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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是个中性的概念，在一国反垄断领域，始终存在被“反”的对象和需要实施垄断的产业主体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的解决建立在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关系统筹协调的基础上。如何协调取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和市场发育状况。一般来说，市场发育不成熟的国家，主要通过竞争政策促进竞争，增强市场的活力；在个别市场发育成熟但可能出现方向性偏差的行业，会实行产业政策进行引导。
通过五年（1991-1995）的大踏步私有化实践，俄罗斯较大范围地实现了私有化，但并没有迅速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反而使经济发展承受了新的市场不足的压力。
私有化法和反垄断法调整的目标与结果存在部分偏离。这源于理论上对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制度关系认识的狭隘。就国有企业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俄主流经济理论认为，国有企业背后隐藏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即国家作为全社会利益的代表地位和作为能够官僚化地使社会服从于自身的独立机构的地位之间的矛盾。国家官僚所有制是通向激进的经济改革和摆脱极权制度的国家富裕之路的绊脚石。
这种将国有企业的地位和功能极端化的观念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将国有制与官僚所有制混为一谈；二是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列为充分条件关系。不可否认，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较为普遍地存在官僚化的问题，这正是国有企业需要改革的原因。但官僚化并非国企的顽症，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改革改变管理方式以消除其弊端。对国有企业认识的偏差，使国有企业的处境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另一个理论认识偏差，是对市场经济本身认识的不全面。根据俄联邦《私有化法》的规定，“国家单一制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私有化是指公民、公司把国家和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投资的资产变为私有……”，“通过国家单一制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私有化来确定俄罗斯联邦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目的在于建立有效的面向社会的市场经济”。转型初期的俄罗斯政策，似乎孤注一掷地认为，大踏步地私有化改革就会自动建成市场经济。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曾指出：一个社会若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必须承认私有制。
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是私有制的存在，但反过来，承认或转变为私有制并不意味着形成了市场经济。除了承认私有制外，市场经济的构成要素还包括竞争要素及其制度齐备：价格、品牌、资源或产品的选择性、劳动力的流动、知识产权创新、企业破产等制度的建立。
俄罗斯经济体制改革是把私有化当作目标而不是手段。以为私有化完成，市场经济便随之建成。这种观念之下，即使私有化目标实现了，因欠缺其他市场要素条件，构建的市场也不可能是有效的市场。
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激变——彻底背离计划经济走向纯粹的市场经济，“纯粹的”市场经济——一种所有的经济决策都由自由市场作出的经济——只是在特定历史阶段（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短期存在，更多的是经济学家的想象而已。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一种重要力量和国家对市场的调节手段。现代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保有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只是国有经济所居的产业范围、份额比例和发展的方向有所不同而已。
于俄罗斯经济转型而言，五年私有化政策的最大成就不在于私有化了多少国有企业，而在于通过正式拉开私有化的大幕，展现了反垄断法之于经济体制转型的工具意义。这种工具性价值在进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得以延续。
俄罗斯经济的改革开放所始终坚持的挖掘内生力量——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路线，企望琢璞成玉，这明显不同于中国的以国内改革为基础辅之以他山之石——吸引外资的方式。形式上，俄罗斯始终坚持竞争政策优于产业政策的市场发展战略。但是，产业政策一直是竞争政策实施的阻碍。此特点的形成，是由其国内的民间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不充分，包括民营企业和外国企业的数量、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总量难以形成竞争力这一特殊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也和开放哪些行业的国有企业以释放竞争潜力的政策导向不明确有关。
新的制度以约束政府资金投入国有企业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为指向，这应该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政策目标会实质性地从产业政策转向竞争政策，关注的内容也会从基础性的产业维持转向高一层面的增加国家竞争力。
俄罗斯反垄断法的修改，频率之高令人咋舌，人们甚至有理由怀疑，这到底是法律还是政策。其实反垄断法本身既是法律，也是政策。反垄断法的频繁修改有市场环境不断变化的客观理由，也是创制反垄断法本土特色的主观愿望的体现。现今，俄罗斯反垄断法已经形成了两种修订模式。一种是就个别事项的小修小改，这几乎每年均会出现，有时不止一次；一种是由反垄断机构提供系统性的大修大补草案，以“反垄断法包”——一揽子计划的方式，提交国家杜马，通过后成为法律。
俄罗斯反垄断法在“大修”方式和法律文本的格式上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
第一，采用一揽子修法的大修方式。为了促进竞争，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开发了一种修法的新方式——“一揽子计划”。通常，联邦反垄断局在总结执法经验的基础上，汇总相关意见，提出改进反垄断立法的相关建议，并提交给俄罗斯联邦政府，由联邦政府提交国家杜马审议，经批准后完成相关内容的法律修订。
这个过程之新，在于它是一种反垄断机构主导的高效的立法方式。由反垄断机构提出修法草案，用大约一年的时间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并吸纳合理建议补充完善草案，然后提交国家杜马通过。这个过程既是征求意见的过程，也是法制宣传的过程。它有利于提升修订后法律的实施效率。
一揽子修法计划还存在鲜明的体例之新，就是将通常的法律修改和反垄断法相关指南融合到一起。其中，规范性文件的内容直接纳入法律文本，成为新修订的法律的内容，具有指南性质的部分仍留在“修法包”里。总体上，它是作为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呈现的。这意味着，在具体的案件中，法院可以援引该“修法包”的内容作为案件认定的法律渊源。
综上，俄罗斯反垄断法形成独具特色的修订方式，也形成了俄罗斯反垄断法的内容上的本土特色。
第二，技术上由结构主义向行为主义转变。
每一种经济政策都离不开其所处的经济环境并服务于经济发展目的，不同导向的竞争机制的市场弊害不同，对政府职能要求亦不同。将上述问题单纯看做法律问题，并理解为制定反垄断法即可解决；或单纯看做经济问题，通过市场去慢慢解决，都是错误的。
反垄断法中，垄断控制制度的基本模式有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谢尔曼法》被认为是结构控制模式的先驱。《谢尔曼法》和其他反托拉斯法规定了三项对垄断组织的处理措施，就是说，经过反托拉斯诉讼，一个垄断组织的最终命运将是如下三种之一：“解散、分离或放弃”。结构主义的不利因素有二：其一是这种方法适用不当会损害规模经济，甚至伤害企业的经营权；其二是被拆解后的企业竞争力会减弱，尤其是和外国企业相比，被缩小的企业会表现出竞争力不足。
行为主义控制是不改变经营者的主体规模，对竞争者的行为设立一套约束性的规则。不论企业规模的大小，只要企业的市场行为对其他企业的市场行为产生危险，政府就出面干预。
2006年之前的俄罗斯反垄断法结构主义控制重于行为主义，目的是为配合私有化改革，拆散大型竞争性国有企业。近年来，尤其是“维也纳时期”，反垄断法的执法措施明显偏向于行为主义。随着用竞争政策来打破传统的产业结构这一阶段性目标的完成，反垄断法需要重新上路。
不同社会制度的社会生产体制和同一社会不同时期的社会生产体制是不同的。一般而言，在社会政治制度既定的前提下，企业的生产体制由经济环境决定。决定生产体制的经济环境的内容主要包括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竞争环境等。由于生产体制是企业在对外部经济环境——需求、竞争环境等被动接受基础上对内部环境——生产要素、企业战略等的整合所作出的适应性的反应，反应的积极性、适应性不同便决定了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强弱，由此，不同生产体制需要不同的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
就中国而言，国内市场发育的程度和开放的程度高于俄罗斯。同时，国内市场的任务和国际市场的任务也不一致。这需要竞争法发挥不同的职能。就国内市场而言，须进一步强化竞争政策的指导作用。我国经过多年的市场培育，竞争手段正在取代行政手段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形式，原有的依靠国家保护的行业或部门已经在竞争中打破了产业垄断，呈现多元主体同场竞技的态势。但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主体间的可竞争性，即市场的交叉点还需要进一步扩大。虽然近年来国有企业的混合制改革在努力推进，但混改的目标及效果需要进一步明晰，尤其是是否扩大了民营主体的生产经营领域，进而形成与国有企业间相互竞争的局面，这恐怕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就国际市场而言，目前我国企业数量多而规模普遍较小，进行结构性限制不利于发展规模经济。壮大经济规模比限制经济规模更符合我国现实市场条件。需要同时从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着手，提升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抑制的对象是阻碍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提升的情形。应当将提高国家竞争力确立为产业政策的核心目标。
第三，俄罗斯反垄断法建立了稳定的制度框架。2006年修订后俄罗斯反垄断法确定了自身的稳定框架，之后的修改基本不打破原有的结构。它像海绵一样，及时吐故纳新。例如，2015年关于垂直垄断协议的详细规定，没有打破其原本从属于第11条的框架，只是在内部扩大了内容，增加为第11.1条。故不论多少次修订，改变的只是内部结构，反垄断法的外观基本不变。
这种结构和内容的协调关系，有利于人们总体上把握该法的框架，并重点关注变动的内容。再如，第四个“反垄断法包”详细规定了不公平竞争的内容，取代了原有的第14条规定，修订后的章节包括八个条款（14.1-14.8），规定不同类型的不正当竞争，主要涉及的是虚假陈述、歪曲事实；滥用和获取知识产权；失实的比较；商品混淆；非法获取、使用和披露构成商业秘密的信息或法律保护的其他信息。同时确定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是开放的。这种结构可以突出反垄断法的修改问题点，并保证反垄断法在总体上“动”而不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