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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理解的中华美学精神，在当代传承中必然会显示出自身的特定意义。对此，不妨仍然从中华美学精神的上述四层含义来理解。
首先，在中国艺术的兴味蕴藉性层面，可见出中华美学精神在中国艺术作品的审美上的独特性。这一点正是当今中国艺术区别于外国艺术的独特印记。对当代中国的许多观众来说，艺术品可以不分中外，无论古今，只要感觉好就行。此时，“好莱坞”或“宝莱坞”、“韩流”或“日系”、中国剧或美剧，只要观众自己认为合适就可以。尽管如此，挑剔的中国公众到头来还是有一种几乎一致的爱好：那些在一度鉴赏后还有二度回味或悠长余兴品质的艺术作品，才是真正的好作品。影片《集结号》（2007年）之所以能吸引各类观众前往观赏，其成功之处就在于创作者将九连连长谷子地先是率领47名战士在汶河战场上舍生忘死地战斗，后又为这些牺牲的战友四处讨要公道的曲折故事，讲述得惊心动魄、荡气回肠，令人叫绝地烘托出中国式侠义精神的深厚意味及其当代意义。这种依托于古典情义传统的兄弟情及其执着的信义之旅，其意蕴是如此深厚而绵长，以至于观众在观赏中拓展出种种不同的意涵。各类观众都可以把自己的个体体验尽情投射其中：普通观众可借机宣泄由日常生活的不平或挫折而生的怨气及对侠义英雄的崇拜和喜爱，知识分子可从中品味精英人物的自由思想精神，政府管理者可从中找到当今社会需要的集体主义意识和英雄主义气概……而这种种不同的兴味却可以同时蕴蓄在谷子地形象及影片文本结构整体之中，而不致被视为外加的，恰是由于创作人员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就预留了可供兴味蕴藉挥洒的开阔的美学空间。
其次，在中国各门艺术相通共契性层面，可显示中华美学精神在贯通不同艺术门类时的内在的同一性的而非外在的强制性。与英美等国艺术突出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差异性不同（尽管其当代美术在此方面已有所改观），中国人历来相信不同艺术门类之间本来就是相通的或同一的。这一点在国画或水墨画领域早已不证自明。困难的是油画等来自西方的艺术种类如何与中国的艺术种类相融合，不过，现代及当代的中国艺术家们也已经向人们展示了油画与诗歌之间的内在相通性。当代中国观众之所以喜爱油画《父亲》（罗中立，1980年），恰是由于这幅作品表现的“父亲”形象蕴藉着数量巨大的中国观众有关“父亲”的诗意体验，他们内心深处难以说清的但又确实高度共通的情感：
父亲，我的父亲！
是谁把这支圆珠笔
强夹在你的左耳轮？！
难道这就象征富裕？
难道这就象征文明？
难道这就象征进步？
难道这就象征革命？
父亲！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
整个的展览大厅，
全体的男女人群，
都在默默地呼喊：
快扔掉它！扔掉那廉价的装饰品！
观众不禁大声呼唤：
父亲！我的父亲！
你浇灌了多少个好年景！
可惜了！可惜了你背后一片黄金！
快车转身去吧，快！快！
黄金理当属于你！你是主人！
主人！明白吗？主人！
父亲啊，我的父亲！
我在为你祈祷，为你祈祷，
再也不能变幻莫测了，
我的老天！我的天上的风云！
实际上，对于刚从“文革”劫难中艰难跋涉而来的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干部等各类观众，这个“父亲”形象都能让他们从中观照到自己生活中的社会现实，从而赋予这幅视觉作品以绵绵不绝的诗兴。在这里，画家与诗人之间、艺术家与公众之间、公众与公众之间，在共同的艺术品的感发下，跨越不同艺术门类的界限而内在地“相通共契”。
再次，在中华文化心灵的艺术性层面，可解释中华美学精神在当代世界多元文化交流及竞争中的地位。与西方艺术在科技精神领域更为发达（并不意味着说其没有艺术精神）相比，中国艺术精神或中华美学精神确实更加凸显，这集中表现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灵本来就是艺术的，具有艺术性。宗白华曾经推崇“晋人的美”，认为其代表着中国“艺术心灵”。这是由于他认为，晋人本身就具有一种“艺术心灵”，无须去学习艺术而本身就具备了艺术品格。正是这种“艺术心灵”的作用，“中国伟大的山水画的意境，已包具于晋人对自然美的发现中了”
。其中突出的是对书法中的草书的美学创造：“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又如庖丁之中肯綮，神行于虚。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
在这一点上，当代中国人需要重建自己的文化自信或艺术自信，重新锤炼自己的“艺术心灵”。
最后，在全球华人的文化公共性层面，可阐明中华美学精神在全球文化身份上的代表性——展示华人世界在文化上的高度认同。生活在中国的各民族和分布在全球各国（地）的华人尽管存在种种差异，但都可以在汉语（或汉字）及中国艺术领域找到合适的公共性平台。徐冰版画装置作品《析世鉴》（1988年）正是利用了汉语去吸引当代公众对文化身份的关切，但又立即阻止了这种关切的顺利进展，也就是阻断了“期待视野”的正向推进。该作品由貌似汉字而实非汉字的上千个方块字符组成，在技术上精雕细刻、以假乱真，在规模上足以震撼观众的视觉和心灵，呈现出谁也读不懂但又急切想读懂甚至装懂的“天书”面貌。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观众持续诠释的逐层累积，加之处于当代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中的中国文化身份问题日渐凸显，这部“天书”逐渐地被公认为一部蕴藉着丰富、深厚的意涵的中国当代美术“经典”。它似乎告诉人们，汉语（汉字）在当代世界多元文化艺术的竞争中虽然遭遇困境，一再变得陌生化，但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可以凝聚全球华人的关怀，成为其文化身份的同一性的公共话语或共通媒介。
重要的不只是重新认识中华美学精神的当代意义，不包括让中华美学精神在当代中国艺术中传承和延续开来，成为处于全球多元文化艺术竞争格局中的当代中国艺术的活的灵魂。全球多元文化艺术竞争并非仅仅发生在国际舞台，也实实在在地爆发在国内舞台上：怎样的中国艺术品作能在同“好莱坞”“韩流”等制造的作品的票房肉搏战或收视大战中坚挺下来，获得受众的青睐？问题就提出来了。