯为讽刺诗的奠基人，同样使用六音步长短短格创作了两卷讽刺诗，名之为sermones（“闲谈”），第一卷共10首，第二卷共8首（第二卷除第2首，皆为对话体），这18首诗（总共约2000行）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极大地拓展了讽刺诗的表现手法和内涵意义。当然，贺拉斯不仅是讽刺诗人里的佼佼者，更是最伟大的古罗马“抒情诗人”。他创造性地移植了源自希腊的多种诗歌体裁，他的四卷《颂歌集》（ Odes ）囊括各式各样的诗体，主要效法阿尔凯乌斯、萨福和品达等希腊弦琴体诗人，他的一卷《短长格集》（ Epodes ）主要效法阿尔基洛科斯这位希腊讽刺体诗的鼻祖。无论哪一种诗体，在贺拉斯那里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造诣，希腊诗歌的高超技艺被他化用，服务于罗马的文化情境与主题。此外，他的两卷《书札集》（ Epistulae ）属于诗体书信这一由罗马人发明的诗歌体裁，也是这一体裁的最高成就，《书札集》第二卷第三首《诗艺》更是古典文论的不朽名作（见下“文论类”）。贺拉斯之后的第三位讽刺诗人 佩尔西乌斯 （Persius，34—62），效法路基利乌斯与贺拉斯，但他英年早逝，仅有6首讽刺诗存世（《讽刺诗两家集》之《佩尔西乌斯集》）。第四位也是古罗马最伟大的讽刺诗人 尤维纳利斯 （Juvenal，活跃于2世纪早期），创作了五卷共16首讽刺长诗（最短的第12首共130行，最长的第6首共661行），诗人使用崇高的风格来表达自己对于人世之丑陋的“愤慨”之情，被后世尊为讽刺诗人的最高典范。

独具罗马特色的诗歌体裁，除了讽刺诗，还有 “爱情哀歌” （昆体良有言：“就哀歌而言，我们也能挑战希腊人” ）。最卓越的罗马爱情哀歌诗人同样有四家，分别为伽鲁斯、提布鲁斯、普罗佩提乌斯和奥维德。伽鲁斯（Gallus，约前69—前26）与大诗人维吉尔友善，作爱情哀歌四卷，歌咏心爱的吕柯丽丝（Lycoris），惜乎今已不存。稍后的 提布鲁斯 （Tibullus，约前55—前19）作挽歌体诗三卷，第一和第二卷半数为爱情哀歌，分别歌咏旧爱黛丽雅（Delia）和新欢涅墨希丝（Nemesis）（第三卷较为庞杂，多为伪作），与此交替的是其他主题的挽歌体诗，如歌咏俊美青年，赞美升平之世与乡村生活，描述乡村节庆，祝福友人生日，庆贺司祭任命（《两诗人集》之《提布鲁斯集》）。同时代的 普罗佩提乌斯 （Propertius，约前50—约前16）作挽歌体诗四卷，第一卷单独成书，系专门歌咏卿缇雅（Cynthia）的爱情哀歌集，第二、三卷拓展出许多新的主题，但卿缇雅仍为核心人物，第四卷里卿缇雅虽已淡出，却又在临近尾声的两首诗（第8、9首）里重现（《普罗佩提乌斯集》）。罗马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奥维德 ，早年也以创作爱情哀歌而声名鹊起，他的第一部诗作，三卷《恋歌》，主要歌咏心爱的柯丽娜（Corinna），追随了提布鲁斯和普罗佩提乌斯的爱情哀歌传统；随后创作的一卷《拟情书》（又译《女杰书简》）熔铸神话故事与爱情哀歌；三卷《爱的艺术》（又译《爱经》）以及主题相关的《情伤良方》和未完成的《论容饰》则构成一套爱情教谕组诗，这些诗作都是对爱情哀歌里的爱情主题的进一步拓展，属于奥维德不拘一格的独创。此后，奥维德不再创作爱情哀歌，除了史诗体的不朽名著《变形记》（见上“史诗类”），仍用挽歌体撰写了一部大型的教谕诗《岁时记》，该诗以月令为主题，每月一卷，解释月名，记述该月的节气星象及祭日习俗，对后人了解罗马民俗颇有助益，可惜作者只完成了前六卷，便遭流放而辍笔。流放后，奥维德继续使用挽歌体，创作了一篇“诅咒诗”《伊比斯》和两部“流放诗”《哀怨集》和《黑海书简》，奠定了西方“流放文学”的传统（《奥维德集》第一、二、五、六册）。与爱情哀歌有着密切联系但不局限于此的还有另一位大诗人 卡图卢斯 （Catullus，约前84—约前54），他是共和国晚期崛起的“新诗派”里的翘楚，虽降年不永，仅创作了薄薄的一卷诗集（共116首诗，约2300行），其中却包含了各种诗体的杰作。这部诗集的第1—60首为弦琴体格律短诗，第61—68首为较长的诗篇，既有婚礼歌和微型史诗，也有卡里马科斯诗作的拉丁译文，第69—116首为挽歌体写就的铭体短诗。整部诗集里有25首构成一个系列，歌咏对莱斯比娅（Lesbia）的恋情，展现了诗人从初坠爱河到最终幻想破灭的心理过程，被公认为罗马爱情哀歌的滥觞（《两诗人集》之《卡图卢斯集》）。

由希腊人发明的其他诗歌体裁，也多被罗马诗人效法和移植，例如忒奥克利托斯首创的 田园诗 ，就被 维吉尔 奉为蓝本，创作出《牧歌》这部青胜于蓝的田园诗集，该集共十首，经过诗人精心编排，单数诗篇为对话体，双数诗篇为独白体，穿插交替却井然有序，相互对称又变化多端，成为这一诗体的最高典范（《维吉尔集》第一册）；又如 铭体诗 ，卡图卢斯开其端绪以后，还有 马尔提阿利斯 （Martial，约40—约104）擅长这一诗体的创作，极大地提升了铭体诗的艺术性，他的《铭体诗集》多为挽歌体写就的铭体短诗，包含单独成卷的《斗兽场表演记》、一卷《酬赠集》、一卷《礼品集》以及十二卷《铭体诗》，这些诗作言近旨远，尖刻辛辣，极具讽刺意味（《马尔提阿利斯集》三册）；再如诗体寓言，奥古斯都皇帝的一位被释奴 费德若斯 （Phaedrus，约前15—约50），根据伊索寓言（及其他来源）撰作了存世最早的一部诗体《寓言集》，五卷共计九十余篇，悉数用三音步短长格（iambic senarius，对应于希腊诗律里的iambic trimeter）写就（《寓言两家集》之《费德若斯集》）。

其他文名较小的罗马诗人也留下了各种体裁的诗作（或残篇），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收入两册 《拉丁小诗家合集》 （以下简称“《合集》”）。《合集》按照年代顺序编排，从生活于凯撒时期的普布里乌斯·绪鲁斯（Publius Syrus）直到经历了哥特人入侵的路提利乌斯·纳马提阿努斯（Rutilius Namatianus，活跃于5世纪早期），足足跨越四个半世纪。《合集》所收诗歌体裁和内容多种多样，例如从普布里乌斯·绪鲁斯的拟曲里钩稽而成的《警句集》，依附《维吉尔别集》（ Appendix Vergiliana ）流传的两首挽歌体《梅克纳斯挽歌》和教谕史诗《埃特纳火山》，格拉提乌斯（Grattius，生活于奥古斯都时期）以及内梅西阿努斯（Nemesianus，活跃于3世纪末）的两部同名教谕史诗《狩猎》，深受维吉尔《牧歌》影响的西西里的卡普尼乌斯（Calpurnius Siculus，活跃于1世纪中叶）的七首《牧歌》、内梅西阿努斯的四首《牧歌》以及1869年发现于瑞士艾恩西德尔修道院并以之命名的两首《艾恩西德尔牧歌》（残篇），阿维阿努斯（Avianus，活跃于5世纪早期）的挽歌体《寓言集》，路提利乌斯·纳马提阿努斯的挽歌体长诗《返乡记》等。

除收入上述《拉丁小诗家合集》的内梅西阿努斯、路提利乌斯·纳马提阿努斯和阿维阿努斯，还有三位晚期罗马帝国诗人尚需留意。第一位是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诗人 奥索尼乌斯 （Ausonius，约310—约393），他一生多产，诗作被辑成20卷《小作品集》传世（最后一卷为演说辞），诗歌体裁多种多样，既有日志性质的小诗、短篇个人诗、悼亡诗、诗体名录、铭体诗和游戏诗，也有篇幅较长的诗体书信（即诗体和散文体杂出的书信），还有最著名的史诗体长诗《莫塞拉河》，描绘该河两岸的优美景色和田园生活（《奥索尼乌斯集》两册）。第二位是杰出的宫廷诗人 克劳狄安 （Claudian，约370—约404），他的作品绝大多数使用史诗和挽歌这两种诗体，主要有三卷《何诺利乌斯担任执政官颂诗》和三卷《斯提利克担任执政官颂诗》，但最富趣味的还是一部神话史诗《普罗塞尔皮娜被劫记》以及两部微型战争史诗《吉尔多战记》与《哥特战记》（《克劳狄安集》两册）。第三位是被誉为罗马帝国最后一位诗人的 西多尼乌斯 （Sidonius，约430—约480），他的诗作传世共24篇，其中包含三首长篇帝王颂（史诗体）、两首婚歌及数篇诗体书信（《西多尼乌斯集》两册）。

§6.其三 “悲剧类” 。古希腊悲剧起源于狄奥尼索斯崇拜仪式里的表演活动，包括“山羊歌”（trag-ōidia一词的本义为“祭祀山羊时所唱之歌”）、“酒神颂”（dithyramb）和“萨提尔剧”（satyr play，又译“羊人剧”），但究竟是其中的哪一种，迄今尚无定谳。虽说悲剧这一表演形式直到前6世纪末才出现，真正的悲剧精神却早已充溢于希腊人最古老的经典《伊利亚特》，这部史诗颂赞人的悲剧性存在及其最高实现——“英雄之死”，被古希腊人誉为“第一部悲剧”。当然，形神兼备的悲剧至前5世纪的雅典才臻于鼎盛，史称阿提卡悲剧。现存古希腊悲剧的经典全都出自雅典悲剧家之手，尤其是最杰出的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

埃斯库罗斯 （Aeschylus，前525—前456）是阿提卡悲剧真正的奠基人，也是其最伟大的创新者。他的悲剧主要关注众神确立的宇宙秩序及其正义如何运作。埃斯库罗斯共有七部完整的作品传世（《埃斯库罗斯集》第一、二册），其中《波斯人》是现存最早的古希腊悲剧（上演于前472年），也是现存唯一一部以历史事件而非神话故事为题材的悲剧；上演于前458年的《阿伽门农》《奠酒人》和《复仇女神》组成了“奥瑞斯提亚三部曲”，是埃斯库罗斯晚期最成熟的作品，被许多人视为古希腊悲剧的最高成就。据传，埃斯库罗斯一生创作了约九十部悲剧（包含萨提尔剧），除了传世的七部，其余作品也有不少断章幸存，《埃斯库罗斯集》第三册辑录了已知作品归属及作品归属不明或存疑的重要残篇。 索福克勒斯 （Sophocles，约前496—前406）被亚里士多德（及后世许多思想家）推尊为阿提卡悲剧最伟大的典范。他的悲剧主要关注由众神莫不可测而又不可变更的意志（通过神谕来传达）所决定的世界里，英雄的悲剧命运及其意义。索福克勒斯也有七部完整的悲剧传世（《索福克勒斯集》第一、二册），其中上演于前441年的《安提戈涅》和约前430年的《俄狄浦斯王》为其盛年时期的作品，系古希腊悲剧两部最伟大的杰构。据传，索福克勒斯一生创作了120余部悲剧（包含萨提尔剧），除了传世的7部，其余作品也有不少断章幸存，《索福克勒斯集》第三册辑录了已知作品归属及作品归属不明或存疑的重要残篇，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残篇来自萨提尔剧《追踪者》，这段残篇篇幅较长，逾四百行，且内容也较为连贯和完整，有助于我们了解萨提尔剧这一存世作品稀少的剧种。 欧里庇得斯 （Euripides，约前485—前406）被亚里士多德称作“最具悲剧性的悲剧家”，他以写实的笔法来描摹神话里的英雄和众神，仿佛他们就是同时代的普通雅典男女，这对于后来的希腊悲剧家和新喜剧家以及罗马喜剧家（普劳图斯和特伦提乌斯）和悲剧家（恩尼乌斯和塞涅卡）都影响甚巨。欧里庇得斯共有19部剧作传世（《欧里庇得斯集》第一至六册），除《圆目巨人》是唯一一部完整存世的萨提尔剧，以及伪作《雷索斯》之外，《欧里庇得斯集》第一至六册根据上演的时间顺序排列其余17部悲剧。据传，欧里庇得斯一生共创作了92部悲剧（包含萨提尔剧），其中也有不少断章幸存，《欧里庇得斯集》第七、八册辑录了已知作品归属及作品归属不明或存疑的重要残篇。

古罗马的戏剧创作始于对古希腊戏剧的翻译和改编。 公元前240年的罗马大节（Ludi Romani），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改编并上演了一部希腊悲剧和一部希腊喜剧，拉开了罗马戏剧的序幕。稍后，奈维乌斯创作出希腊题材的悲剧，也开始尝试从罗马历史和传说中取材。 奈维乌斯的后继者有恩尼乌斯、帕库维乌斯（Pacuvius，前220—约前130）和阿克基乌斯（Accius，前170—约前86），这三位也同时创作希腊悲剧和罗马悲剧。上述这些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悲剧作家都没有完整的作品传世，《上古拉丁遗作辑选》第二册以及《罗马共和国遗作辑选》第二册蒐集了他们的悲剧残篇，其中最重要的是后者收录的 恩尼乌斯 的悲剧残篇（此册取代《上古拉丁遗作选》第一册《恩尼乌斯及凯基利乌斯·斯塔提乌斯》卷里的“恩尼乌斯”部分）。此后，直至帝国早期的尼禄王朝，才有罗马人创作的悲剧幸存至今，这便是哲学家 塞涅卡 （Seneca，约前4—65）留下的九部悲剧（《塞涅卡集》第八、九册）。这些悲剧悉数取材于阿提卡悲剧，一部分是基于阿提卡悲剧的改编之作，例如《赫拉克勒斯》《特洛伊妇女》《菲德拉》和《美狄亚》基于欧里庇得斯的同名剧作，《俄狄浦斯》基于索福克勒斯的同名剧作。塞涅卡效法欧里庇得斯，夸大后者的某些特征，比如修辞色彩浓重，对人物心理刻画入微，偏爱阴森恐怖的剧情元素等。事实上，塞涅卡的悲剧并非供伶人戏子舞台演出的脚本，而是任文人雅士吟咏赏玩的读物。

§7.其四 “喜剧类” 。古希腊喜剧一说源自乡人集会宴饮嬉闹时所唱的“村社歌”（此说认为kōm-ōidia一词的前半部分kōm-来自kōmē，意为“村社”），另说源自与狄奥尼索斯崇拜仪式活动有关的“狂欢歌”（此说认为kōm-ōidia一词的前半部分kōm-来自kōmos，意为“狂欢”），孰是孰非，学界聚讼不已。不过，同悲剧一样，喜剧的真精神早已见诸两部荷马史诗的部分篇章（譬如《伊利亚特》卷一末尾的奥林坡斯场景及《奥德赛》卷八歌手德墨多科斯所唱的“阿瑞斯与阿芙洛狄特之歌”）、部分荷马颂诗（例如《致赫尔墨斯的荷马颂诗》），尤其是托名荷马的《马吉特斯》（见“史诗类”《荷马颂诗、荷马外典与荷马传记》），这部创作于前7世纪或前6世纪的谐拟史诗套用英雄史诗的传统，却将英雄翻转成反英雄的人物而尽显滑稽可笑。如同悲剧，形神兼备的喜剧也是到了前5世纪的雅典才臻于鼎盛，史称阿提卡喜剧。阿提卡喜剧从前5世纪一直持续发展了两百年，历经三个阶段：前5世纪的喜剧为“古喜剧”，前4世纪初至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之间的喜剧为“中期喜剧”，此后至前3世纪中叶的喜剧为“新喜剧”。

阿里斯托芬 （Aristophanes，约前445—前385）是“古喜剧”最杰出的代表，也是世界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喜剧奇才。他共创作了近四十部喜剧，其中有十一部完整传世（《阿里斯托芬集》五册）。阿里斯托芬的“古喜剧”讥刺时事，对当时叱咤风云的政教人物多有调侃和揶揄，但实则用心良苦，不仅寄严肃于嬉戏，甚至寓沉痛于滑稽。“古喜剧”除了阿里斯托芬，还有众多作者，却并无完整的作品传世，《古喜剧残篇辑选》三册按姓氏字母顺序蒐集了58位作者的残篇，其中最知名者为克拉提诺斯（Cratinus）和欧坡利斯（Eupolis）。“中期喜剧”介于“古喜剧”和“新喜剧”之间，成就不高，并无突出的代表。此后兴起的“新喜剧”与“古喜剧”判然有别，改以普通人物为主角，日常细事为主题，多描摹恋爱挫折、主奴斗智等常人喜闻乐见之事。 米南德 （Menander，约前342—前292）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新喜剧家”，他的剧作久已失传，直到20世纪才被重新发现于出土的纸草文献，这其中包括一部完整的喜剧（《乖戾者》），5部保存大半或近半的喜剧（《盾牌》《公断》《割发的女子》《萨摩斯岛女子》和《西库昂人》），另外14部知名及其他佚名喜剧的残篇（《米南德集》三册，按剧名的希腊字母顺序排列）。

古罗马的喜剧同样奉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为鼻祖，前240年罗马大节上演了一部他翻译改编的希腊“新喜剧”，让这一剧种在罗马风靡一时。与他同时代及稍后的奈维乌斯和恩尼乌斯兼作悲剧和喜剧（以上三人的喜剧残篇分别见《上古拉丁遗作选》第二册及《罗马共和国遗作辑选》第一册），此后悲剧作者和喜剧作者逐渐分途，帕库维乌斯和阿克基乌斯开始专事悲剧，普劳图斯和凯基利乌斯·斯塔提乌斯（Caecilius Statius，？—前168）专事喜剧。在希腊“新喜剧”的影响下，罗马人创作的喜剧绝大多数也是以希腊为题材，称作“希腊长袍剧”（fabulae palliatae），只有少数喜剧家尝试罗马题材的喜剧，称作“罗马长袍剧”（fabulae togatae）。 古罗马的喜剧鼎盛于罗马共和国中期，当时活跃着两位卓越的“希腊长袍剧”作家普劳图斯和特伦提乌斯。

普劳图斯 （Plautus，约前250—前184）共有21部喜剧传世（《普劳图斯集》五册），大多改编自希腊“新喜剧”名家如米南德、斐勒蒙（Philemon，约前361—前263）和狄菲洛斯（Diphilus，约公元前360—前3世纪初）的名剧，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安菲特律翁》《一坛金子》《巴克基斯姊妹》《俘虏》《孪生兄弟》《吹法螺的军人》《普塞多鲁斯》《绳子》和《三文钱》。稍后的 特伦提乌斯 （Terence，前193或183—前159）由于早逝（有说24岁也有说34岁时不幸溺亡），只留下六部喜剧（《特伦提乌斯集》两册）。如同普劳图斯，特伦提乌斯的喜剧也改编自米南德和斐勒蒙等人，但与普劳图斯相比，特伦提乌斯更纯粹地保存了希腊原剧的风味和艺术精神，同时又能创造性地加以罗马化，令他笔下的每部剧作都成为精心结撰之作，被视为罗马喜剧的典范。特伦提乌斯之后，文学性的喜剧在罗马一蹶不振，此后虽有零星余响，但粗俗的闹剧和杂戏又重新占据了喜剧舞台。

§8.其五 “小说类” 。小说的精神根源可追溯至荷马史诗《奥德赛》，主人公奥德修斯历经千难万险重归家园的故事可算作浪漫小说的原型。此外，柏拉图的对话录《蒂迈欧》和《克里提亚》（“哲学部哲学类”《柏拉图集》第九册）讲述的亚特兰蒂斯古文明的传奇故事以及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哲学部哲学类”《色诺芬集》第五、六册）讲述的国王居鲁士的生平故事，都有着丰富的小说元素，也有人从中认出小说的雏形。若从文类上看，小说的真正前身大概是“米利都故事”（Milesian Tales），即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作家阿里斯提德斯（Aristides）发明的短篇恋爱故事，因场景设置于伊奥尼亚的米利都而得名。不过，小说这一长篇虚构类散文叙事作品，要到2世纪以后才开始流行。那个时期（或稍早）创作的希腊语小说统共有五部完整传世，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数 朗古斯 （Longus，2世纪晚期和3世纪早期）的 《达芙妮与克罗埃》 （《朗古斯集》一册），另外四部分别是 卡里同 （Chariton，1世纪）所撰 《凯瑞阿斯与卡莉若爱》 （《卡里同集》一册）， 以弗所的色诺芬 （Xenophon of Ephesus，2世纪上半叶）所撰 《安提雅与哈布罗克梅斯》 （见《朗古斯集》）， 阿基琉斯·塔提乌斯 （Achilles Tatius，2世纪）所撰 《留基佩与克莱托丰》 （《阿基琉斯·塔提乌斯集》一册），以及 赫利奥多鲁斯 （Heliodorus，3世纪早期或4世纪晚期）所撰 《忒阿格涅斯与卡莉克莱》 （又名《埃塞俄比亚故事》，此书《文库》尚未收入）。这些小说皆以两位男女主角命名，大抵叙述这两位有情人如何被迫分离，如何命运多舛而遭遇种种险情，最后破镜重圆终成眷属的故事。古希腊小说擅长编织曲折离奇的情节，但对于人物的性格刻画较为薄弱。

古罗马人留下两部伟大的小说，其一是 佩特罗尼乌斯 （Petronius，？—65）的 《萨提尔故事》 （又名《讽世故事》，此书原名Satyricon或Satyrica，直译过来是“关于萨提尔的故事”；或作Saturica，直译过来是“讽刺性的故事”）（《佩特罗尼乌斯集》一册）。这是一部针对浪漫爱情小说的讽刺小说，使用“梅尼坡斯讽刺体”（Menippean satire，前3世纪的犬儒学派作家梅尼坡斯发明的散文和诗歌杂出的讽刺文体，对罗马小说影响甚巨），由一个个片段连缀而成，用第一人称讲述了两位放浪不羁的青年在意大利南部地区与社会底层各类市井之徒交往的经历，类似后世的“流浪汉小说”。全书篇幅宏大，可惜只有一小部分流传于世，其中最为完整的片段题作“特里马尔乔的晚宴”（原书第15卷），叙述被释奴出身的暴发户特里马尔乔家中举办的一次穷奢极侈、大肆炫耀的晚宴，参与晚宴的各色人等及其所做的奇谈怪论，整个片段因作者的生花妙笔而活力四射、栩栩如生。另一部伟大的罗马小说是 阿普列乌斯 （Apuleius，约125—？）的《 变形记 》（又名《金驴记》，《阿普列乌斯集》第一、二册）。这部浪漫小说以传统希腊故事“卢基乌斯变驴记”为原型，该故事的基本线索见于路吉阿诺斯的版本（见下“杂纂类”《路吉阿诺斯集》第八册），但作者对之进行了大幅度的加工和扩展，用第一人称讲述一位名叫卢基乌斯的希腊青年如何在巫术之乡特萨利被变成一头驴子，如何作为驴子经历了一系列的冒险，目睹了各种世态炎凉，最后在伊西丝女神的福佑下变回了人形。叙述者在这个故事线索里又嵌套了许多其他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贯穿第四至第六卷的“丘比特与普绪克”的长篇故事，由一位老妪讲述小爱神丘比特与人间最美丽的女子普绪克（意为“灵魂”）的悲欢离合，不仅情节哀婉动人，而且饶富寓意。

§9.其六“ 书信类 ”。现存最早的古希腊书信源自前6世纪晚期，不过直到前4世纪才开始有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演说家使用书信这一体裁，使之真正具备了文学性。见于更早的史书（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和戏剧（如欧里庇得斯）里的书信，虽然也有很强的文学性，但由于这些书信完全嵌入其所属的文本，还不能看作独立的文学作品。前4世纪发轫的独立的文学性书信，逐步发展出三种类型：其一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用书信的形式来表达和传播自己的思想；其二是假托著名历史人物的口吻创作的托名体书信；其三是以纯虚构人物的口吻创作的拟代体书信。举例而言，归在柏拉图（见“哲学部哲学类”《柏拉图集》第九册）、伊索克拉底（见“演说部演说辞类”《伊索克拉底集》第三册）和德摩斯梯尼（见“演说部演说辞类”《德摩斯梯尼集》第七册）名下的书信中一小部分，很可能属于第一类的真实书信，而其中的大部分显系伪作，当归入第二类的托名体书信。其他古人文集里的书信大率如此，羼杂了真实的和伪托的书信，需耐心甄别。不过，也有基本上乃至完全以第一类书信组成并传世的书信集，例如哲学家伊壁鸠鲁的三封书信（载于《第欧根尼·拉尔修集》第二册《名哲言行录》卷十，见“哲学部哲学类”）、尤利安皇帝的书信集（《尤利安集》第二、三册，见“演说部演说辞类”）或是演说家里巴尼乌斯的书信集（《里巴尼乌斯集》之《自传与书信选》第一、二册，见“演说部演说辞类”）。

最具文学性的当数第三类纯虚构的拟代体书信，这一文类盛行于2至3世纪，存世之作以收入 《拟代体书信三家集》 里的六部书信集为代表。 阿尔基弗荣 （Alciphron，2或3世纪）生活于“第二次智术师运动”时期，留下了123封拟代体书信，分为《渔人书信》《农夫书信》《食客书信》《妓女书信》四集，这些书信用前4世纪雅典各阶层人物的口吻，描摹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情世故。同一时期用希腊文写作的罗马人 埃利安 （Aelian，165/70—230/5）仿效阿尔基弗荣，也作有拟代体书信集《农夫书信》20封，状写前5至前4世纪雅典乡村的风土人情，而 菲罗斯特拉托斯 名下（Philostratus，约190—？）的73封《情爱书信》，虽属修辞术的练习之作，却洋溢着希腊“新喜剧”的精神。

古罗马传世的书信作品当中， 西塞罗 （Cicero，前106—前43）的书信集规模最大，《西塞罗集》第二十二至二十九册 《书信集》 共八册，其中包含西塞罗致其挚友阿提库斯的书信十六卷凡426封，致其亲朋好友的书信十卷凡435封（内含近百封致西塞罗的回信），致其弟昆图斯的书信三卷凡27封，致布鲁图斯两卷凡26封（部分书信的真实性存疑）及其他一些书信残篇。这一大批书信几乎包罗万象，是了解西塞罗的生平、生活年代以及罗马社会生活的重要材料。就性质而言，它们种类繁多，既有涉及公共事务近乎演说辞的正式信函，也有涉及私人事务十分随意的口语化便笺。不过，因为出自西塞罗这位伟大的演说家和文人手笔，这些书信大多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可以归入以上第一类。比西塞罗的书信更有意强调文学性的是 小普林尼 （Pliny the Younger，约61—约112）的十卷 《书信集》 （《小普林尼集》两册），其中前九卷为致友人和同僚的书信，第十卷为小普林尼担任罗马行省比提尼亚总督时与图拉真皇帝之间的往来信函。小普林尼的书信（尤其是前九卷），每封基本上讨论一个主题，精心结撰而成，犹如一篇篇短小的论说文，可见作者是自觉地把书信当作一种文学体裁来进行文学创作。同样，稍早时期的塞涅卡创作了由124封书信组成的《道德书简》（《塞涅卡集》第四至六册），写给一位名叫路基利乌斯的友人，无论路基利乌斯是否实有其人，或者这些书信是否真的寄送到他的手里，重要的是，塞涅卡继承了古希腊人（例如柏拉图和伊壁鸠鲁）的哲学书信传统，将书信体改造成宣扬画廊派伦理学思想的有效工具。此外，“第二次智术师运动”时期著名拉丁演说家 弗隆托 （Fronto，约100—176）的 《书信集》 （《弗隆托集》两册），于19世纪早期被重新发现，其中包含这位演说家与皇室成员的往还书简，而弗隆托最主要的通信者正是他的伟大弟子马可·奥勒留。

除了散文体的书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马人发明并完善了希腊人所没有的一种文学书信体裁，即诗体书信，其中成就最高的作品当数 贺拉斯的《书札集》 两卷（见“各体诗类”《贺拉斯集》第二册，《书札集》第二卷第三首即《诗艺》见下“文论类”），以及奥维德的《拟情书》（又译《女杰书简》）一卷、《哀怨集》五卷和《黑海书简》四卷（见“各体诗类”《奥维德集》第一、六册），尤其是奥维德的《拟情书》，将第三类的拟代体书信从散文转变为高度艺术性的诗歌，极大地增强了此类书信的文学性。

§10.其七 “杂纂类” 。同诗歌作品一样，古希腊罗马散文作品的体裁也相当驳杂，其中用来撰写史书、哲学论著和演说辞的散文当分别归入“史学部”“哲学部”和“演说部”，而文学性的散文，除体裁标志鲜明的“小说”“书信”和“文论”这三类，其余诸体如小品文、杂文、杂记、杂体对话录之属皆归入“杂纂类”。此外，凡从前人著述当中撮抄整理，然后编纂成书的作品，如神话编纂、掌故谈屑、摘录杂抄之属，也悉数归入此类。

传世最早的古希腊小品文集或为 泰奥弗拉斯托斯 （Theophrastus，约前370—前287）的 《品性丛谈》 （又译《人物素描》，《泰奥弗拉斯托斯集》第六册）。该集共30篇，分别状写30种负面性格或人品，例如口是心非、阿谀奉承、废话连篇、鄙俚粗俗等，每篇都能入木三分、得其神似。这些小品文很可能一方面源自作者的伦理学研究，另一方面又与作者对喜剧人物的兴趣有关（据传新喜剧大家米南德为其弟子），而正是这种将德性的哲学探究与恶人（或小人）的喜剧展现结合一体的笔法，令这部作品时至今日依然栩栩如生。

路吉阿诺斯 （Lucian，又译琉善、卢奇安，约115—约180）堪称古希腊最卓越的小品文和杂文作家，他一生著述丰硕，存世共80余篇（其中阑入部分伪作）（《路吉阿诺斯集》八册）。这些作品的主题和体裁多种多样，其中最为独特的是36篇讽刺体对话，包括《诸神对话》《海神对话》《死人对话》和《妓女对话》这四部短篇对话集，以及《宙斯被盘问》《宙斯唱悲剧》《下冥界》（又名《僭主》）、《梦》（又名《公鸡》）、《伊卡洛墨尼坡斯》（又名《云上人》）、《提蒙》（又名《憎人者》）、《卡戎》（又名《观察者们》）、《拍卖学派》《墨尼坡斯》（又名《死人占卜》）、《众神的会议》等单篇对话，这些对话将喜剧和柏拉图对话录融为一体，洋溢着非圣无法、落拓不羁的欢快精神。同样别具一格的是他充满奇思妙想的故事，尤以《真实的故事》（又译《信史》）最著称于世，这部小说带有强烈的奇幻色彩，被誉为“科幻小说”的鼻祖。此外，路吉阿诺斯还作有大量的杂文及演说辞、书信体和传记体作品，仅以杂文为例，其中既有《关于琥珀或天鹅》《苍蝇赞》《关于祭祀》《关于丧事》之类针砭时弊的戏谑笔墨，也有《如何著史》（见下“史学部史评类”）、《回应“你是文字里的普罗米修斯”的说法》和《关于梦中所见》（又名《路吉阿诺斯的生平》）这一类较为严肃的文字。

另一种特殊类型的“杂文”是所谓的“造像描述”（ekphrasis），亦即对某个图像，尤其是某件艺术品进行细致入微的文字描画，令读者产生如在眼前的生动感觉。这原本是演说家展示其精湛的演说技艺的一项本领，后来逐步发展起来而具有很强的文学性，甚至具有艺术批评的思想性。 两位菲罗斯特拉托斯 创作的两组《图像集》便是“造像描述”里的上乘之作。前一位老菲罗斯特拉托斯，一般认为就是“第二智术师时期”那位著名的菲罗斯特拉托斯（Philostratus，约190—卒年不详）（见下“史学部传记类”及“演说部演说辞类”），但也有人说是另一位同名者；后一位可能是前者之孙，通称小菲罗斯特拉托斯。老菲罗斯特拉托斯的 《图像集》 两卷凡65篇，作者称这些文字描述的是那不勒斯附近一家美术馆里所见的绘画；小菲罗斯特拉托斯的 《图像集》 一卷凡17篇，以老菲罗斯特拉托斯的《图像集》为摹仿和竞比的对象，其中10篇的主题取自前者。卡利斯特拉托斯（Callistratus，3世纪或4世纪）的模仿之作 《描绘集》 也属同一类型，该著一卷凡14篇，赞美了各地所见的十四尊著名雕塑及其雕塑者的高超技艺（以上三部作品皆收入《老菲罗斯特拉托斯集》一册）。

同一位著名的菲罗斯特拉托斯（即上述“老菲罗斯特拉托斯”）还创作了一部杂体对话录 《论英雄》 ，讨论荷马史诗里的英雄尤其是普洛特西拉奥斯、帕拉梅德斯和阿基琉斯的崇拜仪式，其中包含不少罕为人知的故事和细节。他的另一部作品 《论竞技》 系古代传世的唯一一篇有关体育竞赛的文章，论及运动员的训练、运动员的理想形体、奥林匹亚竞技赛会及其他竞技赛会的历史演变等，是弥足珍贵的古代体育典籍。

雅典娜乌斯 （Athenaeus，生活于200年前后）的 《哲人燕谈录》 ，就体裁而言，可归入“杂体对话录”，内容上却更接近前人著述的撮抄（《雅典娜乌斯集》八册）。该书卷帙浩繁，是一部嵌套式的巨型对话录，由作者向自己的朋友转述二十余名哲人在某位富裕的藏书家兼艺术赞助者家中聚餐时叙谈的内容，谈话围绕食物展开，但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凡是与宴饮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话题，几乎无所不包，有如一部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书中还提及近1250位古代作家的作品，称引了其中不少篇章，摘录了逾一万行诗句，因此又是一座失传古典文献的宝库。

另一类基于前人著述的作品是神话故事的编纂，这一题材在希腊化时期蔚然成风，但较为完整传世的作品只有 阿波罗多洛斯 （Apollodorus，可能生活于2世纪）所撰 《神话全书》 （又译《希腊神话》等）（《阿波罗多洛斯集》两册）。《神话全书》卷一的前六章讲述了诸神世系，随后以六个凡人家系为贯穿的线索，汇集起古希腊各地形形色色的英雄神话，不加修饰地一一直述，是一部值得信赖的古希腊神话大全。

罗马人 埃利安 （Aelian，165/70—230/5）用希腊语编纂了两部杂记杂抄体著作，分别为十四卷的 《历史杂记》 和十七卷的 《论动物的本性》 （《埃利安集》四册），前者裒集古希腊历史名人的传记、逸闻和名言，以及各地的自然奇观和风俗习惯，内容非常驳杂，但主旨却在于从中得出道德上的教诲；后者转向动物王国，汇录关于动物的事实、传闻和故事，同样偏爱对动物的行为做出寓意性的、道德化的解释。

古罗马有三部“杂纂体”典籍引人注目。生活于提比略时期的修辞学家 瓦莱利乌斯·马克西穆斯 （Valerius Maximus，生卒年份不详）从前人著述当中钞撮整理，编纂成 《名事名言录》 （又译《嘉言懿行录》，《瓦莱利乌斯·马克西穆斯集》两册）。全书共九卷，按主题编排，卷一关于宗教、征兆和预言，卷二关于社会风俗，卷三至卷六关于德行（如刚毅、克制和仁慈），卷七、卷八关于各式各样的主题，如好运、战术、法律诉讼、雄辩等，卷九关于恶行，每个主题都记述历史上的道德范例，分为罗马和外族两个部分。这部杂纂是供演说术教育使用的范例汇编，性质上是一本实用手册，本身缺乏文学性，但却是后世盛行的“典范故事”（exemplum）这一体裁的滥觞。

革利乌斯 （Gellius，约130—约180）的 《阿提卡之夜》 也是从前人著述当中钞撮整理，然后编纂成书的一部读书笔记（《革利乌斯集》三册）。全书共二十卷，每一卷分若干章，此外没有任何结构上的设计，也没有主题上的编排，作者反倒以杂乱无章为宗旨；至于笔记涉及的内容，更是驳杂无比，举凡哲学、历史、演说、法律、文法、校勘、文学评论、掌故逸闻应有尽有。这部书如同雅典娜乌斯的《哲人燕谈录》，被誉为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另外，革利乌斯也和雅典那乌斯一样，笃嗜古代文学，尤其是上古时期的拉丁文学（如普劳图斯时代的喜剧），征引了大量原作片段，因此也是一座失传文学的宝库。

古代晚期的哲学家兼学者 马克罗比乌斯 （Macrobius，生活于5世纪早期）所撰 《农神节》 ，与雅典娜乌斯《哲人燕谈录》的形式相仿，系杂体对话录，记述了罗马农神节期间持续三日的宴会上的谈话（《马克罗比乌斯集》三册）。全书共七卷，第一、二卷为第一日的谈话，话题涉及古代宗教和神话的起源、罗马宗教和政治上的变化以及展示古人诙谐机智的趣闻轶事；第三至七卷为第二和第三日的谈话，其中第三至六卷的话题围绕大诗人维吉尔及其诗作，第七卷的话题关注大脑如何作用于身体，涉及生理和心理等方面的问题。马克罗比乌斯在杂体对话录的形式下加入了大量对前人著述的撮抄，其中也包括革利乌斯的《阿提卡之夜》，但凭借他较高的文学天赋，这些材料更为有机地融入了谈话的主题线索。

§11.其八 “文论类” 。古希腊人对于文学的赏鉴、反思和批评，如同文学本身，始见于荷马史诗，随后经由赫西奥德、抒情诗人、悲剧和喜剧诗人，形成了内在于文学作品的“诗人论诗”传统。随着前6世纪初“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兴起，一种外在于文学作品的“哲学诗论”也开始萌现，到了智术师以及柏拉图那里而蔚为大观。不过，古希腊“诗学”的真正创立者是亚里士多德，他把诗界定为一个明确的研究范畴，即“诗学”（或“诗术”），与“修辞学”（或“修辞术”）并属亚氏所谓的“创制哲学”，共同构成了古代文论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关于“修辞学”，见下“演说部修辞学类”）。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前384—前322）的 《诗学》 用哲学论文的形式对诗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涉及史诗、悲剧和喜剧，可惜仅有主要论述悲剧的第一卷存世，论述喜剧的第二卷（除一些断章）久已亡佚（《亚里士多德集》第二十三册）。《诗学》讨论了诗的性质和本源，各种诗体特别是史诗、悲剧和喜剧的起源和演变，悲剧的界定和六个组成部分以及悲剧与史诗的差别，提出了“摹仿”“剧情结构”“突转”“发现”“净化”“性格刻画”和“整一性”等重要的概念和学说，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亚里士多德《诗学》之后，署名法勒荣的 德米特里乌斯 （Demetrius of Phalerum，前360—前280，但学界公认，作者并非其人，而是另一位生活于前2或前1世纪的同名者）的 《论风格》 是第二部基本上完整保存下来的古希腊文论著作（附于《亚里士多德集》第二十三册）。作者区分了四种完备的风格，即宏伟的、雅致的、朴质的和强健的风格，分析每种风格在主题内容、措辞用语和文句结构方面的差异，并论及对应于这四种完备风格的有缺陷的风格。第三部相对完整保存下来的古希腊文论著作是 朗吉努斯 （Longinus，生活于1世纪）的 《论崇高》 ，该著约有三分之二存世（附于《亚里士多德集》第二十三册）。《论崇高》超越了当时盛行的修辞学传统，突出文学作品承载的思想和表达的情感。作者认为，只有受到高贵庄严的思想和强烈振奋的情感的主导，借助高贵的措辞和相应的文句结构以及特定的修辞格，才能体现出“崇高”的精神，而最能代表文学上崇高精神的是诗人荷马、哲学家柏拉图和演说家德摩斯梯尼这三位。《论崇高》与《论风格》和《诗学》一道，被公认为古希腊文论的三部经典之作。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散见的单篇论文也属于文论的范畴，例如普鲁塔克的《年轻人应当如何学诗》（“哲学部哲学类”《普鲁塔克集》之《道德论丛》第一册）以及哈利卡那索斯的狄奥尼修斯的《论词语的铺排》（“演说部修辞学类”《哈利卡那索斯的狄奥尼修斯集》第九册《论文下》）。

古罗马人对于文学作品的分析和论述以修辞学见长，西塞罗、昆体良和塔西佗是三位经典作家（见“演说部修辞学类”）。至于古罗马的诗论，则基本上内涵于文学作品，特别是讽刺性质的作品，如卢基利乌斯（见“各体诗类”《上古拉丁遗作辑选》第三册）和佩尔西乌斯的讽刺诗（见“各体诗类”《讽刺诗两家集》），以及佩特罗尼乌斯的讽刺小说（见“小说类”《佩特罗尼乌斯集》）。这方面最为重要的诗人是 贺拉斯 ，除《讽刺诗集》（例如第一卷第四首和第十首、第二卷第一首）和《书札集》（例如第一卷第十九首、第二卷第一首和第二首）里的部分诗篇谈及文学发展的历史，维护自己的文学主张，贺拉斯还专门撰写了一首书信体的长篇教谕诗，即《书札集》第二卷里的第三首（以上均见“各体诗类”《贺拉斯集》第二册），这首诗后来被昆体良命名为 《诗艺》 。该诗长达476行，前一部分（第1—294行）主要谈诗的技艺，其中第1—44行讨论诗的内容，第45—294行讨论诗的风格，后一部分（第295—476行）主要谈诗人，尤其是诗人的天才和技艺之间的关系。《诗艺》虽然上承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却并非体系缜密的哲学诗论，而是一位大诗人的经验之谈，被尊为最伟大的罗马文论经典。贺拉斯《诗艺》之外，昆体良《演说家的教育》卷一描述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对于文法教育的作用，卷十列出各种文类当中最优秀的希腊和拉丁作品，也具有一定的文论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对文学作品的赏鉴、分析和批评离不开语言文字上的考证和研究，后者在公元前4至前3世纪的希腊化时期已演变成专门之学，即“语文学”（philology）。古希腊的语文学又于公元前2世纪末传至罗马，催生了罗马人对自己的语言和文学作品的研究，其中“最渊博的罗马人”（语出昆体良） 瓦罗 （Varro，前116—前27）所著 《论拉丁语》 （《瓦罗集》两册）引人瞩目。这是一部系统论述拉丁语言的著作，分别讨论了语言的起源、拉丁语的词源（存世的第五至七卷）、拉丁语的纯正和混杂（存世的第八至十卷）、曲折变化、句法和风格各方面的问题，虽说瓦罗的学术观点瑕瑜互见，但这部作品凭借其自身的文学性，也在罗马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ElRWmQ+D4wEtw2U1j4R9/VjN6IJimXizHSPqL24RmLLfNDHt/1f3t5gH4sbDNux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